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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心理衛生的主要觀念
作者⊙戴安．梅爾斯(Diane Myers, R.N. , M.S.N) 譯者⊙ 陳錦宏等
此章主題是要提供了解災難發生時期和平時的心理衛生服務的差異所在，針對其關鍵性的觀念做概要的描述。這些知識是透過研究，以及那些提供災難心理衛生復原服務的管理階層及實務工作者的第一手經驗而來的。
●導讀
在災難的巨大沖擊下非常容易流傳迷思，人云亦云的迷思反而阻礙了幫助。助人者若不能厘清迷思，輕者則浪費寶貴人力，重者反而惡化創傷。一些常見的迷思如下：
1.為調查而調查：在災區常見到人力過剩而非不足，許多心理衛生專業更是本末倒置，只求把握機會做調查然後發表，因此才會有報載災民哭訴他已被調查七次的荒謬事情。因此如何好好規劃，搭配服務來評估，讓資料匯整，才能好好服務災民，而非擾民。
2.不敢接觸：誤以為災民很難接觸，有許多心理衛生專業就卻步了。其實災民大部分的表現都是人類在高壓情境下的正常反應，我們更應該要傳遞這種正常化的概念給災民；其次，災民對他人主動的關心與關懷都有良好的反應，不用擔心。
3.專業僚氣：心理衛生專業誤以為只要像平時一樣在災區設診療站等著，受創的災民就會絡繹不絕求助。其實求助的歷程是歸因的結果，因此除了要推動災民求助的歸因，往往還要靠主動出擊才能打破受難者意識的藩籬。
4.專業霸道：心理衛生專業對所謂的心理創傷、哀傷一知半解，誤以為所有災民都應該像教科書上的描述一樣應該照其步驟做，無形中反而給災民很大壓力。最好多用耳朵、眼睛好好傾聽觀察，并且尊重個別化的差異，以傾聽、同理來陪伴。
5.代替做：危機諮商重點在於以傾聽、同理心，使災民接受真實，愿意多運用資源，進而采取行動。因此，絕不需要替他做，需要的是耐心。
6.無敵鐵金剛：許多助人者（消防、阿兵哥、心理衛生專業），其實都可能受到沖擊而不自知，甚至誤以為自己不應該或不需要成為受助者。因此，也需對助人者提供心理支持，才是完備且有效的災難心理衛生。
本章基於研究和第一手資料，扼要的提出一些主要觀念。先有了正確的觀念，更能體會災難心理衛生不但強調科學與實務的精神，同時還需要用「心」來關懷的特質。
●災難心理衛生的關鍵觀念
1.每一個看到災難的人均會受影響。
2.災難創傷有兩種類型。
3.許多人在災難中及災難後會聚集在一起救援，但效果常打折扣。
4.災難後的壓力及哀慟反應是在非常狀況下的正常反應。
5.許多幸存者的情緒反應來自災難所產生的生活問題。
6.災難後的救助曾被稱作「二度災難」。
7.大部分的人在災難後不認為自己需要心理衛生的服務，也不會去尋求此方面的協助。
8.幸存者可能會拒絕各種方式的協助。
9.災難心理衛生的協助偏向「實際」，而非「心理」層面。
10.需依據所服務的社區特別規劃災難心理衛生方案。
11.心理衛生工作人員為了順利地介入災難事件的處理，必須擱置傳統方法，避免使用心理衛生的標簽方式，應采取積極主動的接觸方式，以期成功地進行介入。
12.幸存者對他人主動的關心與關懷都有良好的反應。
13.介入方式必須適合災難的不同階段。
14.支持系統對復原來說非常重要。
●每一個看到災難的人均會受影響
不論任何一場災難，失落及創傷都會直接影響許多人。此外，即使只身為受災社區的一份子，情緒上也會受到沖擊，因為他們也是受影響社區的一部分。
Myers（Hartsough ＆ Myers, 1985）就描述了災難所引起對人及社會廣大的影響：
災難是令人敬畏的事件。單單看到那種廣大的破壞性及可怕的景象，就會引起許多深刻的感覺。常常，那些受災難侵襲的社區居民即使非受難者，也會經驗哀慟、憂傷、焦慮、憤怒等負面感受……這種強烈的反應困惑著他們，畢竟他們似乎并沒有什么損失；當他們被告知這些是正常反應以後，會感到輕松及安心；每一個看到災難的人，就某種程度而言，都是受難者。（Hartsough ＆ Myers, 1985）
人們透過傳播媒體大量報導而經驗的「第二手」災難，整個人的情緒也會受到影響。這包括了許多幼小的兒童，父母親們可能都弄不清楚孩子到底聽了或看了多少災難事件。本質上，心理衛生工作者是要教育整個人口，包括常見的災難壓力反應、如何因應壓力源及可利用的資源為何（Myers, 1991）。因此，關於災難的影響、自助式的處理方法，及從哪里可以尋獲更多幫助的資訊，心理衛生教育都必須提供給整個社區。
●災難創傷有兩種類型
社會學家Kai Erikson對一九七二年美國西維吉尼亞州Buffalo Creek地區大洪水的研究中，描述了兩種在大部分的災難中會共同及接連出現的創傷類型（1976），災難心理衛生單位必須考慮到這兩種創傷以便評估社區的各方面需求：
個體創傷（Individual trauma）被定義為：「一種精神上的打擊，帶著殘忍野蠻的力量突然打破一個人的防衛，因此人們無法有效地面對它。」
集體創傷（Collective trauma）則是：「一種對於社會生活基本網絡的打擊，破壞了人們彼此維系的連結，并且使社區的共同體感覺受到破壞。」
「個體創傷」會表現在幸存者所感受到的壓力反應及哀傷反應。Bolin及Bolton（1986）則強調「集體創傷」切斷了幸存者彼此間以及與受災當地的社會連結，這種連結本來可以在壓力時提供重要的心理支持。災難幾乎破壞了日常生活所有的活動以及其間的連結，人們可能需要住在臨時住所、遠離家園及原有的支持系統，例如教會、醫院、托兒所及休閑場所。因為交通設施的癱瘓、失去器具，或因為壓力而無法專心，也會造成工作中斷或失業。對小孩而言則可能因為搬家失去朋友及學校的關系。疲憊以及易怒容易增加家庭沖突而損及家人間的關系與聯系。
擅長處理「個別」問題的災難心理衛生工作人員通常較不容易注意到「集體創傷」。即使如此，確認和指出集體創傷是災難心理衛生方案中所必須的。我們會發現，如果周遭的環境仍然支離破碎而支持性的社會系統也不存在時，個體的創傷便很難癒合（Erikson, 1976）。因此，心理衛生的入，包括主動接觸、支持性的團體、及社區組織等，尋求重新建立個人與團體之間的聯系，便顯得十分重要。
許多人會在災難中及災難後聚集在一起救援，但效果常打折扣有許多壓力源會影響幸存者。在早期的「英雄期」及「蜜月期」階段，人們經常會有許多全力以赴、樂觀性及利他性的表現。然而，經常有很多的行動是低效率的。當失落的影響及意義變得越來越真實，憂傷的反應就越來越強烈。當疲憊來臨、挫折及幻滅累積，更多的壓力癥狀可能開始出現（Farberow ＆Frederick, 1978），造成認知功能的降低（短期記憶力喪失、混亂、無法決定優先順序及下決定等等）這將降低幸存者做重要決定以及對復原采取必要措施的能力。
災難後的壓力及哀慟反應是在非常狀況下的正常反應大部分的災難幸存者原本都是正常人，可以在日常生活的壓力及責任下執行適當的功能。然而，承受重大災難的壓力之後，大部分的人都會有一些情緒或心理耗竭的徵候（Farberow ＆Frederick, 1978）。這些反應包括創傷後壓力反應及哀慟反應，這是一種在異常或非常態狀況下可能出現的正常情況，幸存者、社區居民及救災者都可能會經歷到。這些反應經常是短暫的，不是嚴重的心理困擾或心理疾病。創傷後壓力疾患或病態哀慟反應會在災難後蔓延的迷思，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Green，Wilson及Lindy（1985）強調，創傷後壓力過程是一種動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幸存者嘗試將創傷經驗整合到自體架構中。這種過程是自然而合宜的，不該被貼上病態的標簽（比如說是一種病），除非它持續太久、停滯，超過了可以忍受的范圍，或者明顯影響了日常的功能。
同樣的，Myers，Zunin＆Zunin（1990）指出，哀傷反應是一種從災難中復原的正常過程。人們不只失去所愛的人、家園及財產，希望、夢想和人生觀也受到打擊。Zunin & Zunin（1991）強調這種對失落的哀慟反應是平常而非病態（指需要接受治療或諮商）的，除非這種哀慟太過強烈、持續太久或壓抑了正常的哀慟。
壓力的減輕、傾訴經驗的能力以及時間的過往經常能讓人重建平衡狀態。傳播媒體對於正常反應、如何處理這些反應、以及即早對於有問題的癥狀加強宣導，可以加速復原及避免長期問題的產生。（Hartsough ＆ Myers, 1985）
●許多幸存者的情緒反應來自災難所造成的生活問題
由於災難破壞了日常生活的許多層面，許多幸存者的問題是立即而實際的（Farberow ＆Frederick, 1978）。人們可能需要協助尋找失蹤的親人、尋覓暫時的住所、衣服及食物；找到交通工具；申請經濟補助、失業保險、確認災民身份、減稅；醫療服務、補充眼鏡及藥物；房屋拆除、挖掘以及清理等事情。
●災難後的救助曾被稱作「二度災難」
獲得臨時住所、取回財產、得到重建許可、申請政府補助、尋求保險理賠、以及從公家或私人單位取得協助的種種過程，經常需要一些規定繁瑣的手續，而引發許多爭論、拖延、失望。人們必須和官僚體系打交道以得到在別的地方得不到的協助。然而，在災難後災民情緒仍余波蕩漾之際，這些提供幫助的官僚作風，通常不太盡人情（Bolin, 1982）。Munnichs（1977）曾提出：「官僚作風意味著在社會關系中的不盡人情、墨守成規、威權、僵化的規則及手續…。」因災難而造成的景況通常會癱瘓整個官僚體系，即使專為災難而成立的處理機構也一樣，這些都讓整件事變得更復雜（Bolin, 1982）。每個家庭都常常被迫要去應付這些非人性、無效、荒謬的機構。
很多人無法適時地從這些機構得到合法的津貼。對那些在災難發生前很勝任很有效率的人而言，他們突然歷經嚴重侵蝕自尊以及自信的事件，因而有無助感和憤怒是很平常的（Farberow ＆Frederick, 1978）。在處理上，心理衛生人員可透過讓他們了解「二度災難」是一種普遍現象，來幫助他們。他們可使幸存者確信大部分的人面對此官僚系統都有困難。僅僅聽到「二度災難」這個名詞通常就可以帶給幸存者減輕痛苦的感覺，經常有些人甚至會心而笑。
此外，心理衛生人員可能必須協助這些人找到宣泄憤怒及挫折的建設性管道，其中包含不要把這些心情轉移至錯誤的地方（比如家庭），也不要「咒罵」那些想要幫忙他們的團體而破壞了自己的努力（Project COPE, 1983）。心理衛生人員可藉由提供這些特定團體的工作內容資訊來協助受難者。幸存者的支持團體在這個部分通常很有助益，成員彼此間可提供如何應付官僚問題的具體提醒與建議。
此外，心理衛生人員可提供災難救助單位諮詢與訓練。諮詢的目的在於影響政策，讓其能最大量回應災難幸存者的需求，這些諮詢可以以個案為中心（case-centered），去尋求個別個案的利益；也可以以議題為中心（issue-centered），尋求裨益一群個案或整體居民（Myers, 1990）。
大部分的人在災難後不認為自己需要心理衛生的服務，也不會去尋求此方面的協助許多人把接受「心理衛生」服務和「發瘋」劃上等號。所以提供心理衛生協助對幸存者而言，似乎是在災難上增添侮辱：「我先是失去了所有的東西，現在你又說我心理不正常」。此外，大部分的災難幸存者常苦於要花很多時間去恢復正常生活中的具體事物，在這種現實壓力之下諮商或支持團體會較難發揮功能，因此工作人員可在協助具體事務的同時提供心理衛生協助，這會非常有效。比如，心理衛生人員可與幸存者一起清理殘局，同時運用有技巧、不突兀的會談技術去幫助幸存者厘清他們的需求及事情的優先順序。
●幸存者可能會拒絕各種方式的協助
人們可能忙於清理及應付一些現實的要求，而忘記尋找可提供協助的資源。剛開始的時候，人們可能會慶幸還活著，但經常低估了經濟上的沖擊及損失的真正意義，同時高估了可運用的經濟支援。損失的真正影響常要好幾個月，有時甚至要好幾年後才會變得明顯。
在災難後的早期，英雄主義、利他主義以及樂觀態度會讓人覺得「其他人比我還慘」。對大部分的人來說，都有一種強烈的需求，希望能自立自濟、掌控一切。有些人把政府的救援方案當作是一種「福利」；而有些人認為，特別是那些從戰亂或被壓迫的地方逃出來的移民者，政府是不可信任的。自尊對某些人是很重要的部分，他們可能對於需要被幫助而感到羞恥，或者不希望被「外人」所幫助（Farberow ＆Frederick, 1978）。對這些問題的細心及敏感度是相當重要。
●災難心理衛生的協助偏向「實際」而非「心理」層面
大部分的幸存者都是被極大壓力所暫時干擾的人，在正常環境下自我的功能是能正常運作的，許多心理衛生工作剛開始的時候都是給予一些具體的協助（Farberow ＆Frederick, 1978）。心理衛生人員可以在問題解決以及做決定方面予以協助。他們可以幫助幸存者確認特定的關心、安排事情的優先順序、尋求各種可能的方法、尋求支援、擬定行動計畫（American Red Cross, 1982）。心理衛生人員必須熟知對幸存者有用的資源，包括當地機構，以及為了救災而成立的資源；他們也可以直接處理一些問題，包括提供資訊、填表格、清理工作、安排醫療或兒童照護、尋找運輸工具等，亦可幫忙轉介特殊的資源，比如貸款、居住、工作及許可證等協助。
少部分的人可能會經驗到較嚴重的心理反應，比如嚴重的憂郁、方向感混亂、無動機，或以前的心理問題惡化。這些狀況需要轉介作比較密集的心理諮商。災難心理衛生人員的角色不對被嚴重干擾的人提供直接的治療，而是了解他們的需求并且協助他們找到適合的治療資源（Farberow ＆Frederick, 1978）。
●需依據所服務的社區特別規劃災難心理衛生方案
當規劃心理衛生方案時，應該考慮受災難影響社區的人口分布及特色（Myers, 1991）。城市、郊區及鄉村各有不同的需求、資源、傳統以及施與受的價值觀，因此計畫必須考慮到社區的族群及文化特質，而提供的服務必須符合當地的文化及使用語言。災難復原服務若能與當地原有的、被信任的機構整合，將能得到最好的接納及運用。此外，若能整合當地社區、各個族群和文化團體的在地工作人員進入服務運作系統，這將是最有效的計畫。
心理衛生工作人員為了順利地介入災難事件的處理，必須擱置傳統方法、避免使用心理衛生的標簽方式，應采取積極主動的接觸方式，以期成功地進行介入傳統的以辦公室為主的服務方式在災後效果并不大，很少人會去標有「心理衛生」的辦公室尋求協助。必須改為提供包含情緒問題的「全人服務」（human services），基本上不要用到隱含情緒問題的字眼，比方說諮商、治療、精神醫學、心理官能癥或精神病等字眼（Farberow ＆Frederick, 1978）。心理衛生工作人員可視自己為全人服務工作者、危機諮詢者，或使用其他不會影射求助者是病態的用語。工作人員如果把他們的服務說成是「協助」、「支持」或「談話」，會比「心理衛生諮商員」來得親切。
心理衛生工作人員需要采取積極主動的接觸方式，必須直接去幸存者日常生活的地方。這些地方包括受影響的鄰近區域、學校、收容所、災難援助申請中心（Disaster Application Centers, 簡稱DACs）、供餐地點、醫院、教堂、社區活動中心等等。
●幸存者對他人主動的關心與關懷都有良好的反應
幸存者接觸到溫暖及真誠的關心時，通常會很渴望談自己遭遇到的事。心理衛生工作人員不要因為害怕干擾或擔心侵犯幸存者的隱私，而不和他們談論這些經驗。
介入方式必須適合災難的不同階段
對災難心理衛生工作人員而言，了解災後的各種階段，以及人們在各階段的心理與情緒反應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說，當幸存者用驚愕麻木或否認的方式保護自己免於遭受太過強烈情緒時，去深究他的感覺將會導致反效果。一旦幸存者開始運用內、外在的因應資源時，他們較能處理此環境下自己的感受。在「英雄期」及「蜜月期」時，那些沒有親人去世的人可能充滿了幸福、利他、樂觀而非悲傷的感覺。在「清理期」，人們會探究及討論有關災難的事實，試圖將事實拼湊起來以了解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此時，他們會花多一點的時間來討論自己的想法與感覺。在「幻想破滅期」，人們較會表達挫折及憤怒的感受，這時便不適合問是否能從發生在他們身上的經驗中發現「正向」的事。
大部分的人希望，甚至渴望去談他們在災難中的經驗。然而，尊重他們有時候什么都不想談也是很重要的。和身處危機的人談話并不意味一定要談論危機（Zunin＆Zunin, 1991）。人們在處理痛苦及悲傷時常需慢慢「調整劑量」，而一段正常、暫時喘息的時間也是很重要的。談論日常的事而且能在幽默之處笑出來，對痊癒會有很大的幫助。如果你有所懷疑，可以直接問他現在的心情是否適合談談。
支持系統對復原來說非常重要
對個人而言，最重要的支持系統是家庭。工作者應盡量讓家人在一起（比如收容所或暫時居住的地方）。家庭成員必須盡可能參與每個人的復原工作。
災難造成的遷移以及災後密集的復原工作，會破壞幸存者和原有支持系統之間的關系，鼓勵他們花時間和家人或朋友相聚是很重要的。除了重建硬體設施之外，強調重建人際關系也是個有幫助的類推。
對於那些支持系統有限的人，災難支持團體可能會有幫助。Scanlon-Schlipp及Levesque（1981）指出，支持團體可以防止孤立。對於有相似經歷的人而言，能感覺真正彼此了解。團體可以幫助對抗獨異或病態的迷思。人們可以透過別人的反應，知道自己并不孤單或奇怪因而感到放心。這種團體不只提供情緒上的支持，幸存者還可以彼此分享一些實際資訊及復原的秘方。除了分享經驗的情緒宣泄之外，他們也可以透過去認同正在復原的人而覺得自己仍然有希望。心理衛生工作人員可以參與組織或促進這類自助團體的組成。
此外，心理衛生工作人員可以參與社區組織的活動。社區組織讓成員團結在一起去處理切身的實際事務。這些議題包括災難重建時的社會政策，或鄰近區域的防災準備。這個過程能不只幫助幸存者在災難復原過程處理實際事務，也使他們重獲控制感、勝任感、自信心以及效能感。最重要的可能在於重建被災難所破壞的社會連結以及支持網路。
結語
上述觀念指出一些災難與平時心理衛生方案間的差異。心理衛生工作管理階層人及實務者可以發現，這些觀念對於計劃及執行一個成功的災難心理衛生復原方案是不可或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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