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現代主義與社會理論

本文論述了后現代主義社會理論家及其批評者之間的種種觀點。他們的爭論，是西方社會對當今科學的意義及社會作用的更廣泛的討論的組成部分。從本質上說，這是關于科學的意義及作為學者的志業的論辯。

后現代的挑戰

社會科學家對自己的身份和社會角色，從未擁有安定的奢侈感。因為他們原先所接受的社會科學的意涵受到了質疑。有關社會科學的認識論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地位的爭論一直沒有中斷過。社會科學究竟是否是科學？抑或它們只是人文學科的一部分？社會科學在概念的形成和解釋上，是否有別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是否必然帶有意識形態的性質？或者它的道德、政治特性僅僅意味著它乳臭未干？這些問題引起人們對社會科學的知識合法性和體制合法性的認真關注。

60～70年代是社會科學意涵之爭的重要時期。社會科學中占主導地位的實證主義遭到人們的紛紛批評。一系列的哲學運動，最突出的是詮釋學、日常語言哲學、后經驗主義科學哲學和后結構主義，一齊對占主導地位的實證主義正統思想進行了抨擊。贊成這些主張的批評者認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涉及對經驗實在的解釋和整理；哲學的、審美的和道德的思考在所有經驗探究中都起著作用；而且在抵御經驗論證時，科學與文學的解釋是相像的。盡管這些批評者在某些基本觀點上是一致的，但在其他一些同樣至關重要的問題上卻不盡相同。例如，具有詮釋學傾向的社會科學家對后經驗主義者的概括性分析說明，采取了一種更偏重語境和描述的研究路徑。

從實證主義及其批評者這些能言善辯者中間，產生了一種論爭焦點的移轉。一方面，當前的爭論集中于社會科學中詮釋學的、后經驗主義的和批判－規范的諸范式之相對的優劣短長。換言之，雖然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模式在這些理論爭論中遭到了拒斥，但科學的認識論特權仍然未受到挑戰。因而，社會科學家提出以詮釋學、后實證主義、或者批判理論作為社會科學的替代基礎。另一方面，針對實證主義的種種批評，尤其是后結構主義等的批評，向實證主義及其批評者的科學主義提出了挑戰。不少人開始強調任何一項研究的社會、歷史嵌入性，它的基本的道德和政治性質，以及試圖提供一種統一的社會科學范式之種種努力的必遭失敗，而且也的確不合人意。由此，產生了一種新的劃分：一方面是堅持獲得可靠的分析基礎之可能性和合意性的社會科學家，即“現代主義者”，另一方面是這種構想的批評者。在社會科學中，后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試圖為社會科學奠定基礎，并使其一體化的做法展開了批評。在其對現代主義社會科學的批評中，后現代主義者重新思考了科學知識、權力和社會之間的關系，以及科學、批評和敘事之間的關系。

啟蒙思想家和現代主義者對科學知識與社會進步的追求盡管啟蒙思想家對形而上學和宗教作了批判，但他們從未放棄如下的觀念：即真正的知識必然是普遍的，以某種元話語為基礎。由此，作為真理之中介的科學取代了神學教義。最初在研究自然的脈絡中發展起來的科學范式，擴展到了人文和社會領域。至18世紀末，建立一門社會科學的提議如雨后春筍般激增。

從社會科學的創立期直到古典期，現代主義設計的大旗一直未倒。古典大師——孔德、馬克思、迪爾凱姆、斯賓塞、韋伯、帕雷托、斯莫爾，或者沃德——認可并實際上傳播了科學在認識論上的特權地位，科學在發現普遍原理基礎上對知識統一性的追求，以及科學的實際效用。例如，雖然孔德與馬克思對社會科學的概念框架和解釋原理是相左的，但他們都將自己力求科學的做法與前輩以及同代對手的前科學的、或者純粹是“意識形態”的立場作了區別。而且，這兩位古典大師都認為，科學有助于社會的進步。孔德期望，他的“實證哲學”和“實證政治”會成為法國大革命后社會重建的指南。馬克思則認為，通過將工人階級轉變為一種革命的政治動因，從而成為一種物質力量，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將有助于人類的解放。

然而，在某一方面，古典大師偏離了其先驅。前者將社會科學置于哲學元話語的基礎上，后者則日益指望社會理論能夠提供革命的依據。我們可以發現在19世紀作為一種基礎話語的社會理論概念已初露端倪。它的目標是確立社會科學的基本前提、概念和問題；提供裁決經驗和理論之爭的標準；以及闡明一種統括性的概念框架，以便把各種研究統一起來。

在20世紀，社會科學經歷了一個體制化和文化合法性的過程。這一過程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塑造了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的學科化意味著其科學要求的提升。在其努力取得體制合法性和物質資源中，當代的社會科學家常常被迫壓制科學的實踐－道德作用，或者政治作用。邏輯實證主義為此提供了最初的基本知識原理。在社會科學尋求體制上自主性的同時，它們發展起了自己的分析和研究議程。知識上的爭論往往被當作純粹與學科有關的分析或方法論問題來處理。因此，社會理論作為一種元話語——其目的是裁定學科爭論——的作用得到的擴展。當今的理論，特別是社會學理論，通常被界定為一個獨特的“專業”或專門知識領域，它關注的是其自身“獨立自存的”認識論的、分析的和方法論的問題。作為一種基礎話語，社會理論逐漸變成了一種元理論。

后現代批判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社會科學在體制上的這種成功，反過來卻促成了對現代主義設計的批評。例如，社會科學對私人和公共資助機構——它們必然會影響社會科學——逐漸增長的依賴性，引起人們對其所聲稱的價值中立的懷疑。斯蒂芬·特納的論文證明了20世紀的社會學家所實施的各種基礎構想中的缺陷和矛盾。然而，他主為，盡管這些構想常常會引發富有成效的研究課題，但它們也產生了元理論的論述，其唯一的參照點有時看來只是其他的文本，或對其他文本的論述。加之，將社會研究重構為一種純分析模式，而剔除其實踐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意圖，強化了公眾對社會科學的晦澀含混的感覺。當社會理論想方設法為社會研究奠定基礎，從而陷入元理論的混亂之網時，情況更是如此。后現代主義部分地看來是對上述狀況，以及對要么將社會科學拖向無目的的唯經驗主義，要么將社會科學拖向同樣無目的的唯理論主義之矛盾沖突的一種回應。在某種層次上，后現代主義可以被刻畫為一個使知識重獲活力的運動。

當然，后現代主義并非第一個嘗試通過批判和重構使知識界重獲新生。社會科學的歷史讀起來幾如一場不斷獲得新生的戲劇。從孔德對啟蒙思想家的批判，或者馬克思對孔德的批判，到迪爾凱姆和韋伯對馬克思的批判，及至帕森斯試圖綜合古典傳統，以及新馬克思主義、交換理論和結構社會學欲取結構功能主義而代之的種種努力，由此通過批判和重構使社會分析重獲活力的愿望成為一種經久不衰的母題。后現代主義的批判也許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對所有競相對抗的學派或范式實際上所共享的社會科學構想發起了挑戰。后現代主義批評了現代主義如下的觀念，即科學本身——而不是這種或那種理論和范式——是一種特許的理智形式或真理媒介。它駁斥了科學所自稱的只有科學知識才具有確實可靠基礎的說法。它對統一的、以共識為基礎的科學議程提出了異議。它質疑現代主義的下述觀念，即社會科學的主要作用就是為社會研究提供堅實的概念基礎。后現代主義批評了現代主義所認為的：科學是，或應當是價值中立的看法；后現代主義強調了科學的現實意義和道德意義。

后現代主義的中心主題是批判如下的主張：科學知識是普遍的，并且可以用一種與語境無涉的方式加以證實。后現代主義者聲言，真理的標準是隨語境而定的。歐洲和英美的社會科學知識標準不可避免地與西方現代性的特定文化預設聯系在一起。如認知真理與道德和審美知識的分離，賦予認知真理以事實上的優先權，對命題知識的強調，以及對什么可被算作證據或事實所設立的種種基本原理，都是在西方文化傳統中取得其一致性的。此外，在社會科學的諸學科內部，就什么可以被算作有效的研究或理論存在著相互沖突的評價標準。對一些社會科學家來說，可預測性、概念的系統簡約性、或者可量化性是主要的標準；而另一些社會科學家則強調解釋的全面性、描述的豐富性、推論的中肯性，或者強調道德、政治和美學的標準。這些不同的價值標準看來可以避免達成理智的共識。

后現代的批評超越了科學的一般歷史語境。塞德曼(S.Seidman)贊同對科學所作的激進的去中心化(decentering)。他提出，社會科學知識不僅帶有廣義的文明，以及作為其一部分的民族文化的印記，而且帶有其生產者身上更為具體的階級、種族、性別或性取向的印記。因此，建立一種一般理論主張的任何企圖都得到了解構，或者通過其基本的概念和解釋被顯露，以揭示作者特定的社會立場和旨趣。

一種去中心化的社會科學觀，強調了社會科學的實踐－道德意義和政治意義。勒默(C.Lemert)指出，社會科學的政治學不可避免地與認識論糾纏在一起。他辯稱，社會科學的范疇和解釋，必然會通過強調某些社會過程和賦予特定的群體和社會議程以特權之方式，來建構社會現實。實際上，后現代主義者將社會科學知識視為隱含于現實設計中的。它不是一個科學提供具有實際功用之知識的問題。相反，社會科學知識被視為一種策略，借此個人和群體可以促進其利益，尋求一種社會議程，或者爭奪權力?？茖W與權力之間的關聯超越了意識形態的政治學。因而，社會科學在現代社會中成為一種主要的權力。從后現代的視角來看，科學作為一種主要的社會政治力量，與經濟、國家、家庭或者教會是比肩而立的。

后現代主義者傾向于贊同如下的社會研究形式，它們融合了明確的現實意圖和道德意圖，它們是隨境而變的，并且受其關注焦點（當地題材優先于一般題材）的制約，它們是由敘事構成的，而不是表達了一般理論。

因而，塞德曼贊成將一般理論轉換為融合實用道德利益的社會敘事。勒默則推介一種解構主義的社會探究模式。這種模式將顯露虛假的概念封閉性，從而使我們集中關注話語的社會建構層面。然而，尼科爾森則對包容跨文化的、概括性的概念策略的后現代理論化作了辯護。后現代主義并不一定拒絕方法精致，分析詳盡的社會分析，而是想挑起對下述聲音的懷疑，即社會探究可以建立在某種方法基礎上，而這種方法賦予了它一種特許的認識論地位。同樣，后現代主義并不一定拒斥概括性的分析步驟，而是反對現代主義者那種總體化的、概括性的理論，或者尋求一種統一的社會科學范式的做法。后現代主義想以一種解構主義的方式進行理論化，以系譜學的分析取代理論建構的種種努力，從而重新引入道德和政治關注，以作為中心論題。

對后現代主義的批評：維護科學理論對諸學科的后現代挑戰引發了對其自身的批評。許多現代主義者并不承認不可能確立社會科學的基礎。由此，產生了種種重新將理論建構為一種基礎話語的努力，這在哈貝馬斯和吉登斯的著作中體現得最為明顯。其他人則對后現代批評的后果提出了實踐上和道德上的懷疑。后現代主義是否會以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而告終？

其激進的去中心是否會懷疑任何理性的話語標準？拒斥一般理論設計是否意味著放棄一種明晰的分析和批評理論化程序，人們對此提出了質疑。后現代主義之激進的解構主義是否意味著所有普遍范疇都是成問題的，或者是不合法的？其激進的歷史批判是否會導向一種缺乏深層的分析理論化之批判沖動的描述主義。

一些批評者認為，后現代主義最根本的缺陷在于：未能把社會學理論化必須借助的構架上的相對主義與應用這些構架所產生的知識相區別。為了研究社會現象而選擇某個框架，本質上被視為一種排他性的選擇，因而很容易直接遭到后現代主義所慫恿的解構。然而，如果假定采納某種參考構架，那么對社會現象的真正研究就不必取一種排他主義的態度。批評者認為，在這一層面上，解構會直接導向唯我論。

批評者認為，后現代主義太輕易地忽視了社會學中科學理論化的可能性。對后現代主義的大多數社會學批評認為，某種類型的一般（或概括性）理論既是可能達成的，也是值得追求的。有些人甚至認為，有關基本社會過程的累積性知識在許多領域業已產生。

柯林斯(R.Collins)顯然持有上述觀點。他認為，我們應當在抽象的層次上，集中研究基本的社會過程。他聲稱，有關這類過程的大量知識已累積了起來，但這種成功因實用的和意識形態的（即評價的）構架與科學的構架之間的混淆而被埋沒了。實用的構架只能應用于封閉的物理系統中。意識形態的構架（當我們以一種帝國主義的態度對待之）讓我們看到的只是我們想看到的。相比之下，科學的構架一方面能包容和連接其它的構架；另一方面，則能超越它們，以產生普遍性的知識。因而，盡管遭到后現代的批評，柯林斯在社會學的理論化中樂觀地找到了基礎。

另一些人也作了類似的論證，盡管他們對有關設計的性質的構想迥然不同。達米科(D‘amico)簡略地分析了卡爾納普的“框架相對主義”概念，隨后又擴展至波普爾對世界1（自然物體及狀態的世界），世界2（精神狀態和行為傾向的世界）和世界3（客觀思想內容的世界）的劃分。他認為，通過這些概念，一種概括性的社會科學可以吸收種種后現代的批評，而不必向特殊主義讓步。

瓦格納(D.Wagner)則試圖理解這些框架的性質，及其在社會學理論化中的作用。通過吸取以前許多人（特別是羅伯特·默頓及理論建構的擁護者）意欲打通社會學中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之隔閡而未獲成功之經驗，瓦格納從這些嘗試中確定了幾項教育。例如，可以不必結合一般框架或理論而推進理論的發展。然而，一般理論的確起著一種整合性的和指導性的目的，我們對此必須詳加琢磨。

特納(J.Turner)所闡明的立場可能比其他任何批評家更接近于現代主義者，盡管他對這種立場作了重要的修正。在《實證主義的前景》一文中，特納對演繹的嚴格性、可預測性，以及作為評價理論之標準的可證實性的重要性作了辯護。然而，他對這些標準的應用有所放寬：演繹理論化不一定依照公理；精確的預測很難奏效；最終的檢驗亦不可能。而且，他斷然拒絕將理論作為一種歸納中立觀察的過程。特納與科林斯一起質疑了由現象學的唯我論和歷史特殊論所引發的對這種形式的實證主義所提出的許多批評。他指出，這些批評依據的是一種天真的科學本質觀，因而絲毫不能阻礙實證社會理論。

連結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邁向一種脈絡化的社會理論盡管后現代主義與一般科學理論化可能并非兩極對立，但它們的確引人注目地體現了兩種不同的社會學理論化的特性和目標的形象，尤其當涉及到政治意識形態時更是如此。一些研究者試圖探尋這兩種對立形象間的中間立場。一般而言，這些研究者將某部分的后現代主義步驟視為是既定的，但他們亦試圖超越那種批評，以恢復某種更為一般的社會理論化概念。

介于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之間的這些中間立場，取決于接受后現代主義哪些不同的層面，因而具有一種相當特殊的性質。例如，在《社會科學與作為話語的社會：邁向一種公民資格的社會學》中，理查·哈維·布朗贊成一種多元性的一般理論（盡管他是從一種截然不同于瓦格那的角度談論這個問題的）。布朗認為，社會科學的話語揭示了一般理論的多元性：每種理論都是內在一致的、都擁有不同的基本隱喻、及不同的意識形態旨趣。因而，實證主義的一般理論使用的是有機體和機械的隱喻，它的意識形態的旨趣集中于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維系。但這樣一種理論并不足以處理個體社會世界的反省特性。

為了處理這一特性，布朗提出了另一種一般理論，它認為社會是由交往行動構成的。社會結構被視為由言語活動創造的一系列語言結構。例如，在經濟分析中，貨幣建構（即意指）了價值，它并不代表（即傳遞）其他任何東西的價值。對布朗來說，這種研究取向有幾種優點：它包含了微觀、中觀和宏觀分析；它敢于自我反省，承認自己的道德政治功能；它有助于打破武斷的政治界限。

阿羅諾維茨(S.Aronowitz)則提出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一般理論替代物。他辯稱，法蘭克福學派建立了一種強有力的批判社會理論。它的關注焦點從一種政治經濟學批判轉向了對技術理性、大眾文化及消費主義的批判。批判理論提供了實證主義的替代物，而后者被視為是有助于社會支配的。

在《一般理論的張力：否定辯證法是萬靈藥嗎？》一文中，阿羅諾維茨認為，批判理論如今需要進行重建。因為它的社會分析實質上使社會變遷變得不可能了。其觀點成了一種單向度的、純粹否定的和帶修辭色彩的東西。阿羅諾維茨呼吁對批判理論進行重建，以形成既能闡明社會沖突，又能對其持一種批判姿態的一般范疇。

在選擇建立一種更為靈活的一般理論概念的材料中，其他的中間立場多少有點折衷?？柣舳?/SPAN>(C.Calhoun)將一般理論看作一種傳統的反省，它既關注應用的廣度（普適性），又關注可用公式表達的定律般的陳述。在《文化、歷史與社會科學中的特殊性問題》一文中，克萊格指出，有一種東西可作為這種傳統關注的替代物。

他贊同一種具有文化敏感性（無論對價值觀的差異，還是對差異的價值觀都十分敏感）和歷史特殊性的一般理論。在他看來，理論的產生是一種歷史現象，它只能產生與特定時期相吻合的范疇和作為話語領域中的替代物的理論。然而，這樣的工作，通過持久的跨文化和歷史描述的努力，可以建立更普遍的理論基礎。

依卡爾霍恩的理解，后現代主義實際上是現代性的內在產物。它對這種更一般的研究取向的挑戰存在著兩方面的缺陷。其一，它不能為后現代批判所作的規范判斷提供依據。其二，它將差異提升到了一種絕對的高度，反而踐踏了互為主體性的概念。因此，盡管后現代批判貢獻很多，但究極而言只是社會學認識的貢獻者之一。

此外，也許是重要的是，尋求共識的行為是中心目標。亞歷山大認為，甚至解釋哲學也是以如下的觀念為基礎的：生活世界是非人格的、它采取了一種普遍共識的形式。因而，探尋基礎，即試圖創造共享的、有約束力的社會學研究活動的規范，對于這項理論事業是至關重要的。亞歷山大的結論是：如果社會理論化具有堅實的基礎，它們可能被置之腦后而不被理會。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因為它缺乏真正的基礎，才需要我們積極地去探尋。

繼續對話

后現代社會理論與其批評者之間的爭論，是西方社會對今日科學的意義及社會作用的更廣泛的討論的一個組成部分。啟蒙思想家及其后裔的樂觀主義（科學將會產生促進良好社會的真理）受到了某種抨擊?？茖W與幸福和納粹主義的關聯，公眾對醫學科學和精神病學的不滿，黑人、婦女和同性戀運動對科學的攻擊，使眾口一聲、明明白白的啟蒙運動的信念成了一種十足的天真。然而，科學依然擁有神圣的光環，是企業家、政治家和學者所常常求助的一種文化通貨。毫無疑問，正是科學這種先是為左派，近來又為右派所指出的與社會的牽連及政治化傾向，推進了對科學的意義和社會作用的當代論辯。

在學科之內，這種討論通常采用一種認識論質疑的形式。如科學是否是一種獨特的、享有特權的知識類型？何種知識類型是科學？我們應當如何理解科學的運作方式具有社會性？學科內部對科學的詢問因如下的發展而加劇了?？茖W在體制上的完善細化，以及它與諸社會制度和國家日益明顯的關聯使它成為了一種強有力的社會力量。換一個視角來看，隨著大學對迄今一直被排斥的人群——有色人種、女權主義者、男／女同性戀、能力不等者和老年人——的開放，有關科學的社會作用的問題也就應運而生?？茖W的排他性對某些人來說，意味著學科與社會事務是緊密相連的。我們相信，科學與社會相互牽連的意義—即科學怎么可能既是一種自稱是客觀知識的話語，又是一種型塑社會認同和規范性、制度性秩序的社會力量——存在于后現代主義者與其批評者的論辯的根基中。歸根結底，它們是關于科學的意義，及作為學者的志業（韋伯語）的論辯。

摘自美國塞德曼等著《后現代主義與社會理論》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