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頁|學術中心|新國學導論|新國學社區|新國學書庫|紀念陵堂|發展基金會| ☆四書五經☆四庫全書☆道教指南☆茗香文齋☆茗香文齋-補遺☆軒怡文苑☆ > 權傾朝野的諸葛亮 ——從劉備托孤與《出師表》及北伐看諸葛亮其人 文/碧血汗青 公元223年，在連連遭遇了東部咽喉重鎮荊州于曹魏和東吳的夾擊下被奪取，情 同手足的心腹大將關羽、張飛身亡及夷陵大敗等一系列重大挫折的蜀漢昭烈帝劉備， 于白帝城病故。 劉備病危之時，召丞相諸葛亮、尚書令李嚴托孤，命二人輔佐其子劉禪，其間劉 備與諸葛亮曾經有一段對話，據《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記載是這樣的：“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后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 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 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敕后主曰：‘汝與丞相從事， 事之如父。’” 這段話和事情的經過，就是被后世人所津津樂道，推舉為君臣之間肝膽相照的千 古佳話的白帝托孤。此段加上后來諸葛亮為北伐而上的《出師表》，一直以來被作為 推崇諸葛亮“千古第一人臣”的典范事例和佐證。 對此，我是有不同看法的。 諸葛亮，作為一個在亂世之中奉行法家申韓之術的人物，其面目絕非象一直以來 文人騷客們所描繪的那樣謙恭，而是一個懂得時刻要牢牢把持權利和實力，關鍵時刻 對任何人都絕不手軟的政治家，包括對其第二個主子劉禪以及朝野上下的大臣、百姓 在內，莫不如此。 我們先來看看白帝托孤。 白帝托孤，劉備對諸葛亮說的“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 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一段話和諸葛亮后來的“鞠躬盡瘁”，既不是劉備 首創，也不是僅僅只發生在諸葛亮身上。遠的不說，在三國早期，東吳奠基人孫策在 臨終時就已經上演過這樣一出戲文。《三國志》《吳書》《張昭傳》：“策謂昭曰： ‘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張昭）上 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乃身自扶權上馬， 陳兵而出，然后眾心知有所歸。” 此時孫權年約十九，而劉禪是十七歲登基，兩人的年紀大體相仿。但孫策死的時 候，正值各路軍閥混戰、孫策勢力東征西討乘機擴張之時，其勢力并未得到鞏固，顯 然比不得早已扎穩根基的蜀漢政權，所以張昭受孫策臨終囑托后，其“上表漢室，下 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 然后眾心知有所歸”等一系列的舉動，比之劉備托孤后諸葛亮的作用，要重要的多。 而論地位，張昭之于東吳不遜于諸葛之于蜀漢，再論發生年代也是孫、張在前，后世 人等獨推昭烈、孔明而漏桓王、子布，顯然并非是記性不好忘記了此事，這掠人之美 的舉動，其用意只怕就是要讓孔明專美于前。因此認真說起來，此事并無什么值得大 肆褒揚的地方，真要說也應該說孫策和張昭才對。 另外劉備在白帝托孤之時，并非只找了一個諸葛亮，還有一個李嚴在側。劉備能 把遠在成都的諸葛亮召來托孤，說明他托付諸葛、李二人，并非是僅僅因為李嚴在身 邊方便之故，而是有其很成熟的考慮的，甚至可以說是煞費苦心的。 我們知道，蜀漢政權的根基主要是由三個勢力集團組成的：占主導地位的劉備嫡 系荊楚集團，前益州刺史劉璋的東州集團，本地的益州集團。益州集團從劉璋時期開 始就沒能在政治上占據大的舞臺，一直處于一個陪襯的地位，所慮不大，需要考慮的 乃是荊楚、東州集團之間的問題。 戰略要地荊州的丟失，關、張敗亡以及夷陵之戰，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荊楚集團 遭到了重大創傷。而在這個時候劉備又一病不起，當然會想到自己身沒以后這三者之 間的矛盾和蜀漢政權的鞏固問題，同時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他對諸葛亮并不是完全信任 和沒有顧慮的。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 取”，劉備既然以這樣的方式將這話明白地說了出來，那諸葛亮也只有以“涕泣曰： ‘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這樣的態度，來明確地表示他惟有 盡忠而死也不會取而代之一途了。不管怎么樣，在那個年代里，他是不可能爽快地答 應一聲“好”的。但是如此一來，倘若日后劉禪昏庸而諸葛亮真的想要取而代之，那 他就要先背上個輔佐不力，背主食言的罵名，在政治、輿論以及民心上都將會面對“ 不臣不忠不義”的罪名，并因此導致師出無名而居于劣勢。所以劉備這話與其說是信 任與托孤，不如說是一種先發制人的威脅策略， 而另一位重要人物李嚴，在劉璋時期就是東州集團中的佼佼者。自劉備入主成都 以后，他在任上又屢次以少數兵力平定大規模的叛亂，充分表現了他的出色軍事和政 治能力。相比較而言，諸葛亮此前在政治和外交上展示了他的出眾能力，但在軍事上 并沒有什么建樹的機會，因此劉備很明智地做出了這樣的決定： “嚴與諸葛亮并受 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1）。 實際上，在劉備臨終的前一年章武二年，就已經把李嚴拔為尚書令，在官階上可 與諸葛亮比肩了。由諸葛亮照行丞相事，而李嚴則主掌內外軍事，這樣的分配正好能 讓二人互相制衡，以免有一方坐大。而從當時蜀漢政權的權利機構的構成和實力分配 來看，也讓我們相信，劉備要防備坐大的一方，絕非是當時不處在權利中心和主導集 團領袖地位上的李嚴。在短短的一年多內，通過將李嚴從犍為太守地方長官的位置上 提升到尚書令，并籍由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原有的基礎，人為地將李嚴制造成為了 實際上的東州集團代表這一事實，充分說明了劉備對李嚴更多的是籠絡，而不是提防 。劉備將這樣一個快速提升起來、以前從未進入過權利中心的政治新秀李嚴，列為兩 名托孤重臣之一，并且命其“統內外軍事”，再聯系“君可自取”的言語，顯然說明 劉備要防備、制衡的目標是諸葛亮無疑。 但在另一方面，做為一個君主的劉備，又是肯定希望他們二人能夠全力合作來加 強其政權的。正好李嚴除了前面說的那些優勢外，另外還有一個有利條件，那就是他 是南陽人，而“諸葛公僑客茲郡，有鄉黨之分”，因此劉備希望這樣二人可以多點“ 必能協規”的可能性（2），從而通過這兩大集團的領袖人物的通力合作來協調兩大 集團，以應付他身沒以后蜀漢政權可以想見的要面臨的各種危險局面，進一步地鞏固 蜀漢政權。 遺憾的是，諸葛亮并不愿意看見李嚴與他分享權利，甚至連李嚴進入政治權利中 心機構所在的成都他都極端地不愿意。 二個托孤重臣，無論從那方面講，都應該居于首都成都，尤其李嚴還是“統內外 軍事”這樣一個相當三軍司令的人物。如果說劉備死時蜀漢與東吳處于敵對狀態，李 嚴留鎮永安是必須的話，那么在蜀漢與東吳在建興元年“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 歲通好”（4）后，還是將李嚴這么一個“統內外軍事”、各方面都與諸葛亮并列的 托孤重臣，繼續置于和東吳交界的永安，顯然是不合適的。但在這樣的情況下，于建 興四年春李嚴卻去了面對東吳的二線城市江州，依然沒能進入政治權利中心的首都成 都。 作為一個混跡官場幾十年，又有很強軍政能力的人物，李嚴是不可能不明白遠離 政治權利中心的負面效應乃是遠離統治階層的各個官僚集團，其政治影響力越來越小 ，最后逐漸被人遺忘。而他還不至于也不會敢想去自立為王，因此不太可能自愿求居 江州。從他后來曾“更成大城，周回六十里，……求以王郡之巴州，丞相諸葛亮不許 ”（3）的舉動來看，他是非常想進入權利中心的。只是既然不能進成都，那只好退 而求其次“以王郡之巴州”，當然相信他也明白這樣的可能性更渺茫，因此這也許僅 僅是他一種表達不滿和要求的姿態而已。但是不管怎么樣，這都可以說明他并不是自 愿遠離政治和權利中心成都的，而有能力能做到這一點的，蜀漢舉國上下惟諸葛公一 人而已。 他們二個照后世的稱謂，乃是“顧命大臣”，因此從官位和政治地位以及權利分 配上講，都應該是基本并列的。但事實上自從諸葛亮扶劉備靈柩回成都之日起，李嚴 就被已經撇在了一邊：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于 亮。”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建興元年，封（李嚴）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勛。” ——《三國志》《蜀書》《李嚴傳》 同是托孤重臣，諸葛亮此前已假節鉞，現在晉封鄉侯，并且開府、領益州牧，其 中的開府、領益州牧，意味著他可以向朝廷推舉府屬官吏，并成為了益州的最高軍政 長官，都是把握實權的舉動，而李嚴雖然也晉封鄉侯、假節，但卻只加了個光祿勛的 虛銜，相比之下顯然分量就輕得多了。 我們如果不是一味盲目景仰，而是客觀地去看待的話，從諸葛亮那篇被后世百般 推崇的《出師表》中，也可以深刻地感覺到當時諸葛亮大權獨攬、權傾朝野，明顯地 時常對后主劉禪指手畫腳，甚至還表露出咄咄一副逼人的威脅態度來迫使劉禪就范， 同時在他心里還有著許多憂慮。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從中體會到當時蜀漢朝廷權利 斗爭的激烈狀況。 他在《出師表》中，先說了當前是危急存亡之秋，形勢嚴峻，而后話鋒一轉道： “誠宜開張圣（德），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 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 ，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這其中的“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一說，就把劉禪的“宮中 ”和他開府的“府中”歸成了“俱為一體”，將皇帝的宮中等同于他的丞相府。然后 說“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 使內外異法也”，這就進一步地明確要求劉禪把宮中的事體也要交給他“開府”后的 幕府來管，不用宮中的管理機構來處理了。而如若劉禪不答應的話，那就是“內外異 法”了，那么“陛下”你就有不“開張圣德”，不“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 “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偏私”并且不“平明”的嫌疑。我相信 在看見諸葛丞相羅列了這么多不答應之后會產生的罪狀之后，劉禪大約是不敢不應的 。這些話更象是一個上司在教訓屬下，那里是一個臣子對皇帝說的話，然而卻是出自 諸葛亮這樣一個被后人推舉為千古第一人臣，被稱為“一身唯謹慎”的臣子之口，難 道不奇怪么。 只是諸葛亮覺得這樣還不夠，繼要劉禪將宮中事體交給他的幕府處理后，諸葛亮 又舉薦了將軍向寵“為督”，掌管京師的近衛軍，說只要“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 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此前執掌皇室保衛的近衛軍頭領是劉備的心腹趙云，劉 備以趙云“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在進成都后升為翊軍將軍，翊，衛也， 依然是劉備的頭號保鏢統領。而此刻諸葛亮將其帶走出征，換成了自己保薦的向寵， 雖然從另一方面來說是人盡其用，但是聯系《出師表》的前后語義和當時形勢，不能 說一點都沒有其他目的在內。“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 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此話又顯有所指，只是到底是在說誰，我 們現在卻不得而知了，不過這也是拜諸葛公不設史官所賜。 說起這個，我想以諸葛亮之“達于為政”，思維之周密和“杖二十以上親決”的 精細作風，應該是知道不置史官之害的。“國不置史”的舉動所產生的最直接后果， 是蜀亡以后作為蜀漢著名史學家譙周弟子的陳壽，奉命修編三國史，但即使是在當時 人修當時史的情況下，也惟有蜀書因為“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資料嚴重匱乏，許 多著名和重要的人物無法單獨作傳，而導致僅僅只修了一卷而作罷（5）。倘若說在 劉備手上是因為蜀漢初建無暇顧及的話，那么在劉禪當政后這么長的時間內，無論經 濟和政權穩固度都大大得到了提高，并且在擁有劉巴、秦宓、譙周、許靖等多名出色 的文、史學人才情況下，作為自承漢朝正統的蜀漢朝廷依然“國不置史”，那就不太 能以諸葛亮“猶有未周”這樣簡單的失誤所能解釋得通了，而要是從“行事多遺”這 個角度去看，多少會更令人疑惑其“國不置史”的目的何在。 除了對劉禪提出了這樣一些不能不從的“建議”外，諸葛亮當然也不會忘記安排 他北伐離開成都后朝中的人事問題。“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祎、董允等，此皆良實 ，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后 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 ，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 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原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 可計日而待也。” 我們可以發現，諸葛亮提出在他離開成都后，要后主“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 后施行”的人選，無一例外的全部是荊楚集團的骨干，東州和益州人士一個也沒出現 。尤其是李嚴，作為這樣一個和諸葛亮并列、“統內外軍事”、官拜尚書令的托孤重 臣，在北伐這件關乎國計民生的軍國大事上未能有一點說話的機會，而在諸葛亮不在 的情況下，也理應是由他來主持朝政的，然而在諸葛亮這份要求北伐、安排北伐之后 朝中主持工作人選的表章中，連提都沒提他，不管從那個角度而言，這都是不正常的 。而諸葛亮所謂的“親賢臣”，要劉禪親信的郭攸之、費祎、董允、向寵等荊楚集團 人士雖然的確都是賢臣，然換而言之，李嚴、費觀、何宗、王謀（6）等人難道就不 是賢臣了嗎，而且他們或是托孤大臣或是位列九卿的官員，單就官階論也要遠高于這 幾位侍中、侍郎，不提他們于情于理都是說不過去的，因此諸葛亮這樣做絕非是偶然 的。 在諸葛亮的內心，他是始終將自己擺在一個凌駕于眾人之上的位置上的，一直以 為蜀漢在他“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7）。同時相信他也很 清楚劉備安排李嚴和他共同輔佐劉禪的目的，是利用李嚴來制衡他。因此為了保證他 對蜀漢政權的操控性，他是絕不會允許李嚴這樣一個能在政治上對自己形成威脅的人 ，來進入權利中心和掌握軍事實權的。所以他除了一直制止李嚴進入成都這個政治權 利中心外，已經在開始北伐前又進一步地發動了削弱李嚴的實質性行動。 在前面我說過，諸葛亮在北伐前并沒有機會在軍事上一展身手的機會，始終是在 政治和外交上表現他的才華，剛剛結束的南征，由于對手是被視為蠻夷的少數民族， 也并不能給他帶來多少軍事上的聲譽。而在他發動北伐后，魏國“以蜀中惟有劉備。 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聲，是以略無備預”的反應，也說明了曹魏根本沒有將他作為一 個軍事上的對手來考慮。因此諸葛亮發動北伐，固然有蜀漢政權在戰略上的需要，但 在面對著李嚴這樣一個在軍事上有很強能力、二名托孤重臣之一的政治對手，以及朝 中一批對他并不心悅誠服的政治勢力時，還有著其個人在政治上的強烈需要。 諸葛亮在發動北伐前，曾以北伐之后漢中會出現軍事力量空虛的理由為名，向李 嚴提出了要李嚴帶駐扎在江州的部隊前往漢中的要求。假設李嚴真的去了漢中，很明 顯實他的軍隊就會被收編，成為由諸葛亮統帥的北伐軍中的一支，而他也將成為諸葛 亮帳下的一名將領，那么他這個被劉備定為“統內外軍事”、與諸葛亮并列的托孤大 臣，將就此徹徹底底地喪送與諸葛亮相提并論的地位和實力，李嚴是很清楚這樣的后 果的，于是以各種理由拒絕了諸葛亮的要求。而諸葛亮在對此事的處理上，就相對顯 得比較無力。因為江州是蜀漢東部與東吳、曹魏交界處的二線重鎮，和面對北方曹魏 勢力的漢中地位相當，在這件事情上，諸葛亮無法提出令人信服的、一定要將李嚴與 江州部隊調到漢中理由。 而富有政治經驗的李嚴這個時候不但拒絕了諸葛亮這一要求，還借機發起了反擊 。他乘勢提出將蜀漢東線的巴、巴東、巴西、涪陵等五郡組成巴州，并由他擔任刺史 。 早在建興元年，諸葛亮就已經“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此后“政事無 巨細，咸決于亮”。而作為僅次于諸葛亮的尚書令，又是兩名托孤重臣之一的李嚴， 卻只被授了一個光祿勛的虛銜，并被棄于遠離權利中心成都的江州，這樣實際產生的 后果，就是導致象北伐這樣大的軍事行動，完全沒有他這個被劉備遺命“統內外軍事 ”的托孤大臣說話和發表意見的份。因此他以這樣的舉動明確表示了他的不滿，并提 出了在政治上享受與諸葛亮“領益州牧”那樣同等待遇的要求，要成為巴州刺史。刺 史即州牧，一旦真的設置巴州并由李嚴任刺史，那等于將整個蜀漢東部都劃進了李嚴 的勢力范圍，而作為尚書令的李嚴，就可以與諸葛亮這個丞相兼益州牧在各個方面都 平起平坐了。他的這一要求，按照他當時的身份和在蜀漢政權中的地位，應該說是正 當的、并不過分的。只不過作為諸葛亮而言，是不會允許這樣的情況發生的，但此時 他卻又拿李嚴毫無辦法，因此不得不將此事不了了之，只好暫不再提起將李嚴與江州 部隊調往漢中的事情（8）。 李嚴第一次發出的對他被壓制的抗議，使得蜀漢政權兩個托孤大臣之間首次冒出 了公開的、不和諧的聲音，這也使諸葛亮進一步意識他在蜀漢政權里的地位是有威脅 的，東州、益州集團的勢力不可小覷。因此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表現出來那些耐人 尋味的舉動，以及對劉禪所說的如：“郭攸之、費祎、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 ，……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 這些話的目的和指向，也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釋，同時也表現出當時蜀漢政權內部的權 利斗爭開始激烈起來。 建興六年春，這場由諸葛亮籌劃已久的北伐終于開始，但卻由于諸葛亮親點的先 鋒馬謖嚴重缺乏實戰經驗，所統帥的數路大軍被“識變數，善處營陳，料戰勢地形， 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9）的曹魏五大名將之一張郃，輕易于街亭一帶先后 擊敗，導致這場諸葛亮策劃的蜀漢政權首次北伐不但整個無功而返，而且還遭受了一 定的損失。 做為被諸葛亮親自提拔的先鋒大將的馬謖，當時并沒有象廣為流傳的那樣去諸葛 亮那里請罪，而是在軍敗之后選擇了畏罪潛逃一途，后被緝捕歸案，在諸葛亮判其死 刑后，還沒來得及執行，就于獄中病故。馬謖潛逃案還導致了與馬謖關系很好的荊楚 集團的另一骨干向朗（向寵叔父），因知情不報而被革職賦閑達二十年之久（關于此 事見拙作《諸葛亮沒有殺馬謖》一文）。可以這樣說，首次北伐失利使荊楚集團和諸 葛亮都開始面臨劉備死后的最嚴重的打擊和考驗，而這次危機的源頭，完全是源自于 諸葛亮的剛愎自用。 在此次選拔北伐先鋒人選的問題上，諸葛亮充分表現出了他性格當中剛愎自用的 一面。劉備臨終前，或許是由于知道馬氏兄弟與諸葛亮的親密關系，因此曾特別提醒 過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然而在劉備去世以后，“亮 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可見諸葛亮并沒有把劉備的告誡 當回事，說嚴重點，此舉甚至可以說是“背主”行為。而諸葛亮的一意孤行，將魏延 、吳壹等宿將棄之不用“違眾拔謖”的舉動，也是可以想見會讓這些人很不高興的（ 10）。 如果北伐取得一定戰果，這些問題自然是煙消云散不成其為問題的，然而此次北 伐不但無功而返，還遭受了較大的損失，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問題便顯得格外嚴重 起來。 首先，諸葛亮要遭受來自魏延、吳壹等這一干軍隊中實權派們的質問，為什么先 帝明確說“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你還要違背先帝意旨、不用我們 而“違眾拔謖”；其次當然是來自朝中的政治對手李嚴等人的詰難。 以李嚴等人為首的東州、益州集團，一直遭受以諸葛亮為首的荊楚集團的排擠打 壓，在這次北伐整個過程中，身為“統內外軍事”的托孤大臣李嚴甚至未能有一點點 發表意見和起作用的機會，雖然他不至于會對這次完全由諸葛亮策劃和指揮的北伐進 行掣肘和為難，但對于這樣一個難得的、有可能徹底打跨諸葛亮和荊楚集團的機會， 他們顯然不會輕易放過，必定會乘機大做文章。 面對如此嚴重的政治危機，諸葛亮一方面上表自貶：“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 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 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 厥咎。”然而他也知道僅僅是“授任無方”、“明不知人”這樣的說法，是不可能擺 脫李嚴、甚至于是魏延、吳壹等人的責難的，因此另一方面諸葛亮還需要有一個人來 承擔這次由他全權指揮的北伐戰役失敗的責任，以便給自己一個脫身的機會，而這個 機會顯然就只能來自于馬謖。于是其后果終于、也只能是“戮謖以謝眾”，諸葛亮則 貶為右將軍，但是卻依然“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11）。關于此次事件中馬謖被 殺這個結果，我以為正是諸葛亮本人造成的，馬謖做了他的替罪羊，成為了政治權利 斗爭中的犧牲品： 1，正是諸葛亮背劉備遺命而 “違眾拔謖”，其罪在先； 2，這次北伐是由他全權指揮，雖然馬謖在街亭有“違命之闕”，但而后的行動 中卻還有“箕谷不戒之失”，這個總不能也怪罪馬謖吧，因此追究起來還是他“授任 無方”“不能訓章明法”，完全委過于馬謖有失公允； 3，馬謖雖然“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然而有所謂“將在外君命 有所不受”，做為一個前線指揮官是有一定的自主能力的，即使戰敗也罪不致死。 4，最后一點，實際上也是重要的一點，那就是諸葛亮從來都不是象人們所稱贊 的那樣執法公允而嚴明的，他的執法嚴明是要看對象和是否有政治需要的，也絕對沒 有任何所謂的公允可言。 《三國志》《蜀書》《法正傳》曰：“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 為謀主。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 正于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當斯之時，進退 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 ”法正僅僅因為睚眥之怨就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在蜀郡作威作福，而諸葛亮 面對他人的舉報和要求他去請求劉備勸阻法正濫殺無辜的建議時，卻連對轉達的請求 都一口回絕，甚至進而還說，既然法正能讓劉備“翻然翱翔，不可復制”，那現在為 什么要去阻止他快意恩仇呢。這又那里是一個執法嚴明之人所會說出來的話，分明是 一個慣于予取予奪之人的口吻。因此我說在馬謖的生死這個問題上，諸葛亮要是有可 能，是完全有能力和權利讓他不死的，并且他也絕不會去顧慮什么執法嚴明的形象問 題，因為在他而言，所謂的國法軍法要不要執行，純粹取決于被執行對象的重要性和 是否有執法的政治需要，而不是在于對象事實上有沒有過失和犯罪。 作為一名與諸葛亮過往甚密處于權利中心、又熟知軍政事宜的謀士，馬謖當然是 知道他這一敗在政治、軍事上的后果的，也清楚這樣的結果將會給諸葛亮乃至整個荊 楚集團帶來的危害，同時也更深知諸葛亮的為人，相信這才是他畏罪潛逃的原因所在 。因此在獄中他才會在給諸葛亮的信中這樣寫道：“原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 交不虧于此，謖雖死無恨于黃壤也”（12），他援引“殛鯀興禹”這個典故和使用“ 使平生之交不虧于此”這樣的語句，一面表明了他自承有罪，另一面也無疑表明了他 希望能以他承擔罪責這一舉動，來換取讓諸葛亮躲過對手攻擊，再繼續主導蜀漢政權 的局面， 這樣一來就可以讓我們更進一步地理解諸葛亮為什么不顧蔣琬等人的一再勸阻， 甚至對勸阻他殺馬謖的丞相參軍李邈進行處罰，堅持要殺、惟恐殺不成的態度。其實 ，以諸葛亮和馬良、馬謖兄弟同為荊楚集團骨干的關系，平素又稱兄道弟的親密程度 ，倘若他真的是出于執法需要而無奈斬殺馬謖，那應該對勸阻他殺馬謖的人心懷感激 才對，但事實上他對勸阻他殺馬謖的人不但不感激，甚至可以說很厭惡，并不惜進行 行政處罰： “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 競’，失亮意，還蜀” ——《三國志》《蜀書》《李邵傳》， 由此可見他一再堅持要將馬謖處死，而在判決馬謖死刑時卻又“為之流涕”，馬 謖死后又“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的態度，絕不僅僅出自與馬氏兄弟的深厚感情 ，還有著更深層次的政治原因在內，也正是這些原因導致他非殺馬謖不可，而且還惟 恐殺不成。 實際上，真正可以導致馬謖被處死的罪狀，乃是馬謖畏罪潛逃一事，但在諸葛亮 請罪自貶的表章中，對此事卻一個字也沒提起，這也正是諸葛亮的厲害之處。因為他 要讓馬謖來承擔北伐失敗的主要責任，要是馬謖是因為畏罪潛逃而被處死，顯然在北 伐失敗的問題上，諸葛亮所需要承擔的責任就要更大一些，這一來對他自己所做的處 罰就會顯得輕了很多，不足以平息因此帶來的這場政治危機，因此他對此一字不提。 而這樣做的結果乃是他成功地依靠馬謖之死，暫時解脫了這次可以危及他本人乃至整 個荊楚集團在蜀漢政權中主導地位的危機。諸葛亮揮淚斬馬謖，在我看來完全不象一 直以來人們稱贊不已的那樣，是表明諸葛亮執法嚴明過于孫武的例證，相反聯系他縱 容或是支持法正濫殺無辜的事例來看，正好表現了他剛愎自矜而又老于政治手腕，做 為一名權臣在政壇上善于翻手為云覆手雨的一面。 諸葛亮雖然借馬謖的人頭暫時成功地擺脫了這場軍事和政治上的危機，但是他既 沒有取得軍事上的成果，也沒能在政治上進一步穩固自己的地位，更嚴重的是他非但 沒有證明自己在軍事上的能力，還給李嚴等在軍事上有著多次成功記錄的對手以及象 魏延、吳壹這樣軍中的宿將們，留下了對他軍事能力進行質疑的把柄。因此他這次北 伐的目的全然沒有達到，甚至還可以說是完全失敗和大大地退了一步。 有鑒于此，無論是出于他對蜀漢政權戰略判斷上得出的需要，還是出于他本人的 政治需要，諸葛亮都必須再次開始北伐來擺脫這樣的局面。北伐雖然是諸葛亮主動發 起的，但街亭之敗卻猶如啟動了一輛連他自己也無法使其停止的戰車，使得他不論是 否愿意，都必須跟著、而不是駕御著北伐這輛戰車向前沖下去，將他此后的政治生涯 和北伐緊緊地捆在了一起，并因此使他到達了人生里程中最輝煌的頂點。 同年冬天，二次北伐開始，蜀軍圍陳倉，由于軍糧耗盡再次無功而返。 次年建興七年，三次北伐，諸葛亮遣大將陳式攻魏之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 淮率軍迎戰，諸葛亮出建威，郭淮退還，亮取二郡。至此，后主詔諸葛亮復丞相職。 然而這數次北伐中，依舊不見李嚴等一干東州和益州集團骨干人士的蹤影，相信李嚴 對此是肯定不會沒有意見的。 李嚴在諸葛亮北伐期間，也沒有閑著，他積極地策反原蜀漢降將曹魏的上庸守將 孟達，在其中的一封信中曾以這樣的語句來招降孟達：“吾與孔明俱受寄讬，憂深責 重，思得良伴”，從這里可以知道，他一直以來對自己與諸葛亮并列為托孤大臣這一 重要的政治地位是時刻不忘，也是時刻以此為己任和十分看重的。但蜀漢前后三次北 伐這樣重大的行動，諸葛亮都沒有一絲讓他參與的做法，也肯定是讓他十分不滿的， 因此他除了發出前面所說的要將“王郡之巴州”等等表示不滿的信號外，還以另一種 方式展開了對諸葛亮一直以來排擠他這一舉動的反擊。 他在一次給諸葛亮的信中“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這和孫權勸曹操稱帝相 仿佛，但又很難說清楚他是想把諸葛亮擺上眾所矢的的位置，還是在嘲諷諸葛亮。總 之不管怎么樣，諸葛亮很清楚李嚴這一舉動絕沒安什么好心，因此明確表示自己不會 上這個當：“吾本東方下士，誤用于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 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并升， 雖十命可受，況于九邪！”（13） 不過諸葛亮這話卻前后有點矛盾，前面他說“吾本東方下士，誤用于先帝，位極 人臣，祿賜百億”，似乎對目前位極人臣的狀況已經心滿意足，但后來卻話鋒一轉急 轉直下。稱王受九錫，就成了有著自己封“國”的諸侯，乃是那個時代人臣所能達到 的顛峰，諸葛亮在回絕了這一不知道是有著什么居心的建議后，在結尾時又偏偏來上 了一句“雖十命可受，況于九邪”，這話就與他前面表現的心滿意足的態度產生了矛 盾，非但矛盾還跡近于大逆不道，“雖十命可受”，就是說他甚至可以接受超越稱王 受九錫的待遇，那猶如直說稱帝了。這樣的說話出自諸葛丞相之口，與他歷來被說成 “謹慎謙恭”的風格是極不相稱的，但我卻以為這才是他個性和思想的真實寫照，他 雖然拒絕了李嚴的建議，但卻不自覺地露出了他自傲的、乃至于漠視劉禪的態度。 建興八年，魏大將軍曹真三路攻蜀，諸葛亮拒之，隨即準備第二年出軍進行第四 次北伐。這回他再次要求李嚴率軍北上漢中受他節度，諸葛亮在后來列舉李嚴罪狀的 表章中對李嚴的反應是這樣寫的：“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 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 ，以取一時之務。”（14） 李嚴這個時候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顯然正如諸葛亮所言的那樣是“欲因行 之際偪臣取利也”，而李嚴以司馬懿等開府辟召為借口向諸葛亮逼利，也并不是隨便 拿來就用的借口，他對諸葛亮開府而他沒能享受同等待遇一直是耿耿于懷的，此刻他 看似隨便地舉了這么一件事情做例子來逼諸葛亮，事實上正是表達了他北上漢中的條 件是要得到他這個和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應該得到的“利”，也就是要和諸葛亮一 樣，可以開府選拔官吏。 諸葛亮當然是不可能答應也不會允許發生這樣的事情，但他也明白，在面對曹魏 勢力強大的壓力下，與李嚴這樣長期僵持下去也并不是什么好事。而李嚴和他二人， 雖然在權利斗爭中互不相讓，但在對維持蜀漢政權生存的這一根本點上卻是絕對沒有 分歧的。因此他做出了妥協，“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后事”，繼續把江州 一帶保留給李嚴；而相對他的妥協，李嚴也作出了對應的姿態：“將二萬人赴漢中” ，同時接受諸葛亮的任命，擔任中都護署府事（15），并將自己的名字由嚴改為平。 按那時的解釋，平字含義大致為行事有序、平定亂事，這相當符合當時的形勢。李嚴 終于去了漢中，與諸葛亮在劉備死后首次共事，看上去似乎諸葛亮和李嚴二人就此握 手言和了。 建興九年春，蜀軍在諸葛亮的統帥下四次北伐，兵出祁山與魏軍對峙。然而諸葛 亮這次依然運氣不太好，在后來的一段時間內碰上了連續暴雨天氣，導致漢中的糧運 不繼。而后的整個事件就顯得比較富有戲劇性了：“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籓喻指， 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 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后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 前后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 之所以說這次的事件有戲劇性，是因為以李嚴這樣一個極富政治經驗和軍事能力 的人物，居然犯了如此低級的錯誤，僅僅由于暴雨而導致糧運不繼，他就先讓參軍狐 忠、督軍成籓等一群人去前線以朝廷名義召諸葛亮撤軍，然后上表后主說諸葛亮撤軍 是誘敵之計，而當他在漢中聽說諸葛亮開始撤軍時，卻又假裝吃驚地說“軍糧饒足， 何以便歸”，種種互相矛盾的的漏洞前后非一，導致最后“辭窮情竭，首謝罪負”。 不過這件事情，雖然因為蜀國“國不置史”和各種原因造成資料不足，因此不足 以讓我們有理由做出其他的解釋，但從邏輯上來講，以李嚴這樣的人物，犯下這樣的 低級錯誤未免顯得過于愚蠢了些。如果說他設計這個圈套的目的是在于“解己不辦之 責，顯亮不進之愆”的話，那么他又焉能想不到他這一大堆公文全都捏在諸葛亮和后 主的手中，“前后手筆書疏”都“違錯章灼”歷歷在目，他這個目的顯然是不可能得 逞的。斷糧退軍在蜀漢北伐中并非首次出現，況且由于天降暴雨導致道路不暢的糧運 不繼，也并不會對他政治生涯造成極其嚴重的后果，在這樣的小問題上去冒如此大的 風險，而且還明顯是拱手把自己的把柄送到對手和皇帝面前去讓他們來處理自己，這 樣的錯誤和圈套實在也過于弱智了些。要是連這些李嚴都意識不到的話，那他這個筋 斗載得一點都不冤，因為這完全不象是他這樣一個擁有幾十年軍事、政治斗爭經驗的 人所應該犯的錯誤。 不管事情的真相是什么樣子，李嚴最終被貶為平民，在與諸葛亮的權利斗爭中敗 了下去，這標志著蜀漢政權中再沒有可以威脅荊楚集團地位的勢力存在，而諸葛亮也 再找不到一個有足夠分量和他分庭抗禮的對手，徹底地鞏固了他的地位。在蜀漢政權 中甚至將皇帝包括在內，他也都是唯一掌握著蜀漢最強實權的第一人。諸葛亮當時在 蜀漢政權內的威勢，可以從諸葛亮的屬官丞相參軍、犍為太守李邈的奏章中稍見一斑 。諸葛亮死后曾劉禪下令全國素服發哀三日，李邈不以為然上疏道：“呂祿、霍、禹 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偪，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 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 小為慶。” 他這話說得非常有趣，諸葛亮在世其間，“臣常危之”，諸葛亮一死，他頓時覺 得“宗族得全”，于是一家人“大小為慶”，因此上書勸諫劉禪不必太隆重要全國都 素服發哀三日，結果被劉禪砍了頭。砍頭歸砍頭，他的話卻透露了不少信息。 李邈以霍光等人做比喻，說諸葛亮雖然未必有反叛之心，但是權勢太強，“身杖 強兵，狼顧虎視”，以至于“主畏其威，故奸萌生”，這個恐怕正是他掉腦袋的原因 ，居然說劉禪因為諸葛亮手握重兵而怕了他，導致國內奸邪萌生，這叫后主劉禪的臉 往哪兒擱。至于說幾句諸葛亮的不是，那還不至于要到摘他腦袋的地步，因為劉禪和 諸葛亮之間的關系并不是那么和諧的。據載：“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 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于成都者，后主不從 。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于是始從之。（16）”連大臣上表請為諸 葛亮這個劉禪的相父立廟，劉禪都是再三阻撓不情愿，二人的關系可略見一斑。 其次，諸葛亮一死，他李邈就“宗族得全”，而“西戎靜息”，于是“大小為慶 ”，這說明他對北伐不以為然，是反對的。 從歷史記載來看，象他這樣態度的人，在蜀漢政權大小官吏中，是為數不少的。 例如諸葛亮親自點定的繼任者蔣琬和費祎兩人，就對北伐壓根就不感興趣，并且還都 一致地長期壓制要求北伐的姜維，尤其是他的第一任繼任者蔣琬，十數年內一次也沒 發動過北伐。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李邈的態度，是代表了蜀漢政權內部相當一批數量 官吏的想法。這從其他兩則資料中，也可以得到佐證，同時我們還可以從這些資料中 發現其他一些問題，以及當時身處社會下層的許多百姓對諸葛亮的北伐政策也相當反 感，絕不象一些人所描繪的那樣，是歡呼雀躍衷心擁護的。 《三國志》《蜀書》《呂乂傳》：“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 ，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蜀郡一都之會，戶口眾多，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 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為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馀口。 ” 《三國志》《吳書》《薛綜傳》：“孫休時，珝為五宮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 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 ，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 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這兩則資料表明，由于諸葛亮連年出兵北伐，兵員不足，遂調各郡兵補充北伐部 隊，然而各郡大約是以各種借口為由而拒不發兵，形成了“多不相救”的局面。而在 諸葛亮死后，軍隊中大量士兵和下級軍官更是紛紛逃亡，做為地方長官的呂乂，數年 中僅在一個蜀郡就查出了萬余名逃避兵役者。延續至蜀漢后期姜維北伐期間，蜀漢已 經出現了“經其野民皆菜色”的景象，可見連年北伐對蜀漢經濟造成的傷害之大，因 此百姓們對北伐不支持是比較正常、毫不奇怪的，在任何一個時代，從根本上百姓們 總是厭戰和期望和平的。 另外一個問題，乃是諸葛亮作為一個法家思想的秉承者，對申韓之術習之精而用 之果，史稱其對官吏“用法峻嚴”，而且大權獨攬，“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 杖二十以上親決”其負面效果就是直接導致蜀漢朝廷在一旦缺乏了象諸葛亮這樣強勢 而又出色的政治人才以后，整個統治機構“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 其朝不聞正言”一片闇然的局面，對這樣的后果，諸葛亮這個蜀漢政權實際上的統治 者、所有既定方針的制定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我們必須承認，諸葛亮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對蜀漢皇朝的忠誠令人感嘆，然 而作為一個周旋于政治、軍事舞臺上的政客和權臣，他同時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這個 特定的舞臺上游戲規則的制約，因此他絕不是一個沒有缺陷和沒有污點的人，一個歷 史的人是不可能完美的，諸葛亮的人格和道德魅力以及政治、軍事能力，在長期以來 的盲目推崇中被放大乃至發展到最后的完美，大量一直存在的、可以說明問題的資料 被視而不見，或者被斥為不可信的資料，這是不客觀的。對我而言，歷史的真實總是 被隱藏在拆開裁減過的文字里，也許我們永遠無法知道真相，但我們需要發現和發現 的勇氣。 （1）（13）（14）（15）《三國志》《蜀書》《李嚴傳》 （2）《三國志集解》 （3）《華陽國志》 （4）《三國志》《蜀書》《后主傳》 （5）《三國志》《蜀書》《后主傳》：“……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 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于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 （6）《三國志》《蜀書》《楊戲傳》：“王元泰名謀，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 。劉璋時，為巴郡太守，還為州治中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別駕。先主為漢 中王，用荊楚宿士零陵賴恭為太常，南陽黃柱為光祿勛，謀為少府；建興初，賜爵關 內侯，后代賴恭為太常。……后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 者？’休對曰：‘至于元泰，州里無繼，況鄙郡乎！’其見重如此。” 何彥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 劉璋時，為犍為太守。先主定益州，領牧，辟為從事祭酒。后援引圖、讖，勸先主即 尊號。踐阼之后，遷為大鴻臚。建興中卒。 （7）（11）（16）《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8）《三國志》《蜀書》《李嚴傳》：“臣（諸葛亮）當北出，欲得平（李嚴 ）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 （9）《三國志》《魏書》《張郃傳》 （10）《三國志》《蜀書》《馬良傳》：“臣松之以為良蓋與亮結為兄弟，或相 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為尊兄耳。……良弟謖，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 ，除綿竹成都令、越雋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 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 見談論，自晝達夜。……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 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亮違眾拔謖，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為郃所破， 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 （12）《三國志》《蜀書》《馬良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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