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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敘事”、“追索本質”還是目前中國比較慣于運用的言談方式。 在談論性別平等話題的時候，往往會涉及什么是女性的本質或什么是男性的本質問題？以及什么是女性氣質和什么是男性氣質？與此相關的一種更流行、更通俗的說法是，什么是“女人味”或“男人味”？ 女性主義其實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也并不一致。贊同女性或男性有其獨特、固定本質與氣質或“味”的，被稱之為“本質主義”，反之則為“非本質主義”。激進女性主義更是將女性本質、氣質、“味”的問題與由女性承擔的生育勞動、性角色及家庭責任聯系起來，認為由這些方面的相互作用造成和決定的女性的“本質”，實際是對女性發展的限制，即將父權制對她們的強制規定當作“本質”，迫使女性不得不居于低于或次于男性的位置上，而成為受壓迫、受控制的“第二性”。所以，一些激進女性主義的主張或渴望是擁有“雌雄同體”的氣質，它曾被解釋為類似于“蕩婦”或“壞女人”那樣——自我中心、明目張膽、直截了當、傲慢無羈，在其內部結合了男性和女性兩方面的氣質。
然而，也有一部分激進女性主義認為，“雌雄同體”渴望的提出雖然表現出了很大的勇氣，也體現了最初的對傳統社會性別制度的超越。但是，由“蕩婦”、“壞女人”體現的那些男性氣質，恰恰是一些最壞的男性氣質，不僅根本不值得向往解放的女性去追求和擁有，還要特別警惕，要注意擺脫這些“男性添加劑的毒害”。向往解放的女性不應該變得像男性，而應當更像女性，即應更多地擁有那些與女性相聯系的正向價值與美德，如注重關懷、分享、和平、富于同情心、相互支持，等等；而不應效仿由父權制文化強調的、由男性擁有和體現的等級制觀念、控制欲、理性主義、統治、戰爭，等等。 與這兩種不同看法相關，自上世紀60年代末起，法國出現了女權革命運動小組(簡稱FR)和女權政治與精神分析組織兩大女權運動形式的分野，也形成了日后美國女權運動模式與法國女權運動模式的區別。撰寫被稱之為女性主義“圣經”《第二性》的作家、著名女權主義者西蒙·德·波伏娃就是FR的一名成員。和FR的其他成員一起，波伏娃對女性氣質持強烈反對的態度，認為女性一旦具備了女性氣質就將陷入依賴與被動。據說對此爭論非常激烈，巴黎曾有女權政治與精神分析組織因不贊同FR的主張，而高舉“打倒女權主義”的標語游行(其意圖是反對“女權主義”這個術語，而對婦女運動仍予以不懈的支持)。對此，不諳就里的人便誤解為女權主義就此便分崩離析了、終結了。 當然，事情并非如此。推遠歷史觀察的焦距來看，這一情況不僅表現了女性主義內部在發展演進中的多元化與差異性，也成為后現代與女性主義結合、或女性主義向后現代轉型的一個標志。 若將探討的視域拓展得更廣闊一些，就會發現在爭論這些問題的同時，解構的力量也正在出現。在父權制文化背景下，女性被要求和塑造得溫柔、賢惠、含蓄、內斂、恪守婦道；男性則要剛毅、大膽、決斷，敢做敢為。這些是否就是女人和男人“永恒”的本質、氣質或“味”呢？回答是否定的。因為說到底，男女的所謂本質、氣質或“味”其實都是一定文化的產物，是由特定的社會歷史造就的，而絕非僅僅取決于男女兩性生物學上的差異。這宛如女性主義者琳達·阿爾科夫等人的看法：性別差異與其說完全是生物學的原因，還不如說是出自“社會化”的過程，即出自“作為女人在父權制社會存在的整個歷史”。人類學的研究也在這方面提供了證明。美國M·米德《性別與氣質》一著，曾得到廣泛傳播與引用。米德的研究顯示，在一些較為原始的部落社會，男女的氣質往往不具有截然的區分，甚至與文明社會標準完全相反。對此，米德得出的精彩結論是：同一性別的個體之間所存在的氣質差異，決不亞于異性之間的差異。她還希望自己的這一結論能夠有助于現代人擺脫對父權制性別角色的固守與偏愛。 所以，脫離具體的社會、歷史及文化，去談論男人或女人的本質、氣質、“味”，其實根本就不可能尋找到一個確定的答案。不過，也許這就是這一話題本身的魅力所在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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