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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資本主義危機的末世論洞見 ———論盧卡奇有關現代性的思想 張雙利
盧卡奇一直被公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開創者。然而,對于這位開創者的思想,人們很長時間以來卻停留于對它的狹隘理解,把它僅僅看作是對20世紀初的那場無產階級革命的失敗經驗的應對,把它僅僅與第二國際和后來的第三國際的“官方馬克思主義”相對立。這樣一來,我們似乎就很難理解盧卡奇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與他在前馬克思主義時期(以《心靈與形式》、《小說理論》等1918年以前的著作為代表)的思想之間有什么內在關聯,進而也就很難去領會盧卡奇在20世紀的西方思想界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之所以如此,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我們沒有真正地把握住盧卡奇終其一生所關注的根本問題。縱觀盧卡奇所寫下的大量的著作,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思想自傳性的文字,我們會發現他一生都在投身于同一項事業,那就是反對現存世界,后來他把它更明確地表達為反對資本主義世界。 盧卡奇對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的反對,在根本上就是對現代性的反對。由于自身的獨特的生活經驗以及他所成長于其中的20世紀初的歐洲思想環境的影響,盧卡奇早在20世紀初就已經對蘊含在現代世界中的深刻危機有了敏感的覺察。換句話說,當大多數人還沉醉于現代世界所帶給他們的關于“進步”的信念的時候,盧卡奇已經對現代世界的生活的另一面有了強烈的感受。他的思想歷程就是從這樣的感受出發的,而這恰恰是對現代性的感受,是對現代性的危機的洞察。如果說堅守關于“進步”的信念的人所感受到的僅僅是現代性的光明的一面的話,盧卡奇的偉大則在于他看得更深,他與20世紀的最重要的思想家們一樣,他“在回應著現代性的要素,這同樣一些要素在關于西方的進步的一些主要的表達中被醒目地描述為工業主義、技術、大眾民主、平等主義、科學、世俗主義、以及個人從傳統價值中的解放等等”①,但他看到的卻是黑暗的危機。在盧卡奇轉向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之后,借助于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他更精確地把它界定為資本主義的危機。 在反對資本主義世界的道路上,他一方面敏銳地看到,資本主義的邏輯正在把整個西方文明帶向毀滅,正在把人類帶向死亡。對于這個正在走向毀滅的世界,他在《心靈與形式》的早期文本中把它刻畫為“被上帝所遺棄的世界”,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則把它進一步精確地把握為“物化的世界”。與此同時,他在自覺地轉向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之后,也明確地指出擺在我們面前的還有一條通往未來的道路,那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除此之外,我們已絕無其他選擇。因而,盧卡奇對于資本主義危機的洞見是一種充滿著末世論情懷的洞見。它既不同于海德格爾等后來的存在主義者們,把異化看作是人的永恒的命運,也不是簡單地相信資本主義階段是一個必然會被超越的階段。他用震撼心靈的文字在不斷地警示人們,我們現在其實已經到了最后的關頭,我們必須而且只能做出抉擇:或者沉醉于這個物化的世界中,直至毀滅在無底的深淵;或者自覺地走上革命的道路,直至最后的解放。借用著名的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者柯拉科夫斯基在他的《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一書中的話,我們可以這樣來概括盧卡奇對待現存資本主義世界的態度:徹底的毀滅或完全的重生! 一、 從倫理的道路到革命的道路 要領會盧卡奇關于現代性的思想,我們首先要對盧卡奇的思想歷程有一個概要的把握。而在這當中,最重要的關節點就要屬他在1918年向馬克思主義立場的轉變了。因為此次轉變對于盧卡奇來說是標志性的,在這之前,他雖然已經明確,對于現存世界的反對是他的所有思考的依歸,但卻對反對這個世界的道路具體該怎樣走迷惘不清;而在這之后,無論其暫時的理論重心轉向哪里,他卻自始至終地堅持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來解決現存世界的問題。因而本文在論述盧卡奇對現代性問題的思考時,首先必須簡要交待他的這一重大轉變的思想原因。其實,盧卡奇本人對此就曾經在多個文本中有過直接的說明。在《歷史與階級意識》的1967年新版序言中,他明確地說:“我的倫理觀要求轉向實踐、行動,從而轉向政治。這反過來又使我轉向經濟學,轉向在理論上進行深入研究和最終轉向馬克思主義哲學。”②“我之所以決定積極投身于共產主義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倫理的考慮。”③可見,概括地說,盧卡奇的這一轉變可以被理解為從倫理的道路轉向革命的道路。 盧卡奇之所以把自己早年所走的道路稱為倫理的道路,是因為他在這一時期的主要作品中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倫理的問題。雖然這一時期的著作大多是關于文學的,但透過對那些文學作品的論述,可以看到,盧卡奇所真正思考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對待眼前這個充滿著罪惡的世界?或者說,盧卡奇早期著作的出發點就是我們生存于其中的這個現存世界,而恰恰是這個世界被盧卡奇看作是“被上帝所遺棄了的世界”④。在《心靈與形式》、《小說理論》等著作中,盧卡奇對此都有明確的說明。其中,最典型的是他在《小說理論》中的表達,在該書的1962年版序言中,盧卡奇對此做了這樣的總結:“《小說理論》中不用黑格爾的術語,而是套用費希特的話將現時代定性為‘無以復加的罪惡時代’。”⑤從這里出發,盧卡奇進一步去探求什么才是“應當”的狀態,以及怎樣才能達到“應當”的狀態。在《心靈與形式》中,他更多地求助于真正的自我的倫理力量去拒斥和反對已然的現存世界,去追求應然的美好狀態;在《小說理論》中,由于受到了黑格爾的影響,他開始把目光從對內在自我的關注轉向對世界的關注,追求在世界中達到總體性。因而,他的整個青年時期都被已然與應然之間的無限距離困擾著,都一直在追求對這一永恒的倫理問題的解決。 但我們又看到,從《心靈與形式》到《小說理論》,盧卡奇在倫理的道路上的探索并未成功。在《心靈與形式》中,盧卡奇把走向應然的希望寄托在這樣的個體身上:“他們不僅活著,而且已經在生命中徹底地實現了目的,達到了與本質的同一———但只與它相同一———超越了所有的個體的事情,選擇了一條超出常態之上的道路。”⑥“他們的倫理必須把堅持到死亡當作絕對命令。”⑦要理解盧卡奇在這里所說的這樣的個體,有一個很好的角度,那就是從他所說的那個倫理的等級制度的角度來理解。在《心靈與形式》中的《論精神的貧困》一文中,盧卡奇描述了一種倫理的等級制度,關于該制度,恩斯特·布洛赫在他晚年的一篇訪談中有直接說明:“這(指等級制度)是盧卡奇的概念,不是我的概念。這里所說的等級制度很像印度的等級制度。關鍵是在騎士意義上的道德的基礎上重建它,例如:很多事情在騎士那里是禁止的,但在農民那里卻是許可的。順便說一句,這是一個天主教的觀念。在天主教那里,困難和苦行在等級制度的頂端逐漸增加;是困難在增加而不是享受在增加。這就是等級制度的新的涵義。在資本主義社會,情況正好相反。農民們甚至不用服從各種禁令,因為他們在客觀上已經被阻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而那些莊園主和老板卻被允許做所有的一切———奢侈品、通過剝削獲得的暴利、剩余價值———一切都被裝進了他們的口袋。在印度和天主教的社會烏托邦里,情況正好相反,盧卡奇就想追隨這一傳統。而且,還有很多事情在俗人那里是許可的但在僧人那里卻是禁止的。在一定的意義上,僧人是基督教的貴族。這就是青年盧卡奇的想法。”⑧可見,盧卡奇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為數甚少的道德精英的身上。但我們只要稍加分析,就會發現這樣的希望注定是要落空的:首先,如此的倫理的道路只能是對少數精英的恩賜,普通的大眾根本不可能窺得生活的悲劇內涵,因而也永遠不可能被從這個被上帝所遺棄了的世界中拯救出來。其次,即使是對這些處于等級制度的尖端的道德精英們而言,他們唯一能實現的也只是對這個世界的拒斥,而不是對它的包容和超越。也就是說,盧卡奇在這里企圖從道德的自我出發,來打開一條通往未來的道路。但其結果卻只能是停留于封閉的自我的內部,只能無奈地面對著自我與世界之間的無限的距離。而這恰恰是以費希特為代表的倫理主義道路的必然結局。即使是盧卡奇本人也漸漸地自覺到了這個問題,因而在《小說理論》中,他會把《心靈與形式》(尤其是其中的《悲劇的形而上學》一文)的思想的根本缺陷概括為“應當戕殺了生活”⑨。 到了一戰期間,盧卡奇寫作《小說理論》的時候,他由于深受到黑格爾哲學的影響,就不再僅僅從道德的自我出發,去表達對現存世界的反對,而是努力尋求實現對整個生活的改造,即尋求建立新的總體性。關于黑格爾的哲學與《小說理論》的關系,盧卡奇也曾經做過簡要的交代:“這是一種具有倫理色彩的現實悲觀主義,但無論如何也不意味著從黑格爾向費希特的全面倒退,而毋寧說是黑格爾歷史辯證法的克爾凱郭爾化。克爾凱郭爾對《小說理論》的作者一直起著關鍵的作用。”⑩據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克爾凱郭爾的影響下,《小說理論》從黑格爾那里得到的更多是他的反資本主義的浪漫主義因素,而不是他對于現存世界的理性辯護。因而堅持對現代世界的反對與批判仍然是《小說理論》的根本立場。在這個根本立場之上,黑格爾的進一步影響就在于他明確地指出了解決問題的道路,即總體性的道路。簡而言之,總體性的道路就是消除異化的道路,即消除我們與世界間的疏離與對抗,達到我們與世界的同一。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哥德曼才會說,海德格爾的“存在”其實與盧卡奇的“總體性”在意義上是相通的。 但《小說理論》最終也只能停留于對這條道路的向往,因為盧卡奇在現實的生活中找不到它的現實出發點。也就是說,我們能否走上總體性的道路,這不是理論本身能回答的問題,而只能由現實的生活來回答。可以說,《小說理論》基本上表達的是這樣一種絕望的心境:已敏感地意識到正確的路應該是怎樣的,卻在現實生活中無論如何也找不到它。因而全書終結于這樣一段迷惘的文字:“是我們真的將要離開這個絕對罪孽的時代,還是我們其實僅僅只有希望,除此之外我們沒有關于新的時代的任何訊息:希望,作為一個將要來臨的世界的征兆,它們是如此的脆弱,以至于現存世界中的任何微不足道的力量都能將它碾得粉碎。” 至此,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一戰時期,盧卡奇關于現代性的思想已發展到了一個至關重要的關節點:或者陷入永遠的絕望,將這個罪惡的時代認作永恒的現實,將異化看作人的命運;或者找到現實的出路,勇敢地投身其中。恰好在這時,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只有俄國十月革命才真正打開了通向未來的窗口;沙皇的倒臺,尤其是資本主義的崩潰,使我們見到曙光。……我們———終于!終于!———看到了人類擺脫戰爭和資本主義的道路。” 是十月革命讓盧卡奇堅信,我們可以離開這個絕對罪孽的時代,可以擺脫“西方文明的奴役” ,因為生活中已經生成了能打開總體性的道路的力量,那就是無產階級。十月革命之所以會給盧卡奇帶來如此震撼性的影響,是因為他沒有把十月革命理解為一場簡單的反對反動政府的革命,而是把它與對資本主義危機的解決直接聯系了起來。正如布洛赫所言:“如果革命在法國爆發,它就不會對盧卡奇產生同樣的影響。它將僅僅是腦子里的一件小事情。但是俄羅斯卻是心中的一件大事情。” 因為,正是在俄羅斯這塊土地上生長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批卓越的思想家,又正是他們在對資本主義危機的洞見和對走向未來的道路的探求方面直接地影響了盧卡奇。 二、 物化與革命 盧卡奇在自覺地轉向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之后,他的理論思考基本上就圍繞著無產階級革命道路這一主題展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奠基性著作《歷史與階級意識》就是對無產階級革命道路的集中闡述。 關于該書的主題,一直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膚淺見解,以為在無產階級革命失敗經驗的刺激之下,該書的主旨就是通過批判錯誤的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而重新提出一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在這種理解中,盧卡奇所一直深切關懷著的現代性的問題隱退了,擺在讀者面前的似乎只有兩種不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之間的對立。只要我們真正深入到《歷史與階級意識》的內在思路中去,就會發現這種解釋是極其表面的。它既沒有理解盧卡奇為什么要轉向馬克思主義,也沒有體會到他在轉向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之后,又為什么要對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進行批判。盧卡奇后來在該書的1967年新版序言中,對于人們所看到的《歷史與階級意識》與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理論對立的真正意義做了明確的提示:“《歷史與階級意識》的重大成就之一,在于使那曾被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的‘科學性’打入冷宮的總體范疇,重新恢復了它在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論的核心地位。”正是由于這一重大成就,它才對以后的思想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為“黑格爾辯證法的復活狠狠打擊了修正主義的傳統。”而辯證法的傳統的復活帶來的則是革命的道路的復活。“《歷史與階級意識》代表了當時想要通過更新和發展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方法論來恢復馬克思理論的革命本質的也許是最激進的嘗試。” 通過這樣的簡單說明,我們已經能夠很明白地看到盧卡奇批判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闡發一直被科學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所忽視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內涵,歸根結底都是為了打開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前文的論述已告訴我們,他之所以選擇革命的道路,就是為了解決現代世界的危機。可見,《歷史與階級意識》和盧卡奇此前的那些著作一樣,都是對現代世界的危機的批判和對走出危機的道路的探求。 關于現代世界的危機,《歷史與階級意識》明確指出,資本主義世界是一個被徹底物化了的世界,因而也是一個正在走向毀滅深淵的世界。首先,《歷史與階級意識》把對現代世界的危機的探討明確地放在了資本主義的框架之內。借助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商品拜物教問題的探討,盧卡奇對現代世界危機的討論也從商品出發。他一再強調,資本主義社會與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商品交換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成為社會進行物質代謝的支配形式:“一個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對所有社會生活都有決定性影響的社會和一個商品形式只是短暫出現的社會之間的區別是一種質的區別。” 這里所說的決定性影響在文中被進一步地揭示為是對生活的全面物化。可見,盧卡奇不僅認定現代世界是資本主義世界,而且認為現代世界的危機導源于勞動產品成為商品這一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基本事實。 在此基礎之上,盧卡奇進一步論證了物化現象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普遍必然現象。根據盧卡奇的分析,物化之所以會產生,是因為我們的勞動產品完全都采取了商品的形式。而勞動產品成為商品,首先就意味著它失去和我們的勞動的內在關聯,成為可以通過比較而進行交換的同質的東西,或者更精確地說,成為完全同樣的只有量的差異而沒有質的差異的東西。這反過來又規定著我們的勞動。我們的勞動也必須成為合理機械化的,即成為被規定好的同樣的勞動,任何創造性、任何個體的差異都被當作錯誤而加以排除。如此一來,勞動對我們來說不再意味著通過創造性的生命活動而確證人的存在,而是意味著把人下降為毫無差別的物來進行計算和安排。為了說明勞動的合理化所導致的對人的物化,盧卡奇在這里特別指出,這其實意味著“時間的空間化”:“這樣,時間就失去了它的質的、可變的、流動的性質;它凝固成一個精確劃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測定的、由在量上可測定的一些‘物’充滿的連續統一體,即凝固成一個空間。” 這也就是說,勞動的合理化剝奪了我們通過對時間的體驗而確證人的存在的生活,僅只把我們下降為可以用數字來測量的物。 盧卡奇特別強調,物化對于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人來說是普遍的。其普遍性首先是指資本主義社會中人人都難逃物化的命運,尤其是無產者和有產者都同屬物化,即“工人的命運成為整個社會的普遍命運”。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只要商品成為滿足需要的唯一形式,“合理機械化的和可計算性的原則必須遍及生活的全部表現形式” 。這也就是說,不僅工人的時間被資本家當作空間來計算,資本家本人的生命也被同樣地加以計算。同時物化的普遍性也指我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物化了。即,不僅僅是我們的物質勞動過程被物化,而且我們生活的其他各方面也都被物化了,這其中最隱匿的是意識的物化所謂意識的物化,是指我們只能停留于對眼前的這個世界的直觀,只能通過直觀達到關于它的一些直接性的認識,而無法深入下去,把握住真正的現實。在這里,最根本的是,我們所看到的將是只有物的世界,或只有純粹的人與物的世界之間的無限對立,而無法體認到人與世界之間的相互生成。導致意識的物化的原因就是我們的活動本身失去了主動性,勞動被變成了與人相分離的“物”,因而我們根本不再可能去在活動中體認人與世界的關聯。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盧卡奇對種種物化意識展開了具體而深入的批判透過這些批判,我們可以發現資本主義條件下被物化的人最終將難逃把現存世界認作是永恒的這一根本限制。人們或者像科學主義者們一樣直接就把這個世界宣稱為是一個有著永恒的規律的物的世界;或者像充分地闡發了純粹的活動原則的德國古典哲學家們一樣,雖然認為這個世界是由主體創造的,但這個主體由于只能局限在意識的內部進行創造,因而是不能創造現實的歷史的。最終,或者承認現在是永恒的,或者承認歷史已經終結。 最后,盧卡奇斷定,資本主義世界只能逐步走向毀滅的深淵,永遠不能達到對問題的自動解決。由于人被物化,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就成為了一個自動的合規律的物。雖然,就像很多堅持經濟決定論立場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所認為的那樣,資本主義社會在自身中蘊含著矛盾,但盧卡奇尖銳地指出,這些矛盾只是“純粹的矛盾”,它們只能導致一次又一次的災難(經濟危機、戰爭等等),卻不能自動地導致對自身危機的解決。尤其是,即使是工人們,也不會自動地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革命者,而是深處于承認和接受現實的物化意識的籠罩之下。隨著一次又一次的災難,我們只能被物化的力量越來越緊地鉗制,我們只能被越來越近地逼向毀滅的深淵。 《歷史與階級意識》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它既論證了資本主義的世界在走向毀滅,無法自拔,又同時明確地指出了一條走向未來的光明道路。這就使它既與悲觀的《小說理論》等早期著作完全不同,又與海德格爾等人的思想相區別。要理解《歷史與階級意識》所闡述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最重要的是要理解這條道路的可能性不是由理論來論證的,而是由現實生活所生成的。通過對物化現象的批判,盧卡奇似乎只給讀者提供了一幅完全黑暗的畫面。我們既不能依靠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資本私人占有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的自動爆發,也不能依靠工人的自發反抗來走出這個黑暗的世界。其實,這里的黑暗不是絕對的黑暗。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盧卡奇相信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仍然存活著一些還沒有被黑暗所吞噬的因素,這就是在工人身上還存活著的“尚未枯萎的靈魂”。從這里出發,盧卡奇認為工人有可能逐漸形成階級意識而走上“總體性”的道路。 所謂總體性,是與現代人的物化的生命狀態相對而言的。相對于人在物化中所陷入的人與物相分裂的處境(在工人那里是被出賣為“物”的勞動與人格的分裂;在資產者那里是被規定為物的存在與抽象的理性主體之間的對立),總體性的道路要達到的是人與世界的統一。即在具體的總體中,我們能夠真正與物相遇,并在這樣的相遇中成就我們以及對象的存在;相對于人在物化中所必然陷入的歷史的終結的處境(我們被作為零件融入那只能不斷走向深淵的資本主義的自動的合規律的物的過程中),總體性的道路要達到的是歷史的總體。在歷史的總體中,展開的是我們與世界之間相互生成的過程。可見具體的總體與過程的總體其實是同一的。但盧卡奇在這里所講的總體性的道路卻不再是抽象的應當。《歷史與階級意識》一再強調,我們是從當下的直接的現實出發而走向總體性的。也就是說我們只能從工人身上還僅有的一些未被物化的精神出發,去反抗這個物化的世界。在反抗的過程中,不斷形成階級意識,激活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蘊含著的人與物的矛盾,而該矛盾最后又必須在革命的實踐中才能得到解決。因而,“無產階級意識就是實踐”的命題不僅指階級意識的形成在革命中具有關鍵的意義,而且也強調我們只有在革命實踐中才能形成階級意識,并只有在革命實現中才能真正地實現階級意識。 但《歷史與階級意識》也有著明顯的矛盾。一方面,盧卡奇很明白,革命的現實出發點來自于生活本身,工人的“尚未枯萎的靈魂”是生活中仍然存活著的他者性的力量;但另一方面,他又借用了黑格爾的“同一的主體—客體”的邏輯來論證無產階級的歷史主體的地位。而這在實踐中會給讀者留下無產階級意識仍然是一種“被賦予的” 意識的印象。正是由于存在著這樣的問題,盧卡奇后來才會通過對辯證法問題的沉思而進一步展開對革命道路的思考。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關于資本主義的命運已經提出了非常明確的觀點:或徹底物化或總體性的革命。這是一種末世論的洞見,它既看到了資本主義的末日,也預示了末日災難之后的重生。但革命的道路必須是我們自覺選擇的,因而命運最終又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歷史與階級意識》的確起到了煥發馬克思的理論的革命本質的作用。也正因如此,《歷史與階級意識》才是劃時代的,它開創了西方馬克思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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