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快活林
盡管87版《紅樓夢》已經成為經典，但新版《紅樓》已經開始向她“叫囂”了。想想人家敢吃“螃蟹”還是有原因的，因為現在可以依托高科技，完全不把老氣橫秋的87版放在眼里。高科技制作是個什么東東？一種華而不實的視覺沖擊手段而已，實際上新版《紅樓》還要受諸多因素限制，興許費力不討好。
依筆者看，拍《紅樓》還不如拍《青樓》，論是從獵奇獵艷的欣賞角度，還是題材的新穎性上，都要“強于”《紅樓》。
遍布全國、波及亞洲的《紅樓》選秀開始了，與其說“選秀”隆重，倒不如說角色難選。首先在人選和故事情節上，有關《紅樓》的人物無以計數，盡管像林黛玉、賈寶玉、王熙鳳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一些情節如“妙玉烹茶”、“寶釵撲蝶”、“黛玉葬花”也格外唯美、感人，但男女主角賈寶玉和林黛玉的形象始終是讀者和觀眾的理想化身，導演胡玫也承認，劇中賈、林兩個角色最為難選。《紅樓》里展現的剪不斷理還亂的愛恨情愁和豪門恩怨，錯綜復雜、拖拖拉拉，像臭婆娘的纏腳步一樣，時間上不占優，情節又亂七八糟。
而關于“青樓”的人物和事件完全可以羅列一大堆。當時的騷人墨客與名妓，可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對雙璧，他們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國古典文學藝術，譜寫了數不清的美麗動人的故事，像“揚州一覺十年夢，贏得青樓薄幸名”的唐代詩人杜牧；“縱豆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的南宋詞人姜夔；“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的北宋詞人柳永。談及男主角，這些風流倜儻的文人墨客，怎么不比賈寶玉吸引人呢？而像青樓名妓薛濤、花蕊夫人、李香君、杜十娘、李師師、梁紅玉等的故事，不僅包括兒女情長，還涉及政治、文化、經濟等很多東西。可以對某一個名妓展開故事，或者單元拍攝，組合起來的“青樓十二釵”，完全可以媲美“金陵十二釵”。而名仕與名妓之間的關系不是齷鹺的，也有真正的友誼和愛情，尊重和理解。
新時代拍攝會賦予《紅樓》一定的意義，正如導演胡玫所說，“《紅樓夢》不是一部關于紅男綠女的簡單的愛情故事，還表現曹雪芹所身處的一代動變中的社會歷史。”如果說揭示歷史，唐、宋乃至歷朝歷代的官場側面、社會問題和人間萬象也絕對有噱頭，在唐代的名妓薛濤和魚玄機的愛情故事中也可以完全體現出來。說到“青樓妓女”也許有人就笑了，而林黛玉所處的地位又比“妓”強哪兒去呢？家道中落，寄人籬下，百無聊賴，坐享其成。有人說林黛玉是個博學多才的奇女子，文風婉約，出口成章，琴棋書畫，獨占鰲頭。而薛濤“性敏慧，八歲能詩，洞曉音律，多才藝”；唐朝名妓關盼盼，通曉詩文，又兼會歌舞技能，她們哪一個又比林黛玉差呢？
在劇本所揭示的角色人格魅力看，這些青樓名妓還有著更為大氣的志向和作為，比如明末的董小宛、李香君等，不僅對愛情堅貞，還有著崇高的民族氣節。這都是青樓文化最為奪目的閃光點。而“嬌襲一身病”、“行動似弱柳”的林黛玉，所體現的卻是小資女人情懷，無牽無掛，自負才情，漠視世俗，只希望“愿儂此日生又翼，隨花飛到天盡頭”。《紅樓》走的是上層路線，而《青樓》卻放眼社會基層。青樓女子多是封建社會窮苦人家的女子，淪落風月場中也多為生活所迫。在遭遇上，她們比林黛玉更為悲慘，在表演上也更為煽情。
此外，主創人員還為一件事頭疼，那就是如何對“紅樓”文化的承載和傳播。據說，《紅樓》劇本還要經過紅學會的審查。其實，他們這一做法，正體現了紅學文化的狹隘和鉆研者的愚腐。紅學泰斗周汝昌將紅學劃分為曹學、版本學、探佚學、脂學等，但實際上“紅學”僅限于對某一朝代下某些人物和社會現象的解析。人們對其的了解和認知也是人云亦云、無法達成一致的。在“青樓”滋生下的唐詩宋詞，也是中國文化一絕，其地位也絕不比“紅學”低，論資排輩，也算是祖宗級的，而紅學則是后人的標榜和神化。而唐詩宋詞所要揭示的社會意義要比“紅學”深刻，中國文字的博大精深也會淋漓盡致地體現。可以說，沒有青樓，中國文學恐怕要減色一半。再者，青樓女子是中國古代樂壇的先鋒一族，妓女們能歌擅舞，通曉琴棋書畫，得以讓中國音樂舞蹈代代相傳。可以說，中國流行音樂是打上青樓烙印的。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作為《紅》劇的投資方，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主席楊偉光發號施令：以第三版《泰坦尼克號》翻拍回收27億美元為例，他也同樣很看好新版《紅樓夢》。說實話，拍《紅樓》太累，既要注重經濟效益，還要考慮社會效益，弄不好“畫虎不成反類犬”。不過有一點強調的是，“選秀”的成功就是拍攝的“成功”。中國娛樂界的“選秀”堪稱一絕，像陳凱歌的《無極》、周星馳的《功夫》、關錦鵬的《長恨歌》等選秀都很成功，但他們有一個明顯問題，就好比夫妻“房事”：往往折騰幾鐘頭，前奏不錯，最后快感卻幾秒鐘。
紅樓夢長，不如青樓夢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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