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發展觀：一場方法論的革命

      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創立是一場方法論的革命，它實現了從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向辯證唯物主義的根本質變，并且將其運用于對社會領域的研究，產生了深刻剖析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輝煌巨著《資本論》，揭示了資本主義必然要被新的社會形態所取代的歷史發展規律。恩格斯說：馬克思“使辯證方法擺脫它的唯心主義的外殼并把辯證方法在使它成為惟一正確的思想發展方式的簡單形式上建立起來，馬克思對于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就是以這個方法作基礎的。這個方法的制定，在我們看來是一個不亞于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成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22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顯然，經典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一場方法論的革命，這場革命的意義與經典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新世界觀的認識論意義同樣重要，甚至更具有普遍性的應用價值。馬克思、恩格斯就多次強調，他們的學說在本質上是一種科學的方法，決不是什么終極真理的理論體系。恩格斯說得很明確：“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頁，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同樣道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問題，不是把馬克思主義關于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的現成結論照搬的中國來，鬧出說秦始皇建立秦朝之后中國才正式進入“封建社會”，“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之類的荒唐笑話，而是要解決思想方法問題，用科學的思想方法分析和解決中國革命、建設及改革進程中所遇到的各種實際問題。衡量馬克思主義是否實現了中國化，是否對中國的社會發展起到了指導作用，不能看照搬了多少馬克思主義的現成結論，以及用這些結論詮釋了多少中國的實際現象，而必須注重對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的實踐應用，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

      科學發展觀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實質上也是一場方法論的革命。我們學習和堅持科學發展觀，不僅要完整準確地把握它的主體內容和基本要求，用以作為統領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還要注重領會和掌握它所蘊涵的科學方法，自覺、積極地運用到自己的實際工作中去。前者屬于認識論范疇，是為了明確工作的基本方向和任務；后者屬于方法論范疇，是要找到堅持正確方向、履行應有職責、搞好所承擔工作任務的有效途徑和手段。二者相輔相成，有機統一，忽視任何一個方面都不利于科學發展觀從理論到實踐、從抽象到具體的飛躍和升華。而且，認識論意義上的科學發展觀作為一種執政理念，主要是由執政者即各級黨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來貫徹執行的；方法論意義上的科學發展觀作為一種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的有效工具，對于執政者以及從事任何職業的社會成員均有重要的應用價值。可以說，方法論意義上的科學發展觀較之認識論意義上的科學發展觀適用的范圍更寬廣，蘊涵的功能更有可操作性，發揮的作用更直接、更具體，更應該受到人們的重視和關注。

      作為方法論的科學發展觀所實現的革命，最主要的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以人為本”的革命。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強調的是生產力發展，將生產力發展當成了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求一切服務于經濟建設，一切服從于經濟建設。結果，經濟建設確實搞上去了，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三十年來一路飆升，但造成了自然資源的嚴重破壞、生態環境的嚴重惡化，不少地方空氣、水源污染得連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都受到了威脅。特別是，經濟建設的成果愈來愈被官場上、市場上的新老權貴所攫取，而大多數普通民眾卻沒有得到同經濟增長率相應的實惠，那些弱勢群體的實際收入和生活水平還明顯地相對下降了。

      科學發展觀所強調的“以人為本”思想方法，正是要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方法進行革命。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基石和靈魂，體現著科學發展觀的價值抉擇、方向引導和實踐主體，所回答的是立足什么來發展、為了什么去發展、依靠什么才能發展的根本問題。人既是科學發展觀的立足點、出發點和落腳點，亦是科學發展觀得以付諸實踐的動力、載體和依托。

      以人為本的“人”，當然可以理解為人民群眾或最廣大人民群眾，共產黨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共產黨自成立以來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都要依靠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自覺與自動。但是，從更深入、更具體的層次來看，既然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那么，要搞清楚作為科學發展觀基石和靈魂的以人為本中的“人”，必須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出發點和價值訴求中去詮釋“人”的科學內蘊。

      馬克思、恩格斯在闡述他們創立的新的世界觀時明確指出：“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馬克思進一步強調說：“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9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而且，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人并不是抽象地棲息在世界以外的東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立腳點、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在社會現實中從事著實踐活動而且已經被社會化了的一個個具體的人。馬克思主義所關注的是人的權利、人的尊嚴、人的價值、人的解放、人的發展、人的自由，所致力于追求的是對使人成為受屈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一切社會關系進行根本改造，以最終建立 “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條件”的社會。這里所說的“人”，包括在一定國度、一定行政區域生活和工作的一切社會成員，他們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都要受到法律的保護，都有權享受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好處，而不僅僅是只有所謂抽象、空洞的“最廣大人民群眾”才能得到什么“根本利益”。社會對于科學發展觀中以人為本的“人”的科學內涵，也應該作如是觀。只有在這個意義上來認識和理解以人為本，才能從根本上同人本主義和民本思想劃清界限，才能使其真正成為科學發展觀的基石和靈魂，才能避免將以人為本的“人”泛化為抽象、空洞的所謂“最廣大人民群眾”的錯誤，使科學發展觀所內涵方法論革命在實踐中真正發揮作用，真正給我們這個社會的一切成員帶來實惠。

      其二，從“單線型思維”到“系統辯證思維”的革命。

      主要由于劉少奇所說的“中國黨的理論準備不夠”（《劉少奇選集》上卷，第220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之原因，很多年來，執政者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堅持的是一種“單線型思維”。其具體表現，就是在強調某個事物、某項任務、某方面工作的時候，往往顧及不到其他事物、其他任務、其他工作。鄧小平提出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較之于“單線型思維”有所進步，但其方法論意義有很大局限性，缺乏科學、嚴謹的理論根基，何況這種“兩手抓”思維在實踐中遠未得到真正貫徹執行。過去二十多年間，JDP標準在全國各地一直占據高高在上的主導地位，給社會發展造成了相當嚴重的危害，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才正式確立了學術地位的系統論是一門年輕的學科，但系統思想源遠流長，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系里就蘊涵著豐富的系統思想。馬克思說：“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9頁，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他特別對資本系統作了全面、深刻、精湛的研究，認為“各個單個的資本的循環是互相交錯的，是互為前提、互為條件的，而且正是在這種交錯中形成社會總資本的運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82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恩格斯更明確地指出：“我們所面對著的整個自然界形成一個體系，即各種物體相互聯系的總體”。“這些物體是相互聯系的，這就是說，它們是相互作用著的，并且正是這種相互作用構成了運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78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從一定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就是系統辯證論。

      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的科學發展觀，是將馬克思主義系統思想同現代系統科學有機結合的典范，是將馬克思主義系統思想同中國現代化建設實際有機結合的典范。科學發展觀在堅持以人為本的大前提下，將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視為一個超大型的系統，又從多種角度和層次將其分為物質文明建設、政治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科教文衛體制改革、對外開放等子系統，致力于追求各子系統全面、協調、可持續地運行和發展。所謂全面，就是要著眼于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方面的發展；所謂協調，就是各方面發展要相互銜接、相互促進、良性互動；所謂可持續，就是既要注重經濟建設持續的高速發展，又要注重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態環境的良好保護，既要考慮當前發展的需要，又要考慮未來發展的需要。

      科學發展觀突出體現的這種“系統辯證思維”，無疑是對過去長時期里普遍、頑固地存在著的“單線型思維”的一場革命。近幾年來，在政策制定、工作部署、政績評價等方面片面性傾向顯著減少的新變化，正是這種革命所體現出來的實際成效。當然，這僅僅是一個開始，決不能對其評價過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