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至今已經過去17年。在這些國家的轉軌中，外國資本尤其是外國直接投資（FDI）無疑是一個活躍且重要的因素。外資是中東歐國家轉型時期最現實的投資資金，也是其基本建設投資和國際收支賬戶填補虧空的主要來源。匈牙利駐華大使美沙洛什?山道爾就曾直言不諱地說：“外資在促進匈牙利經濟發展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現在仍然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然而，這條中東歐轉型諸國所依賴的路徑，在為中東歐營造著蒸蒸日上的表面繁榮的同時，也吞噬著中東歐的民族資本。
外資并購帶來暫時繁榮
中東歐轉軌國家吸引外資的情況與其國家的歷史傳統、經濟發展程度、宗教信仰有著很大的關系。在這些國家中，引資最多的是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它們約占去了這個地區引資額的50%。現實表明，在中東歐地區，一個國家越是擁有傾向改革的傳統、宗教文化上越是貼近西歐發達國家，它對外資的吸引力就越強。
1990年以后，中東歐實施的是從1980年以來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中國家”實施的“結構調整政策”。其內容是：改善國際收支、消除財政赤字、抑制通貨膨脹、實行民營化和市場經濟、農產品自由化等。
從當時的觀點看，對于轉軌國家比較有利的企業私有化形式，應滿足兩個主要要求：第一，所有制形式能夠比較有利于調動企業各類利益相關者積極性，如何盡量簡化代理和協調層次和過程，是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的主要課題。第二，轉軌國家中原國有企業絕大多數都技術陳舊、在國內外市場上缺乏競爭力。所有制結構改造后，必須有利于資金的籌措，對企業進行技術改造和改建。
外資無疑是這兩種需求的合適提供者，因為本國企業的實力很弱，所以實施這種“結構調整政策”的結果是，大量國外資本流入，或者直接出資并購，或者扶植代理人購買原來的國有資產，而且外資還在私有化后續投資中發揮了很大作用，成了變革后很多原來國有企業的實際控制者。可以不夸張地說，中東歐國家私有化的過程就是外資進入的過程。
1993 年，匈牙利70% 的FDI增量進入私有化企業，1995年FDI增量也是由于公用和電信行業的私有化；1995年捷克60% 的FDI被電信、煉油行業私有化吸納；波蘭的“大眾私有化”計劃中外國投資者也成為一支中堅力量。其中，匈牙利是外資滲透程度最高的國家，1999年外國公司占其工業銷售額的73%，占其工業就業人數的46%。而波蘭的同期數據也達到了49%和29%，而且其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作用逐步由中小民族企業轉到外國企業的國內分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中東歐國家銀行業的開放使得外資獲得了一個穩定的“投資通道”，通過并購本地銀行和開設分行等手段，目前外資銀行對中東歐國家銀行業的控制比對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的控制都要強。根據2004年奧地利信貸銀行的統計顯示，中東歐國家當時共有375家銀行，賬面總資產為3750億歐元，其中66%掌握在外資手中。捷克、斯洛伐克、愛沙尼亞、立陶宛、克羅地亞和保加利亞6國銀行賬面資產的80%以上被外資控制。
目前在中東歐國家里，作為放貸者，國有銀行的地位已逐漸為外資銀行所取代：1993 年，國有銀行還是公有部門及私有部門貸款的主要來源，而到2000 年，外資銀行在很大程度上已控制了這兩個市場。外資銀行更傾向于向私人放貸，除捷克外，其他中東歐國家的外資銀行對私有部門的貸款自1998 年起就已經超過對公有部門的貸款。在愛沙尼亞，其國有銀行幾乎不給私有部門提供信貸，私有部門的貸款基本由外資銀行承擔。
除了通過利用當地的民營企業并購國有企業外，還有相當一部分外資是通過“綠地”方式（即在投資地興建新的工廠）在中東歐進行投資，并吸引了相關的配套行業的進入。
毫無疑問，外資的大量進入，對中東歐地區帶來了一定的積極影響。以波蘭為例，十幾年前波蘭只有1/3的家庭有私家車，如今有車的家庭達到了2/3；1993年有73%的人感到日常生活拮據，現在這個數字不到1/3；存款超過1.8萬美元的波蘭人數每年增長10%，是全球平均數的兩倍，存款超過3萬美元的波蘭人數每年增長15%，是全球平均數的3倍。
歸結起來，外資的大量進入對中東歐國家積極影響如下：
首先，改善企業經營管理，提高了生產效率。原有的一些民營企業通過合資和被購并等, 其生產進入了國際化生產網絡，充分利用國外先進技術，實現產品更新，開拓市場，特別是國際市場。如通用電器公司、福特、奧迪等公司在波蘭、匈牙利的投資企業完全以國際市場為導向；匈牙利電器公司Tungsram被通用電器收購后，引進新型節能燈技術， 打開了國際市場。外商投資企業在生產效率和銷售方面都比原來的民營企業強。如匈牙利200 家最佳公司中，91家公司是合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的生產率幾乎是民營企業的兩倍。
其次，推動了各國產業結構的調整。中東歐國家的FDI 主要分布在制造業、原料工業, 對一些國家經濟復蘇提供了基礎。在匈牙利，40% 的FDI 進入制造業，而且外商投資企業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產值的比重已超過10%，在發展較快的電子通訊設備、電氣機械設備、電子計算機和辦公室設備等部門，外商投資企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服務業, 尤其是金融、貿易領域，也是外商投資企業多有涉足的行業。
再次，外資的大規模進入帶來了出口增長。外商投資企業成立之初，由于國際營銷機構尚未完善，且制造業尚須進口較多資本品，短期擴大了東道國貿易逆差，但很快便會提高在東道國市場的采購率。從1993 年開始，它們對各國出口貿易增長都起了積極作用。如1992～1993年匈牙利的外商投資企業人均創匯4倍于民族企業。在金屬礦產品、機械設備、紡織皮革出口中, 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分別占70%、60%、47%。類似情況在波蘭、捷克等國也表現顯著。
此外，外資的進入還增加了就業, 對社會穩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外資的長遠影響
因發達國家的資本大量流入，中東歐經濟日益建立起受支配的結構。從1990年開始，在其后的十幾年里，中東歐從屬于國際市場，政治、經濟、文化的精英們對國際資本擴大支配無法進行抵抗。而中東歐諸國由于歷史的、社會的和文化傳統方面的局限性，對國際資本“自下而上地”進行抵抗的“市民運動”力量薄弱。這樣一來，在這些地區，國際資本和新現實主義的“改革”沒有受到社會的抵抗，自由地得到實施，跨國企業重新建立了中東歐的經濟和社會體系。在2004年5月中東歐國家中掀起了一股加入歐盟的“加盟熱”，西歐、美國、日本、韓國的資本趁機以空前的勢頭涌入中東歐。
這樣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使中東歐國家工業部門間的差距擴大。中東歐國家以外資占多數的現代化工業部門與傳統工業部門之間存在巨大差距，如匈牙利由外資居多的9個部門占其工業部門銷售額的50%，在同一部門的外國和本國主營結果差距也很大。日本法政大學教授南冢信吾說：“匈牙利經濟發展可以說極不平衡。電信、金融、保險、觀光、不動產、建筑、汽車等，與外國資本結合的領域抓住了機會迅速發展。廉價勞動力和土地把資本吸引過來。特別是電信，目前是外國資本爭先恐后進入的領域。這一點在其他東歐國家也一樣。但是，其他領域卻仍處于徹底停滯的狀態。各種制造業無法與外國抗衡。商業也被西方的超市擠垮。城市中存在大量的失業人員。”
此外，由于外資的大量進入并占據了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不少中東歐國家對國際市場行情的波動、對跨國公司的活動和決策的依賴性增加了許多。西方發生的大型工業企業的破產和兼并，對其社會經濟狀況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例如2000年11月韓國大宇汽車的破產，導致其在波蘭華沙的工廠流水線也停產。中東歐國家里捷克、匈牙利和波蘭的外企產品大部分出口到西方國家，后者的經濟活力直接影響它們的出口和經濟發展。
然而，上述問題還都只是停留在表象上的。截至2003年，波蘭、匈牙利等國家的工業部門、金融部門的資產的70%～80%都被外國人買走。這種做法既違背了改革的初衷——將國有資產轉移到本國公民手里，也不符合標準市場經濟體制的慣例。美國西雅圖市華盛頓大學教授波茲南斯基是主張私有化和市場化的，但在他看來，中東歐國家的資本的所有權從根本上說是從原來的黨內精英手里轉到了現在的外國投資者手里。他計算，東歐各國政府將大部分國有資產以相當于這些資產實際價值的10%價格賣給了外國人，結果使這些國家在私有化過程中損失了90%的國有資產。
從匈牙利的情況看，這是基本符合實際的。到1994年，匈牙利政府已售出51000億福林的國有資產，但其收入僅為3190億福林。前匈牙利社會黨主席久洛就認為，經濟公司的改造多數情況是失去財產和市場，而不是革新。2000年時，匈牙利國內生產總值的80%已由外資企業創造。2004年1～4月匈牙利外貿赤字14.3億歐元，比2003年同期增加了1億歐元，值得注意的是同期出口增加了13.6%，進口增加了12.9%，也就是說，這1億歐元的赤字是在外貿出口增加的條件下出現的，這是違背常理的，只能說明外貿收入流失了。另外，匈牙利1991年負有199億美元的外債，2001年達到330億美元。波蘭1991年外債余額為300億美元，2002年達800億美元。中東歐國家在津津樂道地宣傳通過出售國有資產獲得了數百億美元外匯收入的同時，卻無法解釋外債為什么越欠越多。
將國有資產賣給外國人，可以帶來短期的繁榮假象，因為拍賣會引來一部分外資，暫時掩蓋私有化造成的財產損失，能從某種程度上緩解政府的財政壓力，同時政府似乎可以永久地甩掉國企包袱。但實際上，中東歐國家在私有化的優先順序上傾向于先出售效益好的企業，外資并購也自然優先選擇效益好的企業。效益差的企業則無人購買，最后留在了政府手中，這對政府的財政狀況構成了很大的壓力。中東歐各國因此面臨程度不同的公共財政危機，這無疑會對于依賴政府財政的公共部門產生影響，教育、文化、科研、衛生保健、公共交通及其他的公共服務部門受害最大。
而且從長遠看，正如波茲南斯基所說，東歐在把國有資產拍賣給外國人的同時，已將本國擁有財產的合法權轉讓給了外國人，外國投資者在取得所有權的同時，還從國家手中拿走了從固定資產中收取租金的權利，消滅了東歐國家原來的民族品牌，輕而易舉地利用對外貿易結算等手段將利潤和租金轉移到國外，由于外資控制使外貿利潤外流，致使東歐國家不能增加外匯收入等等。因此，東歐國家所有權結構的改變使這些國家失去了未來發展的機會，民族的經濟發展不僅有眼前危機，而且還后續乏力。
如何開始“再轉型”
中東歐國家對外資的態度很復雜，有贊成，有反對，有不置可否者。根據匈牙利一家有名的市場咨詢公司的調查，在是否同意外國人獲得匈牙利企業的股份這一問題上，在他們連續調查的七年中，持完全贊成態度的人逐漸減少，在銀行私有化高潮的1995～1997年間，反對的比例最高，1/3以上的匈牙利人對國家的前途感到不安，對大量引進外資產生了疑慮，因而持反對態度。
布達佩斯經濟與行政管理大學經濟學博士艾爾諾?左拉伊是匈牙利著名的經濟學家，也是歐洲新制度經濟學領域的權威。他在談到外資在匈牙利經濟中的作用時說，外資的參與加速了私有化的完成，沒有外國資本的介入，匈牙利政府的私有化目標是難以完成的。他有一句話說得很經典：“從情感上講，匈牙利的老百姓確實非常排斥外資，但現實的情況是，我們已離不開外國資本。”
艾爾諾?左拉伊說，從表面上看，現今匈牙利經濟開始走出低谷，社會秩序也大體保持安定，但西歐傳媒稱頌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這些表面上的經濟指標，而是由于他們從匈牙利的經濟轉軌中獲取了巨大利益。由于匈牙利私有化已基本結束，可賣給外國人的企業已所剩無幾，近年來引進外資呈下降趨勢，而外資利潤匯出增加。根據匈牙利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的統計表明，在2001～2003年間，匈牙利外資流入呈減少趨勢。專家們認為，為了繼續推進國家的現代化，匈牙利每年需要引進20億～25億美元的外資。
對于此種情況，匈牙利在吸引外資方面也開始做出改變，美沙洛什?山道爾稱：“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吸引外資主要靠‘綠地’投資。匈牙利2002～2004年完成的綠地投資項目總量在歐洲名列第四。跨國公司把匈牙利當作一個生產高科技產品的基地，包括生產過程和研發，直接促進了他們在匈牙利的分公司的出口。”世紀之末，“螺絲刀”型的工廠已經開始從匈牙利向工資更低的國家轉移了。因此，匈牙利不得不做出改變，把精力集中在高科技、知識密集型行業。在匈牙利的跨國公司也迅速做出了相應的調整，轉向生產高附加值的產品。
現在匈牙利利用外資的指導原則是：吸引那些有助于產業結構現代化、增加就業、提高居民收入的外資。具體來說包括：說服那些在匈牙利已有投資的企業擴大投資。促進制造業投資的增長，增加戰略服務行業的投資比例。通過促使外資企業在匈牙利設立地區中心來提高匈牙利的區域地位。增加落后地區吸引外資的能力，減少貧富差距。增加企業的研發和創新能力。促進匈牙利供應商和合同制造商的關系。
美沙洛什?山道爾說：“過去幾年中，匈牙利政府重點促進房地產、橋梁及高速公路建設，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刺激旅游業、研發和創新（尤其在信息產業）。政府繼續重視提高匈牙利的企業的生產能力，讓他們成為生產滿足國際標準的產品的供貨商，從而逐漸促進本土企業的發展。匈牙利政府空前重視鼓勵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在公共服務私有化過程中達成的長期協議關系。”
（2006年第12期《中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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