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化向哪里去? 去年我參加炎黃文化研究會召開的國際學術討論會時，提到了這個問題。我認為，當今的世界正處于全球化的轉型時期，世界經濟開始走向全球化，那么世界文化是不是也要全球化? 我們中國文化向哪里去?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很迫切的問題，那次會議，反映了與會者關心這個問題的急迫心情。世界形勢正在變化，我們每個人都應當思考。我雖然年歲大了，但是還活在這個世界上，就要思考這個問題。作為一個人總是要死的，但是中華民族還存在，中華民族的文化不僅存在而且還在延續，當世界經濟走向一體化的時候，中華民族文化將向哪里去?這是我們在文化傳承方面所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所以，我提出文化自覺，要明白自己文化的來龍去脈，我們的文化是怎么來的，經過哪些波折，又將向哪里去。這不單單是我們國家和民族文化的大問題，也是全世界每個國家和民族文化共同的大問題。
文化自覺最主要是回顧前人的經驗，從前人的文化發展中汲取有益的教訓。中國歷史悠久，前人留下了許多很好的經驗，可以幫助我們把握好下一步向哪里走，走得更穩當一些。這幾年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于是想到了考古學界的朋友們，想請你們考慮一下，在你們的學科中有什么可以幫助我的地方，幫我來思考這個問題。
我有很多事曾得益于考古學界的朋友。早年搞民族工作時，當時正在籌建人民代表大會，要了解中國有多少個民族，各民族的情況怎么樣，如何才能團結成為一體。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尹達、曾昭遹等老一輩考古學家，協助我在云南做調查，一路上共同探討這個問題。從云南的少數民族歷史里，我們選擇與考古學相關的南詔大理史跡的調查，繞滇池走了一圈，真是得益匪淺，通過調查我們得出了一個不同民族可以融合起來的道理，這是歷史事實所證實了的事情。回京以后，我在民族學院開了一門課，用多元一體的觀點來講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所以我要感謝考古學界的朋友幫了我的忙。接下來我碰到蘇秉琦同志，他從考古學上把中華民族遠古文化的發展也概括為多元一體的模式，得出了和我同樣的觀點，并且寫出書來，從而推動了考古學的發展。這些事實證明我們是可以互相幫助的。現在又到了需要互助推動的時候了，請考古學界的朋友幫忙，先來推動我。
我曾和幾位考古學界的朋友聊天，我們從考古學的角度來討論中西文化有什么區別，有什么重要的不同，差異在哪兒。如果從遠古史講起，當時尚無紀年，也沒有文字，考古學家工作的重點就是根據考古發現的遺跡、遺物來恢復遠古的歷史。譬如有人告訴我玉文化是中國有特色的文化，玉器不能說外國沒有，但外國人沒有像我們對玉器那么重視。我想可以抓住這個特點，來弄清玉這個東西發展變化的歷史，透過玉文化來看中國文化發展的規律。這便是我建議召開這一“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的原因和目的。這種對中國文化發展的研討是反映時代要求的，而且很急迫，因為這是關系到我們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中國的根本問題是我們的10多億人怎么活下去，還要代代相傳，我們要給子孫留下些什么東西?這里面有歷史問題，從過去看將來，歷史問題不搞清楚，對將來會有很多迷茫，所以考古學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不是可有可無的事情。我提出在中國玉器的文化上做些研究，其意在此。這就要依靠考古學界的朋友們了。
我是學人類學的，人類學里面應當包括考古學，可是我沒有學考古學。當年我的老師史祿國，為我制定的學習計劃是先學體質人類學，再學語言學，最后學社會人類學，其間還要自學一段考古學。但是，兩年以后他便離開了清華大學，我也離開清華去英國學習了。在史祿國指導下，我只讀了體質人類學，懂了點人體測量，對考古學則沒有接觸。原來以為將來總會有機會和時間可以補上這門課程，誰料我的一生變化無常，以后再無緣補上這一課。現在，我已年逾九十，但是在關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面前，我仍愿重新補上這一課。這就是我提出問題的背景。
最近我讀到了一些關于考古學方面的文章，我想談一點讀后感，談談從中獲得的教益。其中有兩篇關于中國文化的走向問題的文章對我很有啟發。
第一篇是許倬云先生寫的《神祗與祖靈》。許先生是美國匹茲堡大學的教授，去年在香港我和他見過面，談得很投機，但對他的文章卻沒有好好讀過。在美國的中國考古學家中還有張光直先生，我在訪問美國時與他見過面，交談過，可惜今年初他去世了。我的一些考古學界的老朋友都故去了，尹達、夏鼐去世了，曾昭遹、蘇秉琦先生也去世了。因此，現在我要同考古學界溝通時，只好通過比我晚一輩的朋友了，如社科院考古所的潘其風，就給過我很多幫助。
我和許倬云先生私交不深，見面交談以后覺得他的學問確實不錯。他在這篇文章中提到信仰神靈上天和祖先崇拜，都與玉文化有關。許先生研究紅山文化的玉器，是以研究牛河梁紅山文化墓地為對象的，在研究方法上是以群體來研究，不是孤立的文物研究，他的著眼點是墓群，他把單體的文物納入到一個群體之中去研究，我非常欣賞他的這種研究方法。我自己在做民族社會調查時也如此，我不是只調查一個人，而是以一個村子為單位，要調查人與人的關系。許先生從對這一墓群的調查中看出禘郊與祖先崇拜兩者之間的區別。牛河梁紅山文化有兩組墓地，一組葬在高地上，墓主的社會地位較高，隨葬品中有玉器，看不見或很少見到陶器和生產工具；另一組是在低地上的墓葬，隨葬品以陶器或生產工具為主，很少有玉器隨葬。這種現象說明什么意義? 玉器起什么作用? 功能學派講究探尋活的意義和作用，也就是要研究玉器在墓主人活著的時候的意義和作用。許先生認為牛河梁紅山文化墓地所出土的玉器集中地說明，紅山文化社會中有兩批人：一批是有玉器隨葬的人，另一批是沒有玉器隨葬的人。有玉器隨葬的人很可能是代表神(God)的薩滿(shaman)，是上天的代言人，是通天的，他有象征其身份的特別表象(或稱符號symbol)，這種表象便是玉器。我認為許先生說得有道理，紅山文化的玉器是一種表象，因為當時的人信奉上天，他們要通過一個人來與上天溝通，這個人要有一種特殊的法器，某些有特殊形制的玉器便成了這種人的法器。說起來很有趣，我的老師史祿國認為，通古斯人起源在黃河流域，北方有些部族中就有薩滿，他們就是一種能通靈的人。薩滿起源很早，幾千年來一直保留下來。文化是不可能完全被消滅的。但是，史先生在講通古斯的薩滿時沒有講過薩滿是否使用玉器。在中國薩滿階層沒有傳下來，以漢族為中心的中華民族文化中，沒有發展出薩滿文化來。
許先生認為玉器的早期功能是起通靈的作用的，因為并非每個人都能與上天通話。墓中只隨葬陶器和生產工具的人，是不具備與上天通靈的資格的。當然，這些問題的闡釋都是一種初步的研究和推論，還有待做進一步的探討。
總之，當時紅山文化的社會已分化為兩個階層，上層是可以與上天通靈的人，下層則是不能通靈的生產者。這種現象不單是在紅山文化中存在，在良渚文化中也有類似的情形。
東西方文化的發展各有各的途徑。西方歷史中最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產生，資本主義產生的基礎是基督教的新教徒，這是韋伯講過的，他有一本很大的著作：《基督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Protestantisch Ethik und den Geist des Kapitalismus)。
第二篇是郭大順先生談紅山文化“惟玉為葬”的文章，他相信早期玉器是可能通靈的說法，提出從“惟玉通神”發展到“以玉比德”，這一觀點比許倬云的文章又有發展。玉器的內涵從通神到通人，即從表示人與天的關系發展到表示人與人的“禮”和“德”的關系，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中國沒有宗教，從相信上天轉變到推崇禮和德，要有一個過渡時期。禮是將人與人的關系神圣化(sacred)，禮不是法，禮是大家公認的行為準則，譬如我們見面鞠躬行禮，這種行為不是強迫的，而是大家共同遵守的禮貌。中國有句古話，叫做“坐有坐相，立有立相”，隨心所欲，那是不文明、沒有規矩的表現。我小時候沒有規矩是要挨打的。我說的這些都是平常的小事，禮最要緊的是管人與人之間的大事，“三綱六紀”是它的最高原則。從禮到德，德是用自己的力量來約束自己，是一種內化的自覺行為，內化就是將外在的規則通過思維變成自己行為的是非標準。從禮到德的過渡是反映人們認同禮的思維過程。中國古代的禮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德又是從什么時候建立起來的? 這些都是歷史學家要回答的問題。我覺得從有階級的文明社會產生以來，禮便在建立，西周似乎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階段；春秋以后，孔子的儒家學派誕生，“以玉比德”的概念才逐步形成。
討論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的關系，必須與中國古代社會分化的歷史聯系起來。中國古代社會分化，即社會階層開始變化時，有一條很重要的標準，便是有了君子與小人之別，君子是高人一等的人，但同以前能夠與天溝通的薩滿不同，薩滿是得天之靈的巫師，而君子則是通曉禮法的“士”。孔子只懂得“周禮”，有不知道的地方也要去“問禮”。禮和法不同，法是憑外力控制，帶有強制性，禮則是甘心情愿遵從的。我想從禮到德的過渡時期，文字的應用和“士”的出現有密切關系。士在有了政治地位以后，就不僅是君子，而且是“士大夫”了。
那么，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究竟有什么關系呢? 大體說它們之間關系的演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玉器的初期階段，它主要是作為薩滿同天溝通的法器而存在；第二個階段是在文明社會中作為表現禮的等級制度的佩飾而出現；第三個階段是把玉器作為裝飾品來佩用，但把人們的道德觀念與玉器相聯系起來，視玉器為人們道德品行的象征。因此，中國人喜愛玉器歷數千年而不衰。
中國玉文化的研究，在上述兩篇文章中都提出了很有見地的意見。可見我們選擇中國玉器與傳統文化這個課題來討論是恰當的。最后談幾點我對研究這個課題的意見：第一，要吸收一點社會學的研究方法。考古學雖然是以研究古代人類的遺跡、遺物為對象的，但它要闡釋的卻是以人類古代社會為主體的問題，因此，借鑒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是很必要的。研究者不要把遺跡、遺物孤立起來，要把它們放回古代社會之中，叫被發掘出來的遺跡、遺物說話。考古學家就是這些古人類遺跡、遺物的代言人。第二，要研究中國古代玉器變化的歷史。考古學家從考古學的角度，對中國古代玉器做分區、分期的研究，要研究不同文化系統的玉器的特點和變化。在這個基礎上，我們要考察早期玉器與薩滿的關系，為什么玉器是薩滿通靈的表象?為什么后來玉器又成為人的人格、行為、道德的表象?并用它來教育人。第三，我還要強調在我們這個課題的研究中，一定要堅持科學性。科學性的基礎必須是經過科學發掘出來的中國古代玉器。中國古代玉器的收集和研究有很長的歷史，從公元10世紀末北宋時代，一直到19世紀末葉，屬于金石學的范疇，利用古玉來“解經讀禮”。從明代開始古玉變成了古董，成了有經濟價值的商品，傳世古玉中的假冒偽劣之品，逐漸充斥市場，給學術研究工作帶來了很大的困難。20世紀初現代中國考古學產生以后才改變了這種局面。但是，在中國古代玉器的研究中，科學與非科學的斗爭一直到現在也沒有終止。我希望考古學家要站在科學的立場上，保衛玉文化研究的純真性。
2001年5月
（資料來源：《費孝通倫文化與文化自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編 群言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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