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宋詞豈能相提并論

唐人張蠙《下第述懷》：“十載長安跡未安，杏花還是看人看。名從近事方知險，詩到窮玄更覺難。世薄不慚云路晚，家貧唯怯草堂寒。如何直道為身累，坐 月眠霜思枉干。”從這首詩可以看出詩對于唐朝男人是多么的重要，寫詩是多么的刻苦用心費力。唐朝的賈島在初赴京師路上騎著驢還推敲詩句，以至于撞上了韓愈 大人的儀仗隊。可想其作詩多用心賣命。

唐朝“以詩取仕”對于唐朝讀書男人來說，寫詩是主業是一生的追求。唐朝男人靠寫詩出人頭地，靠寫詩揚名立碗，靠寫詩敲開仕途的大門，靠寫詩實現人生 價值。所以詩歌里寄予太多沉重的東西，唐朝男人寫詩也格外用心費力，杜甫說：“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李賀說：“尋章摘句老雕蟲。”盧延讓 說：“吟安一個字，燃斷數莖須。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賈島說：“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 宋人也認為唐人寫詩格外用功，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說：“小律詩雖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盡一生之業為之。至于字字皆煉，得之甚難。”羅 大經在《鶴林玉露》中說：“夫以詩為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掏擢胃腎，此生精力盡于詩者，是誠弊精神于無用矣。”阮閱在《詩話總龜》《古今詩話》 中說：“唐人為詩，常積思數十年，然后各自名家。杜少陵云：更覺良工用心苦。”用這種精神寫詩，近三百多年那么多人能寫不出幾首好詩嗎？

余冠英和王永照在《唐詩選》中說：“唐代詩人大都是庶族出身的舉子。詩歌成為他們進入仕途的捷徑。“唐朝”以詩取仕，使得整個知識分子階層幾乎都是 詩歌作者，確實使詩歌成為唐代文學領域中的一個“專門”，成了知識分子畢生學習、鉆研的必修科目。唐代詩歌的繁榮，是離不開這個詩歌大普及的局面的。”朱 奇志在《唐風宋韻》：“唐朝以唐詩而聞名，唐詩因唐朝而興盛，這是一個近乎于繞口令的文字游戲，但它卻包含唐詩與唐朝政治經濟文化背景渾然一體的親密關 系。” 以文史家自居的聞一多先生曾說：“一般人愛說唐詩，我卻要講‘詩唐’，詩唐者，詩的唐朝也，懂得了詩的唐朝，才能欣賞唐朝的詩。”

唐朝是詩的時代，詩的地位至高無上。唐以詩取士，唐朝男人做詩功利性極強，故唐朝詩人把詩當作獵取榮華富貴的敲門磚。所以唐朝詩人們攜詩作云集長 安，多方奔走，熱衷于推廣自己的詩。以求揚名立萬，名利雙收。唐朝整個所有知識分子都寫詩如果不出一些好作品那正常嗎？唐朝有近三百年如果不出幾個寫詩能 手那說得過去嗎？唐朝詩之發達是和唐朝以詩取士制度分不開的。

宋人嚴羽在《滄浪詩話》中說：“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宋人王應麟在《困學紀聞》中也說：“唐以詩取士，錢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詩人多。”歐陽修在《六一詩話》中也說：“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于詩。”

宋朝科舉除了詩賦外，主要考的是經義、策問。宋朝不是只是“以詩取仕”，更不是也“以詞取仕”，寫詩做詞都屬業余愛好，宋朝文人士大夫文化精英們并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寫詞歌做曲上，寫詞只是宋人閑暇之時娛樂之作。唐人寫詩是沉重的， 宋人是寫詞是悠閑的。

宋朝人并看不起詞，詞在宋朝文人一直被視為“小道”，不是載道的工具、治國平天下的手段。詞在宋人文體中屬于下流，有詞就有曲，詞和曲是離不開的， “詞曲本不相離，惟詞以文言，曲以聲言爾。”“其實詞即曲之詞，曲即詞之曲也。”（清劉熙載《藝概·詞曲概》）。詞全稱“曲子詞”，“曲子”、“詞”都是 它的簡稱。宋詞是宋朝社會的里巷俗曲，宋朝文人墨客只是以寫詩的余力和游戲態度來填詞。所以宋人把詞稱做“詩余”，也稱為歌詞、小歌詞、小詞，總之詞乃 “小道”。在宋人看來能寫詩會做詞不算什么大本事，詩詞只不過是“薄技”“艷詞”“小技”“末技”“卑體”。詩詞不是載道的工具，不是能治國平天下的技 能。在宋朝赫赫有名的詞大家柳永柳三變、張先張三影在七卷《宋史文苑傳》當中竟沒有傳，在近百人當中竟沒有他們的名字，這說明詞人地位是極低的，宋詞在宋 朝文體中屬于最卑微的最下流的地位。

宋人胡寅在《酒邊詞序》中說：“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于此者，隨亦自掃其跡，曰：謔浪游戲而已。”宋人張錐在《題梅 溪詞》中說：“世之文人才士，游戲筆墨于長短句間，有能以瑰奇警邁、清新閑婉不流于施蕩淫污者，未易以小伎言也。”宋人晏幾道在《小山詞跋》說：“病世之 歌詞，不足以析酲解慍，試續南部諸賢緒余，作五、七字語，期以自娛。不獨敘其所懷，兼寫一時杯酒間聞見，所同游者意中事”。宋人張炎在《詞源》中說：“稼 軒、劉改之作豪氣詞，非雅詞也，于文章余暇，戲弄筆墨為長短句之詩耳。”

宋人吳處厚在《青箱雜記》中說：“余觀近世所謂正人端士者，亦皆有艷麗之詞。”宋朝文壇盟主歐陽修曾后悔自己“嗜酒歌呼”在娛樂之余做歌詞。在《答 孫正之第二書》中說：“三十年前，尚好文化，嗜酒歌呼，知以樂而不知其非也。”宋朝大詩人陸游也輕視詞后悔自己曾作過詞并抑制自己詞方面的創作。在《長短 句自序》中說：“（詞）乃有倚聲制辭，起于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今絕筆已數年，念舊作終不可掩，因書其首，以識吾過。”大文豪蘇東坡也是有些輕視詞的，認 為詞乃“閑居之鼓吹”，在《與楊元素書》中說：“錄得公明所編《本事曲子》，足廣奇聞，以為閑居之鼓吹也。”

宋人魏泰的《東軒筆錄》記載：“王荊公初為參知政事，閑日因閱讀晏元獻公小詞而笑曰：“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王安石竟嘲笑當朝宰相晏殊作小詞。 晏殊雖然喜歡做小詞但也也認為自己做小詞不妥。宋人張舜民《畫墁錄》記載，“晏公（晏殊）曰：‘賢俊（柳永）作曲子么？’三變（柳永）曰：‘只如相公亦作 曲子。’公曰（晏殊）：“殊雖作曲子，不曾道‘彩線慵拈伴伊坐。’柳遂退。”宋朝寫詞大家柳永拜訪他，說他也做詞他就不高興了。

宋朝著名才女李清照也曾嘲笑晏殊、歐陽修、蘇東坡做小歌詞，在她寫的《論詞》中說：“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 于大海。”而宋人王灼在《碧雞漫志》中這樣評價李清照：“作長短句，能曲折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搢紳之家能文婦女， 未見如此無顧忌也。”說李清照的詞是閭巷荒淫之語，充滿輕視。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中說：“今觀《國風》，間出于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宋 人魏慶之的《詩人玉屑》記載：章質夫詠楊花詞，東坡和之，晁叔用以為：“東坡如王嬙、西施，凈洗腳面，與天下婦人斗好，質夫豈可比哉！”宋朝大藏書家晁沖 之怪大文豪蘇東坡怎么能和女人比做詞爭奇斗艷呢？

可見宋詞在大多數士大夫階層人眼里格調不高，屬閭巷荒淫之語登不上大雅之堂。甚至有些士大夫認為寫詞是雕蟲小技。雖然蘇東坡、辛棄疾等極少數文學大 家把“詞”體寫成了詩，拓展了詩的形式。但蘇東坡、辛棄疾寫的純娛樂的詞的數量比起以詞當詩言志的詞數量多的多。宋朝的文人士大夫從整體上說根本就不喜歡 作詞或很少做詞，如包拯、司馬光、王安石等等。這種做詞熱情比起唐朝文人士大夫寫詩的熱情差遠了，宋人寫詞目的也和唐朝唐人寫詩目的差遠了。詞不能表達宋 朝的全部感情與性格，這種文藝形式只能表達其一部分感情。這和唐朝男人寫唐詩不同。宋朝許多士大夫甚至看不起詩，李綱的《梁溪漫志》“通鑒不載離騷篇”中 就記載司馬光在編《資治通鑒》時要求助手們把歷代的詩賦都刪去，司馬光說：“士欲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

宋人王灼在《碧雞漫志》中說：“（蘇）東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詩，溢而作詞，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宋人關注在題《石林詞》中 言：“右丞葉公（葉夢得），以經術文章，為世宗儒。翰墨之余，作為歌詞，亦妙天下。”宋人強煥在題《周美成詞》中說：“文章政事，初非兩途。學之優者發而 為政，必有可觀。政有暇余則游藝于詠歌者，必其才余辯者也。”謝桃坊先生在《中國詞學史》這樣說：“宋人大致以為人生應努力于建功立業，在政事上之余可以 作文章，在文章之余可以作詩，作詩之余始可作詞。”

宋朝精英階層寫詩的熱情遠遠大于寫詞，全宋詞不足兩萬首，而全唐詩有近五萬首。全宋詩是全宋詞的幾十倍可能達到數十萬首。辛棄疾是宋人留存宋詞最多 的有五百余首，其次的蘇東坡只有三百多首，其中大部分是格調低靡的。蘇東坡只是直接間接涉及歌姬舞妓的詞就多達一百八十多首。歐陽修存詞二百多首，絕大部 分都是艷詞。范仲淹僅存有五首詞。而陸游寫的詩有近萬首，詞只有一百多首。而大名鼎鼎的王安石的詞僅二十九首。楊萬里作詩多達兩萬多首，留存于世的也有四 千二百多首。

那么為什么宋詞那么發達呢？宋詞在宋朝的繁榮發展和宋朝市民階層的富裕悠閑的幸福生活是離不開的，還有就是宋朝社會的文化氛圍學的普及。文人整體的 文學素養之高離不開的。宋詞在宋朝是休閑娛樂產品，它的娛樂功能是首要的。宋祁在《宋子京筆記》中說：“晏相國（晏殊），今世之工為詩者也。末年見編集者 乃過萬篇，唐人已來所未有。然相國不自貴重其文，凡門下客及官屬解聲韻者，悉與酬唱。”葉夢得說“（晏殊）未嘗一日不燕歡，每有嘉賓必留，亦必以歌樂相 佐，談笑雜出。”宋朝文人士大夫在一起聚會娛樂，游戲歡樂間就作出小詞來。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宋代的官員大多是有高度文化修養的士大夫，他們的享樂 方式通常是輕歌曼舞，淺斟低唱。”宋詞只是宋朝人的娛樂產品。

張銀堂先生在《中古文明與宋詞》教案中這樣說，北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形成，詞從士大夫的尊前開始走向市井，成為士大夫文人與市 井細民共同享受的娛樂性伎藝——小唱。小唱又稱“淺斟低唱”，是宋代十分流行的一種表演藝術，無論是歌樓、酒館，還是瓦舍、私宅，都能見到它。謝桃坊先生 認為：“小唱是由簡單的方式演唱流行的通俗歌詞。宋詞中的絕大多數作品便是供小唱藝人演唱用的。”

由于宋朝大規模的城市化，城市民階層的發展壯大。城市的繁榮，人民的富裕。詞曲小唱在宋朝社會文化生活成了人民消費的熱點，民間的娛樂場所需要大量 的歌詞，“進士柳三變好為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骫骳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 詞。”“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弦于茶坊酒肆” 謝桃坊說：“小唱是由簡單的方式演唱流行的通俗歌詞。宋詞中的絕大多數作品便是供小唱藝人演唱用的。”宋詞在宋朝社會大有市場，詞可賣錢。所以一些詞人直 接為歌女寫詞。

著名的北宋第一專業詩人柳永就是靠給歌女們寫詞賣錢養生娛樂而幸福的活著，葉夢得說 ：“（柳永）多游狎邪，善為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于世。于是聲傳一時。”同期與他同名的張先也曾給官妓做詞，宋人陳師道在《后山詩 話》中說：“張子野老于杭，多為官妓作詞。” 宋人羅燁的《醉翁談錄》中記載：“耆卿居京華，暇日遍游妓館。所至，妓者愛其有詞名，能移商換羽，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資給之。惜其為人出 入、所寓不常。”宋朝文人寫的詞很有市場能賣上錢，尤其是大家名流，如果一個不知名的歌妓若唱了一個當時文壇名家所做的小歌詞她有可能一炮走紅，一舉成 名，身價倍增。同時他的詞也通過當紅歌妓的演唱傳播得更深遠讓更多的人知道，因此他也更加有名這是雙贏的。

唐學是什么？就是唐詩，唐詩是唐朝的靈魂，代表唐朝的文化文明離開唐詩唐朝將是蒼白的。宋學是什么？宋朝的文學形式文化種類是百花齊放的五花八門 的，宋朝的詞話詩話的研究也是博大精深的，唐朝的文學形式是相對單一貧乏的。如果宋朝“以詩取仕”或“以詞取仕”那么宋朝的詩與詞將更繁榮得將不可想 象……宋學不是宋詞也不是宋詩，宋詞不是主流的宋朝文學，而宋詞并不是宋朝的靈魂，宋詩也不是宋朝的靈魂，宋文也不是宋朝的靈魂。接近宋朝靈魂的只有宋的 哲學、經學、理學。“唐詩宋詞”這個提法本身就不科學，“唐詩宋文”、“唐詩宋理”都比“唐詩宋詞”更科學。

在宋朝宋文才是相當于唐朝的唐詩的地位，錢穆在《宋代理學三書隨劄》中說：“宋人稱其文起八代之衰，實則其所倡導，則已逾兩漢而上之矣。”日本中國 文史家吉川幸次郎《宋詩概說》：“宋人的文學，并不像唐人那樣光是集中在詩的領域。有“唐詩宋文”這樣的話，把散文看作宋代文學的主流……宋詩大家歐陽 修、王安石、蘇軾，同時又是“古文”大家。”明朝文人們推崇的 “唐宋八大家”不是詩詞而是以文章散文。蘇門六子也是按宋文不是按小詞。宋人更看中文章，宋人在介紹贊美歐陽修、蘇東坡時贊美的是文章而不是小詞。王安石 在《祭歐陽文忠公文》中寫道：“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形于文章，見于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 蓄；其發于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戎雄辭宏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南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 王辟之在《澠水燕談錄》中說：“子瞻（蘇東坡）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格高邁，真謫仙人也。歐陽文忠公，文章道義，天下宗師。”李廌在《師友談記》中說： “（蘇）東坡不惟文章可以蓋代，而政事忠亮，風節凜凜，過人遠甚。”曹爾堪《錦瑟詞序》：“歐（陽修）、蘇（東坡）兩公，千古之文人也，其文章事業，炳耀 天壤。”甚至清代小說筆記《東坡詩話》也是說：“（蘇東坡）兄弟二人，才學高華，文章富麗。” 唐朝大男人的精神風貌在他的詩里，宋朝大男人的精神風貌在他的文章里在他的工作里政業中。宋詞作為宋朝最卑賤最被輕視的一種文學形式不能過于吹捧，宋詞反 映不出宋朝文人學者的精神面貌，宋詞只是民間小調娛樂之用。比宋詞高貴的是宋詩，比宋詞高貴得多的是宋文、宋哲學。宋朝以宋文為當時主流文學形式，以宋學 聞名世界。非要以在當時不入流的宋詞代表宋朝，正如巴西本是以足球盛名于世界，你非要以在巴西不入流的乒乓球來代表巴西豈不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