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爺爺是一個很會交際的人，能跟各色人等打交道。但在家里，他卻是一個很威嚴的家長，連我們這些孫子也都有點怕他，他的兒子們更無法跟他進行平等的交流了。長大后我才知道，他這是在用威嚴的外表，強力維系一個已經不合時宜的封建大家庭。 爺爺去世的時候，我才剛滿十歲，當然無法進行復雜的思想交流。所有對爺爺以往的經歷及其思想是知之甚少的。有一回，爺爺似乎準備對我講述些什么，但卻沒有進行下去。 那是他去世前一兩年。有一天，我與奶奶、爺爺坐在家里的炕上。奶奶坐在東頭，爺爺坐在西頭，我坐中間。奶奶手里拿著針線活，爺爺則無所事事。外面的陽光很燦爛，爺爺穿著夾褲。前面說了些什么已經不記得了。只記得突然爺爺把自己的褲腿卷了起來，露出一只小褪。這只小腿從膝關節一下有一條長長的紫色的傷疤，非常惹眼。 爺爺似乎有點激動，他對我說：“我的娃，爺爺今天給你講講過去的事情，讓你也知道咱們這個家是怎么過來的！” 爺爺剛要開講，一直在一旁忙針線活的奶奶突然發話了：“你給小孩講那些干啥！” 爺爺剛涌到嘴邊的話突然噎回去了。沉默幾秒鐘后，悻悻地說：“我想讓他知道咱這一家人走過來有多不容易。”說完這話也就不再說什么了。 原來，此時正是文革時期，語言是非常容易招惹禍端的。在文革開始不久，爺爺曾在飯桌上鄭重對我們這些小孩講：在家里聽到大人講的話，不管什么，絕對不能到外邊跟別人說去。奶奶則強調：即使在家里也最好別說什么（敏感話題）。所以，奶奶在關鍵時刻一攔，爺爺也就打消了念頭。 事實證明，這次交流機會的錯過，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爺爺在無法與兒子交流的情況下，我這個孫子其實就是他唯一可以傳遞記憶的對象，盡管我那時的理解能力有限，至少可以記憶。這以后，爺爺被疾病折磨，沒了心思，直到去世。 爺爺去世后不久，我跟父親去了去外地上學，等插隊的時候才重新回到奶奶的身邊。那個時候，我已經是個青年人了，腦子里充滿了對革命榮譽的向往。我們這個家庭，在村子里是參加革命人數最多的家庭。我也知道爺爺在抗戰時期當過多年村長，所以我特想知道：我爺爺是不是一個“抗日村長”，就如同電影《地道戰》、《地雷戰》里的那些村長那樣。 我多次問奶奶我爺爺跟八路軍的關系。因為在我們村的東面不遠，就是八路軍的活動區域，或者叫游擊區。但我奶奶能告訴我的只是：我爺爺認識不少八路軍的人。我問她爺爺給八路送情報不？奶奶說：八路那邊要求村長在日本人那里開完會，要到八路那里去匯報。所以爺爺進城開會以后，有時連飯也顧不上吃，還得悄悄地跑到八路那里去匯報。當時讓我感到奇怪的是，奶奶說這些的時候，并無一點自豪。相反，倒是一種受委屈的感覺。后來才理解：無論是去日本人那里開會，還是去八路那里匯報，對奶奶而言，不過是加重了爺爺的危險，給她的感受不過是日子更加艱難而已。 我向奶奶問爺爺跟八路交往的具體情況，她好像也不太清楚。這也在情理之中的，因為在日本人的占領區，八路是不可能公開往來的，來也是夜間，她一個婦道人家，是不會知道很多的。不過她盡其所知，告訴了我一件事：一個曾經的八路軍排長，后來叛變到了國軍那里，當了連長。此人在快要解放的時候曾來我家坐過，他看到我家的家業后說：以你家的家業，共產黨來了肯定要斗爭你。他勸我爺爺早點走人，我爺爺沒聽。他好像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才叛變的。（我家剛解放時的確挨斗了，但后來“糾偏”又糾過來了——免招誤會。）我滿懷希望的問了半天，才從爺爺的關系中問出一個八路來，卻是一個叛徒，真叫人懊喪不已。 也許皇天不負有心人，有一件能證明我爺爺跟八路有良好關系的事情，卻讓我碰上了，我成了親眼目睹者。 那時，我爺爺去世好幾年了，家里突然來了一個解放軍，從他的軍服及年齡看，他是一個解放軍的軍官，他來到我家，徑直問我奶奶：“我哥呢？”他沒想到這一句話問到家人的傷心處，我奶奶含淚把他引到家里的供桌前，指著遺像告訴他：爺爺已經去世幾年了。這位解放軍軍官一開始不信，后來知道是事實后，非常傷心。他扶著桌子的一角，屈膝半跪，一手抓住爺爺的遺像，頭與臉附在胳膊上，痛哭不已。奶奶站在一旁陪著流淚，我則在一旁驚訝的觀看，心里一直在琢磨:這個人是誰呢？ 這位解放軍哭了一會兒，被我奶奶勸住。我奶奶想問他此行的意思，這個軍官搖晃著腦袋只重復說一句話：“我哥是個好人呀！人既然已經走了，就啥也不說了！啥也不說了！”他重復著這句話，連我奶奶給他倒的水也沒喝一口,一臉悲愴地踏出了家門。人走后，我問奶奶認識這個人嗎？是我家的親戚嗎？奶奶說不是親戚，也不認識。究竟此人與我爺爺是怎么認識的，有什么交往，至今是個迷。 我作為知青返鄉插隊后，大隊里處于照顧，讓我在大隊的菜園勞動，這里的活兒相對生產隊要稍微輕松一點。種菜在農村是一項技術性強的活，所以這里集聚了村里七八個老頭。這個菜園的領導，也是一個老頭，恰恰是我爺爺生前的至交。在日本人來之前，他與我爺爺搭班做生意，在日本人來了之后，我爺爺當村長，他就是副村長。不管是爺爺生前還是死后，兩家人的關系非同一般。我對他一直是以“爺爺”相稱。 有一次，勞動中間休息，幾個老頭，還有這位爺爺和我，坐在涼棚下面。我還是想打聽我爺爺跟八路的關系，因為這位爺爺跟我爺爺是長期搭檔，對我爺爺與八路的交往，他理應知道，因為此前多次打聽未果，這次又當著這么多人，所以就轉了個彎。 我說：“咱村距離八路活動的村子也不遠，咱們村應該也有八路的眼線什么的吧？” 我這一問，幾個老頭頓時活躍了，這個說張三是八路的人，那個說李四跟八路有瓜葛，但都不怎么確定。這時，一直沒吭氣的那位爺爺發話了：他沒有肯定或否定誰是八路的人，卻轉著彎說：“這些人只管捅馬蜂窩，日本人隨后要找老百姓的算帳，他們管嗎？”說完這話，他一臉不屑的揚起了頭。 他這句話立刻起到了扭轉風向的作用，幾個老頭立刻說起日本人吃了虧找老百姓出氣的事，并你一言我一語地稱贊：那幾年，多虧我爺爺和現在這個爺爺的維持，才使老百姓少遭了不少罪。而這位爺爺在眾人的夸獎中，還有點飄飄然的樣子。 看到這副場景，我突然明白了：我爺爺不可能是一個“抗日村長”！他的意識或者覺悟，跟當時或當下的老百姓沒有太大的差距，不過是把求平安放在第一的位置而已。他可以跟八路軍的人有私交，他可以把自己的兒子（我父親）送到八路那里，但他不會愿意讓八路在他管轄的區域里捅日本人的馬蜂窩，給自己找來難以應付的麻煩。從那以后，我不再試圖證明我爺爺是一個抗日村長了。 我爺爺不是一個抗日村長，這讓年輕的我心里多少有些遺憾。這遺憾隨著年齡的增長才慢慢消減。我明白了：爺爺沒有把民族大義放在第一位，這是歷史與地緣的原因造成的。但也沒有背棄民族大義。重要的是他沒有喪失一個中國人的良知，做日本人的走狗。在有機會保護一方百姓的時候，他也曾努力去做了。這是他生前在村里享有很高威信，死后多年仍受村民懷念的原因。也許有人會罵：你爺爺走的路不正是汪精衛走的路嗎？我說：不對！因為我爺爺不是政治家，他只是一個普通農民而已。至于那些動不動就將“漢奸”的帽子扣給同胞的人，我只能說：他們遲早會長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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