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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孔夫子的地位是神圣的，因此他的教誨也就成為了至理名言，他說：“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又說，“有道則現，無道則隱”，“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告誡世人，政治清明時，盡可言直行正，獻言獻策；假如天下失道，則行可正，言論則要變得圓滑一些，甚至要莫談國事。這些看風使舵，投機騎墻的思想被后來的人實踐成了為自己的怯懦行為辯護的理由，也造就了奴性心理的來源。短短的幾十年時間里，中國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幕離經叛道，愚忠獻媚，委屈求全，落井下石的荒誕鬧劇。“軸承脖子彈簧腰，頭上插著風向標”，成為做人的準則，“一慢二看三通過”成為了辦事的原則。“中國的文人，對于人生，──至少是對于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魯迅：《墳?論睜了眼看》）加之，我們的文化精神多半以現實利益為中心，缺乏超越性的價值目標，它就像一個巨大的過濾和消解機制，用柏楊先生的話說，就像一個巨大的“醬缸”，任何文化陷進去，都會被重新腌制，改變了其原有的味道。例如，在中國，讀書不是為了探求人生的意義，而是為了做官；數學與歷法不是用來解釋宇宙萬象，而是拿來作占卜算卦之用；政治不是為了治國安民，而是演變成了一種權術和陰謀。在這樣的敗壞風氣下，連正直而善良的巴金也不得不屈從，違心地發表文章批評胡風，其他人就更不用說了。中國的文化中缺少西方的“罪感文化”，因此，很少有悔改的觀念，也很少有罪惡的意識。不以懺悔作精神基礎的進步是危險的，它無法對真理和正義負責。 2．因此，中國現實生活原本是很安逸，很舒適的，前提是只要你不去思考，不去睜開眼睛用良心去觀察周圍的世界，不去計較什么個人的權利與尊嚴，不去計較什么社會的公平與公正，不去對腐敗和強權的恣虐橫行表示憤慨，不去對社會的弱勢群體的困難表示同情和救助，就完全可以使生活沉淪并快樂著。 3．與上述思想所不同的是，俄羅斯知識者的始祖拉吉舍夫追求的是良心至上，他說：“如果法律，或者帝王，或者任何地上的某種政權強迫你屈服于不義，強迫你違背自己的良心，你要成為不屈不撓的。無論凌辱，無論痛苦，無論苦難，甚至死亡本身，都不會使你害怕。”拉吉舍夫不愧是十八世代俄羅斯最卓越的人，他的思想與中國固有的主流思想之間的差距乃是信仰的差距，若不找到我們自己所信的，并在精神上實踐它，是決難跨越的。拉吉舍夫顯然接受了圣經中悔改能使人良心堅強的思想。 4．人是一種社會動物，總要受到現實的制約。如果想反抗和擺脫這一切，那只能以人格受到誤解與中傷，生命遭受的迫害與摧殘作為代價。但這值得嗎？不少人對此望而卻步，默默地低下了頭，繼續承受著謊言與愚昧的羞辱，承受著自我靈魂的煎熬與掙扎。但總有那么一些人，他們不肯與現實妥協，不惜為真理與正義而獻身，為自我的人格與藝術的靈魂而涅磐。這些人在生活中，只能是孤寂的、無助的，難以為常人所理解，甚至被恥笑為不識時務。但他們是勇者，是先知，歷史終會給他們公正的評價。 5．中國知識分子對于社會主義的看法與世界各國知識分子的看法，從其思想軌跡而言并無什么不同。首先，出于社會人道主義，看到了資本主義制度下貧富之間的不平等，富人的驕奢和窮人的貧困。其次，是出于社會責任感，資本主義世界所爆發的經濟危機，造成了社會財富的極大破壞與毀滅，也造成了整個世界的動蕩不安，人類和平遭受到戰爭的威脅。所有這一切為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運動提供了廣泛的社會基礎和價值認同。許多知識分子崇尚社會主義，把“社會正義”、“收入平等”和“就業保障”作為理想目標；把“消滅私有制度”和“實行計劃經濟”被認為是為了達到理想境界而必須采取的手段。但是，在追求這種理想的時候，他們并未真正經歷和體驗過“計劃經濟”社會下的社會體制，也未真正思考過在這樣的社會體制下究竟能夠給人民帶來什么？甚至他們都未曾懷疑過蘇聯、東歐、中國所實行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不是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 6．哈耶克則不同，他曾親歷德國社會主義運動并目睹希特勒上臺，他認定法西斯統治與社會主義者鼓吹的“輿論一致”、“個體服從集體”、“全民族最高利益”、“國家至上主義”等價值觀念有著密切的聯系。他警告英國和美國的知識分子：除了要進一步推敲社會主義理想目標的具體含義之外，還必須權衡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所要付出的代價。哈耶克認為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代價是極其昂貴的。首先是效率方面的損失，在科學技術遠沒有發達到使中央計劃部門可以估計各種產品或勞務對于不同社會成員在各個時刻和場合下的“效用”之前，中央計劃部門是不可能替所有的人做出“生產什么”和“怎樣消費”的正確決策的；這樣的決策過程會造成很大浪費，也就是說，有相當多的產品將無法實現自身的價值。不管在理論上唱什么樣高調，什么“有計劃、按比例”，什么“計劃為主，市場為輔”，實踐證明，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主管計劃的政府官員得不到足夠的“激勵”去獲取每一個公民對各種消費品的“評價”，即便消費者有權選擇買什么和不買什么，在這樣的體制下，消費品的價格也將是嚴重扭曲的。 7．哈耶克關于計劃經濟必將造成“資源浪費”和“效率損失”的這個結論，目前已經得到了普遍的認同。但是，“效率損失”并不是哈耶克抨擊計劃經濟制度的主要依據，他認為追求計劃經濟的必然結果就是極權主義，即人的自由權利的損失。道理很簡單，1929年的經濟危機使許多人反思，資本主義“盲目生產”與社會主義“計劃失誤”同樣會所造成社會財富的損失與浪費，既然如此，能不能在計劃經濟體制的框架內，實行“徹底的競爭”來提高效率呢？或者用中國式的語言來表述，就是能不能將計劃與市場結合起來，走一條所謂“中間道路”(即混合經濟)。對此，哈耶克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的觀點十分明確，任何經濟體制的運作無法脫離政治制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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