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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型關的回聲 ——一位七旬老人尋訪真相
■[美]高伐林 前一機部黃河工程機械廠工程師高斌先生，75歲了，還在美國新澤西州上班，開著車從上午忙到深夜，一周工作六天；唯一的一天休息，他精神抖擻地上網、去書店、去圖書館……查閱浩如煙海的關於中國抗日戰爭的中文和日文書籍。
 高桂滋將軍的兒子高斌現旅居美國，雖然年已75歲
成天盤旋於高斌腦海的，是70年前的往事——確切地說，1937年9月22日深夜至9月25日上午，中國山西省西北角上那個叫“團城口”的村莊，險要山梁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將門之子
高斌是中國抗日名將高桂滋的獨生子。“高桂滋”這個名字，年輕讀者未必熟悉。“西安事變”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扣押后，就被軟禁在高公館——那是高桂滋剛建成還沒來得及入住的住宅，被張學良借去派了這個臨時用場，現在這里是陜西省作家協會所在地。
高斌未滿周歲時，父親就參加了長城抗日。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高桂滋請纓抗戰，於7月9日奔赴南口前線，后被任命為第17軍軍長兼第84師師長。井兒溝、喜峰砦兩役，與藤井少將指揮的兩個武器精良的偽蒙軍教導團惡戰，俘敵280馀名，斃傷800馀人，繳獲迫擊炮6門、輕重機槍13挺等大量武器裝備和120馀匹馬，藤井僅以身免，被史家稱為平綏線戰場“僅有的勝利”（李良志等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9月14日，在廣靈、火燒嶺與日軍坂垣師團又惡戰了一場的高桂滋，按照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的命令，倉促趕到平型關北翼的團城口、迷回村一帶布防。 中國大陸民眾熟知“平型關大捷”，在很長時間中，這是中小學歷史課唯一講到的抗日戰斗。實際上，林彪率領的八路軍115師的伏擊戰，是整個平型關戰役的組成部分，整個戰役中最慘烈的血雨腥風，籠罩在高桂滋指揮的84師的陣地。 高斌對多維記者說：我爸爸帶的84師是“雜牌軍”，當時交他指揮的李仙洲21師，是蔣介石的嫡系中央軍。參加平型關戰役的晉綏軍、陜軍、中央軍和八路軍有十來萬人，其中84師、21師，晉軍的73師、獨3旅等部隊從前方退來，傷亡減員嚴重，沒有得到休整補充；而像晉軍郭宗汾的軍隊從后面開到，并無對日作戰經驗；口音混雜，裝備懸殊，士氣和戰力差別很大，主軍、客軍又打算各異，根本來不及上下左右好好溝通……沒有辦法：日寇不容人有喘息之機，有名的精銳之旅坂垣師團，帶著偽蒙軍隊，正馬不停蹄一天幾十里急速追來！ ◆舉棋不定 汪精衛曾有個一針見血的說法：中國并無真正的“國防”，只有“省防”，至多是“數省聯防”。無論山東省主席韓復榘，還是察哈爾省主席劉汝明，哪有什麼“全國一盤棋”“覆巢之下無完卵”的觀念，都幻想讓自己的地盤躲過一劫。從東京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山西王”閻錫山，也利用各種手段和社會關系，企圖把日寇禍水引到別處。但日寇沿著平綏線直撲他的地盤，避無可避，只得匆忙調兵遣將。南京中央政府擔心日寇攻占山西，長驅直入南下四川，也匆忙調來援軍。 1937年8月底，閻錫山把前線總指揮部設於雁門關下一所窯洞，同周恩來、彭德懷會商制定第二戰區戰役計劃，作戰方針為“利用山地殲滅敵人”。閻錫山分析：日軍欲圖晉綏，必先爭太原；欲爭太原，必先奪大同，於是調集重兵布下迎戰陣勢。 沒想到，日軍於9月13日攻占大同，坂垣師團卻打了個“左勾拳”，避實就虛，揮軍直指平型關，沿著坂垣征四郎在一年前強橫地假借“游歷五臺山”而親事勘查的路線，要越過平型關天險，抄擊中國軍隊的后方。雁門關一帶兵力雄厚而無用武之地，而平型關一帶則危如累卵，閻只好趕緊調兵趕往平型關。 平型關戰役的方案也幾經更改。閻錫山原來的構想是：我方11個軍、10馀萬人，放日軍進入平型關之后，再封死其退路，在平型關以西、繁峙以東沙河一帶開闊地打包圍戰。閻錫山自詡這個部署為“口袋陣”，親召他的嫡系陳長捷、郭宗汾兩名軍長面授要領。  平型關地形
關鍵時刻，前線指揮官卻猶豫起來。前線指揮官是第六集團軍總司令楊愛源，副總司令是孫楚，楊對孫言聽計從。孫楚對這一放日寇進關、關門圍殲的計劃產生動搖，說服了閻錫山在大敵逼近時臨場變卦，改為拒敵於關外。 如果只有晉綏軍，閻錫山守土有責，平型關這一仗他硬著頭皮也得打。可是來了三支客軍：八路軍115師，高桂滋17軍，由安徽開來的劉茂恩15軍，閻的想法就復雜了。他本想讓115師和高桂滋一起守平型關正面，周恩來、彭德懷提出，這非八路軍之所長，不如讓115師隱蔽集結於日軍前進道路的側面，從敵后伏擊，閻同意了。 戰幕拉開時，高桂滋的84師布防在平型關以北的東、西跑（一作泡）池、團城口至1981.49高地（按海拔高度命名），防線長約14公里；右鄰是晉軍獨8旅、73師防地，左翼是名義上歸高指揮的21師，向北延伸13公里到講堂村；21師的左邊是劉茂恩15軍，向西、北延伸。八路軍林彪115師在東南邊的平型關外進入潛伏陣地；由后方開來的晉軍郭宗汾71師、陳長捷72師為預備隊——其中71師於9月23日晚抵達高桂滋84師防線的后面集結；72師於9月24日午夜抵達離前沿陣地約10公里的齊城待命。 我軍布防時，雖然并不確知日寇主攻矛頭所向，但根據地形地貌看，84師防守的內長城上的團城口，與平型關、東西跑池，應是主戰場。 高斌給我攤開當年許多戰報、電報、官兵回憶錄。有的他從這里史籍中查到的，有的他在西安工作的妹妹高士潔多年從檔案館、圖書館和政協等單位苦心搜集的。我去年10月前往西安，承高士潔多次接談，更提供很多關於父親和平型關的詳細資料，字里行間彌漫著血火硝煙，“激戰甚烈”“全部殉國”“傷亡殆盡”的字樣比比皆是。 ◆戰況日志 【9月22日】 夜11時，日軍第五師團21旅團四、五千人配戰車尾隨我第73師，進逼至平型關前，在平型關前公路上與高桂滋部的斷路部隊遭遇，爆發激戰。 【9月23日】 凌晨，日軍主力并坦克數十輛，沿平型關汽車公路南北高地進攻，企圖占領高地控制便道，直取大營鎮。駐守1886.4高地的晉軍兩個連官兵殉國，陣地失守，后高桂滋部奪回；路北敵人進攻，84師502團的王新耀和李榮光兩個營全部投入戰斗，艾捷三團長親率兩個連搶堵敵人的突破口，腹部中彈負傷，李榮光營長陣亡。高桂滋即令84師250旅來援，499團楊學武營對敵反擊，楊學武也受重傷。 另敵二千馀攻晉軍獨8旅，兩連守軍犧牲，陣地失守。第六集團軍副司令孫楚急令高桂滋84師499團、501團向南攻擊，晉軍73師和獨8旅配合，血戰至午后一時，84師付出慘重代價將敵擊退，收復的陣地仍交晉軍防守。 進攻84師陣地的是坂垣機械化部隊，炮兵整天轟擊。戰前雖然中央給山西撥了國防經費，但這一帶事先并未挖設工事，84師進駐后匆忙挖的掩體無法抵擋日軍猛烈炮火，石片橫飛，加重了我軍傷亡。到下午4時，敵軍終被擊退，501團呂曉韜團長一度出擊，繳獲輕機槍四挺等武器。 這一天，800馀敵寇進攻21師陣地，未得逞；千馀敵寇進攻15軍陣地，也未得逞。 23日凌晨5時，晉綏軍第七集團軍總司令傅作義接到閻錫山電話命令：“敵以優勢兵力攻我平型關陣地，我84師與敵苦戰中，已調71師郭宗汾部前往大營布防，35軍所屬步兵2旅，著用汽車輸送至大營附近，增援平型關戰斗。”閻并命令傅與楊愛源聯合指揮平型關戰事。 傅作義即於同日電令各部： 給朱德電：我決殲滅平型關之敵。增加八團兵力，24日拂曉可到。希電林師（115師）夾擊敵之側背。 電令71師速即向大營東北地區（團城口一線）前進； 電令72師陳長捷部速向沙河前進待命。 傅作義命令乘日援軍未到，我軍將預備隊投入到團城口方向全線出擊，全殲關前日軍。原定24日出擊，但是郭宗汾稱“預備隊71師行軍疲勞”，改為9月25日凌晨出擊。傅作義無奈，只好趕快通知八路軍總部轉告林彪，推遲一天出擊??好險，林彪的報務員正要關掉電臺出發，他們趕忙派通信員通知已在行軍中的部隊。 入夜，日軍又猛攻團城口，在高桂滋部隊后方待命的晉軍71師清晰地聽見槍炮廝殺聲。 【9月24日】 八路軍115師在平型關東20里公路兩側進入伏擊陣地。 這是高桂滋的將士打得最慘烈的一天。敵增兵五千馀，向平型關、團城口等各陣地猛攻，炮擊甚烈，激戰終日，高軍傷亡團長、副營長數員，連排長30馀員，士兵千馀，師、旅、團、營的全部預備隊均已投入，各處告急，無兵可派，高急電閻錫山和孫楚求援，卻沒如愿。  高桂滋將軍曾擔任17軍軍長兼84師師長
閻錫山命令傅作義赴大營附近指揮。傅率幕僚於午夜12時進駐大營附近，又得知郭宗汾師“因天雨行動困難”，出擊“延后二小時”??作戰方案變更，傅總指揮竟然不知情！ 【9月25日】 凌晨2時，日寇再攻1886.4高地，晉軍又失守了。大雨如注，84師呂曉韜團長挑選奮勇隊，再度奪回該高地。 凌晨3時30分（日方史料說“凌晨4時”），日軍的龍澤（第9）、石山（第10）中隊及橘（第12）機槍中隊等部，夜襲我軍，占領團城口、東跑池附近某高地（日軍稱為“石山高地”），但日軍三個中隊共傷亡98人。（見日《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及《濱田聯隊史》） 八路軍115師伏兵向坂垣師團第21旅團輜重、補給部隊發起殲滅戰，115師的685團則頑強阻擊日寇來救援的三個中隊。 高桂滋的84師連日血戰損失慘重，漸不能支（2006年10月，高齡95歲的84師501團營長邵春起對高士潔回憶：“凌晨我腿部負傷被勤務兵救下火線時，陣地上已經沒有能作戰的人了。”）。上午10時左右，團城口一帶陣地陸續被敵突破。502團代理團長杜文卿在率隊強堵陣地突破口時，壯烈犧牲。 下午3時，晉軍防守的1886.4高地得而復失，84師師部亦在敵炮火覆蓋下。 郭宗汾71師按再三延遲的方案，應於上午8時抵達攻擊位置，由團城口以北出擊，但據晉綏軍人員回憶錄及該師戰報記錄：遭到攻占了團城口高桂滋陣地的日軍射擊，出擊受阻！ 怪呀，上午10時，高師殘兵失守部分山頭，怎麼郭宗汾8時出擊就說遭到高桂滋陣地上日軍射擊？ 這正是后來爭論了70年的問題。 【9月26日】 日軍從鷂子澗和平型關正面抽兵來援，61軍程繼賢團趁虛奪回鷂子澗，日軍又反撲，程團和敵人逐院爭奪，彈盡援絕，堅持至28日，團長以下官兵近千人壯烈犧牲。 高桂滋的84師殘部仍在團城口以西堅持，其251旅旅長高建白、250旅旅長李濃藻仍在迷回村。26日晨日軍飛機和大炮轟擊迷回村，下午501團呂曉韜團長被日軍包圍，251旅派部隊將其救出。 郭宗汾71師對日軍攻擊沒有進展，至16時敵我呈混戰狀態。 【9月27日】 日軍繼續進攻我21師陣地；另一路日軍東條縱隊在北面進攻由楊澄源第34軍防衛的茹越口。高桂滋致蔣介石密電：職軍馬已奉令向靈邱西南王成莊附近轉進。 【9月28日】 平型關這邊激戰正酣，東條縱隊突破了茹越口，防守的203旅梁鑒堂旅長陣亡，晉綏軍退到茹越口南邊的鐵角嶺，楊澄源退入繁峙。 高桂滋84師師部移至西河口，收容整理殘部。 【9月29日】 晉綏軍丟失鐵角嶺。 【9月30日】 日寇攻占了繁峙縣。繁峙位於平型關我軍防線的側后，如日軍堵住后路，我軍有被包圍全殲的危險。閻錫山緊急會議，決定全線撤退。 國民政府軍委會第一部派往晉軍第六集團軍的監軍介景和，這天致電軍委會第一部部長黃紹竑，急報戰況：“敵以一聯隊攻茹越口，已長驅直入。刻楊、傅二總司令已作向五臺山退卻準備，此戰失后，第二線更無法守。請中央速籌大計，以免貽誤全局。” 【10月1日】 日軍攻占代縣，情況更加危急！ 【10月2日】 夜，中國軍隊撤退，平型關戰役結束。 從交火到撤退，平型關之戰歷時十天，日軍記載傷亡8562人；中方傷亡無法確切統計，但無疑遠超日軍。 ◆本可取勝 高斌說：傅作義不愧為名將，他極力主張在日軍大批增援部隊尚未趕到之際，集中優勢兵力多路出擊，全殲關前敵人。奈何，傅作義不是晉軍的掌門人。 二戰區“爰定于24日出擊”，預定用總預備隊中之郭宗汾71師附金憲章新2師共八個團，并以陳長捷72師及35軍之孫、董兩旅為總預備隊，由傅總司令任出擊軍之指揮（見附錄2《平型關戰役八次爭奪戰》）——16個團出擊，與林彪的115師形成合圍態勢，兵力應該超過平型關前已有相當消耗的日軍和偽蒙軍隊。 然而，郭宗汾71師卻提出：不行，要休整一天：“以出擊軍行軍疲勞之故，變更為25日拂曉前”動手。（出處同上） 對此，高斌百思莫解：高桂滋等不少部隊都是從河北、察哈爾一路阻擊、千里轉移到這里，戰斗減員十分嚴重，兩個月來連續作戰，沒有時間休息整頓，接到命令后，立即構筑簡易工事投入了戰斗；而郭宗汾部還沒有跟日本人交過手呢，又是在山西本鄉本土，不說養精蓄銳吧，也是以逸待勞，怎么就“行軍疲勞”不能馬上上陣？同為晉軍將領的陳長捷不是還稱贊郭宗汾“該部初次上抗日戰場，士氣尤銳”嗎！ 出擊時間后來再次推遲。按84師高建白旅長的回憶：出擊從24日下午6時，推到晚8時，再推到晚12時，又推到25日凌晨4時，又因雨推到8時以后——“改變五次，結果沒有出動一兵一卒”。 最讓傅作義始料不及的恐怕還不是出擊時間延后。他本來制定的出擊計劃是：71師郭宗汾部四個團，以一個團由團城口東進至2141.96高地，向東攻擊蔡家峪及小寨，以兩個團由2141.96高地至西河口一線正面攻擊，最終攻擊王莊堡，以一個團為預備隊。獨8旅由現陣地向關溝以北的辛莊攻擊；115師擔任敵后攻擊，以蔡家峪等地為攻擊目標。（參見“太原會戰團城口附近國軍反擊部署要圖”民國26年9月24日9時）到24日午夜出擊在即，他才得知被改為：以金憲章的新編第二師攻王莊堡，原定攻王莊堡的71師兩個團，調至團城口方面，這樣，團城口集中三個團來出擊。郭宗汾并沒有按他的意圖命令部隊出團城口“向東攻擊蔡家峪及小寨”，而是命令他的部隊：“軍擬將重點向左移”，“第202旅（附428團）為右翼隊，在汽路以左團城口以西地區至2141.96高地之間（這個位置應該是腰站、上下孤莊，迷回村以北）出擊兜剿當面之敵。新編第二師為左翼隊，經太安嶺西河口相機進占王莊堡，阻斷渾源通靈丘交通斷敵歸路”。（見第71師平型關作戰詳報）郭宗汾的第11號命令，已經不是傅作義與八路軍聯絡參謀會上策劃的與八路軍合圍日軍于平型關之外，而是把敵人放進平型關內來打。  平型關作戰圖
當出擊時間一再延遲時，在最前線快頂不住的84師高建白旅長等人，逼問晉軍202旅旅長陳光斗究竟何時出擊，陳拿出一紙命令：“郭載陽（即郭宗汾）轉閻長官命令‘無本長官電話命令不得出擊’。” 高斌說：“戰機一縱即逝，這推遲一天，對于戰爭勝負、對高桂滋的部隊來講事關重大！” 而郭宗汾71師戰報更稱：9月25日，由于高桂滋84師據守的團城口陣地，竟被日寇占領向他們射擊，導致71師出擊受阻。 ◆團城棄守？ 這就產生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高桂滋是否擅自下令84師9月25日自團城口陣地撤退？ 第二個，郭宗汾71師出擊究竟情況如何？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實際上有兩個要點：高桂滋是否下令撤退？日軍什么時候占領團城口？ 《抗日戰史·太原會戰》說：“平型關正面之敵，獲援軍五千余后，于本（24）日拂曉起，復向我平型關、團城口及講堂村一帶陣地攻擊，并以戰車隊向我東跑池以南沖擊，戰斗至晚，敵未得逞。”“至25日，我第71師各部隊正前進之際，適敵鈴木兵團及偽蒙軍亦向我84師團城口附近陣地攻擊，第84師被迫撤退，敵遂占領團城口、鷂子澗、六郎城一帶高地。我第71師，沿公路前進之第404團，于2時許與上述之敵遭遇。”（第26－29頁） 這里說的是：高的第84師于9月25日在鈴木兵團及偽蒙軍攻擊下“被迫撤退”。時間雖然沒有注明，但是說郭宗汾的71師“2時許”與敵遭遇——71師出擊是在上午8時以后，可見這里“2時”只能是午后2時。 時任84師營長的邵春起現仍健在，曾任安徽省人大代表、民革阜陽市名譽主委。他曾撰文回憶當時的血戰，讓人驚心動魄： （9月）24日先是陰雨蒙蒙，繼而越下越大，士兵沒有雨具，衣服都被淋濕，敵板垣師團大部趕到。下午1時，敵人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分路向我師全面進攻，敵攻甚猛，接近肉搏距離。此時，營、團、師預備隊全部投入戰斗，士氣大振。由于我將士齊心協力，英勇奮戰，打得敵尸狼藉……502團代團長杜文卿壯烈犧牲，499團楊世立營長負重傷，我營四連代連長張振恩以下官兵傷亡數十人。
25日拂曉前，右翼由我師的499團劉營防守的無名高地被敵人偷襲占領，若敵居高臨下，天明后，我營就要受到威脅，無法立足，而不戰自退。……為了確保我營陣地安全，我立即決定從六連抽出士兵20名，聯合劉營官兵，由排長郁風祥率領，從無名高地右側迂回到敵后，實行兩側夾擊，一舉奪回小高地。當即按照計劃執行，經過白刃拼搏，浴血奮戰，終于把該高地奪回，仍交劉營防守，穩定了戰局。但排長郁風祥和十多名士兵在戰斗中壯烈殉國，同時我的右腿負重傷。 ……高桂滋雖然多次向總指揮楊愛源及閻錫山請求增援，他們每次都答應，但始終未見派來一兵一卒。終因傷亡過重，陣地無人固守，于26日淪入敵手。 他說的是：陣地無人固守，9月26日“淪入敵手”。 抨擊高桂滋“下令撤退”的將領，以時任晉軍61軍軍長的陳長捷為代表。陳長捷1948年擔任天津警備司令，被解放軍俘虜，被判為“戰犯”關押多年，1959年獲特赦。他在回憶錄中說： 高部的團城口、鷂子澗、西泡池間陣線，雖不斷受敵炮擊，守軍依托強固陣地，配備稍疏，尚無重大傷亡。由于攻平型關之敵源源北展，高部發生了恐慌。一聞郭軍到達大營，更加緊向孫楚呼告不克支持，且直接要求郭軍即刻增加前線守御。郭以奉令出擊為辭。孫對雙方爭執，未加明確節制，固知高部意存避敵，以為郭軍集結好，一展開出擊，便得立解糾紛。24日晚，敵對高部陣地右翼西泡池和團城口兩處，發動夜攻，高益覺形勢嚴重，要求開到齊城的郭軍一部就近增加于西泡池，郭又未允。當夜孫楚適得八路軍高參通報：林師已阻截平型關、東河南敵后的公路，即對敵發動抄擊，并以一部向大小含水嶺挺進，接應團城口、平型關大軍進擊。形勢大好，敵已陷我掌握之中。孫楚認為高部縱感緊急是暫時的，可以堅持的；郭軍須集結全力作大規模出擊，萬不可分割應付，陷于膠著。遂要求高桂滋、李仙洲須鎮定固守，不得動搖。高桂滋根本藐視孫楚的指揮權能，認為孫楚是有意識地要犧牲他們，來讓晉綏軍獨占風頭。由于錯覺而怨憤，擅自放棄團城口，鷂子澗、東西泡池各部亦均退迷回村，再縮避于恒山方面，依劉茂恩軍，共同保存實力，耍著雜牌軍的故態。他們根本否認八路軍已到敵后，以為向蔡家峪、東河南間合力殲敵，為虛構的愿望。為了對孫、郭泄憤，故意閃開團城口、鷂子澗險隘，讓貿然出擊的郭軍碰釘子去。他向閻報告，則以執行所預示的“沙河會戰計劃”為詞。閻錫山作為戰區司令長官，在當時的緊急狀態下，苦在心頭，對雜牌客軍的故態復萌無可奈何。以后閻在呂梁山集訓中，偶爾同晉軍將領回憶起平型關之敗，猶憤慨地說：“高桂滋放棄團城口，比劉汝明放棄張家口，更為可殺！”（《晉綏抗戰》第25-54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4年2月） 在陳長捷筆下，高桂滋部不僅“無重大傷亡”，只是“發生了恐慌”、“意存避敵”“耍著雜牌軍的故態”，更嚴重的是，“為了對孫、郭泄憤，故意閃開團城口、鷂子澗險隘，讓貿然出擊的郭軍碰釘子去”。如果說，“擅自放棄”防地還只是為保存自己，故意閃開險隘讓郭軍“碰釘子”簡直就是配合日寇、陷害友軍了！對于抗日軍人來講，這實在是一個非同小可的指控。 陳長捷這一說法對后世影響甚大，陶純所著《血色雄關》（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5年）一書是最突出的一例，用文學手法鋪陳渲染，繪聲繪色： 書中寫道：還未和敵步兵接火，高桂滋就給閻錫山和孫楚打電話要求增援和撤進關內。9月24日，得知郭宗汾率部到來，高桂滋又給孫楚打電話，請立即派郭軍前來增援。孫楚告訴他，“閻長官和戰區決意令郭軍另行出擊，配合八路軍作戰。請你再堅守一陣，明日情況就會有所好轉。” 高桂滋怒罵一句，又要通郭宗汾：“郭軍長，按閻長官的命令，貴軍應來接替我部。我部連日苦戰，傷亡慘重，實難堅持，請貴軍速速前來接防陣地!”郭宗汾：“高軍長，我并未接到增援貴軍的命令，恕難從命！”…… 24日黃昏，日軍對東、西跑池又發起攻擊，高桂滋十分驚慌。他再次給郭宗汾和孫楚打電話，要求郭軍先增援一部，以便縮短第84師的“單薄”防線。孫楚和郭宗汾都拒絕了他。 入夜之后，孫楚又接到高桂滋求救的電報。他搞不清楚這是高桂滋第多少次求援了。這封電報的措辭更為凄厲：“最后哀鳴，伏維矜鑒”。
……（高桂滋）又要通“難兄難弟”——第21師師長李仙洲。他說：“李師長，孫楚手中握有一個軍，而不增援咱們，實在可惡！”
李仙洲：“他不是要讓郭宗汾出擊嗎？” 高桂滋：“即便出擊，又頂屁用！而八路軍抄擊敵后，兄弟也認為這是孫楚虛構的幻想，他純粹是有意犧牲咱們，而讓晉軍獨占風頭。咱不上他這個當！” 李仙洲：“軍長有何打算？” 高桂滋：“當務之急，撤！” 李仙洲猶豫了。高桂滋說：“李師長，你撤不撤兄弟就不管了，我將馬上傳令，我的第84師撤至迷回一帶！” 放下電話，高桂滋對他的參謀長說；“派傳令兵下去，命令各團全線撤退！再給閻老西發報，就說我部按長官原定計劃，撤回關內。放敵進到繁峙打！” 一個小時后，東、西跑池、團城口、鴯子澗一帶兩公里寬的防御地段落入敵手。 而孫楚等人一直蒙在鼓里。 上述說法令高斌與高士潔兄妹難以接受。 ◆ “下令撤退”？
陳長捷和《血色雄關》的說法，令高斌與高士潔兄妹難以接受。高斌質問：陳長捷率61軍在200里外的后方待命，接到命令馳援，他的先頭部隊24日午夜趕到前線，他有什麼憑據斷言高桂滋受敵“猛攻”、“傷亡慘重”是謊言，更指控高桂滋“意存避敵”“擅自放棄”甚至“故意閃開”險隘，讓友軍陷入陷阱？ 陳長捷早於“文革”中不堪凌辱而夫婦雙雙自殺，高士潔便於1996年12月狀告《血色雄關》作者陶純和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侵犯名譽權，要求賠償。 西安市新城區法院一審判決：“該書不構成名譽侵權”，駁回高士潔起訴；并要求高士潔賠償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交通費3740元。 高士潔不服，上訴到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1998年8月12日，法院做了終審裁定。這個裁定可圈可點：陳述了“高桂滋率部對入侵日寇進行了抵抗，傷亡二千馀人后潰退”，但又說《血色雄關》“以重筆描寫高桂滋所部潰退似無可厚非”，所以“不構成對高桂滋名譽的侵害”。 沒錯，如果寫高桂滋所部“潰退”確實“無可厚非”。問題是該書并不是這麼寫的啊！高士潔告的，是《血色雄關》重筆描寫高桂滋“命令各團全線撤退”！ 84師是“下令撤退”還是“潰退”？84師陣地是“放棄”還是“失陷”？這兩者含義根本不同，正如陜西省社科院學者郭潤宇所說：放棄，是能守不守，為了某種目的故意丟掉；失陷，則是由於敵我力量懸殊，欲守不能，被迫丟失。 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裁定另一值得玩味之處，是將下級法院駁回高士潔“侵犯名譽權之訴”，改為駁回“名譽侵權賠償的訴訟請求”。這就是說：駁回的只是高士潔的賠償要求。終審裁定還撤銷了下級法院要高士潔賠償被告3740元。 高斌、高士潔作為高桂滋的子女，為其父辯誣的心情，筆者可以理解，但是我們更得求證於當時的權威調查結論和第一手資料。筆者閱讀各方人士，包括各支部隊的軍人、戰地記者、村民的上百萬字戰報、電報、回憶、交代，還有北京、臺灣、陜西、山西等地學者的分析，力圖回到歷史現場，厘清真實脈絡。 筆者迄今未曾發現高桂滋下令撤退的任何證據，陶純所著《血色雄關》中所謂高桂滋“派傳令兵下去命令各團全線撤退”純屬他自己的想象。 這些史料展現的場景是： 從23日到25日，日寇全力攻擊團城口一線，高桂滋部隊防守近30里長諸多山頭，傷亡慘重。團里將士拼光了報請旅長增援，得動用旅預備隊頂上去；旅里將士拼光了報請師長增援，得動用師預備隊頂上去……到后來預備隊都頂上了最吃緊的地方，甚至數十名騎兵也被高桂滋作為步兵派上火線。有的山頭官兵全部犧牲，層層報上來，高桂滋手里再無兵可派。 高桂滋火急上報前線總指揮楊愛源和副總指揮孫楚，請求增援。楊、孫并不相信這個客軍將領的報告——軍閥混戰了多年的中國，今天握手、明天拔刀，夸大戰果和夸大損失都是常態，他們無法驗證84師是否真到了千鈞一發地步，只是空言鼓勵和安慰，說援軍即將開來，要他堅持、再堅持。 時任第六集團軍秘書長盧宣朗回憶：“第六集團軍總部開會研究對策，第七集團軍總司令傅作義也在座，多數認為全線都頂不住。”盧宣朗特別提出由15軍抽調兩個團兵力增援高桂滋以減輕其壓力的建議，但孫楚堅持不派援軍，“只能以‘已飭郭軍出擊’一類的空話，制止高桂滋，不準擅自后退”。（《平型關戰役中第六集團軍總部見聞》，載《山西省文史資料匯編》第40輯，1981年） 名義上歸高桂滋指揮的21師李仙洲也拒絕了高要其增援的命令。萬般無奈的高桂滋，向就在自己陣地后方待命的預備隊郭宗汾和其它友軍求援——哪怕只一個團、一個營，也可以解燃眉之急。郭宗汾及其部下陳光斗旅長都拒絕了。 老同盟會員續范亭在《三年不言之言》中充滿義憤地記述：閻錫山接到第六集團軍總司令楊愛源的報告：“郭師長宗汾作總預備隊，違背命令，不肯增援，現在已經耽誤了很好的時機一日一夜了，最好閻司令長官親來督戰云云。”閻錫山連夜馳往平型關，當晚在第六集團軍司令部里，“郭宗汾首先滔滔不絕，花言巧語的報告了一點多鐘，訴說他不肯增援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話就是說‘我們要留些馀地，保存些實力，不要把力量用盡了’”！郭宗汾出去以后，楊愛源才把戰爭情況詳細報告了，并說到郭宗汾逃避戰爭、不肯增援的事實。 高士潔費了很大力量，從勞改局找出時任84師502團三營機槍連連長邱仰岳（1951年因反革命罪判死緩，1979年釋放）獄中寫的材料，詳敘該團防守團城口的情況，9月25日上午10時，陣地上有戰斗力的官兵已經很少，大部非死即傷，槍聲漸稀。日軍趁機蜂擁而至，陣地失陷，所遺傷號，均被日軍殘殺。高桂滋令21師增援，21師抗命，而晉軍派來配合高師作戰的一營炮兵，一炮未發——懼怕暴露目標，遭日軍炮火回擊。 高斌與高士潔都認為：邱仰岳所說的“陣地於25日上午10時失陷”是可信的，與高桂滋致蔣介石電、李仙洲致蔣介石電，及高建白回憶錄的說法可以互相印證。 日本《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中文版一卷第二分冊，中華書局）說：“戰況進展困難，戰斗激烈，25日，旅團終於占領了該地附近的二公里長城線的正面，但同日因優勢的敵人切斷旅團的后方聯絡線，并不斷增加兵力，所以該旅團陷入被包圍的困境。”這里所說的日軍占領的“二公里正面”，應該就是指502團上午10時失陷的陣地。 平型關戰役這麼長的防線，在戰役前期真正阻滯了日軍進犯步伐的，只有84師、獨八旅和八路軍115師——這是84師的不幸，也是84師的光榮。 沒有人能助高桂滋一臂之力。高桂滋的部隊在強敵一波又一波進攻下，戰斗力極度耗損卻得不到增援，拼散了，拼光了，拼垮了，首尾難以相顧，上下斷了聯絡，陣地上死傷枕藉、無人再向日寇射出子彈。烈士們死不瞑目，他們怒視著如虎似狼的日寇踏上一個又一個山頭。 ◆旁觀者清 陳長捷的諸多說法，都被親歷者、目擊者的說法所否定。
陳長捷說：高部守軍“依托強固陣地”。 但是戰地記者秋江所見卻是：“在石山上臨時挖洞掩體，總是藏了身子，藏不了頭。敵人的炮火打不中，往往被石塊打倒。”哪里有“強固陣地”？ 陳長捷說：高部“意存避敵”。 84師高建白旅長敘述：9月23日晉軍據守的1886.4高地被敵占領，閻錫山聽了大驚，懸賞萬元要去奪回。高桂滋部的呂曉韜團長指揮奮勇隊，替晉軍在炮火連天中奪回這個高地，仍交晉軍防守，并未得這筆賞金，晉軍給了接收陣地的收據。同樣的事情於25日凌晨2時再度發生：晉軍又失守了1886.4高地，呂曉韜團長挑選奮勇隊再度奪回，奮勇隊50馀人，生還者僅11人。不惜自己犧牲去幫助友軍奪回陣地，這是“意存避敵”嗎？ 陳長捷說：高桂滋“由於錯覺而怨憤，擅自放棄團城口”。 但是秋江親耳聽到高桂滋討不到救兵，只好命令部下一個最低限度的戰法：“別處給敵人突破，你們不能動，還是死守抵抗，打完了就算你們達到了任務”！也就是說，人在陣地在。 ——陳長捷說高部敗退后“縮避於恒山”，更沒有根據，9月26日閻錫山還電告蔣介石說：將“17軍軍部和84師師部（置於平型關附近的）繁峙上臺村”，將17軍“250旅和251旅（置於）團城口附近”；陳長捷轉述說閻錫山認為高桂滋“更為可殺”，毫無旁證，像高桂滋這樣既無強硬后臺、又損失慘重的雜牌軍將領，真要犯了軍法，閻錫山為何不“殺一儆百”祭旗？ 從閻錫山給中央的電報，也可以旁證陳長捷說法虛妄。9月24日閻錫山致蔣介石密電：“敵以坦克車等猛攻我平型關附近東西跑池陣地，致汽車路右翼最高山頭陷於敵手。經職等懸賞……由（高桂滋）第17軍、獨立第八旅、第72師各抽派勁旅猛烈反攻，前仆后繼，傷亡慘巨，幸賴將士用命，卒於午后一時完全克復。” 同日閻錫山致大本營特急密電：“敵約一師團，分兩路進攻平型關和團城口，戰況劇烈，因敵我爭奪山頭，傷亡奇重，激戰至午，卒將敵擊退，追擊20馀里，團城口之敵也於午后四時被我擊退。此役我傷團長一，傷亡營長三，士兵約兩千……” 當地百姓也留下了記載。繁峙縣1988年11月整理了農民目擊者的口述： “……雨下了整整七天，戰斗也整整進行了七天六夜。敵我雙方傷亡很大。我軍在第一道防線犧牲的最多，犧牲的士兵大都是‘南軍’（高桂滋的部隊）。戰壕里堆滿了尸體。當時，我們就在第二道防線村西的坡上爬（趴）著，雙方打仗看得清清楚楚。……盡管我軍將士作戰英勇，但友軍配合支援很差，未能更多地消滅敵人。”——西泡池王同道（69歲）、王德治（76歲）口述。 “戰斗一開始，高桂滋的部隊守著山頭，打得很堅決，雖犧牲了很多戰士，仍然牢固地堅守著陣地。后來，高桂滋的部隊叫晉軍接管陣地，晉軍不接，高的部隊就退下來……”——澗頭村王進秀（78歲）口述。 “戰爭結束后，我們就清理戰場，發現山上約有數千尸體，大部分是高桂滋的士兵，也有日本人，日本人尸體中還有女的。”——團城口張正官（79歲）口述。 蔣介石的嫡系，陣地緊靠84師的李仙洲，9月25日給蔣的密電，匯報得比較客觀：“本午84師傷亡較重，全部潰退，致團城口陣地被敵突破。……此間作戰不利原因：（一）指揮官能力薄弱。（二）指揮不統一。（三）上下欠聯絡。（四）友軍互不相信，各不相救，致敵各個擊破。” 他的說法是84師“潰退”，不是“下令撤退”；時間是“本午”（25日中午），而不可能是如《血色雄關》中所說：24日入夜“防御地段落入敵手”。他分析作戰不利原因，更明確地指出：“上下欠聯絡”和“友軍互不相信，各不相救”。 陳長捷明明未曾目睹高桂滋部隊的作戰情況，為什麼連高想什麼也說得有鼻子有眼呢？陜西省社科院研究員郭潤宇的分析，可備一說：“主要是他的軍閥派系觀念在作怪”，他是晉軍，就對晉軍頌揚備至，而將責任推到高桂滋的陜軍頭上。 許多歷史學者為什麼會忽視大量真實記錄，而被陳長捷并非親歷的“親歷記”輕易俘獲呢？高士潔分析說：從客觀上講，中國大陸對抗日戰爭史的研究還局限在中共抗戰史研究，至今沒有以大中國立場研究；其二、大陸歷史學者的資料得來不易，資料占有不全面肯定會影響對史實的判斷；從主觀上說：人都有先入為主的弱點，陳的“親歷記”發表以后，許多人以為這就是平型關戰役“鮮為人知的內幕”，誰又能想到他的派性立場扭曲了史實呢？首先受到其影響的就是全國政協編撰的《晉綏抗戰》，為了與陳“高桂滋於9月24日夜擅自下令撤退”說法一致，竟把高建白回憶錄中所寫的時間改錯了！ 高斌也指出：當時山西政協中前晉軍人士不少，他們更易於傾向陳長捷的說法。 ◆出擊虛實 再來看第二個問題：郭宗汾71師出擊究竟情況如何？
高桂滋求援不得，孫楚和郭宗汾拒絕他的理由是：預備隊要留著出擊。他和他的將士只能將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出擊能如期進行。 近代史學者楊奎松在《關於平型關戰斗的史實重建問題（修訂）》一文中寫道：“此時國民黨在平型關的正面守軍主要是高桂滋的第84師，3日來部隊傷官兵近千名，亡850馀人。25日晨，依據戰區部署，高桂滋部等計劃凌晨出擊。”然而“適敵亦向團城口高軍陣地猛攻。而高軍以出擊不利，遂向后轉移陣地”。 楊奎松產生疑問：國民黨軍當天到底有沒有出擊？“按照國民黨軍當年的電報和戰報，國民黨軍第71師（郭宗汾部）等當天在完成奪回高師所失陣地的任務后，曾一度向東西跑池兩側大舉出擊。奇怪的是，在日軍的戰史資料當中，并未見到有類似情況的相關記載。但從林彪當天（25日）晚上的電報中，還是可以多少印證國民黨方面的記錄的。林電稱：‘打了一天戰，至黃昏始見晉軍之出擊部隊，所謂二路出擊，全是勉強！’” 為什麼楊奎松在日軍戰史資料中查不到郭宗汾師出擊記載？高斌反復查證，結論是：郭宗汾的428團是出動了，但是沒出擊！ 他向多維記者出示了行定遠寫的《戰斗在平型關的第428團》。 行定遠在郭宗汾71師428團一營三連任班長，后調團部任傳令班長，現92歲了，住在太原。他是唯一健在的出擊知情人，從他的文章可推斷出擊流產的奧秘： 行定遠寫道： 第428團9月25日上午8時后出擊，84師私自撤退，“致使第428團腹背受敵，被圍困在一個狹長的山溝內。”“同時出擊的還有第202旅第403團中校施國憲帶的兩個營，因而他們也和第428團被圍在一起。出擊時部隊都輕裝上陣，當時團里沒有電臺，被圍困后和師里取不到聯系，不僅對戰況一無所知，連口糧也成了問題。真是一籌莫展。后來忽然聽到東南方向有槍聲，看見溝內公路上有些被擊壞的汽車，（428團長）王榮爵便決定繞西北退回團城口以內。以后才知道是八路軍第115師狙擊日軍，取得輝煌勝利，第428團撤回之后，天黑到達安全地帶，與師部取得聯系。”（《山西文史資料》第40輯，1985年） 這就是了！原來，在115師殲敵時，428團藏在“狹長的山溝內”沒有參加戰斗，最后繞路退回了，難怪楊奎松在日本資料中查不到出擊記錄！ 行定遠寫的有一段，刊載於《文史資料》，而2005年網絡版上刪除了，頗露玄機：428團撤回之后，郭宗汾令王榮爵到師部接受命令。行定遠寫道：王率他的弁目、馬弁和我這一班，於夜間走向師部。走了一段，弁目賈國棟向王說：“現在實行連坐法，咱們沒有完成出擊任務，又受了點損失，師長若無法交代，會將責任推在你身上。若到了師部，他變臉問罪，咱就成了替死鬼啦！”王聽了這話，決定不去師部。返回團部，命令迅速架設電話線。電話架通之后，王謊稱前線情況危急，他無法脫身，請示下一步部隊行動。出乎王的意料，郭不但沒有責備他，而且對他進行了鼓勵和嘉獎。 高斌質疑：428團全團加403團兩個營，真是如行定遠所述“腹背受敵”嗎？2千官兵困在一個狹長山溝里，他所在的連隊還派人出山去背山藥蛋，這是多大的目標？若真如他所說日寇占領山頭，逃得過敵軍的眼睛嗎？為何不攻擊？炸彈、炮彈均會造成我軍嚴重傷亡。但顯然并沒有受到攻擊，這只能解釋為：山上并非日軍，428團根本沒有“腹背受敵”。 按行定遠的說法，428團并未出擊配合115師，而是繞路退回團部，“電話架通之后，王（向郭宗汾）謊稱前線情況危急”。於是晉軍的戰報、回憶錄，都宣揚71師出擊受阻??高斌說：哪里是“出擊受阻”？是“出而不擊”！責任人是該團團長王榮爵。 多維記者查到此說的旁證：當事人秦詗說：“郭宗汾師因雨大泥濘沒有出擊。我很遺憾，認為貽誤殲敵的好機會。如果乘第115師襲敵勝利之時，郭師從左翼出擊，襲敵右側，當面陣地我軍全面反攻，一舉全殲日軍這個混成旅團是不成問題的。”（《獨8旅第622團平型關抗戰見聞》，山西省《文史資料匯編》第40輯） 上面行定遠所說的只是郭宗汾的428團，而秦詗說的乾脆就是整個“郭宗汾師因雨大泥濘沒有出擊”。 林彪在平型關戰斗總結中對友軍的出擊也表達了不滿：“友軍在戰斗中的配合，實在太差了。他們自定的出擊計劃，他們自己卻未能遵守。你打，他旁觀，他們時常吹牛說要決戰，但卻決而不戰；或向敵人打而又不堅決打……” 高斌對記者坦承他對出擊流產的看法變化過程。開始，他推測晉軍不增援、不出擊，是郭宗汾耍滑頭，后來查到高建白回憶：晉軍202旅旅長陳光斗聲稱是閻長官命令，他相信原因在閻錫山身上。高士潔也認為，“傅作義的意見誰能否定？五改出擊命令的始作俑者，只有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自己”。 日本防衛廳編撰的《華北治安戰》一書載有日軍對韓復榘、劉汝明及閻錫山的評估說：“山東及察哈爾29軍一部保持中立。山西及綏遠軍也以一部開至省境采取消極態度，不致出現積極行動”。 高斌說，看后來閻錫山的行徑也可以說明問題。1941年起閻錫山越走越遠，配合日本華北軍專門針對閻錫山的“伯工作計劃”，和日本簽訂停戰的“汾陽協定”，閻并親自參加與日軍的“安平會議”。該會議后來是因偶然事件才中斷的。日軍為施壓攻擊晉軍時，閻竟然寫信給日酋：“你們不要把同情你們的人當成敵人”，日軍即停止了向晉軍的進攻。 難怪平型關戰役中，第六集團軍司令楊愛源向閻錫山告狀說郭宗汾既不出擊又不增援，閻卻不處罰郭，反而升郭為二戰區參謀長。高斌說，在平型關、忻口、太原、晉東南、中條山等戰役中犧牲的官兵及被日軍屠殺的同胞，九泉之下得知閻的漢奸行為，作何感想！ 高斌強調：高桂滋84師在平型關經三天四夜血戰，傷亡重大是不爭的事實；團城口被日軍突破，作為抗戰軍人不能推卸責任，當然愧疚於心——若上至軍長下至伙夫全部戰死，方可卸去責任吧。但是本來是有可能全殲關前日軍的！何以未能全殲？閻錫山、孫楚和郭宗汾就是責任者。無論“既不出擊，又不增援”的動機是什麼——對抗戰消極？犧牲友軍，保存實力？判斷失誤，舉措失著？都不應將責任推到84師頭上。“軍中無戲言”，說了出擊不出擊，說了增援不增援，就難怪李仙洲向蔣介石告二戰區的狀，要求中央速派大員來晉主持。隨后衛立煌奉派擔任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前敵總指揮，取代閻錫山指揮了忻口戰役。 高桂滋於1959年在北京病歿。四女一子中，兒子高斌和幼女高士潔執著地查閱檔案，尋訪見證人，要讓父輩的抗戰史實水落石出。高斌到抗戰后期時已經十來歲，去過父親的軍營數次，目睹過彈火紛飛，傾聽過父輩的戰斗和犧牲故事。高士潔告訴多維記者，她見過軍人性格的父親流過一次眼淚，那是在1955年8月陜西省政協“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十周年紀念會”上，一個也是前國民黨軍人的省政協副主席發言說“國民黨不抗日”，高桂滋與其當面爭執起來：“是國民黨反動派不抗日，怎麼能說國民黨都不抗日？不抗日，我的萬馀人都去了哪里了？”高桂滋的84師參戰時兩旅四團，后他轄兩師六團，八年抗戰中傷亡官兵萬馀人，其中陣亡團長四人，傷師長一人，副師長、團長各一人……難道那些抗日將士的英名事跡被一筆抹殺了嗎？高桂滋悲憤填膺，潸然落淚。
高斌說：“中央軍，八路軍，晉綏軍，陜軍……許許多多軍官士兵跟日本鬼子拼殺倒下，永遠不可能弄清姓甚名誰了。但是，我們要記著他們，記著他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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