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剛
１９３５年７月２８日，《法蘭克福日報》發表了一篇奇文，題目叫做“血液與土壤”。
文章稱，“只有德國土壤（塊狀土壤）的出產物才能制造德意志人的血液。那種決定德意志人種型的微妙顫動，只有通過這種出產物才能傳送到血液中，再從血液傳送到身體和靈魂中去。德意志人種之所以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種型，是因為世界上只有一處有德國土壤。別了，檸檬，我們不需要你！我們德國的大黃葉梗將充分而完全地代替你。……我們幾乎不花錢就能得到它，……它味道辛辣，可以用來給色拉和青菜調味；略加點糖便可以成為可口的點心……讓我們用大黃葉梗來補償我們犯下的使用外國檸檬的罪孽吧！”（劉國柱：《希特勒與知識分子》，時事出版社，第７３頁）
看過文章，叫人大惑不解：為什么希特勒要和檸檬過意不去？為什么納粹當局要德國民眾用大黃葉梗來代替檸檬？
由于飲食傳統，德國人養成了喝檸檬茶的習慣。這是因為德國人偏愛肉食，尤其喜歡吃香腸，他們制作的香腸風行世界，多達１５００多個品種以上。像著名的“黑森林火腿”，在廚師手中，可以切得薄如蟬翼，味道奇香無比。德國的國宴大餐通常是在酸卷心菜上鋪滿了各式香腸。到德國人家中做客，主人除了用香腸款待來賓，有時還會用整只豬后腿來宴請客人。面對著那燒得爛熟，香味撲鼻的豬腿，德國人興高采烈，風卷殘云般地大快朵頤，可以一口氣全都干掉。因此，飯后喝杯檸檬茶消食解膩，養胃健身，是必不可少的。
由于德國不產檸檬，每年都需要花費外匯，從外國進口大量的檸檬。１９３５年，納粹德國由于大量進口戰略物資而引起了外匯危機。為了繼續推行“要大炮，不要黃油”的軍國主義，納粹當局便停止用外匯購買檸檬。
為了軍備而停止進口檸檬，理所當然地引起了人民的不滿。為了平息群眾的怨氣，戈培爾便拉出一些科學家詭論巧辯，聲稱：進口的檸檬不是我們德國土生土長的，它并不適合德國人的口味和腸胃，甚至還荒謬地將檸檬與種族理論聯系起來，胡說什么食用外國檸檬是“一種罪孽”，因為它影響了“德意志民族的血液和靈魂”。
只要不是智障，或是有心理疾病，任何正常人都分得清檸檬的清香與大黃葉梗的苦澀。可納粹當局就是要妄造虛言，指鹿為馬，把苦澀的藥材說成比清香的果品還要好吃，還更有滋味，欺騙的宣傳近乎無恥；而專制下的民眾雖然心知肚明，卻在暴政的高壓下仍要裝作虔誠相信，表示堅決擁護政府號召，虛偽的謊言出于無奈，在這樣的社會里，還能有做人的尊嚴，還會有真正的人性嗎？
在法西斯統治的年代，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不僅說真話，吐露實情是犯上作亂，甚至對現實進行思考與懷疑，都會成為大逆不道。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無論是誰，都要帶著面具生活。在極權統治下，統治者對于說真話的懲罰不只限于公開言論，甚至侵入到被統治者的靈魂深處，妄圖清除人們說真話的殘存本能。
為了維護納粹的權威，戈培爾要求人民絕對信任政府，禁止建立與納粹當局作對的黨派。他借用黑格爾的理論聲稱，政府權力的其他環節從來都是為國家著想，并獻身于普遍目的，絕不可以懷疑政府的善良目的。那種認為“政府好像是受邪惡的或不大善良的意志所支配的這一假設是出于賤民的見解”。（黑格爾：《歷史哲學》，商務出版社，第２３０頁）這就是說，納粹黨永遠是偉大的、正確的，納粹政府所做的一切是不容懷疑的。凡是對黨、政府的所作所為產生疑問，都是“賤民的見解”，由此而遭到打擊與鎮壓，自然也就是咎由自取。
在這樣的情形下，政府的權威、民眾的順從、社會的穩定，只不過是人們出于對暴力的恐懼罷了。人們不斷重復自己并不相信的話，繼續做自己并不情愿的事情，是因為在這個國家中根本無法呼吸到自由和民主的空氣，當每一個被統治者都面臨著生存的壓力，隨時可能失去眼前的一切──喪失名譽、財產、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時，他們在本質上變得十分脆弱，都會產生出惶恐不安的生存危機。因此，為了自保，虛偽也就成了人們交往的方式，成了人們言行的準則。當整個社會彌漫著虛偽，每個人都戴著假面具生活時，不但表明權勢者和無權者都在心照不宣地相互欺騙，也表明這個社會已經無可救藥。
作為普通人而言，求得生存是其本能，如何生存則受觀念的支配。由于人的意識有限，因此權勢很容易利用意識形態對人操縱。這從反面證明了思想的重要，以及言論自由的重要。當人們意識到自己所不相信的東西，正通過外在的暴力控制和內心自我恐懼，作為官方的、主流信念的時候；當人們將自己并不尊重的理念作為信仰的遮羞布與擋箭牌，用以掩飾自身的恐懼和維護眼前利益，并為屈從權勢尋找借口的時候；當人們隨著自身閱歷的增長，看穿極權統治的謊言不斷露出破綻，而繼續采取逃避抗爭，消極處事，繼續努力迫使自己去適應這個謊言世界的時候，人們已經分不清虛偽和真實的區別，已經不再珍惜真實的可貴，或說已經不再相信真實的真實，甚至當有人說出真實的時候，反而會遭到無端的指責與攻擊。謊言和欺騙不僅泛濫成災，而且深入人心。
１９４１年，６５％的德國人家庭中擁有了收音機──不能收聽境外電臺。因為自１９３９年起，收聽境外電臺，就是偷聽敵臺廣播，就是犯法。老百姓都明白，戈培爾企圖用收音機干什么。他們已經開始厭惡，把這個無線電接收器叫做“戈培爾的嘴巴子”。但，此時的德國人民，充其量也只剩下對這個“嘴巴子”開與關的權力，已經無法阻止戈培爾運用國家暴力不斷扼殺思想與言論自由了。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曾說：“僅僅仇恨德國人的一切，而不仇恨支配德國人的那些特別的觀念，也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它使滿足于此的人看不出真正的威脅。”這意味深長的告誡中所蘊含的深刻意義，值得我們永遠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