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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嫡傳，明朝中期思想的結晶——王陽明心學簡介以及明末清初歷史檢討 無善無惡心之體，
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 為善去惡是格物。 良知是心之本體，無善無惡就是沒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發之中，是無善無惡的，也是我們追求的境界，它是“未發之中”，不可以善惡分，故無善無惡；當人們產生意念活動的時候，把這種意念加在事物上，這種意念就有了好惡，善惡的差別，他可以說是“已發”，事物就有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惡；良知雖然無善無惡，但卻自在地知善知惡，這是知的本體；一切學問，修養歸結到一點，就是要為善去惡，即以良知為標準，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動。
無善無惡就是沒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發之中，是無善無惡的，也是我們追求的境界。 但是有時候人的判斷會出現錯誤，也就是意之動出現了錯誤，即不能正確地分辨善和惡，把惡當作善，把善當作惡，那么他的良知也會出現錯誤，從而格物也會誤入歧途，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因為此時的心已經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這時就要反諸求己和對外實踐，格物致知。 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沒有私心物欲的狀態。 這樣就有正確的良知，才能正確的格物。 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來達到一顆沒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實也就是世間萬物的理。 天理不是靠空談的，是靠格物致知，即靠實踐，靠自省，實踐和自省是一個過程的，是一件事情。格物就是改革。 心中有天理，無私心，就好比世間有規矩，有規律，有規矩就能丈量世間萬物的方與圓。無論有多少方和圓，無論這些方和圓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規律，不然這些規律就是不正確的。 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好多人認為心學是空談，實在是被歪曲的太厲害了，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好比孝順父母，心中有這個意念還不能算作孝，必須在實際行動中有所體現，知行合一，但是這還不夠，只有在孝順父母的過程中，奉養得宜，讓父母舒適滿意，這才真正地認識了天理，這就是實踐。表面上看這個實踐好像是在對客觀的父母進行作用，其實是對自己的本心進行作用，萬物皆在本心。這個孝順父母的天理并不是在父母身上得到的，父母也沒有教我們要我們孝順他，這是純粹發乎沒有私心物欲的良知。而且父母死后，我們的孝順之心也不因此消失。 格物就是改革 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 都是知行觀的三種不同境界，不同的過程路徑， 但是到了最后的成功，這種境界是一樣的。， 知和行是一件事， 知是反諸求己，是行的開始，行是對外實踐，是知的依據，是反饋，知不能憑空而來。 在知行的過程中，就是要去除私欲，親民，以民為本，實行仁政，禮儀，德治，以實踐和自省為基礎統一于知，進行改革。 “民”也要這樣做，這就是民主。 講究名正言順是中國的特色，思想家們都想爭儒家正統的地位。朱熹為了宣揚他的思想，減少反對他的阻力，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篡改《大學》，按自己的意愿進行解釋。其實他的思想跟儒家的思想有很大的背離了。 孔子看到春秋戰國之際的禮崩樂壞，他的主要目的是恢復西周的那一套“禮儀”，這是他的根本目的， 明朝中后期的哲學思想和學術，文化尤其是世俗文化（明小說），軍事，外交，科技，政治制度，手工業商業的發達，外貿易對外交流（明朝洪武永樂以后只有形式上的海禁，到了嘉靖年間海禁廢弛已久，甚至鬧出海盜倭寇的禍端，隆慶初年有鑒于海盜作亂，為了在根本上根除海盜倭寇，連形式上的海禁都解開了，這樣對外貿易盡可以光明正大地做，不需要武力支持做海盜了）尤其是與耶穌會傳教士的交流，士大夫知識分子眼界之廣闊（當時有世界地圖了），綜合國力，國家地位種種成就
王陽明心學只是我們民族文化的冰山一角， 呵,如果是談道德和理性,偶下面這一段正好: 沒有這么復雜，就是要致良知去除私心物欲，恢復本心所具有的天理但是有人把商業利益同私心物欲等同起來，這是不對的，為什么要這么說呢？
因為衣食住行，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商業利益也是國計民生的一部分，是天理。 明嘉靖四年 1525年 ，王陽明在為棄儒經商的方麟所寫的《節庵方公墓表》一文中說：“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于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于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鶩于利，以相驅軼，于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游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在這篇《墓表》中，王陽明不僅說士農工商“其歸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則一而已”，更進一步提出“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的觀點，把傳統觀念中一直視作賤業的工商擺到與士同“道”的高度。他雖借用了托古的口氣，卻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命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陽明在這篇《墓表》中，不僅把工商放到與士農平等的地位，還認為社會上出現“交鶩于利，以相驅軼，于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游而恥工賈”的現象，完全是因為“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所造成。 在這篇《墓表》中，王陽明推倒了傳統的“四民”觀，對工商作出全新的價值認定，敢于發前人所未發，確是當時思想界的一件大事，是儒家社會觀念上的一個新發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解讀王陽明“山中之賊易破，心中之賊難破”之心學命題
要做事首先要做人，做人是做事的基礎和前提。做人首先要立品，“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惟德惟賢，方服于人”，如不立品，則容易人云亦云，隨波逐流，而自無定見，淪為下流。 人要善于加強自我修養，豐富自己的精神生活。“知人”、“勝人”固然重要，但“自知”、“自勝”尤其重要。一個人如果若能省視自己，堅定自己，克制自己，并且矢志力行，就能保持長久的生命力。 “知人者智”，能認識別人叫做明智。齊桓公小白不以管仲射己之仇，由鮑叔牙推薦，啟用管仲為相，勵精圖治，得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遂成霸主之業。齊桓公知人之智，用人之量可見一斑。齊桓公病時，曾有易牙烹其子之肉進獻桓公，桓公大喜，認為易牙忠心耿耿。管仲卻不以為然，認為易牙太過矯情，不近情理，包藏禍心，勸桓公摒退易牙。桓公不聽勸阻，親信易牙。管仲死后，易牙等三人大權獨攬，害死齊桓公，秘不發喪。可憐一代英主，尸體腐臭，死于深宮之內，命喪小人之手。由此可見，人心難測，用人之難。 “自知者明”，能認識別人叫做聰明。人可以將百米之外看得清楚，卻難以自見其睫。每個人都有盲點，在重組自己的偏見時，還以為是在思考。只有認識清楚自己的長短，才可以揚長避短。 “勝人者有力”，能戰勝別人就叫做有力量。生活就象是一場戰斗，因資源有限，是故必然存在著競爭。競爭的原則是優生劣汰，適者生存。“成者王侯敗者賊寇”，雖然殘酷了一點，但確實是永恒的真理。“小人不可一日無錢，君子不可一日無權”，階下囚與敗軍之將的滋味絕對不是好受的。所以說，勝利，戰勝對手才是最重要的。人一生中充滿了數不清的斗爭，從出身之前，便是一個精子同其它幾億個精子爭奪一個卵子。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弒兄逼父，可謂有悖倫理，大逆不道，然而李世民從諫如流，知人善任，中國有史以來最為繁榮的盛世由此開創。在“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情況下，只能“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因為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正如曾國藩所言“凡事有極困難者，打得通的便是好漢”。 “自勝者強”，能戰勝自己才是剛強。“男兒以不能立志，懦弱無剛為最大恥辱”。曾國藩以鎮壓太平天國起家，在戰爭前期，先有岳州之敗，后有鄱陽湖之敗，苦心經營的湘軍近乎全軍覆滅。曾國藩灰心喪氣，投水自殺，被人救起，并且因做人迂腐，不通官場規則，朝野上下，蜚聲四起，處境甚是艱難。曾國藩將幕僚所寫奏章中的“屢戰屢敗”改為“屢敗屢戰”，雖有一字之差，其立意有天壤之別。雖無奈承認現實，卻有振作的勇氣。曾國藩以退為進，回家奔喪，修煉內功，出山之后，被授兩江總督，節制四省軍政，反攻為守，太平軍節節敗退，天京陷落而失敗。正所謂“山中之賊易破，心中之賊難破。”“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只要戰勝心中之賊，山中之賊何愁不破？ “知足者富”，知道滿足就是富有。曾國藩一生中研究程朱理學，并深諳成敗得失之理。認為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以“花未全開月未圓”以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攻克天京后，知其有功高震主，權大壓主，才大欺主之忌，而激流勇退，裁減湘軍，讓出兵權。然而李斯一生中卻貪戀富貴，玩弄權術，最后落得個被腰斬于市的可悲下場，哭著對次子說“我想和你再牽著黃犬，出上蔡東門，捕捉狡兔已是不可能了。”曾國藩恪守人臣之道，通曉中國傳統文化。雖位極人臣，而壽終正寢，全身而退，中國可謂第一人。 “強行者有志”，堅持力行的就是有志。“世間斷無易處之境遇，人間那有空閑之光陰”，世可強成，名可強立。從古帝王將相，無人不是從自強自立做出，即為圣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曾國藩而立之年后改名為“滌生”，即取《了凡四訓》中“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后種種，譬如今日生”，立志強行，除舊布新，故而大成。 “不失其所者久”，不迷失根基就能長久。此根基即指“道”，即能知人、自知、勝人、自勝，故可進德修業，成就大業。業有所成后，若能知足，則可全身保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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