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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萬還是八萬？ 長征之后還有多少紅軍 紅一方面軍經過一年的長征轉戰，自1934年10月中央蘇區出發時8.6萬人，到1935年10月進入陜北時部隊只剩6000人。當時，由師長改任由原三軍團第十三團編成的第十三大隊大隊長的陳賡回憶說：“我當大隊長，騎著馬在前面走，不敢回頭看，因為一看就把整個大隊看完了。”中央紅軍到達陜北時，周恩來面對部隊嚴重的減員，心情沉重地說：“我們紅軍像經過一場暴風雨的大樹一樣，雖然失去了一些枝葉，但保留下樹身和樹根。” 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都會師陜甘寧，經歷了長征的紅軍還剩多少人呢？ 長征出發一個半月，人員損失大半 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的長征隊伍是中共中央的所在，也是蔣介石集中重兵“追剿”的頭號目標，加上長征初期的錯誤指揮，部隊減員最為嚴重。 1934年10月中旬，在夜色掩護下，中央紅軍從贛南的于都縣突破敵軍包圍圈開始長征。出發前夕的10月8日，中革軍委做了一個《野戰軍人員武器彈藥供給統計表》，里面分別統計了紅軍一、三、五、八、九軍團和軍委縱隊、中央縱隊共計86789人。上述人員中除了紅軍部隊外，還有中央縱隊中的少量政府機關人員和幾千名臨時召集來搬運物資的民夫。 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時的武器彈藥十分缺乏，全軍共有槍4萬支、子彈80萬發，平均每支步槍只有十幾發子彈，輕機槍才有百余發子彈。中央機關的許多人手里只有刀矛，長征隊伍中年紀最大的徐特立（出發時58歲）為自衛，手里拿著一支紅纓槍，有時還當拐棍用。 突圍西進之初，由于領導人過分強調保密，事先沒有做好動員，廣大干部戰士都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對于久經戰斗考驗的老戰士來說，堅決服從命令已成習慣。剛動員參軍的一些新戰士和民夫看到越走越遠，卻出現思想波動，加上行軍疲憊，陸續出現一些掉隊落伍。 在贛南、粵北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鎖線時戰斗并不激烈，卻減員1.3萬人。通過第三道封鎖線即湘粵交界的郴縣至宜章一線時，發生了激烈戰斗，減員8600余人。由于紅軍在經過粵漢鐵路時動員了部分工人入伍，部隊略有補充，接近湘江前還有近7萬人。 11月下旬中央紅軍進至位于湘江附近的第四道封鎖線，經九天血戰才殺出一條通道，減員高達3萬多人。特別是多由新兵組成的八軍團下屬兩個師基本被打散，全軍團僅剩1000余人。許多領導人后來感慨，長征前匆忙組建這種新部隊，雖名義上增加了番號卻缺乏戰斗力，還不如把這些新成分用來充實久經戰斗鍛煉的老部隊。 6000中央紅軍到陜北，迅速恢復發展 與張國燾南下錯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紅一方面軍在北方卻獲得了新的發展。中央紅軍到達陜北，會合了在當地的紅軍7000余人，恢復了紅一方面軍番號。當時陜北人少地貧，發展紅軍困難，于是1936年春紅一方面軍東征山西，擴大了紅軍8000人。 據彭德懷回憶，新參軍的大都是由河南、山東流落到山西的人。此前部隊經過長征大都成了空架子，一個團不過幾百人，打仗繳獲了槍還要請老百姓幫助扛。這時部隊充實起來，紅一軍團就有1萬余人，加上紅十五軍團，野戰部隊發展到1.7萬人。此外，毛澤東還將中央紅軍的許多干部派到陜甘地區發展地方武裝，地方紅軍也發展到近萬人。至同年秋，在陜甘寧地區的中央軍委直屬隊、紅一方面軍和地方紅軍相加，總數發展到3萬余人。有了根據地依托之后，紅軍又走上了發展壯大之路。 留在川康地區的紅四方面軍指戰員得知紅一方面軍在北方的發展后，紛紛議論說：“還是中央的北上方針是對的！”由于紅四方面軍廣大干部要求北上，紅二方面軍領導也堅決主張北上同中央會合，這就促成了三大主力的會師。 過草地，紅一方面軍5000人編入紅四方面軍 突破湘江后，中央紅軍只剩3萬多人，不過大都是意志堅強的骨干力量。通過慘痛損失的教訓，全軍認識到錯誤指揮的危害，在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推舉毛澤東領導紅軍。隨后，中央紅軍在云貴川三省轉戰途中雖陸續動員了近萬人參軍，然而這些新成分沒有經過遠途行軍鍛煉，在急行軍中大都很快掉隊。 1935年4月,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時減至2.4萬人左右，6月間同紅四方面軍會師時減至約1.8萬人，重新改稱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剛同紅一方面軍會師時，因剛剛離開根據地，又在川北開辟新區得到補充，部隊有8萬多人，顯得兵強馬壯。8月下旬，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組通過水草地。當時紅一方面軍因遠征疲憊，指戰員多體質衰弱，加上草地環境惡劣，減員很大。通過草地后，中央縱隊和紅一方面軍的主力一、三軍團只剩8000人，在左路的五、九軍團（此時改稱三十二軍）約5000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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