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娛樂化生存類的思想傳播跟隨著書籍、報紙、電視、互聯網的技術進步方式而前進。
上個世紀80年代，當《少林寺》風靡全中國的時候，記錄李連杰成長的畫面中，除了苦練功夫的畫面外，還有李抱讀文學名著的身影。若干年后，已到娛樂之城香港發展的李，對采訪的記者說：我只聽音樂，看錄影帶，沒時間讀書了。 這是電視戰勝書籍的一個象征。電視跟報紙一樣，傳遞更多的信息，但更形象，傳播更快，對文化的影響也更為巨大。 電視作為一種媒介，暗示了它特有的構成方式 ：（1）你無須任何知識前提，就可以了解。（消息而非知識的認知條件）；（2）豐富多彩而應接不暇的畫面； （3）不需要轉換的邏輯關系：上一秒中還在悲慘傷心，下一秒已經在暢想未來、歡天喜地了； 電視的全民化傾向，使得一些不宜于電視表達的文化內容開始衰落：文學的衰落、相聲的衰落、戲曲的衰落.... 電視的特性和其營運方式，一開始就注定了和商業的聯系。商業活動和廣告是電視的主要受益來源。 電視的娛樂化表達，掩蓋不了這樣的一個事實：它能勝任傳播，但取締了思考；人們談論電視的內容，卻不討論電視該有什么內容或沒有什么內容。 其實在這一點上，互聯網有著驚人的相似：信息更大、互動性更好。有著更廣泛的傳播，信息的質量卻未必成數量級的提高。人們未必得到更多的想法，而是被更多的趨同。從思想、創意到實踐的方式，都更缺少差異性。文化被一種媒介混合同化。 我個人認為《娛樂至死》是這樣的一本書，它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媒介的發展，是不可阻擋的。問題是該如何認識到新媒介的局限，媒介的特性更多的為唯利是圖的商家所利用，我們生活在一個娛樂化時代，到底給我們的文化帶來了什么樣的沖擊和挑戰？我們如何保持書籍在人類文化進化中的價值？ 現在的一代，生下來在日本卡通和迪斯尼的動畫中學習，在好萊塢的大片中成長，在韓國泡菜中學習儒家文化。我們的導演在飛來飛去的武打中，打得都是三維動畫的高科技。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沒有自己文化根的時代中，不知是一種進步，還是一種悲哀。 《娛樂至死》代表著一種深刻的預見和尖銳的批評：天空會毀滅，我們會毀滅，孩子們健康成長。 2在全書的最后一章里作者對他所擔憂的危機提出了他的解．諸如，立法施加壓力，對娛樂過度的電視做出限制，甚至象香煙廣告一樣，在播放政治廣告時加一條聲明：觀看政治廣告有礙身體健康．很有趣，不過我覺得可行性不強，正如當年美國的禁酒法令． 我初步想了一下，也作出三個解： １．宣揚此書的論點，也正如作者所說：如果某種媒介的使用者已經了解了它的危險性，那么這種媒介就不會過于危險． ２．教育改革，對學習施壓，真正有益的學習不是簡單就可以靠娛樂獲取的． ３．另一種媒介的取代，使人類思想回歸正途，那種媒介是無引導性的，而不似電視為了收市率而存在，那種媒介有更自由的選擇和更多樣的利益模式，也有方法使人更有效地獲取信息和資源．當然，此解需要依賴于人性的求知欲大于求樂欲，不過事實是否如此呢？ 總之，作者寫這本書的時候是1985年，2004年在中國有了翻譯版，網絡的興起還未見端倪，更別說web2.0時代的到來了（eg.douban就讓我看到了一點希望） 還有一點，＜娛樂至死＞中作者談到卡爾薩根每次參與電視節目前很注意發型和著裝等等．但他忽視了薩根決沒有把梳頭當成最重要的事，對薩根來說梳頭就象是出席正式會議整理著裝，那是人社會性的一面。對薩根來說最重要的事當然還是他的演講，他會充分準備材料和說話方式。讓我想到朗咸平在接受亞洲自由電臺采訪時說的：＂要我去做演講之前他們必須接受我的觀點．＂對于卡爾薩根這個科學家來說也是一樣的． 作者沒看到這一點，所以他整本書忽略了人類理性的存在。奧的1984預言曾經出現，部分人類社會曾經經歷了地獄班的專制，文化思想全面控制生活，但人類還是憑自己另外的力量讓那樣的時代結束了。 在面隊群體盲目無知的傾向人性的弱點的事實我突然涌起了一種英雄史觀。。 只是，我也相信，這部分“英雄”的出現是歷史的必然。 現在的體會就是這樣． 4在《娛樂至死》的前言里，尼爾·波茲曼這樣寫道：“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剝奪我們的信息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人們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變得日益被動和自私；奧威爾害怕的是真理被隱瞞，赫胥黎擔心的是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煩瑣的世事中；奧威爾害怕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受制文化，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游戲的庸俗文化……簡而言之，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將毀于我們熱愛的東西。”
尼爾·波茲曼認為可能成為現實的，是赫胥黎的預言，而不是奧威爾的預言。 當然，中國現在的情況更復雜——在現在的中國赫胥黎的預言和奧威爾的預言似乎正犬牙交錯著同時變成現實。 《娛樂至死》封面上畫的是一家四口一起看電視——他們都變成了“無頭人”。 據說占中國人口15%的富人幾乎不看電視，喜歡看電視的大多是窮人。 如果說星星是窮人的鉆石，那電視就是窮人的皇宮？ 看到豆友的文章，“有選擇的自由才有不選擇的自由”，蠻不錯的思考路徑，這是針對我們缺乏選擇自由的文化環境而作的感發與引申。而波茲曼著作針對則是其所來自的美國文化語境。因為美國有太多選擇的自由，波茲曼擔心泛濫的資訊造成了一個空洞的“偽語境”，使得人們沉溺其中成為“娛樂至死的物種”。他要求人們具備選擇判斷思考的能力，這一點需要靠學校教育去完成。而我們在沒有選擇自由的情況下，有限的、經過過濾的資訊提供的也是一個“偽語境”，從這個意義上說，波茲曼的警醒與思考對我們來說依然是有益的。
美國是現今世界上娛樂業最發達的國家，它是龐大的明星制造工廠，只要它想，它就無所不能。2004年1月，美籍亞裔孔慶翔以其拙劣的才藝表現“榮膺”洛杉機地區最差表演獎，但是他不怕“豁丑”的勇敢卻使其在美國迅速竄紅，成為新一輪美國偶像。對于孔慶翔的戲劇性成功，其父母認為“歌迷喜歡他，美國人喜歡他，因為他是好青年、模范生。”而觀眾告訴我們，“不管我在什么情緒中，他都能讓我笑。” ——這才是最重要的。 “逗笑”，或者說“娛樂”是美國新聞傳媒的重要元素，并且也正成為推動當代中國大眾文化趨向娛樂化的重要力量。這種追求“快樂就好”的娛樂化趨向究竟意味著什么？它又是如何發生的？作為出色的媒體文化研究者，美國紐約大學已故學者尼爾•波茲曼在其文化批評專著《娛樂至死》中對此問題做了深刻反省。針對兩百年美國文化的歷史轉型，波茲曼直接把美國文化的娛樂化歸因于閱讀的缺失。但是他并不簡單地把原因歸罪于電視，像卡爾•波普爾一樣認為“電視腐蝕人心”。那么原因究竟何在？ 波茲曼指出，“印刷機統治之下的美國”曾經創造了“一種沒有階級之分的、生機勃勃的閱讀文化”，這種文化不僅創造了美國歷史，而且也創造了美國人賴以寄托民族情感的“想象的共同體”。獨立戰爭時期的美國事實上是一個缺乏歷史認同的國家，它既缺乏族裔世系的保證，也沒有共同的歷史背景，只有一個十三塊都參加的反叛行動。然而，閱讀習慣培養了辯識、選擇、判斷的能力，也激發了公眾參與社會事務的熱情。人們樂于發表個人見解，印刷工業帶動的媒體繁榮適逢其時，公共話語空間的建立敦促、也保證了美國作為一個“一體化民族“的形成。所以波茲曼不無自豪地贊同“美國是一個由知識分子建立的國家”。但是知識分子在美國的成長史事實上卻成了一部衰落史。 兩個世紀以來，電子技術的應用首先在美國獲得長足發展。當電報第一次消弭地理界限迅速傳遞信息之時，人類的閱讀行為和思維方式就面臨了破壞和改變。電報帶來遠方的信息，但是這些信息在離開了其生成的社會環境和精神環境之后，和受眾并未產生任何關聯，它們依據新聞媒介所建立的不過是一個空洞的“偽語境”，信息和人們的現實生活不再具有相互指涉的意義。此后電報和報紙結盟，“報紙的財富不再取決于新聞的質量或用途，而是取決于這些新聞來源地的遙遠程度和獲取的速度。”大量無效信息迅速累積，又轉瞬即逝，對人類思維方式產生巨大影響。但是，在波茲曼看來，對人類思維連貫性與邏輯性的更嚴重破壞則是在電視出現以后。 正如“電視導演們很久以前就發現”的，“思考無法在電視上得到很好的表現”。因為“電視上的節目幾乎每八分鐘就可以成為一個獨立完整的單元”，急速轉換的影象世界構成了一個常用句法——“好……現在”。作為一種話語轉折方式，“好……現在”和電視節目的運作機制緊密關聯，隨時把人們引向一個新事件。在此，人們不再探詢因果，不再關注邏輯，對事件也缺乏持續性的感情。“電視”作為一種“語法形式”，它切斷了歷史鏈條上的因果聯系，社會事件被處理成為破碎孤立的新聞消息，正如同當下新聞媒介對恐怖事件的報道方式。信仰沖突、民族矛盾、利益糾紛通通都被湮沒在對暴力的血腥場面的展示中，媒體在沒有前因后果的道德譴責之中獲得某種精神上的自我滿足，但是復雜的政治問題卻被簡化成布什自導自演的反恐精英秀。 從波茲曼的上述分析看來，和周圍現實生活并不關涉的新聞信息所提供的只是一個“偽語境”，對于受眾而言，它就和游戲的虛擬現實一樣只具備娛樂功能。波茲曼擔憂“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游戲的庸俗文化”，但是，當迅速轉換的電視畫面、泡沫式浮沉堆積的新聞信息切斷了社會事件的因果鏈時，新聞除了娛樂我們，還有什么別的用處？公眾的娛樂化訴求正使“注意力經濟”時代的新聞媒體在處理新聞素材時努力追求故事效果。無論是平頭百姓的家庭細事，還是總統生活的隱私密聞，乃至于虐俘丑聞都像美國大片一樣“好看”。沉溺于感官娛樂中，公眾正日益失去思考與行動能力——這是赫胥黎不幸言中、讓波茲曼深感憂慮的現實。 波茲曼指出，如何幫助年輕人學會選擇與判斷是學校的任務，“我們正處于教育和災難的競賽之中”。反思現代電子技術對人類思維方式的改變，以及對當代文化產生的災難性影響，重審閱讀文化與文學教育在人類發展中的重要性，現在還為時未晚。波茲曼一類知識人勤勉著述，正是為了啟迪人們的閱讀與思考，其觀點和思路對中國當代大眾文化研究與教育界同行都頗富啟發。面對娛樂充斥的大眾空間，唯愿我們不要耽溺于明星八卦、艷情兇殺、股票財經等“偽語境”所提供的空洞娛樂，使自己成為“娛樂至死的物種”。 最近追著看的節目是《開卷八分鐘》，梁文道。
Prison Break14是出來了，但是我沒有想象中那么迫不及待地去看它。當初重拾第二季，也許是因為一種不甘落伍的心態？在381公車上都可以聽到人到處談論。 無邊無際的資訊海洋，讓我一直困惑不得解。如我之等小輩，惶惶然生怕落后大隊伍，自愿讓資訊像青海湖上的鳥屎一樣往自己頭上砸；梁文道等資訊狂人，也有那種時刻：一度被他事沖撞了日常的密集閱讀狀態，竟也會無所適從之感。 誠然，學習是生活之必需，但是甄別躲避如此浩瀚的信息碎片，讓頭腦的小星球不至于被撲面而來的隕星砸得頭破血流……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接而懼怕自己也成為這種信息的制造者。 當然，新浪網我是不上的。套用平客的一個段子：“你們首頁怎么那么多色情信息啊？你們領導是誰呀？……” 自從成為當當網與豆瓣的忠實會員之后，我開始意識到，之前一直不被出版專業的學生看好的圖書市場，其實小局部是無以復加地繁榮著的。因為有這樣一群人，每天上網打開的第一個網頁是豆瓣，最常留戀的購物頻道不是淘寶而是當當/卓越圖書。 當這種行為成為一種類強迫癥。那其中也是五光十色。 有人喜滋滋地將大降價、特賣場的大部頭席卷回家作家居飾品； 有人將閱讀本身等同于圖書消費，上豆瓣與當當對他/她來說，與其說是一種精神灌溉，不如說是一個裝飾自己的儀式： “選購——下單——期待書本的到來”，而后馬上又投入另一輪的選購行為。在這個儀式中，被消費的僅僅是“飽讀詩書”、“閱遍群書”的身份標識，一個被抽離了實心——閱讀——的幻想。 而隨著電視乃至網絡插足，印刷文化也無法再保持理性、嚴肅的地位。它的讀眾決定了它的命途。 首先是速度和量度都要大大擴張。《開卷八分鐘》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梁文道在電視上號召我們“每天讀一本書！”“昨天介紹的書你讀了嗎？……噢，還沒有讀啊？！”說得你好心驚。海量的資訊、碎片化的信息、還有高速上升的知識螺旋，我們確實不得不使用這種“快餐式”的“淺閱讀”方法，變成為一個個篩選信息的漏子。 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提出：媒介隱諭著我們看待世界的方法。在有意無意的掩蓋下（我相信為了支撐整本書的觀點，會允許存在著事實的信息流失），我確實感到印刷文化統治下的人民頭腦里閃爍著理性的光芒，而電報乃至電視的蔓延卻帶來了某種程度上的“白癡瘟疫”。波茲曼認為，當認識到了一種媒介的危險性（也許可以解釋成為“蒙蔽性“罷）的時候，這種媒介的危險性其實也就大大降低了。但我想說的是，我們是很難自如地在媒介與媒介之間轉化自己看世界的方法的。當快餐與娛樂侵略了生活的每個角落，我們會把同樣的思維也帶到印刷品那里去。 為什么很多人放棄網上免費的、豐富的電子書，而寧愿花50多塊去買一套《全球通史》呢。我的答案是悲觀趨向的：面對新媒介、新認識論的洪水，印刷品靜止、直線的形態是它最后的堤壩。但是，它仍然無法阻擋讀眾頭腦中，已被植入的“新認知論”。它會被我們以對待網絡、電視的方法同樣對待。 想到這里，我越發覺得要慎用“信息時代”“信息社會”這樣的詞匯，因為我們在所謂的信息時代里，得到的信息未必能夠比印刷時代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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