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書家名人介紹及作品欣賞(二)

　　張長史，即張旭，唐吳郡（江蘇蘇州）人，生卒年月不詳。字伯高，官至金吾長史，故世稱張長史。喜飲酒，往往大醉后揮毫作書，或以頭發濡墨作書，如醉如癡，世人稱之為“張顛”，與李白、賀知章、李適之、李進、崔宗之、蘇晉、焦遂稱為酒中八仙。他精工楷書、草書，尤以草書稱著。他的書法得于二王，而又獨創新意。楷書《郎官石柱記》，取歐陽詢、虞世南筆法，端莊嚴謹，不失規矩，展現出楷書的精妙。《宣和書譜》中評說：“其名本以顛草，而至于小楷行草又不減草字之妙，其草字雖然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無一點畫不該規矩者。”

　　他得書法得之于“二王”而又能獨創新意。他的楷書端正謹嚴。規矩至極，黃山谷譽為“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若說他的楷書是繼承多于創造，那么他的草書則是書法上了不起的創新與發展了。韓愈說：“旭善草書，不治他技故旭之書，變動如鬼神，不可端睨。”杜甫在《八仙歌》中寫道：“張旭三杯草圣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云煙。”他能把書法藝術升華到，用抽象的點線去表現書法家思想情感高度的藝術境界。在書法藝術中，他的字貌似怪而不怪，關鍵在于點畫用筆完全符合傳統規矩。可以說，他是用傳統技法表現自己的個性，而在書法上成了有創造力的無愧于自己時代的書法家。博大清新，縱逸豪放之處，遠遠超過了前代書法家的作品，具有強烈的盛唐氣象。

　　張旭性格豪放，嗜好飲酒，常在大醉后手舞足蹈，然后回到桌前，提筆落墨，一揮而就。

　　有人說他粗魯，給他取了個張癲的雅號。其實他很細心，他認為在日常生活中所觸到的事物，都能啟發寫字。偶有所獲，即熔冶于自己的書法中。

　　



　　　　當時人們只要得到他的片紙支字，都視若珍品，世襲真藏。那時候，張旭有個鄰居，家境貧困，聽說張旭性情慷慨，就寫信給張旭，希望得到他的資助。張旭非常同情鄰人，便在信中說道:您只要說這信是張旭寫的，要價可上百金。鄰人將信照著他的話上街售賣，果然不到半日就被爭購一空。鄰人高興地回到家，并向張旭致萬分的感謝。當時人們把張旭的草書與李白的詩詞，斐旻的劍舞合稱三絕。

　　他的傳世書跡除楷書《郎官石柱記》外，草書有《肚痛帖》、《古詩四帖》等，較為著名。

　　　　1、《肚痛帖》：單刻帖。無款。草書，6行30字。此帖用筆頓挫使轉，剛柔相趣濟，內撅外拓，千變萬化，神彩飄逸，極官情趣。

　　　2、《古詩四帖》：墨跡本。無款明董其昌定為張旭書。草書，此帖雄強奇偉，筆勢縱逸。董其昌評說：“有懸崖墜，急雨旋風之勢。”

　　

　　

　　



　　

　　　　無款，傳為唐張旭書。草書6行，共30字。

　　明王世貞跋云：“張長史《肚痛帖》及《千字文》數行，出鬼入神，倘恍不可測。”此《肚痛帖》僅30字，寫來洋洋灑灑一氣貫之。從刻帖中可以看出，寫此幅字時是蘸飽一筆一次寫數字至墨竭為止，再蘸一筆。這樣做可以保持字與字之間的氣貫，還可以控制筆的粗細輕重變化，使整幅作品氣韻生成，產生“神虬出霄漢，夏云出嵩華”的氣勢。

　　釋文：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熱所/致欲服大黃湯/冷熱俱有益。

　　

　　　



　　



　　

　　　　亦稱《郎官廳壁記》，唐陳九言撰文，張旭書。唐開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立，在陜西西安。

　　《郎官石拄記》書，原石久佚，傳世僅王世貞舊藏“宋拓孤本”，彌足珍貴。《古今法書苑》謂：“張顛草書見于世者，其縱放奇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獨楷書，精勁嚴重，出于自然。書一藝耳，至于極者乃能如此。其楷字概罕見于世則此序尤為可貴也。”明趙涵《石墨鐫華》謂此記“筆法出歐陽率更，兼永興，河南，雖骨力不遞，而法度森嚴。”有贊云：“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此石宋時已有刻本。明董其昌曾刻入《戲鴻堂帖》。

　　



　　

　　　　《古詩四帖》傳為張旭所書。紙本，草書，寫在五色箋上，共40行。縱28.8厘米，橫192.3厘米。前兩首詩是庾信的“步虛詞”，后兩首為謝靈運的“王子晉贊”和“巖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贊”。原跡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盛唐時期，以張旭為代表的一派草書風靡一時，它打破了魏晉時期拘謹的草書風格。把草書在原有的基礎結構上，將上下兩字的筆畫緊密相連，所謂“連綿還繞”，有時兩個字看起來象一個字，有時一個字看起來卻象兩個字。在章法安排上，也是疏密懸殊很大。在書寫上，也一反魏晉“匆匆不及草書”的四平八穩的傳統書寫速度，而采取了奔放、寫意的抒情形式。正如唐代文學家韓愈《送高閑上人序》中所云：“張旭善草書，不治它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從草書焉發之。”此幅草書，通篇氣勢奔放，運筆無往不收，如“錐劃沙”，無纖巧浮華之筆。

　　



　　

　　　　唐張旭書。

　　唐蔡希綜《法書論》云：“（張旭）乘興之后，方肆其筆，或施于壁，或札于屏，則群象自由，有若飛動，議者以為張公亦小王之再出。”由此可見，他的草書迥異于“不激不厲”的大王書風，而取法于“縱逸不羈”的王獻之。其駭目驚心的壁書和屏書，今已蕩然無存，草書作品《終年帖》等尚可從摹刻本中看到。

　　此帖作為張旭的作品是公認的。如此難得的墨跡，留給后世的是那如駿馬奔馳，倏忽千里，如云煙繚繞，變幻多姿的藝術形象。

　　

　　



　　

　　　　唐張旭書。

　　唐代韓愈曾贊道：“往時旭善草書，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華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斗，天地萬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這是歷代書論中指出書法寫神達情的最精彩的論述。他仿佛告訴人們，正因為有了張旭的狂草，中國書法的感情容量才得以深邃的擴展。

　　《文論》嘗云：“深識書者，惟觀神采，不見字形。”以此論欣賞張旭草書，會發現書論和書作是如此合拍。

　　 懷素，唐玄宗開元十三年（725年）——唐德宗貞元尤年（公元785年），終年61歲。字藏真，僧人，俗姓缽，長沙人，幼時出家。好飲酒，每當飲酒興起，不分墻壁、衣物、器皿，任意揮寫，時人謂之“醉僧”，是繼張旭之后的又一大草書家，有“顛張醉素”之稱。他的草書，出于張芝、張旭。唐呂總《讀書評》中說：“懷素草書，援毫掣電，隨手萬變，宋朱長文《續書斷》列懷素書為妙品。評論說：“如壯士拔劍，神彩動人。”

　　懷素小時候家里很窮，年少時就出家當了和尚，誦經坐禪等佛事之余，他對練字產生了興趣。因為買不起紙張，就找來一塊木板和圓盤，涂上白漆書寫。后來，懷素覺得漆板光滑，不易著墨， 就又在寺院附近的一塊荒地，種植了一萬多株的芭蕉樹。芭蕉長大后，他摘下芭葉，鋪在桌上，臨帖揮毫。

　　由于懷素沒日沒夜的練字，老芭蕉葉剝光了，小葉又舍不得摘，于是想了個辦法，乾脆帶了筆墨站在芭蕉樹前，對著鮮葉書寫，就算太陽照得他如煎似熬；刺骨的北風凍得他手膚迸裂，他還是在所不顧，繼續堅持不懈地練字。他寫完一處，再寫另一處，從未間斷。這就是有名的懷素芭蕉練字。

　　



　　　　他勤學精研；又用漆盤、漆板代紙，寫至再三，盤板都穿，禿筆成冢，以“狂草”出名。“運筆迅速，如驟雨旋風，飛動圓轉，隨手萬變，而法度具備”。前人評其狂草繼承張旭又有新的發展，謂“以狂繼顛”，并稱“顛張醉素”。對后世影響也很大。懷素晚年草書趨于平淡。

　　他存世草書墨跡很多，著名的有《東陵圣母帖》、《論書帖》，是含有章草筆意的優秀作品；《苦筍帖》、《千字文》和《自敘帖》，均為狂草，筆勢狂怪怒張，神彩飛舞，可以說是著力的佳作。

　　《自敘帖》為墨跡本，筆勢雄強狂縱，變化莫測，一直為世人所重機　

　　



　　

　　



　　

　　　　草書墨跡，紙本，縱38.5厘米，橫40.5厘米，9行，共85字。

　　懷素草書，一般說是繼承和發展了張旭的草書，所以有“以狂繼顛”的說法。董追《廣川書跋》云：“懷素于書法，自言得筆法三昧。觀唐人評書，謂不減張旭，素雖馳騁繩墨外，而回旋進退莫不中節”，“今其書自謂真出鐘(鐘繇)，草出張（張芝）。”但無論如何，他的草書總是以奔放縱逸為基本面目的。而《論書帖》則與我們常見的懷素的草書大有不同。他的《書帖》寫得“勻穩熟”，“出入規矩，絕狂怪之形”。是今草中有章草遺意的佳作。

　　

　　



　　

　　　　小草千字文墨跡。貞元十五（公元799年書）懷素千字文有多種，而以“小字貞元本”為最佳，又稱《千金帖》絹本，八十四行，一零四五字。

　　明莫如中說：“懷素絹本千字文真跡，其點畫變態，意匠縱橫，初若漫不經思，而動遵型范，契合化工，有不可名言其妙者”，此本為懷素晚年所書，當為絢爛之極而復歸平淡之作，故歷來為書林所重。

　　



　　

　　　　懷素草書。王世貞評說：“素師諸帖皆遒瘦而露骨，此書獨勻穩清熟，妙不可言。”

　　



　　

　　　　《自敘帖》紙本，縱28.3厘米，橫775厘米；126行，共698字。帖前有李東陽篆書引首“藏真自敘”字。原跡現在臺灣故宮博物院。

　　《自敘帖》是懷素晚年草書的代表作。通篇為狂草，筆筆中鋒，如錐劃沙盤，縱橫斜直無往不收；上下呼應如急風驟雨，可以想見當年操觚之時，心手相師，豪情勃發，一氣貫之的情景。明代安岐謂此帖：“墨氣紙色精彩動人，其中縱橫變化發于毫端，奧妙絕倫有不可形容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