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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素食主義的誤解與偏見——答路圣嬰 蔣勁松
看到路圣嬰同學在《博覽群書》2008年第9期上發表的“悲壯的素食主義——讀《人天逍遙》”，非常高興，這是一個進一步澄清我的素食理念的絕佳機會。衷心希望路圣嬰針對我的回應，繼續提出批評，雖然并不奢望能夠在觀點上達到完全一致，但交流總是在增進相互的理解。路圣嬰的文章題目是“悲壯的素食主義”，實際上我認為素食主義在中國連“悲壯”都不如，而是處于被無視的寂寞境地，任何討論，哪怕是激烈的批評都會有利于擴大素食主義的影響。
路圣嬰的文章曾多次修改，思路清晰，是一篇精心結撰的文章。但在我看來，路圣嬰的批判中，雖有幾處指出我表達不夠精細嚴謹，但主要思路仍流露出對素食主義的嚴重誤解與偏見，因此筆者有必要作進一步的澄清與解釋。 一、中國傳統飲食文化是鐵板一塊嗎？ 路圣嬰批評我在對待中國飲食傳統的問題上，自相矛盾，一方面說中國的飲食傳統是以植物為主的，因而是健康的，可是在“天人和諧”這部分又批判其為丑陋的口腔文化。其實，這二者說的是不同側面，并不矛盾。中國飲食傳統以植物為主，因此對動物的殺害在數量上就受到了控制，這不僅有利于人的健康，而且也有利于動物的保護。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中國文化的口腔化特征，國人常常過分強調飲食的快感，甚至為了滿足快感的極致，不惜對動物進行各種具有高度想象力的虐殺，也常常由于沉溺于快感而有害身體健康。從中國飲食文化對動物的虐殺以及對身體的傷害角度，稱呼這些中華烹飪文化的糟粕為丑陋的口腔文化，難道不是恰如其分嗎？也許需要指出的是，我對中國飲食文化缺陷的批評，并不意味著就不可以稱贊其優點。
路圣嬰說，“飲食文化的精神意義就是人類理解、體會大自然的一種途徑，是身體與精神的結合方式。對食材和烹飪方法的精妙掌握正是人們融入自然的證明，既有豐富的博物學知識又有充分的生存智慧。”非常正確！我們之所以要提倡健康、文明、和諧的素食文化，正是因為飲食方式絕不僅僅是個人生活方式的自由選擇，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倫理意義和生態意義。我對中國傳統飲食文化的批判，恰恰就是要揭示出這種理解、體會的途徑、身體與精神結合方式、對食材和烹飪方法精妙掌握中所包含的對無辜動物的殘忍、對身心健康的戕害、以及對自然和諧的破壞。
路文稱：“中國文化向來講究天人合一，在這樣的思維方式下產生的傳統飲食文化，體現著人與自然的關系。”在諸如飲食注重時令節氣等方面，中國傳統飲食文化的確表現出了高超的智慧，宇宙運行節奏的精微體認。但是，不可否認，而且路文也沒有否認的是，為了追求某種病態的口感，極其殘忍和野蠻地虐殺、虐食動物，也同樣是中國傳統飲食文化的一部分。它們反映了傳統社會中人對動物殘酷壓榨的側面，這些虐食、虐殺的思路和手段與中國古代酷刑的驚人一致性體現了傳統社會中人與人關系中兇殘一面。它不僅殘害動物，也會在潛移默化中讓我們彼此之間更加殘忍，讓人類之間的相互傷害更加暴虐。這部分顯然是傳統文化的糟粕，必須要予以譴責、批判乃至掃除的。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內涵非常豐富，自然也是魚龍混雜，泥沙俱下。我們今天當然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照單全收。要拿出我們的眼光來做出今天的選擇。
二、素食主義是動物保護的重要組成部分 路圣嬰也支持動物保護，但是批評我不該提倡素食主義。她強調說“聲援動物權利也不只有‘口腹之欲’這個‘敵人’”，這太正確不過了。但是，我并沒有主張捍衛動物權利只有提倡素食一條途徑。動物保護可以在多種層次上展開，素食主義作為一種最為徹底和激進的策略，并不排斥其他策略和路徑。
路主張“正常的肉食行為我認為無可非議，肉食動物吃肉不屬于不道德的行為，否則難道要把其它肉食動物做個基因改造也變成“素食者”；當然，人之作為人，既擁有各種權力，也能夠主動放棄自己的權力，也就是說可以放棄吃肉的權力，但我不贊同把放棄與否作為一項道德標準來要求全人類。”上述的文字很集中地體現了流行的肉食文化的偏見。
為什么我們會把肉食行為叫做“正常的”？以什么作為標準？吃人肉是不是正常的行為？顯然，路不過是以流行的社會習俗作為評判標準。而我主張素食主義恰恰就是要對流行的社會習俗的天然合理性進行批判和顛覆。路應該以更基本的論證來批評我的主張，而不是簡單地訴諸社會習俗。
“肉食動物吃肉不屬于不道德的行為，否則難道要把其它肉食動物做個基因改造也變成‘素食者’”。路圣嬰忘了一個基本的前提，道德評判只對可以進行抉擇的道德主體才有意義。我們主張素食倫理當然是只限于可以倫理抉擇的人類而言的。而且，對于那些無法選擇的人，無法為自己行為負責的人，如精神病人、嚴重癡呆癥患者都不適用的。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肉食動物是否道德，是否需要基因改造的問題了。
至于說人有吃肉的權利（權力一詞應當是誤用），這也只有假定人可以隨便迫害動物，可以動物的痛苦和死亡為代價來滿足自身的口腹之欲的前提下，才是合理的。路圣嬰當然可以“不贊同把放棄（吃肉權利）與否作為一項道德標準來要求全人類”，但是在進行倫理辯論時，應該提出理由。否則，不過是再次重復肉食文化的偏見而已。在一個極端男權的社會中，可能有人會主張：“男人之作為男人，既擁有打老婆的權利，也能夠主動放棄自己打老婆的權利，但我不贊同把放棄打老婆權利與否作為一項道德標準來要求全體男人”。這個邏輯和路圣嬰的思路并無本質的區別。
路圣嬰強調，在傳統社會中，肉食用的動物基本上是家庭飼養的，動物的飼養與宰殺過程中多少都有感情的因素存在；獵人打獵，也會對懷孕和帶著幼仔的母獸手下留情，與之相比，今天的種種機械化養殖和屠宰更容易造成麻木和殘忍。這些我都同意。但是，并不能因此就抹殺肉食文化的殘忍和血腥，抹殺動物遭受的殺戮和痛苦。至于說：“在這種狀態下，人與自然和動物的關系更接近現在所謂的‘朋友’關系。”我不能不說，路圣嬰對于“朋友”的理解與我們絕大多數人相差太大。有句流行的諷刺是說：“朋友就是用來出賣的”。在路圣嬰這里變成了更加可怕的：“朋友就是用來宰殺和吃掉的”。至少我不敢做路圣嬰的這種意義上的“朋友”，因為她在饑餓的情況下是很有可能將我殺掉后充饑的。
在《飄》中，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南方的奴隸制中也不乏溫情的成分，我們對于那些相對來說能夠寬容大度，慈悲溫和地對待奴隸的奴隸主們也會贊嘆，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說奴隸制不是一種違反人性的制度。同樣，對于肉食文化中，人們自發流露出的某種對動物的同情與感情，也會贊賞，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無視肉食文化中對動物的結構性的、總體性的迫害。
路圣嬰批評我提倡素食主義，說素食主義“或多或少地帶有宗教色彩”，變成佛教的“殺戒”。但她并沒有告訴我們為何帶有宗教色彩就是不妥當的。我們并不能不加分析地認定宗教的所有觀點都是錯誤的。站在動物保護的角度，我們認為佛教的“殺戒”是動物倫理的偉大表述。我不同意，“佛教的素食是宗教原因的獨立系統，不適合與普遍的飲食傳統作對比”。我認為，佛教素食的理由至少包含了動物保護的觀念，完全可以用它來對比和批判那些血腥的、殘暴的迫害動物的“普遍的飲食傳統”。在動物保護的立場上，稱之為“優良傳統”并不為過。
為什么說素食主義“把類的矛盾化為類與個體的沖突”，路圣嬰并未詳細展開，我猜想路的意思大概是說，作為種群的動物如果遭受滅絕，是不能接受的。而作為個體的動物受到屠殺和虐待則是可以容忍的。為什么現在據說是“普世價值”的人權是要落實到個體上，而動物卻得不到這樣的待遇？顯然，這種觀點仍然是在無視作為個體的動物的權利，漠視動物日復一日遭受的苦難。至于說某個特定動物的活動如果傷害到了我們人類自身，也不是絕對不可以為了捍衛自身利益而剝奪動物的某些權益。例如，一條狗不幸得了狂犬病，瘋狂地撕咬行人，那么在沒有其他辦法的情況下，撲殺它也是合理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否定狗的權利，而是說在一定條件下我們必須要在各種沖突的權利之間進行權衡。別忘了人也是動物，也有動物權利需要保護。正如，我們保障人權，但是對于挾持人質的恐怖分子，在多次勸降無效的情況下，一槍擊斃，也是合乎倫理的。
路圣嬰說我的文字中“充滿了悲壯的革命式情懷，仿佛素食者是世界上掌握更高真理的少數人群，并似乎暗示了肉食必然是不道德的”。我可以絲毫不加掩飾地說，我認為，素食主義的確是一種在動物與人的倫理關系上的真理，我當然不會提倡一種我不認同的觀念，但是我也并沒有簡單地認為在任何情況下肉食必然是不道德的，因為那不符合邏輯。在沒有傷害動物的前提下，肉食是沒有倫理問題的。如一只已經病死或者被老虎殺死的山羊，吃它的肉并沒有給山羊帶來痛苦和死亡，是與道德無關的。但是，一旦涉及到對于動物的屠殺、虐待，肉食就是違背動物倫理的，在動物倫理的意義上，肉食確實是在道德上有所虧欠的。雖然，這種新的倫理尚未被社會所普遍接受。
在奴隸制時代，奴隸主可以任意殺害自己所擁有的奴隸，殺害他人擁有的奴隸僅僅是侵犯了他人的財產權。奴隸自身的權利是可笑的、不存在的。今天，我們認為一切人的權利都應該尊重，人權已經（或正在）成為普遍接受的觀念。動物權利的普遍接受還需要繼續努力。盡管在邏輯上我們真的拿不出什么理由，在權利問題上，可以將人與動物截然劃分。
在批駁我反對以植物權利來苛責素食的宣傳者和實踐者們的論證時，路圣嬰提出的4點異議，在我看來并沒有真正理解我的思路。如果反對素食的人，并不真正關心植物權利，那么他們以植物權利來反對動物權利，除了有礙動物權利的保護，能帶來什么實質的好處呢？無論是在生物學還是在日常理解中，動物距人類比植物要更近是不爭的事實。道德擴展的順序顯然是應該從動物開始才有意義。而且，提倡動物權利，是建立動物具有神經系統，會感到疼痛的基礎上的。植物并無相應特征。提倡植物權利，應該說清楚植物的權利究竟是什么。
就算植物有權利，肉食者也并沒有增進植物的福祉，卻妨礙動物權利的實現。而且，即使相信植物權利，素食相對肉食來說也更有利于植物權利的保護，因為在從植物轉化為肉食的過程中，消耗的植物數量遠遠高于直接食用植物。因此，反對素食的效果在任何情況下都僅僅是負面的，消極的，違反倫理的。至于說素食者中有沒有可能存在過度追求“口腹之欲”的傾向，當然有可能！問題是，過度追求“口腹之欲”在倫理尤其是動物倫理上并沒有什么過錯。就算這方面表現未盡完美，至少他們在不傷害動物這方面要強于肉食者。而且，肉食者中自然也不乏過度追求“口腹之欲”的傾向。從總體上說，應該承認素食者表現要比肉食者強得多。
三、地方性知識不能免受批判 路圣嬰批判我的素食主義主張，搬出了現在頗受重視的“地方性知識”。我同意路的觀點，“中國傳統飲食文化和中醫等都是中國特色的地方性知識，都包含著肉食的成分”。路圣嬰還援引田松教授的歷史依據，主張千萬年的肉食傳統說明了歷史依據的充分性，而且中華土地上的種種生存智慧也不排斥肉食。
我首先要指出，路對地方性知識的理解是片面的。按照近來科學實踐哲學的觀點，不僅傳統知識是地方性的知識。實際上，所有的知識，包括近代實驗科學都是地方性知識，因為知識的產生、辯護與應用都必須依賴于特定的情景。“地方性知識”并不就表示它可以免受批判，人類歷史上太多的地方性知識在不斷地發展、更新、替換、毀滅，其結果也是有喜有憂，不能一概而論。路圣嬰說，“在這里，不是要分析評價這種標準如何，我只是強調這樣一些已經變成傳統文化的東西，是地方性知識的一部分。”這太荒唐了，誰都承認它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是地方性知識的一部分。問題是，這種地方性文化是否要延續，還是要改進或替換？
我也同意，“以傳統飲食文化和中醫為代表的地方性知識需要自身的生存權利和空間”。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種生存權利和空間就是絕對的，它就能夠以犧牲動物權利為代價來確保自己的發展。地方性的知識和傳統也需要接受道德的衡量。納粹醫生與731部隊所作的實驗都是標準的科學實驗，但是我們不會因為現代科學“需要自身的生存權利和空間”，就聽任他們胡作非為。路文中提到的西班牙斗牛也是一種悠久的傳統，在動物保護主義者看來也是一種違反動物倫理的傳統，應該早日廢除。
我也承認，這些傳統在歷史的演變中在許多方面已經寄托了人們復雜深厚的情感，積淀為富有意義的文化符號，一旦被廢除，往往會引起許多人深沉的失落感覺。但是，這種歷史的、審美的因素再深重，也不能用來保護違反倫理的過時傳統。這就是說
人類歷史上存在著太多血腥的、殘酷的、野蠻的、愚昧的傳統，這些傳統在當時也曾往往被人們賦予了男性氣概等等文化意義，今天我們不再能夠合理接受其存在。如角斗士搏斗傳統，在羅馬帝國曾經流行一時，應該比今天的拳擊和足球更能喚起民眾的熱情，優秀的角斗士一如今日貝克漢姆那樣備受女粉絲崇拜。但是，我們今天并不會因為要保護角斗士傳統這種“地方性知識”，就去捍衛奴隸制，捍衛這種血腥的暴力游戲。歷史上存在過的傳統太多了，偷盜、搶劫、行賄受賄、娼妓的歷史都比現代科學來得更加悠久。一味訴諸所謂的歷史依據，很可能會陷入一種無批判能力的困境。
類似的傳統還有許多，意大利歌劇發展史上曾經有過為了保證歌唱者的聲音完美而強迫閹割男童們的傳統，應該說這也是一種追求歌劇藝術極致的地方性知識，雖然在我看來很有些變態。這樣也許可以產生出無與倫比的歌劇藝術杰作，但是今天如果那位歌劇藝術的狂熱愛好者要用這種方法來栽培自己的兒子，道德和法律都不會尊重他這種發展“地方性知識的生存空間和權利”。
我本人強烈地支持中醫發展，但是我認為中醫現在的不景氣大概就與動物保護關系不大，而應該歸咎于科學主義的壓制。路圣嬰杞人憂天地擔憂：“全民素食不利于這樣的地方性知識的保存和傳承，中醫現在就已經遭到沖擊，如果再因為某些素食主義者的偏激而導致不可挽回的破壞，那就悔之晚矣。”且不說，目前中國和全世界素食人群如此之少，全民素食根本就是天方夜譚，不應該成為擔憂的前景。就算素食與中醫的發展有沖突，如果中醫只有在殘害動物的前提下才能發展的話，我個人是可以放棄中醫的，我是要追問中醫存在合理性的。
更進一步，如果某種男子漢的英雄氣概必須要通過西班牙斗牛、角斗士等血腥殘酷的傳統才能得到很好體現的話，我們不是要以這種男子漢的英雄氣概來為這種野蠻的傳統來辯護，反而是要追問：這種男子漢的英雄氣概究竟是不是像我們原來想象的那么美好？它是不是正好代表了男權社會中壓迫關系，代表了兩性關系的扭曲？實際上女性主義就是這樣對傳統的男性氣概這種文化理想進行批判的。因此，對肉食傳統的挑戰，其意義不僅僅在于保護動物本身，更可以透過這種對肉食文化的全面顛覆而對我們既有的許多看上去與飲食毫無關系的深層理念提出批評。這也是我認為素食主義是比女性主義更進一步的解放運動的原因所在。因為，女性主義從習以為常的兩性關系中發現了壓迫的權力關系，而素食主義則在人們通常更加習以為常肉食文化中發現了壓迫的權力關系。
其實，中醫與素食、動物保護之間的關系并不是那么水火不容的。動物保護的要求對西醫同樣提出了挑戰，并不只是針對中醫的。西醫中許多非?；镜膭游飳嶒灳蛡涫軇游锉Ｗo主義者批判，在這一方面中醫至少比西醫要強許多。另外，就在中國古代，對于動物入藥其實也是有爭議的。歷史從來都不是鐵板一塊，都是充滿著分歧和沖突的，使用歷史依據來辯護，必須要小心謹慎。
道藏中記載了一個極具傳奇色彩的故事，生動說明了道教反對動物入藥的立場。陶弘景是歷史上著名的道士，對于中國醫學發展做出過杰出貢獻，多年潛心修行，希望早日成仙。一天，兩個青衣童子乘一個白鶴，從天上降到院子里，陶弘景非常高興地迎接，滿以為是太上老君派使者接自己升天的。沒想到，青衣童子說，太上老君要召見的不是陶弘景，而是他的仆人桓闔。陶弘景百思不得其解，覺得自己多年努力修行，非常勤苦，為什么到今天還沒有成仙，是不是犯了什么過錯，請桓闔上天代問太上老君。結果，三天后桓闔回報陶弘景說：“你積累的功德其實已經很卓著了，但是你所著的本草藥方中，把虻蟲、水蛭等昆蟲當成藥物，這樣的藥雖然對人類有益，卻犯了殺生害命的罪。從現在起，十二年之后，你將脫離你的肉體去世，到蓬萊仙島去任水監。”后來陶弘景以草藥代替了昆蟲，又寫了別行本草三卷來贖罪。以后他果然脫離肉體得道成仙。這雖是道教傳說，也反映了在中國傳統的文化中對于動物入藥的保留看法。
著名醫學家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大醫精誠》中有一段勸醫戒殺的箴言也同樣值得注意。他說："自古以來賢達的醫生為人治病，多用動物做藥方。雖說人比動物要珍貴，但是動物跟人一樣也是愛惜自己的生命的。損彼利己，所有物類都會認為是不可取的，何況是有智慧的人？殺生以求生，離生也就更遠。所以我現在的方子不用動物入藥，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孫思邈提出，即使不得已要用動物入藥，也最好是利用自然死亡的各種動物。
我關于動物保護的論述不過是我全書的五分之一，而其中素食的論述又僅是動物保護內容的一部分，路對我的批評主要集中關于素食論述的在少數幾篇書評上，因此不乏斷章取義，以偏概全的現象。路圣嬰對我論證細節的許多批評，有些的確有道理，我的表達有欠嚴謹，大多屬于誤解，但展開需要太多的篇幅，鑒于那些問題與素食主義的主題關系不大，我不想在此回復。最后想談談路圣嬰批評的基本思路。她在文章的最后提到了動物遭受迫害的種種現代特有的表現，認為這些方面更迫切需要根本的改變。反對我宣傳素食而危及傳統飲食文化和中醫等所謂傳統文化的根基。我的看法是，動物保護的路徑很多，反對現代動物園，反對經濟動物工廠化養殖，反對動物表演等等，都是我支持的。順便說一句，就在路圣嬰所批評的拙著中，也有相當篇幅涉及這些方面。
但是，在我看來素食主義對于現代動物保護運動最大的貢獻就在于，她向長期以來人們每天不假思索的社會習俗和基本文化制度挑戰，從最根基處動搖人們對人類與動物關系的意識形態。雖然，全民素食很難在短期內實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大多數人都仍然會繼續肉食的習慣，但是素食主義的理念和宣傳，相信會逐漸改變人與動物的關系。正如廢除奴隸制從宣傳到實現花了千百年時間，但是在徹底廢除奴隸制之前，廢奴思想就已經取得了實際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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