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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中國文明起源的科學探索 黃帝和炎帝：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 近世史家對炎黃傳說的認識 多源的文明·多元的文明 原始農耕經濟與文明進步 中國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之一。中國與世界其他文化體系比較，數千年來，歷史記載最為完整，歷史遺存最為豐富，歷史傳承關系也最為明確。 中國文明對于世界文明有重要的貢獻，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是，我們對于中國文明的起源，對于中國文明的早期形態的認識，仍然存在許多有待于進一步認真探索的課題。 一代代學者對于“探源”、“尋根”的探索，使我們的認識向科學的方向推進，借助考古新發現及其研究，我們今天對中國文明起源的認識已經逐漸接近歷史的真實。 一 黃帝和炎帝：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 《史記·五帝本紀》記述了黃帝軒轅、帝顓頊高陽、帝嚳高辛、帝堯放勛、虞舜重華的事跡。實際上司馬遷關于早期文明時代以前的歷史的理解，都反映在關于“五帝”的生動記敘之中。司馬遷明確說到有關“五帝”的文字來自有關文獻記載，而又與民間傳說往往一致。他寫道，自己曾經西到空桐一帶，北至涿鹿地方，東方則走到海濱，南方又航行于江淮，所到之處，訪問當地長者，都傳誦黃帝、堯、舜故事，雖然文化淵源不同，地方風教有別，有關先古圣王的傳說，大體脈絡是相同的。可見“五帝”傳說很早以前就已經流布。 據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的記載，在“軒轅”所處的時代，［1］各個部族相互“侵伐”，百姓受到殘害，軒轅于是習武行兵，征討好興不義之戰的部族，受到天下的擁戴。在相繼戰勝炎帝、蚩尤兩大部族集團之后，各地諸侯都尊奉軒轅為天子，是為“黃帝”（圖1）。 黃帝族和炎帝族是史前兩個關系密切的大氏族部落。炎帝氏族部 落衰落的時候，黃帝氏族部落強大起來。關于炎、黃的關系，《國語·晉語四》記述：“昔少典娶于有嬌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按：濟讀為排擠之擠）也，異德之故也。”依此說，炎帝與黃帝同出于少典氏族。炎帝族所在姜水是渭水的一條支流，在今陜西寶雞市境內。黃帝族所在的姬水是現今哪一條河流尚無定論，但應距姜水不遠。因而可以推測，炎黃兩個氏族部落發祥于我國西北黃土高原地區，［2］后來向中原地區發展。黃帝時代，中國史前社會發展取得偉大成就。黃帝時代開始馴養使用牛馬，發明了車船，學會打井和養蠶繅絲。黃帝時代發明了文字，制定出歷法和甲子，發明了冠冕衣裳。中華民族制度文明發端于黃帝時代。炎帝時代主要貢獻在原始農業和原始文化方面。傳說炎帝神農氏尋求治病的藥物時遍嘗百草，發明醫藥是炎帝神農時代的又一重大成就。 對于中國文明起源時代的部族、部族集團或者部族聯盟，有的學者認為除了黃帝和炎帝之外，還有蚩尤。也有的學者認為，和黃帝、炎帝并列的部族集團或部族聯盟是苗蠻。［3］對于這一階段的歷史文化分析，認識不能一致，是因為有關傳說時代的文字遺存本來就零散、片斷而且未能確信的緣故。 在探索史前文化的面貌時可以發現，時代越古遠，則當時不同群落間的文化差異也越明顯。甚至同時代的相距不遠的人類居住遺址的出土物，也具有各自相異的鮮明特征。只是經過人類長期的交往和溝通，不同的文化遺存才逐漸顯現出越來越突出的文化共同性。 傳說中黃帝“度四方”以致“萬國和”的事跡，正是和文明進步的這一規律相吻合的。 二 近世史家對炎黃傳說的認識 從晚清時代起，進步的中國知識界在接受西方文化影響的同時，對于中國傳統文化開始反思。20世紀20年代初，以“古史辨”為旗幟的疑古思潮興起。這一思潮當時對于摧毀正統歷史體系的構成，對于沖破封建文化傳統的網羅，從而解放民族精神，具有積極的意義，對于史學革命，也表現出重要的推進作用。［4］ “古史辨”派的創始人顧頡剛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他認為，古史傳說中的帝王都有神性，都是從神演化為人的，古書中所講的古史，是由不同時代的神話傳說一層一層地積累起來的，神話傳說發生時代的先后次序，也和古書所記載的古史系統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后有盤古等。”而且，“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圣君，到《堯典》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后國治’的圣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范了。［5］ 顧頡剛的見解一發表，隨即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許多年后，顧頡剛在《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一文中回顧當時的情形，有這樣的說法：“哪里想到，這半封題為《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信一發表，竟成了轟炸中國古史的一個原子彈。連我自己也想不到竟收著了這樣巨大的戰果，各方面讀些古書的人都受到了這個問題的刺激。因為在中國人的頭腦里向來受著‘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定型的教育，忽然聽到沒有盤古，也沒有三皇、五帝，于是大家不禁嘩然起來。多數人罵我，少數人贊成我。許多人照著傳統的想法，說我著了魔，竟敢把一座圣廟一下子一拳打成一堆泥！”［6］ 顧頡剛“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論點一提出，確實在學界掀起了一場風暴。錢玄同認為這是“精當絕倫”的意見，“看了之后，惟有歡喜贊嘆”。［7］胡適后來也表示：“顧先生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見解真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我們應該虛心地仔細研究他，虛心地試驗他，不應該叫我們的成見阻礙這個重要觀念的承受。”［8］然而，學界也多有反對的意見。顧頡剛在回答批評者的種種詰難時，又繼續充實提煉自己的理論。他在 近幾十年來層出不窮的考古新發現，使學界逐漸認識到疑古思潮的許多觀點應當有所修正。對于古史傳說的認識，于是又有更新。徐旭生曾經在《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中指出：“在早期發展的各民族（用這一詞的廣義）中，它們最初的歷史總是用‘口耳相傳’的方法流傳下來的。”徐旭生還說，“傳說時代的史料和歷史時代的史料在性質上主要的不同點，為前者的可靠性比后者的可靠性差。”除了“口耳相傳的史實”“容易失真”外，“并且當時的神權極盛，大家離開神話的方式就不容易思想，所以這些傳說里面摻雜的神話很多，想在這些摻雜神話的傳說里面找出來歷史的核心也頗不容易。由于這些原因，所以任何民族歷史開始的時候全是頗渺茫的，多矛盾的。這是各民族公同的和無可奈何的事情。”然而，徐旭生又指出：“很古時代的傳說總有它歷史方面的質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虛造的。”［10］這樣的認識，應當是符合我們已經獲得的關于史前史的知識的。 自戰國秦漢時期以來，古史傳說時代的“三皇五帝”事跡已經成為當時歷史結構的最初框架。古史系統中的五帝傳說和三皇傳說，雖然“古史辨”派的史學家們早已指出了其中后人增飾的痕跡，因而斷定其為偽古史。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在這些傳說中也許隱含著真實的歷史的若干遺存。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一書中談到傳說時代的人物和傳說時代的歷史時曾繹說，“無論羅馬那七位所謂的國王究竟真有其人或是神話人物，無論歸功于他們的任何立法活動究竟實有其事或是出自虛構”，其實都“無關緊要”，“人類進步的事件不依靠特殊的人物而能體現于有形的記錄之中，這種記錄凝結在各種制度和風俗習慣中，保存在各種發明與發現中”。［11］從這樣的認識出發，我們考察文明起源與“三皇五帝”古史系統的關系，就可以排除若干疑慮，深入探索傳說背后所體現的歷史真實。 一些學者認為，結合考古學的新成就，我們對于炎黃二帝的傳說應該有新的理解。有不少學者認為，從伏羲、神農到黃帝的古史傳說，表現了中華文明的萌芽最初發生和早期發展的過程。李學勤在《論古代文明》一文中指出，“《史記》一書沿用《大戴禮記》所收《五帝德》的觀點，以黃帝為《五帝本紀》之首，可以說是中華文明形成的一種標志”。黃帝設官置監，迎日推策，播殖百谷，馴化鳥獸的事跡，已經表現出早期文明的特點。“因此，以炎黃二帝的傳說作為中華文明的起源，并不是現代人的創造，乃是自古有之的說法。”李學勤還說道：“黃帝、炎帝代表了兩個不同的地區，一個是中原的傳統，一個是南方的傳統。這種地區的觀念對我們研究古史傳說頗有意義。”［12］我們讀《史記·五帝本紀》，可以看到，司馬遷追述古史，大體是以中原文化系統為中心的。但是確實也涉及南方文化系統的歷史存在。 三 多源的文明·多元的文明 “古史辨”派在推翻非信史方面，提出了四條標準。第一條標準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第二條標準是“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經考古資料印證，可以確定地說，這兩條標準，體現出了對于中國文明起源的科學認識。 近年的考古收獲確實可以證明，“中華文明”“剛在萌生的過程中，便有了頗為廣泛的分布”。以往通常將黃河中下游地區看做“一元”的早期文明誕生的基地。然而我們看到，在黃河中下游以外的地區，在新石器時代已經有相當繁盛的原始文化發育。 20世紀20年代初，瑞典考古學者安特生在甘肅臨洮馬家窯發現了一處以發達的彩陶藝術作為重要特征的原始時代遺址。后來，黃河上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考古學文化，就因此被命名為馬家窯文化。馬家窯文化較集中地分布于甘肅省，其地域大致以隴西平原為中心，東起隴東山地，西抵河西走廊。甘肅北部、甘南山地以及寧夏南部和青海東北部，也曾經發現馬家窯文化的遺址。馬家窯文化是仰韶文化的一個地方分支，所以又被稱作甘肅仰韶文化。 馬家窯文化的彩陶在陶器總數中約占20％一50％，隨葬品中的彩陶有時甚至多達80％以上。在中國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彩陶文化中，馬家窯文化的彩陶所占的比率最高。與其他文化系統的彩陶相比，馬家窯文化的彩陶繪制的風格以繁縟多變為主要特征，同時又具有明顯的規律，可見馬家窯人的繪彩技術已經達到了相當成熟的水平。馬家窯彩陶繪彩的部位也比其他彩陶文化廣泛得多，許多細泥陶的外壁和口沿布滿花紋，甚至一些大口徑器物的內壁和其他夾砂的炊器上也常常繪彩。馬家窯文化彩陶的圖案多取材于自然，以魚紋、鳥紋、蛙紋、蝌蚪紋、水波紋、草葉紋、葫蘆紋等較為多見，并且多有各種由這些紋樣變形而形成的圖案，以及不同形式的幾何紋等。馬家窯文化彩陶的精致與華美，表現出制陶工匠們不同尋常的工藝技能。在馬家窯文化的時代，燒制陶器的陶窯窯室都呈方形，與中原仰韶文化多為圓形窯室明顯不同。甘肅蘭州東郊白道溝坪遺址發現了一處規模相當大的制陶窯場，計有5組12座陶窯，此外還有一些被破壞的陶窯殘跡。，窯場中還出土研磨顏料的石板和配色調料用的陶碟，都是當時陶工描繪彩陶紋飾的工具。發現的陶碟有分格，格中可以看到配有紫紅色顏料。 青海大通上孫家遺址曾經出土一件以舞蹈者的形象作為彩繪圖案主題的陶盆。畫面分為3組，每組各描繪5人攜手起舞，步法從容，體態輕盈，動作齊整。每組外側兩人的一臂畫成兩道，可能反映不相牽握的手臂動作幅度較大或者擺動較為頻繁。舞蹈者每人下身體后的線條，有人解釋為一般飾物，有人解釋為飄動的腰帶，有人解釋為模擬鳥獸所裝戴的尾飾。關于原始舞蹈的最初起源，人們自然會想到《尚書·益稷》中所謂“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的記載。當時人們奏響用竹木簡單加工而成的笙簫，輕重有致地敲打著較為平薄的石器（應當就是古代樂器“磬”的原型），模仿鳥獸的動作翩翩起舞。“鳥獸蹌蹌”，“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等文字，記錄了這種舞蹈和原始狩獵生活的關系。這樣看來；或許上孫家彩陶畫面舞蹈者裝戴模擬鳥獸的尾飾的說法，是接近歷史真實的。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中國古代典籍中可以看到“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為歌舞”（《山海經·海內經》）的傳說，認為最早的歌舞的發生，和中原先古圣王的事跡有關。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關于原始舞蹈的實證資料，卻多是出自西北邊遠地區的文物遺存。 與上孫家舞蹈紋陶盆時代相近的出土文物中，還可以看到一些原始樂器。青海民和陽山馬家窯文化遺址曾經出土2件陶鼓，中間為筒形，一端呈罐狀，另一端擴展呈喇叭形，兩端各有一環紐，可以系繩掛在身上拍擊，其中一件腰部還有一圈使用時繩勒的痕跡。呈喇叭形的一端有乳形小鉤及鉆孔，推測當時可能是用來繃獸皮的。《世本》記載：“夷作鼓。”可能最早的鼓的發明，正是少數民族的文化貢獻。青海樂都柳灣墓地出土的陶哨，可以吹出4個高低不同的音。 甘青地區的原始文化，尤以陶塑藝術造型之優美和技巧之純熟特別引人注目。甘肅秦安大地灣出土的以圓雕人頭像作為器口的陶瓶，腹部破裂處有粘接的痕跡，表明當時人對于這件器物的珍視。圓雕人頭像造型生動， 刻劃細致，發式的表現非常具體，除前額為整齊的短發外，兩側及后部都是披發。甘肅天水柴家坪也曾經出土類似的器口為陶塑人物的器物。青海樂都柳灣墓地的出土物中，也有人像彩陶壺，多在器口塑有人面。其中1件塑繪有裸體人像，先捏塑人體的各個部位，然后用黑彩勾勒。頭面也在壺的頸部，五官清晰，披發。身軀在器腹部，乳房、臍、下部及四肢袒露。上肢捧腹，五指分明，下肢直立。這類器物的文化內涵，我們至今還未能完全理解，但是其構思和制作所體現的藝術觀念，確是值得重視的。 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的遺存，有男女合葬墓，被認為是一夫一妻制家庭形態開始確立的標志。男女隨葬品的差異，又表現出兩性間社會分工的差異。隨葬品數量、質量和種類的差別，說明當時社會貧富逐漸分化，原始公有制社會正在逐步走向解體。 繼馬家窯文化之后，黃河上游西北高原的原始人群進入了青銅時代。甘肅武威皇娘娘臺和甘肅永靖大何莊等齊家文化遺址中出土了早期紅銅器和青銅器50余件。種類有刀、錐、環、匕、斧、鉆、鏡等。甘肅廣河齊家坪遺址出土的器身較厚重的銅斧，是齊家文化銅器中最大的一件標本。銅鏡共發現8件，其中青海貴南尕馬臺25號墓出土的1件保存較好。圓形，直徑9厘米，厚0．4厘米，一面光平，一面飾有七角星形紋，邊緣有一周突棱，分析其制作工藝，當已采用合范鑄造手段。經快中子放射分析，銅錫之比為 1：0．096。原鏡紐后已殘壞，在鏡緣的一側鉆有兩個小孔作系繩穿掛之用。 迄今發現的齊家文化的墓地大都是成片的氏族公共墓地，其規模應當與當時氏族或部落的規模相適應。墓葬一般都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和銅器等作為隨葬品，尤以陶器為大宗。還有以豬和羊的下顎骨隨葬的。從一些墓地的發掘資料分析，齊家文化的墓葬規模和隨葬品質量和數量的差別相當懸殊。如甘肅武威皇娘娘臺墓葬的隨葬器物，陶器少者不過1—2件，多者可達37件；玉石壁少者1件，多者至于83件。在甘肅永靖秦魏家和大何莊兩地的50多座墓葬中，隨葬的豬下腭骨總數多達550多件，少者1件，多者68件。這些跡象，說明了死者生前財產擁有數量的不均和社會地位的差別。 生產的發展，特別是以冶金業為主導的手工業的發展，促使齊家文化的創造者們開始邁上了文明的初階。 在齊家文化墓地還發現6處所謂“石圓圈”遺跡，就是利用大小相當的天然礫石排成直徑約4米的圓圈，作為某種宗教祭祀活動的場地。甘肅永靖大何莊的一處“石圓圈”，西北方向還留有寬1．5米的缺口。“石圓圈”的附近都分布著許多墓葬，還發現有卜骨和牛、羊等動物的骨骼。宗教祭祀行為受到重視，說明文化的進步達到了新的階段。 齊家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肅、青海境內的黃河沿岸及其支流渭河、洮河、大夏河和湟水流域。在寧夏南部和內蒙古西北部也有零星發現。其分布地域，大致是中原人稱為“西戎”的部族的早期活動范圍。 青海樂都柳灣齊家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石磬，是同類器物中年代最早的 1件，是研究中國音樂史珍貴的實物資料。柳灣還出土了36枚海貝，說明齊家文化的先民們和相當遙遠的地區保持著經濟文化的往來。 因首先發現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而得名的河姆渡文化是中國長江下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河姆渡文化的分布范圍包括杭州灣南岸的寧 （波）紹（興）平原，又越海東抵舟山群島，年代大致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300年。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技術得到比較突出的發展。骨制耜（圖2）、鏃、魚鏢、錐、針、匕、鑿等，廣泛應用于生產和生活領域。另外，骨制笄、管、墜、珠等裝飾品，造型精巧，磨制光潤。有些骨器上，雕刻有細致精美的花紋，體現出制作工匠的精湛技藝。 位于上海青浦縣城東約4公里處，地處太湖地區的崧澤遺址，以內涵為新石器時代遺存的中層堆積最為豐富。有人稱之為崧澤類型或崧澤期，有人稱之為崧澤文化。其年代，大約為公元前3900一前3300年。同類遺存，又見于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張陵山遺址、江蘇常州圩墩遺址、浙江吳興邱城遺址等。 崧澤文化的石器一般都通體磨光，以穿孔石鏟、長條形石錛等較有特色。從生產工具的形制和陶器羼和料多使用稻殼可以推知，當時的經濟生活以稻作農業為主。 良渚文化繼承了崧澤文化的成就。良渚文化因浙江余杭良渚遺址得名。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區，南以錢塘江為界，西北至江蘇常州一帶。長江北岸的江蘇海安青墩遺址也含有良渚文化的若干因素。良渚文化的年代，大約為公元前3300一前2200年。 1934年錢山漾遺址的發現，1936年良渚遺址的發掘，使得人們開始認識東南遠古文化的寶貴遺存。60多年來，對于良渚文化的發掘和研究日益深入。良渚文化玉器制作的成就較為突出。陶器紋飾繁復多變，上海馬橋遺址發現的陶文，更直接地透露出當時社會文化進步的信息。 河姆渡文化的木作工藝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除了木制耜、鏟、杵、矛、刀、槳、槌、紡輪等工具以外，還發現了不少安裝多種工具的木質把柄。河姆渡遺址出土的許多建筑木構件上可以看到榫卯結構，尤其是燕尾榫、帶銷釘孔的榫和企口板的發明和使用，標志著當時木作技術的成就。河姆渡遺址第3層出土1件斂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層朱紅色涂料，雖然剝落較甚，但是依然微顯光澤。這種涂料經鑒定是生漆，這是中國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最早的漆器。 河姆渡文化的主人習慣于居住在一種栽樁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欄式建筑之中。在河姆渡遺址的各個文化層，都發現了和這種建筑形式有關的圓樁、方樁、梁、柱、木板等木構件的遺存，數量多達數千件。河姆渡遺址第4層發現的1座干欄式建筑的遺址，樁木和相緊靠的長圓木殘存220余根，從樁木排列規律分析，可知室內面積在160平方米以上。這座大型干欄式建筑或許是公共住宅，室內很可能又隔成若干小房間。 在河姆渡遺址的第2層，發現1眼木構淺水井遺跡。這是中國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遺跡，也是迄今發現的采用豎井支護結構的最古老的遺存。 傳說黃帝時代，曾經有“以玉為兵”的歷史階段。這里所說的“玉”，可能只是指較為純質的石材，很可能人們正是在制作加工石器的過程中，發現了玉有瑩潤純美的品性，于是用以制作器具，或用來加工玲瓏的飾物和莊嚴的禮器。新石器時代的玉器，體現出遠古先民審美意識的進步，其應用，很可能也與原始宗教信仰的若干內容有關。 東南地區遠古先民的玉作技術，曾經領先于其他地區，成為他們引人注目重要的文化貢獻之一。良渚文化的玉器制作在文明進程相同的原始文化中，表現出突出的特色。玉質珠、管、墜、鐲、璦、璜、琮、璧等，多精心磨制拋光并雕刻紋飾，表現出很高的工藝水平。良渚文化的墓葬多有隨葬大量玉器者，如江蘇吳縣草鞋山198號墓，出土60多件隨葬器物，其中有玉琮5件，玉璧2件，珠、管、鐲、錐形飾、穿孔斧等玉器共30多件。上海青浦福泉山6號墓雖然已經被破壞，仍然遺有玉琮5件，玉璧4件。江蘇武進寺墩3號墓隨葬玉琮、玉璧多達57件。用如此大量的玉器隨葬，是以往所沒有的。有的學者根據《周禮·春官·典瑞》所謂“疏璧琮以斂尸”的說法，認為這些墓葬的埋葬形式可以稱作“玉斂葬”。在良渚文化的時代，可能已經出現了以熟練的技術專門經營玉作的工匠，即《周禮·考工記》中所說的“玉人”。良渚玉器輕柔的光澤，其實可以看做遠古智能之光，同時，也可以看做東方文明之光。 福建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多集中在閩江下游地區。因福建閩侯曇石山遺址而得名的曇石山文化，表現出鮮明的地方特點。曇石山文化的石器以錛為最多，除扁平常型錛、有段石錛外，還出土一面扁平、一面有人字形縱脊的石錛。幾何印紋陶和繪紅色條帶、卵點的彩陶，是曇石山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 發生于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以其特殊的內涵引起了學界的關注。紅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間一個在燕山以北、大凌河與遼河上游流域活動的部落集團創造的農業文化。因最早發現于內蒙古赤峰紅山后遺址而得名。現已發現的明確屬于這一文化系統的遺址，遍布遼寧西部地區，數量多至近千處。 位于遼寧凌源的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特別是“女神廟”、祭壇、“積石冢”的發現，充分展示了我國北方地區史前文化的最高成就（圖3）。“女神廟”為一半地穴式建筑遺存，全長約22米，寬約2—9米，主體建筑長18.4米。平面略呈“亞”字形，廟為多室組成，主室為圓形，左右各有一圓形側室。主室北部為一近方形室，南部似有三室相連；總體結構左右對稱，主次分明，布局嚴謹而又有所變化。專家們因而對中華文明起源史、中華古國史進行了新的思考：把中華文明起源史的研究，從四千年前提早到五千年前；把中華古國史的研究，從黃河流域擴大到燕山以北的西遼河流域。 積石冢是紅山文化墓葬最基本的一種形制，與國內新石器時代華北、中原地區以土坑墓為主的形制完全不同。環繞“女神廟”的積石冢建于周圍各個高地，冢群內小墓圍繞中心大墓，四周又砌筑石框界。積石冢群以圓形祭壇為中心，呈東西對稱形勢分布，南北也形成一定的格局。中心大墓的規格遠超過一般的小墓，隨葬品數量也明顯更多。中心大墓墓主皆為男性，這表明社會性別結構的男尊女卑已經逐漸成為定局。當時已經初步形成了較為明顯的等級觀念，原始禮制應當已經開始發揮維護當時社會關系的作用。 《易·系辭上》說：“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帝王世紀》關于文化起源的傳說，有因魚、龍、龜、風而來等不同的說法。如《初學記）引《帝王世紀》說：“魚流始得圖書。”《雕玉集》引《帝王世紀》說：“洛龜負書而出，河龍加圖而至。”《稽瑞》引《帝王世紀》則說：“風皇銜圖置帝前。”如果我們相信在中國遠古神秘主義文化中存在類似于“圖騰”信仰的觀念，則可以考慮，這樣的傳說，或許可以理解為已經顯示出淵源不同的各部族文化逐漸匯合成華夏文化的主流的歷史軌跡。正如聞一多在《伏羲考》一文中所指出的，“圖騰的合并，是圖騰式社會發展必循的途徑”，在這一過程中，當出現“由許多不同的圖騰糅合成的一種綜合體”。他寫道：“因部落的兼并而產生的混合的圖騰，古埃及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在我們歷史上，五方獸中的北方玄武本是龜蛇二獸，也是一個好例子。不同的是，這些是幾個圖騰單位并存著，各單位的個別形態依然未變，而龍則是許多單位經過融化作用，形成了一個新的大單位，其各小單位已經是不復個別的存在罷了。前者可稱為混合式的圖騰，后者可稱為化合式的圖騰。”［13］ 顯然，在原始文化邁向文明門檻的時代，多源的因素和多元的因素逐漸融會，為具有共同風格的華夏文明的構成，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關于中國文明起源的歷史分析，起先一元論即“中原中心”說曾經占據主導地位。后來又出現多元論，即所謂“滿天星斗”說，認為中華民族最早的先民確實曾經滿天星斗般地分散在中華大地上，中國早期文明呈現多元分布的態勢或格局。蘇秉琦指出：“過去有一種看法，認為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我國的民族文化先從這里發展起來，然后向四處擴展；其他地區的文化比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響下才得以發展。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在歷史上，黃河流域確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文明時期，它常常居于主導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時期內，其他地區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點和途徑在發展著。各地發現的考古資料越來越多地證明了這一點。同時，影響總是相互的，中原給各地以影響，各地也給中原以影響。”他認為對于中國文明早期形成過程發揮過重要作用的主要有6個地區：1．陜豫晉鄰近地區；2．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3．湖北和鄰近地區；4．長江下游地區；5．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軸的南方地區；6．以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14］有的學者又將一元論和多元論結合起來解釋中國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發展，認為多元分布的形勢，又呈示“眾星捧月”般的局面，形成另一種意義上的中原中心，即評價中華先民的社會文化發展過程意義上的中原中心。 以上所敘述的歷史過程，與張光直如下的分析是一致的：“不論華南還是華北，我們都可以提出一個假說，就是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開始，有土著起源和自己特色的幾個區域性的文化互相連鎖成為一個更大的文化相互作用圈（Sphere of interaction）。”張光直還提出，“這個在公元前4000年前開始形成，范圍北自遼河流域，南到臺灣和珠江三角洲，東自海岸，西至甘肅、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不妨便逕稱之為中國相互作用圈或中國以前相互作用圈——因為這個史前的圈子形成了歷史期間的中國的地理核心，而且在這圈內所有的區域文化都在秦漢帝國所統一的中國歷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15］ 四 原始農耕經濟與文明進步 關于進入早期文明的標志，有的學者主張以銅器的鑄造、文字的出現和城邑的形成作為基本要素。也有學者指出，以這些標志作為判斷的基本標準，又有一定的局限性。然而在關于文明起源的討論中人們大多公認，農耕經濟的發展是文明進步的基本條件。 炎帝獲得“神農”的稱號，很可能就是因為在炎帝時代曾經創造了中國原始時代農耕技術發展的第一個高峰。與相關傳說一致，考古發現可以提供新石器時代文化繁榮時期農耕經濟空前發展的資料。 關于仰韶文化的社會經濟狀況，可以通過半坡遺存的性質進行分析。半坡先民開始定居生活，其社會經濟形式中農業已經占有相當的比重，同時飼養家畜，還兼營漁獵、采集。 蘇秉琦曾經就農業收割、伐木、漁獵、紡織縫紉幾種生產工具的數量對比，分析了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經濟文化水平的差別，從而總結出這樣的認識：“半坡人們是農漁獵伐木并重，而廟底溝人們則是以農業為主，漁獵伐木所占比重較小；半坡人們衣著材料多用獸皮，而廟底溝人們衣著材料則多用植物纖維。”［16］ 仰韶文化居民種植的農作物主要是粟，半坡遺址第15號灰坑中所貯藏的粟多達數斗。河南鄭州大河村出土的一甕炭化糧食，有人鑒定是高梁。泉護村遺址還出現了類似稻谷的痕跡。考古學者推斷，當時黃河流域是可能栽培稻米的。當時已經有了初級園藝，半坡第38號房屋遺址中出土了貯存芥菜或白菜菜籽的陶罐。 黃河中游龍山文化的社會經濟形態較仰韶文化更為進步。當時的石質生產工具磨制得更為精細，打制工具已經很少使用。從木耒、骨鋤、石鉞和三角犁形器的發現，可以推想當時的農耕生產能力隨著生產工具的改進已經顯著提高。收割工具發現長方形穿孔石刀、半月形穿孔石刀、石鐮和蚌鐮等。收割工具的大量使用，表明了勞動收獲量的增加。 大汶口文化的遺存，也反映出大汶口社會以農業經濟為主。三里河遺址的一個大型窖穴中，發現了1立方米左右的粟粒。這說明至少在其晚期階段，農耕收獲已經可以大體滿足社會消費，糧食已經有了相當的剩余。［17］ 在中原以外的地區，也可以發現當時農耕經濟逐步走向繁榮的歷史跡象。 在河姆渡遺址第4層較大面積的范圍內，普遍發現稻谷遺存。有的地方稻谷、稻殼和稻草相互混雜，形成厚度為0.2至0.5米的堆積層。最厚的地方甚至超過1米。河姆渡文化的主人在燒制陶器時，也使用大量的稻殼以及稻草碎末作為羼和料。河姆渡遺址稻類遺存數量之集中，保存之完好，在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史上是罕見的。經鑒定，河姆渡稻谷遺存主要屬于栽培稻秈亞種晚稻型水稻。河姆渡稻谷與馬家浜文化桐鄉羅家角遺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公元前5000年上下，是迄今發現的中國最早的兩例稻谷實物，也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河姆渡遺址出土用牛或鹿的肩胛骨制作的骨耜和刃口呈鋸齒狀的骨鐮，是當時從事稻作經濟的先民們所使用的生產工具。 良渚文化居民以農耕生產為主要營生手段，主要作物是水稻。據對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發現的稻谷鑒定，當時種植的水稻，已經有粳稻和秈稻兩種。在錢山漾以及杭州水田畈遺址，還發現有花生、芝麻、蠶豆、甜瓜等植物種籽，有人認為是當時的農作物。良渚文化的農耕工具種類較多，制作大多比較精細。其中所謂三角形犁形器，有人認為是安裝在木犁床上的石犁鏵。另一種使用較多的所謂斜柄刀，有人也認為是安裝上木柄用以在土地上劃出溝槽的“破土器”。 通過對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可以發現，農耕經濟的發明和積累，是文明發生和文明進步的重要條件。有學者指出，“從農業開始，逐漸發展到文明”，是歷史進步的共同方向。“我國種植水稻可以推到七八千年以前，種植谷子（脫殼為小米）的歷史亦然。從農業起步，經營定居生活，逐漸發展養殖牧業和手工業，這是中國文明起源的路子。這條路子也不限于中國。西亞、埃及、印度等也是這樣。現在世界上有三次革命之說：第一次是農業革命，第二次是工業革命，第三次是信息革命。“所謂農業革命指的就是古代由農業引起的社會變革，與文明起源有關系，或者說講的就是文明起源問題。”［18］ 關于文明初期的文化形態及其與后來中華民族文化進步的關系，張豈之指出，炎黃文化是我國文化的源頭。從歷史學觀點看，炎帝族和黃帝族是史前兩個關系密切的大氏族部落，他們對后來中華民族的生衍發展有很大影響。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先秦時期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先進文化包含豐富的內涵，已經形成大體完整的系統，可以稱之為“原創性文化”。我們研究中國文化的源頭，研究先秦時期原創性文化，都需要和中國文明起源的大課題相聯系。我國學者面對考古學的豐碩成果，在中國文明起源問題上有不少新見解，例如指出“新石器仰韶時代后期和龍山時代是中國文明起源期。炎黃時代就在這個時期內”。“炎帝時代的主要貢獻是在原始農業和原始文化方面。”“由于我國考古學的成就，原始農業的發展與文明起源的密切關系，有些問題不難得到證實。考古發掘成果告訴人們：距今七八千年前我國原始農業已有相當發展，這就是我國文明起源時期的直接見證。可見關于炎帝神農氏的一些傳說并不是沒有根據的。”原始文化不能稱之為原創性文化。但是中國文明起源時期的原始農業和原始文化同“原創性文化”有重要的關系。“原始農業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具體來說，黃河流域的粟作．農業成為春秋戰國時期齊魯文化（即儒家文化）的物質基礎。長江流域的稻作農業成為楚文化（即道家文化）的物質基礎。儒家的原創性文化厚重、扎實，提高了人的道德價值。道家的原創性文化飄逸、清俊，提高了人的審美價值。兩河（黃河、長江）是中國的兩條母親河，由她們哺育出的兩大體系的原創性文化構成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流。”［19］ 總的來說，關于中國文明起源的問題，依然是一個需要認真探討和總結的學術課題。也許清晰描繪這一歷史過程還需要進行相當艱苦的努力，但是歷史演進的大體輪廓現在已經逐漸明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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