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事實

      我是一位六十七歲的老人。我的兒子在國外從事心血管病內科工作，經過幾年的努力，取得醫師資格后，他在冠心病介入方面已經是那一方小有名氣的專家。我為他的成就而高興，但卻怎么都高興不起來。因為在我身上發生了一件使人非常氣憤的事情。
　　四年前，我第一次患勞力型心絞痛，與老伴和女兒一起到我們當地醫院就診時，醫生尤其是科主任卻說我的病非常危險，在冠狀動脈內安裝支架可以避免這種危險。于是，在不到兩小時內把我推進了導管室，一個半小時后，我被安裝了兩個支架，住在心內科病房。為了不影響兒子的工作，這次看病我沒有打電話告訴兒子。
醫生談話時所說的那種危及生命的狀況，也來不及告訴兒子。醫生們尤其是科主任那種迅速的工作速度，也不容有時間與兒子打電話。隨后，不辛的事情發生了，一年兩個月后，我得了急性心肌梗塞，此時兒子正好可以回家，這次造影的結果是兩個支架堵塞導致了急性心肌梗塞。令人氣憤的是，兒子找出一年兩個月前的造影手術光盤，看到冠狀動脈左前降支僅僅狹窄50%，是心絞痛中很輕的一種，藥物治療效果很好，根本就不是安裝支架的適應癥，更不用說安裝2個支架了。如果不安裝支架，用藥物治療，現在至多仍然是心絞痛，很難因支架內堵塞患如此嚴重的心肌梗塞。可恨的是那時當地醫生卻說我的病非常危險，必須馬上安裝支架，而且在左前降支內給我安裝了2個支架。并且由于支架不合適，造成再狹窄引起了廣泛前壁心肌梗塞。
　　這次心梗后，兒子一直陪床直到我出院后才出國。這期間，他給我講了冠狀動脈介入國外的現狀，講了國外介入手術后15%～18%的臨床觀察費，在我們國內卻變成了心內科介入手術后的導管材料回扣，講了正是由于超高額的導管回扣在我國能裝入心內科分管介入的主任或副主任腰包，導致當地醫院心內科主任給我安裝了2個本來不應該安裝的支架，1個支架花費約40000元，回扣至少6000元，2個支架回扣至少12000元。像我這樣的情況在國內很常見，北京地區的各個三甲醫院心臟介入手術例數最多，平均每家醫院造影、支架和起搏器年消耗量可達3000萬元，回扣至少450萬元左右。全國其他全地區各三甲醫院心臟介入耗材消耗量可達1500萬元，回扣至少250至300萬元左右。而如此高額的回扣在全國各地醫院幾乎均裝進了心內科分管介入的主任或副主任腰包。這種回扣大得驚人，比藥物回扣多出好幾百倍。高額回扣導致了我們全國范圍內大小醫院爭相購置心臟介入設備，昂貴的介入設備在全國大小醫院比比皆是，單位國土面積內這種儀器的密度比發達國家要多出幾倍，這些設備常常因為沒有那么多適應癥而閑置。各醫院心內科主任為了高額回扣，同時為了避免昂貴設備閑置的責任，常常給非適應癥病人裝支架，裝起搏器。醫生們用自己用不完的回扣打點他們的各層上級，導致了全國范圍心內科主任當院長、副院長的人數最多，人大政協任職的也不在少數。而這一切，我們的政府卻全然不知或少數政府官員知而不言，不言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能從那些心內科主任那里得到這源源不斷的間接收入……。
　　出院后，我天天氣喘吁吁，不能出門。現在的我，活不如死，簡直是家人的累贅。
　　我很后悔。幾年以來，我從兒子那里了解了一些心臟病介入手術后，國外的隨訪觀察費和國內的導管回扣的情況，也從兒子口中和《心臟病學》中學到了一些冠心病介入手術方面的書本知識。我認為，醫生給我造成的再狹窄心肌梗塞不是病情發展的結果，而是責任事故。2年前，我曾準備訴諸法律。
　　當我與兒子在電話中協商，要將我的遭遇訴諸法律時，兒子的態度突然變了。它不是站在我這一邊，而是站在給我盲目安裝兩個支架的心血管醫生那一邊，他說：
　　“爸，您已經這樣了，告狀并不能使你健康。我以后還要回國，還要在國內當一個心血管病專家。如果你告狀，國內心血管專家的導管回扣因你和我告狀而丟失，這是他們最痛心疾首的事。您知道，科研課題評審權掌握在他們手里，論文評審權掌握在他們手里，醫學科研獎評審權掌握在他們手里，我怎么在國內立足？”
　　我被兒子的話鎮住了，但仔細一想，的確如此。他從小愛國，他現在雖然在國外那一方小有名氣，但他必定要回國。如果我告狀，國內心血管專家回扣的事態因我，或者說因他而暴露，他將很難與國內的心血管病專家們相處，在學術方面將失去他們的支持，將失去和諧的工作氛圍和環境，成為眾矢之的，他的事業將成為泡影。
　　從那以后，無論是在電話中或回家后，他關心我的疾病，他問這問那。有時，他回國后給我檢查，給我下藥，但他再沒有與我談起一句關于心臟介入手術后國外的隨訪觀察費和國內介入導管回扣的話，他說那是"職業道德"。不過，在此以前有關國外介入手術后的臨床隨訪觀察費，有關國內介入導管回扣的情況，我已經從他嘴里了解到了完整的資料。在我患了急性心肌梗塞的那一段時間里，他看了光盤后那氣憤的訴說中，在我恢復期間，他在我床邊的聊天中，已經說出了國外的隨訪觀察費和國內的導管回扣的歷史淵源、數量關系和前后變化。
　　長時間以來，我尊重兒子的意見，我再沒有提起告狀的事。
　　由于兒子的職業是心血管病學，也由于我曾經有過安裝支架和心肌梗塞的經歷，以及病后的我曾經學過許多心臟病知識，看過很多介入手術圖片，雖然兒子不在家，經常有些鄰居、朋友、單位的同事來向我咨詢。幾年來，從他們帶來的造影光盤，我吃驚地發現，許多應該藥物治療，不是冠心病介入手術適應癥的病人，都給安裝了支架。有些與我一樣，不久就得吃再狹窄的苦。這簡直就是一種人類的悲哀！我再也沉默不下去了，良心驅使我要想辦法制止這種劣行。
　　新的醫療技術是為人類造福的，當它被用于存在明確適應癥的病人時，可以解除病人的病痛。當它用于非適應癥的病人時將給病人造成痛苦，這道理是顯而易見的，醫生難道不理解么？給許多適合藥物治療的冠心病人安裝支架，僅僅是為了導管材料的回扣，這當的是什么醫生，這簡直是畜牲，畜牲也不像這種醫生如此無恥。
　　氣憤之余，我突然想起，兒子陪床期間曾經說過：“正是由于超高額的導管回扣在我國能裝入醫生的腰包，導致醫生們給我安裝了兩個本來不應該安裝的支架，像我這樣的情況在國內很常見，高額回扣是心內科主任們正想購置心臟病介入設備，昂貴的介入設備在全國大小醫院比比皆是，單位國土面積內這種儀器的密度比發達國家要多出幾倍，這些設備常常因為沒有那么多適應癥而閑置，主任們給非適應癥病人裝支架的原因不僅為了回扣，也為了開拓一起閑置的責任。醫生們用自己用不完的回扣打點他的各層上級，導致了全國范圍內心科主任當院長、副院長的人數最多，人大政協任職的也不在少數。而這一切，我們的政府卻全然不知或少數政府官員知而不言，不言的原因是為了得到主任們孝敬的這源源不斷的間接收入能夠仍然源源不斷……。”
　　看來，這種現象是全國性的，病人和家庭因此而受害的是成千上萬的，購買設備給國家造成的損失是相當嚴重的，用回扣所得行賄受賄造成的社會影響是惡劣的。我曾經是一位為國家作出過一定貢獻的知識分子，我再沉默將對不住全國的病人，對不住中華民族，對不住我的國家。我再沉默將是對我懂事以來做人標準的背叛，我必須在不傷害我兒子國內工作環境的情況下，竭盡全力制止這種劣行。
　　那么，我們首先看一看國內導管回扣的來源。
　　在國外，心臟病介入手術很規范，所有的醫生都從學術的角度出發，審視每一個病人的病情，應該藥物治療的絕對不會給你安裝支架，應該安裝一個絕對不會給你安裝兩個，而且一個醫院內不同的專家，不同醫院的專家的認識基本相同。
　　介入手術后，導管廠家支付給介入手術專家（老板）導管耗材總費用15%～18%的隨訪觀察費，這筆費用將記入醫院為老板設的專用帳戶上，用于病人隨后幾年病情的隨訪觀察。隨訪觀察是很有必要的，因為有一部分病人可能發生再狹窄。隨訪觀察費的計算依據，是醫生給安裝支架后的病人打電話、記錄病情的費用、隨訪期間一次冠狀動脈造影費用的總和，即導管耗材總費用的15%～18%。國外的人都很守法，尤其是醫生，視名譽為生命，沒有任何一個老板把這筆錢裝在自己腰包里。隨訪觀察后一般都有剩余，剩余的部分，老板將用于自己的科研課題。
　　在我國，介入導管耗材進口時廠商已經將15%～18%的隨訪觀察費計算在內，由于政府不知情，醫院的管理者也不知情或知情而從中分紅，介入術后導管耗材總費用15%～18%的隨訪觀察費變成了心內科主任可以裝入自己腰包的回扣。2002年以前，政府制止紅包回扣的力度還不大，心臟病介入手術后，導管廠家付給心內科主任導管耗材總費用15%～18%的回扣。這是國內所有導管代理商的“行規”，國內所有的代理商無一例外，暗中按照“行規執行”。國內所有的心內科主任也無一例外的將此回扣裝入自己腰包，這也是“行規”。2002年以后，政府制止紅包回扣的力度加大，各地有一些介入手術者的回扣事件曝光，雖然曝光，由于心血管病界的“職業道德”（不暴露國內的回扣是國外15%～18%的隨訪觀察費這一事實，是全國心血管病學界的“職業道德”或“行規”，醫生們都知道，也相互討論此事，但不告訴外人。近年來雖有曝光，但并無沖破其“行規”，調查結果并不真實）的保護，不知內情，回扣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治理。但招標壓價使導管材料的價格有所下降，為此，國內的導管回扣也有所下降，現在少數壓價較大的是10%，多數仍然是15%～18%。
　　我們再看一看導管回扣的驚人數量。
　　目前，一千張病床左右的三級甲等醫院，北京、上海、廣州、武漢大約各有十家，每家醫院的心內科每年大約開展心血管病介入手術3000例左右，其中安裝支架約1000余例，起搏器250余例，電生理250余例，其余為冠狀動脈造影。每一省級城市三甲等醫院大約有三至五家，每家醫院心內科每年大約開展心血管病介入手術1500例左右，其中安裝支架約250余例，起搏器130余例，電生理130余例，其余為冠狀動脈造影。每一地市級城市約有三級甲等醫院兩家，每家開展心血管病介入手術數量大約與省級相等。為此，心臟病介入耗材回扣多少視介入手術量大小而定，國內各醫院心內科每年大約在200萬，少數可高達700萬元。這些錢全部按照“行規”裝進了心內科主任腰包。此數量之大欲藥物回扣相比，真是駭人聽聞！！！
　　由于這一筆走了歪路的錢，在全國造成了嚴重不良的影響：
　　由于分贓不均，殺人者有之；
　　由于相互競爭互相誹謗，造成醫療事故者有之；
　　由于非適應癥安裝支架，造成病人殘疾者有之；
　　由于行賄受賄爬上院長、副院長崗位者有之而且在全國非常明顯，但離開介入崗位到政府部門任職者卻沒有，大概是不愿意離開回扣的來源吧。
　　以上是我從兒子那里知道的事實。為了病人的利益，為了國家的利益，我第一次將其展示于眾，和大家一起建議政府在醫院設立專用帳戶，接納這一筆本來屬于醫院的隨訪觀察費，建立嚴格的支出制度，用于隨訪觀察和科研。這里所說的嚴格的支出制度，即應注意個人所得要少到主刀者不會因為此錢而違背醫德給非適應癥病人安裝支架的程度，不會因為此錢而不顧醫療市場需求盲目購置設備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