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市鎮起源微觀分析——以南潯鎮為例

二、 南潯鎮形成的“胚胎”：潯溪村與南林村

從人類聚落形態的發展歷程來看，自農村聚落成長為城市聚落是通常的發展進路，市鎮則可以視為居于農村聚落與城市聚落之間的聚落類型。而南潯鎮的形成實際上就是一個從村落發展到市鎮的漸進過程。

著名城市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曾指出，“城市（引者按：也包括市鎮）的胚胎構造存在于村落之中……城市的各種發明和有機成分都從村落開始，后來才逐漸發展成為城市的復雜結構。”①而在我國，“村”字及具體村的名稱最早見于東漢中后期，本義為分布于野外的一種聚落，至南北朝時期，“村”逐漸取代其他聚落名稱成為具有代表性的稱謂，此時“村”已經不僅僅是單純的自然聚落名稱了，而開始與一定的社會變革有了聯系，到了唐代，“村”成為所有的野外聚落的統稱，并且成為一級行政組織單位。^④專稱南潯地域之名最早也是以村命之。②

（一）潯溪村

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年），潯東五十七里的地區歸隸于平江軍（平江即今江蘇之吳縣，平江軍即過去的蘇州府），南潯之地遂為湖州東陲的重要門戶，居民日益增多，漸成村落規模，直到宋高宗時此地一直稱潯溪村，屬烏程縣震澤鄉。清范來庚《南潯鎮志》就說：“潯鎮之稱，宋以前無聞，自宋太宗以潯東之地割隸平江，而鎮地始為州境東出之門戶，乃成重地……在南宋高宗時止稱潯溪。”③

有關潯溪，宋劉宰曾提及：“別不計年，悠悠我思，無日不在震澤潯溪之上也。”④宋陳淵也有詩云：“暑雨初收水拍潯，溪光南北影千岑。”⑤丁昌朝于高宗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所撰，鐫刻于祗園寺碑（此碑現已不存）之上的《潯溪祗園寺田莊記》也曾載：“去城之東有塘曰荻，不及三舍有溪曰潯，在潯之北有寺曰祗園。”⑥所謂“東有塘曰荻”，指的就是指荻塘；“不及三舍有溪曰潯”，指的是距烏程縣城不到三舍（一舍為30里）的地方有一河流名潯溪；“有寺曰祗園”，指的是南潯最古老的寺廟祗園寺，被稱為“一鎮名剎”，為唐貞觀元年（627年）建，其位置在潯溪的北端（西北側）。

潯溪的源流，據《烏程縣志》與紀南枝《潯溪水道考》等記載，其上流源出于霅溪（即東苕溪，發源于天目山之陽）。其中一支經德清過新市、雙林、洪城，由南郊穿珠灣入簡五塘港進市區，即為潯溪。另一支經德清，入湖州定安門（即南門）為月河，過江渚與苕溪（即西苕溪，源出于天目山之陰）相會合，出迎春門（即東門）合為運河，東流七十二里至南潯，與潯溪南來之水合流，構成潯溪一部分，所以市區的運河原亦屬古潯溪。明李賢等撰《一統志》載：“潯溪自運河東流與震澤鶯脰相接，今德清諸水自南來，運河自西來，北入太湖，東入鶯脰河（在平望），然則運河及南北市河，皆古之潯溪。”⑦

潯溪最初并非地名而是河名，但我們知道整個太湖流域人類文明及其聚落的發展，無不與河流水域的分布有著密切的關系，亦所謂“水之所聚即為地氣之所鐘”，南潯自當不例外，它依托的正是潯溪。潯溪因有利于農田水利和交通運輸，對地方的繁衍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早有人口在此落戶從事農業生產。以后隨著農業的發展和商品交流的頻繁，沿溪定居者日眾，逐漸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的村落，因地處潯溪之濱，故名潯溪村。據嘉慶《潯溪朱氏家譜》載：“朱仁福從征方臘有功，卒軍中，宣和（1119－1125）二年三月，賜葬烏程潯溪村石街巷……”。⑧宋人洪邁（1123－1202年）在志怪小說集《夷堅志》中也提及“潯溪村”，《徐三為冥卒》一篇中就有如下敘述，“湖州烏程縣潯溪村民徐三者，紹興十五年七月中暴死，四日而蘇，言追至冥府……”。⑨而潯溪水道的走勢，使此地水系交錯構成了十字港，北宋政和年間（1111－1118年），在十字港中央以石架木成一土橋，名潯溪橋，后重建為石橋，名通津橋（俗名大橋）。潯溪橋的架設進一步帶來了潯溪村交通之便利；正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宋廷選擇在潯溪設立了郵遞鋪，據鎮志記載：“宋時，東門塘路，郵遞四鋪，一在潯溪。”⑩潯溪橋的架設和郵遞鋪的設立自然使潯溪村成為了這一帶農村集市的首選地點。

（二）南林村

南林本為寺廟名，父老相傳，吳越王錢弘俶于五代后周顯德年間（954－960年）建南林寺，后毀于火，改稱報國寺。①董說《楝花磯隨筆》曾言：“南林者，寺古名……”。②據此，可推知南林大致是在北宋時期漸成村落的，其發育甚至還早于潯溪村。“因為在江南，恐怕在全國也是如此：有塊風水寶地，建了寺廟，有了香火，香火相繼，村以寺名，便成了南林村。”③另一個與南林村形成直接相關的地方就是嘉應祠，俗稱“土地堂”，位于潯溪南面。據范來庚《南潯鎮志》載：“建炎二年，金人陷揚州，高宗南渡，金人追之，帝至潯，懼追者，匿嘉應神祠中，月下俄見泥馬忽動，跨之而行，遂入杭州，帝舊封康王，今褒能寺俗呼康王寺。”④而據清乾嘉間南潯文人范穎通所撰《研北居瑣錄》載：“高宗南渡，建炎三年二月，帝至鎮江，宿于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是夕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又二日次崇德，遂如杭州”⑤，并無途徑南潯的記載，所謂泥馬渡康王之說，顯然是臆造。但“泥馬渡康王”的傳說卻另具價值。傳說涉及到的嘉應祠即“土地堂”確實存在，并與南林寺相鄰，曾有廟會，每年初夏至農歷九月初五，“七社人煙”云集于土地堂，“貿易者先期而至，手技雜戲畢集，報賽演劇無虛日”⑥，從而形成了一個典型的寺廟型聚落，即南林村。雖然土地堂的建立時間無考，但傳說表明，南宋初年土地堂已經存在，換句話說，至遲在南宋初年南林已成村落。

但據現存文字記載，南林作為地名顯然晚于潯溪。宋理宗瑞平元年（1234年）八月李心傳所撰《南林報國寺記》載：“時有介僧宗偉來見者曰：我永嘉人，開禧間尋師學道至湖烏程之南林，愛其風土，結草庵居焉。”由此可知，“南林”用作地名最早可能就起于13世紀初，宋開禧年間（1205至1207年）。《南林報國寺記》又載：“南林一聚落耳，而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土潤而物豐，民信而俗阜，行商坐賈之所萃，而官未嘗稽征焉。”⑦立于宋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的《接待懺院公據碑》上也有“澤鄉南林……境系平江、嘉興諸州，商旅所聚，水陸要沖之地”。⑧從而可知，當時南林這個地區，蠶桑發達，物產豐富，交通便利，雖然已成為農產品集散市場，經常有客商往來，但尚未正式設官立鎮。⑨據《宋史·職官志》載：“凡民間聚落止為村名，惟設官以鎮防者，始得稱鎮”。另據嘉泰《吳興志》記載：“統計云，管鎮二十四，八所已廢，名不復存，具存而可紀者，施渚、大錢、東林、烏墩、東遷、市山、巡莫、安吉、長興、德清、武康、新市、四安、梅溪、水口、含溪，凡十有六。……今為鎮六：烏墩、施渚、梅溪、四安、新市、和平。……”⑩可見，南宋嘉泰年間，吳興諸鎮中并無南潯鎮。

南潯鎮的“胚胎”即為潯溪村與南林村，到南宋時已經“發育”成熟，可能形成了某種“似城聚落”。潯溪村在荻塘以北，自祗園寺至潯溪橋一段，因處于平江與臨安間水陸交通的要沖，漕糧運輸相當頻繁，又因為潯溪橋的架設，潯溪村商業日趨繁榮，進而成為了農產品集散的重要口岸。南林村在土地堂左右，東南至南林寺，經土地堂而西，至市河東岸一段，正由于土地堂、報國寺等寺廟的存在，吸引大量百姓來此進香朝拜，從而形成了繁華的廟會，南林村的商業才興盛起來，成為了行商坐賈薈萃之地。

隨著商業的繁榮，貨運的暢流，地方手工業也得到了發展。位于浙西山區的安吉直到南宋嘉泰年間依然是湖絲的中心產地，據嘉泰《吳興志》載：“今發上供絲五萬兩，系安吉以稅捐折”①，而從交通區位來看，南潯地區則是浙西山區物產出境的一個重要口徑，由此這一帶蠶桑業的迅速發展就具備了良好的條件，嘉泰《吳興志》中所謂“湖絲遍天下”，②當與南潯的作用不可分離，而到了南宋瑞平年間，南林村就已經發展到了“耕桑之富甲于浙右”的程度。南潯的酒醋釀造業也較為發達，設有酒醋作坊，南潯歷史上有名的潯溪坊就是在宋時開辦的。汪曰楨《南潯鎮志》在潯溪坊注中說：“宋時烏鎮稅務分設酒醋坊凡十六所，一在潯溪。”《吳興志》載：“潯溪坊系民戶買撲，每半月納坊，名課錢。”③據汪曰禎《南潯鎮志》卷四《橋梁》記載，南柵市河東岸竹園港口建有醋坊橋，就是因宋時官醋坊故址得名。

商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使南潯地區的市場更趨繁榮，人口也相應增多，已經完全達到了市鎮規模，非一般自然村落可比。但就如英國城市學專家保羅·惠特利（Paul Wheatley）所說：“無論經濟……引發了社會組織中的怎樣的結構性變化，這些結構性變化一定要得到某種當政機器的支持才能獲得制度化的持久性。”⑤南潯鎮的“誕生”及其早期發展在某種意義上就例證了這一論斷。宋高宗南渡建都臨安后，中原大片富裕土地為金人所據或遭兵燹破壞，國庫空虛，來源奇缺，且戰爭劇烈進行，既要解決軍需，又要維持龐大的政府機構，養活許多冗員，支出浩大，不得不加重對江南百姓的征斂。因此像南潯地區原非軍事戰略要地，也設官建鎮課稅，最終導致了兩村合并形成“南潯鎮”，其名就是取南林之“南”字，潯溪之“潯”字而來。⑥設官建鎮一方面當然是政府為了擴大稅源緩解財政窘境，但另一方面也是官方對南潯經濟發達和由此帶來的城鎮化的確認，有利于推動南潯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此時，南潯鎮“市井繁阜”，已經分為了七巷，《嘉應廟敕牒碑》中即有“七巷社首”⑦字樣。日本學者斯波義信則從湖州東鄉各市鎮商稅額劇增的現象中得出此時南潯鎮民眾富裕、流通發展，實際上“已遠遠超過一般縣城的規模而發展成為城市”⑧的推斷。

據現存文字記載，首次出現南潯鎮名是在宋咸淳六年（1270年）十二月所立的《嘉應廟敕牒碑》中，碑上記有：“承節郎監安吉州南潯鎮事陳榮狀……”等字樣。該碑又記：“寶祐甲寅，狄浦鹽寇嘯聚村落，多被其害，且垂涎南潯，以為市井繁阜，商賈輻輳之所，意在剽掠。……今創鎮二十載前后，鎮官歲時祈禱屢驗。”⑨從咸淳六年上推20年，則建鎮約于淳祐十年（1250年）左右。清人范鍇認為：“今創鎮凡二十載。按是年為度宗咸淳六年，逆推而上數之，景定五、開慶一、寶祐六、淳祐十二，則南潯之為鎮應在淳祐之末。故李心傳報國寺記止稱南林，且云行商之萃，而官為嘗稽征焉。蓋未為鎮，則不設官。雖云端平與淳熙，相距不過十年，然地理之沿革，制度之增減，于斯可見矣。”⑩據上所述，南潯設官建鎮，大致可以確定在南宋淳祐末年（1252年）。碑文所說之安吉州，即湖州（寶慶二年改湖州為安吉州）；承節郎，是武階官，宋徽宗政和（1111－1117）年間，定武臣官階五十三階，第五十一階為承節郎；由承節郎來充任南潯鎮監鎮官，監鎮官在北宋時期主要負責維持日常社會秩序，“掌警邏盜竊及煙火之禁，兼征稅榷酤，則掌其出納會計”，而“其余婚田詞訴并不得受理，輒增置牢獄者，重置典憲”①，到了南宋時期，監鎮官權限擴大，宋廷在《吏部條法》中明確規定，“監鎮帶煙火公事去處，得以受理民訟。”②

在經歷了漫長的演進過程之后，南潯終于從散落的人口聚居點成長為了具有相當規模的村落，又從村落成長為了繁華的市鎮。那么是什么因素推動了這一過程呢？

有學者認為南潯鎮的形成是村落直接因農村經濟的發展而促成的③。的確，經濟的發展，尤其是相當規模的市場的出現是推動南潯鎮形成的根本因素，誠如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言：“只有居住在當地的居民在經濟上日常生活需要的基本部分，能在當地市場上得到滿足……我們才想說是經濟意義上的城市（引者按：也包括市鎮）。任何在這里所說意義上的城市都是一個‘市場的地方’，也就是說，有一個地方市場作為定居點的經濟中心……”。④ 但是，僅僅從經濟發展與市場出現的角度來理解南潯鎮的形成顯然是不全面的，從上文所述南潯鎮形成的具體過程來看，經濟發展、市場的出現和擴大是與其它形成因素相互交織綜合作用的。

首先是地理與交通的因素。南潯鎮的形成依托的正是優越的“母體”，即太湖南岸以東苕溪支流潯溪為主干的水網體系。一方面，潯溪為其沿岸農田的灌溉提供必要的水源，保證了南潯一帶的“耕桑之富”和人口的繁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潯溪帶來了南潯水路交通運輸的便利和暢通，在荻塘開掘以后，這一點更趨明顯。亞當·斯密（Adam Smith）就曾指出：“水運開拓了比陸運所開拓的廣大得多的市場，所以從來各種產業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地都開始于沿海沿河一帶。”⑤可見，優越的“母體”，在南潯鎮形成之前就已經為它日后工商業的繁榮提供了關鍵的“基因”，而當地曾以“潯溪”用作地名和橋名，也足以明證潯溪地位之顯要。

其次是宗教因素。劉易斯·芒福德認為，宗教圣地或者說廟宇具有一些“精神的”或超自然的威力，吸引著各方人口前來朝覲，進而使人口開始聚集，而“市場的那些功能——取得貨物，貯存貨物，分配貨物——原來是廟宇來承擔的。”⑥趙岡更進一步地指出：“郊區的寺廟不但可供市場交易，往往還容納商旅住宿，有邸店之功用。”⑦潯地早在唐代就建有了廟宇——衹園寺，吸引著各方香客，到南宋時，土地堂的出現更是為當地社群生活提供了一個中心市場，每年初夏其廟會開始后，遠近人口匯聚于此長達四個月之久，從而帶來了當地的興旺與繁榮，推動了南潯鎮的形成。

還有政治因素，南潯鎮的形成與中原的兩次變亂有關，西晉時期“五胡亂華”，大量人口南遷，其中一部分就開始定居于潯地，墾荒拓殖，以后漸成村落；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宋室偏安一隅，為了維持統治，需要開征賦稅，由于南潯一帶經濟發達，居民富庶，于是政府在潯地設官立鎮課稅，南潯鎮的正式建制才由此而來。

綜上所述，以歷史長時段觀之，南潯鎮的形成是一個自然與社會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過程，而其關鍵期當為10世紀末至13世紀中期，因為南潯鎮的“胚胎”——潯溪村與南林村漸成規模以及兩個村落向市鎮的最終轉變皆發生于此時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