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

　　管仲，名夷吾，字仲，一作敬仲，又被尊稱為“仲父”，春秋時期齊國人。生年不詳，卒于齊桓公四十一年（前645）。管仲是春秋初期齊國杰出的政治家，他輔佐齊桓公改革內政，振興經濟，富國強兵，使齊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以其非凡的治國之才成為一代名相，千秋楷模，被歷代政治家所崇尚和仰慕；同時他也是先秦“管仲學派”的開創者和奠基人，其政治改革思想對后世產生了重要影響。

不恥小節　終成大器

　　管仲是齊國潁上（今安徽潁上）人，據說他是姬姓的后代，與周王室同宗。管仲的父親很早就去世了，只有一位老母，家境貧寒。據《史記?管晏列傳》記載，管仲年少時與鮑叔牙相友善，兩人常在一起交游。鮑叔牙知道他是一個賢良之人，對他很關照。他們曾經一起合伙做買賣，每有盈利，管仲總是自己多分一些，鮑叔牙體諒他家中貧困，始終對他很友好，從不因此說長道短；有時管仲替鮑叔牙謀劃事情，結果反而使鮑叔牙更陷于窘境，鮑叔牙也認為這是機遇不好，從不埋怨他。管仲年輕時做過幾次小官，但每次做不多久就被撤職；也曾幾次參軍作戰，因為家有老母，總是臨陣脫逃。鮑叔牙也從不因此而看不起他，反而認定他是個有才能的人。所以，管仲曾經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管仲像

　　管仲早年情況，沒有更詳細的文獻記載。從他與鮑叔牙的交往來看，他年輕時經歷過不少挫折。但是他注重實際，善于分辨輕重利弊，具有“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管晏列傳》，下引只注篇名）的胸襟與抱負，所以也漸漸走上了齊國的政治舞臺。

　　齊僖公在位時，管仲受命輔佐僖公的兒子公子糾，鮑叔牙受命輔佐僖公的兒子公子小白。僖公還有一個兒子是公子諸兒。僖公死后，公子諸兒即位，就是齊襄公。齊襄公荒淫殘忍，早年曾與其異母妹妹文姜通奸。文姜嫁給魯桓公后，襄公繼續與之通奸，并謀害了魯桓公，成為丑聞。后來，又因事招致其族弟公孫無知和大夫連稱、管至父的怨恨。《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說，齊襄公“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于婦人，數欺大臣”，可以說是多行不義。他的弟弟們害怕災禍殃及自身，紛紛出奔別國。公子糾之母為魯女，在管仲、召忽的輔佐下跑到魯國；公子小白之母為衛女，在鮑叔牙的輔佐下跑到莒國。

　　齊襄公十二年（前686）冬，襄公出游姑棼（又名薄姑，在山東博興東南），田獵于沛丘（在姑棼東南）。公孫無知、連稱、管至父等人互相勾結，伺機殺死了齊襄公，公孫無知自立為齊國國君。第二年，公孫無知到渠丘大夫雍林的領地游玩。因為他過去曾與雍林結怨，所以雍林趁機發動襲擊，以弒襄公自立的罪名誅殺了公孫無知，并通告齊國大夫重新議立新君。一場新的爭奪君位的斗爭又開始了。由于公子小白從小就與齊國正卿高關系密切，所以當公孫無知被殺、齊國重新議立新君時，高已經暗中派人到莒國通知公子小白回國爭奪君位。魯國聽到消息后，也發兵護送公子糾回國爭位，并派管仲另率一支人馬在由莒至齊的半路上去攔截公子小白。管仲攔住小白后，對準小白一箭射去，射中了小白的衣帶鉤。小白佯裝被射死，倒在地上，騙過了管仲。管仲以為大功告成，連忙飛報魯國。魯國護送公子糾的軍隊便放慢了行程，六天之后才到齊國。而此時小白早已快馬回到齊國，捷足先登，被高、國懿仲等齊國重臣擁立為新君，是為齊桓公。

　　齊桓公即位之后，馬上發兵抗擊護送公子糾回國的魯軍。當年秋天，齊軍與魯軍戰于乾時（時水支流，經山東桓臺西北），大敗魯軍，并派兵包抄、截斷了魯軍的退路，魯軍陷入絕境。于是，齊桓公派人送書信給魯國，施加威脅說，公子糾是自己的親兄弟，不忍心殺他，請魯國自行把他殺掉；而管仲和召忽卻是自己的仇人，一定要把他們送回齊國來剁成肉醬才稱心。魯國害怕了，就在笙瀆這個地方把公子糾殺了，同時準備把召忽和管仲押送回齊國。召忽自殺身亡，管仲則甘心被作為囚犯送回齊國。

　　最初，齊桓公發兵擊魯時，的確是想殺掉管仲以報一箭之仇。這時，一直輔佐齊桓公的鮑叔牙勸齊桓公說：“君將治齊，即高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齊太公世家》）意思是說：您如果只是想治理好齊國，有高和我鮑叔牙輔佐就夠了。但要想王霸天下，那么就非得有管仲來輔佐不可了；管仲在哪個國家，哪個國家就會強大起來，這樣的人才不能失去呀。另據《國語?齊語》和《管子》中的《大匡》、《小匡》記述，鮑叔牙還對齊桓公說自己有五處不如管仲：一是寬惠愛民，二是治國不失權柄，三是以忠信交好諸侯，四是制定禮儀、約束四方，五是披甲擊鼓、立于軍門、使百姓勇氣倍增。但齊桓公仍然念念不忘管仲對他的一箭之仇，鮑叔牙說，這正證明他忠于主人，如果他能為您所用，照樣也會忠于您的。經過鮑叔牙的一番勸導，齊桓公終于接受了建議，決定不計前嫌，重用管仲，并派鮑叔牙為使到魯國去索要管仲，表面上裝著急于殺管仲報仇，實際上卻是想起用他。管仲知道了真相，所以甘心忍受被囚送回國的恥辱。

　　管仲被鮑叔牙從魯國接到齊國堂阜這個地方后，馬上被解除囚禁。齊桓公則親自到郊外迎接，并以厚禮拜管仲為相。

　　據劉向的《說苑?尊賢》記載，管仲被任命為齊相時，曾經公開向齊桓公要名、要利、要地位。他說：“我地位卑賤，不能號令貴卿。”齊桓公就任他為上卿。管仲說：“我家貧困，不能號令豪富。”齊桓公就賜給他齊市的稅收。管仲又說：“我與國君關系疏遠，不能管理主公的近臣。”齊桓公就稱管仲為仲父，以表示對他的尊敬。此外，《韓非子?難一》中也有類似的記載。這些記載未必完全可信，但卻也說明了管仲對齊國當時的社會和政治現實有著清醒的認識，對未來治國服眾將會面臨的種種困難有著充分的估計。

　　管仲出任齊相后，輔佐齊桓公，對齊國的經濟、政治和軍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所以《史記?管晏列傳》說：“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材，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就是對管仲改革的概括說明。在改革中，管仲十分重視民心民意，認為政令要像流水之源，而下達政令則要像流水一樣順應民心。所以他主張治國應該言論平實而易于實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可見，管仲基本上繼承了姜太公立國時所開創的崇實尚變的治齊傳統，并以此為指導方針，來推行其改革方略。

　　管仲有一句名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因此他的改革首先從經濟層面開始，主要是實行“四民分業”，大力發展農、工、商三業，富民強國。據《國語?齊語》，管仲讓士、工、商三民居于國都，農民則居于郊野，四民分業定居，各歸所屬，各興其業，父子相襲，世代相傳，安居樂業。在此基礎上，推行土地制度改革，對農業實行“相地而衰征”（《國語?齊語》），即根據土地的肥瘠，分級征稅，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土地的利用率；根據齊國沿海的地理優勢，提倡發展漁鹽生產，并用官府力量發展鹽鐵業，設置鹽官、鐵官；重視發展商業和手工業，設“輕重”之制，降低關市稅費，集散貨物，根據市場需求調節物價，促進商品流通。

　　管仲的另一個重大改革就是“作內政而寄軍令”（《國語?齊語》），即調整國家的行政組織，并把行政組織和軍事組織結合起來，兵民結合，使傳統的軍政合一制度更臻嚴密。他首先“參（三）其國而伍（五）其鄙”，把國都分成二十一個鄉，其中工商分為六鄉，士分為十五鄉，由國君與世卿高氏、國氏各領五鄉（“參其國”）。鄉內分級管理，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每級各設官長。郊野農民則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鄉，三鄉為縣，十縣為屬。在此基礎之上，管仲把軍事編制隱于行政編制之中，每軌出五人為一伍，每里出五十人為一小戎，每連出二百人為一卒，每鄉出二千人為一旅，每五鄉出萬人為一軍，由各級行政長官擔任同級軍事長官。這種寓兵于民、兵民結合的措施，使得卒伍之間“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守則同固，戰則同強”，以一種較為隱蔽的方式迅速增強了齊國的軍備實力。

　　管仲十分重視舉賢授能。《管子?大匡》載，管仲任相三個月后，就向齊桓公推薦了隰朋、寧戚、王子城父、賓胥無和東郭牙五位各有專長的賢者，請桓公任命他們分別擔任大行、大司田、大司馬、大司理和大諫“五官”之職。另據《國語?齊語》，管仲為了能有效地選拔賢能，還實行了選拔人才的“三選”之制，即鄉長進賢、官長選賢、國君考察用賢的三級舉賢制度，并規定各地有好學、慈孝、聰慧或者武力出眾者，當地官吏都有責任推薦，否則就要追究其“蔽賢”之罪。

　　管仲在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為齊國打下堅實的基礎后，開始輔佐齊桓公爭霸天下。《國語?齊語》記載，齊桓公問管仲說：“吾欲從事于諸侯，其可乎?”管仲說：“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欲從事于天下諸侯，則親鄰國。”管仲反對單純以武力征服諸侯，主張先以外交手段親近鄰國，交好諸侯，爭取各國的擁護與信賴，然后擇亂而征，保證師出有名，順利稱霸。所以，他勸齊桓公首先以實際行動親近臨國，返還其侵地，不受其資財，多給他們重禮，經常與諸侯往來，讓鄰國安心并親近齊國。對于諸侯，管仲主張采取“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的政策，使諸侯“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齊桓公五年，齊國與魯國會盟于柯，魯國的曹沫持匕首劫持齊桓公，要求齊桓公歸還被侵占之地汶陽，桓公被迫答應。事后，齊桓公想毀約，打算不歸還魯地并殺死曹沫。管仲及時加以諫止，開導桓公說，背信毀約只不過是圖一時快意，卻因此而失信于諸侯，失去天下的擁護，得不償失。桓公聽從管仲之言，履約歸還了魯地。各國諸侯得知此事，都認為齊國守信，而想歸附齊國。所以，正如《公羊傳》所說：“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兩年后，齊桓公在鄄（今山東鄄城西北）會盟天下諸侯。從此，齊國開始走上了稱霸之路。

　　在爭霸戰略上，管仲充分利用了姜太公建國時齊國獲得的“五侯九伯，實得征之”的征伐大權，以“尊王攘夷”為旗幟，來號召天下諸侯。“尊王”即尊崇周王室。當時周王室雖然已經衰微，但周王室作為“天下宗主”觀念仍然很牢固。所以，管仲建議齊桓公“以方行于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國語?齊語》），以“尊王”為旗幟來體現自身的正義性。“攘夷”就是抵御夷狄入侵中原地區。當時，夷狄不斷進犯中原，打出“攘夷”的大旗，符合各國諸侯的根本利益。故此，管仲“尊王攘夷”的旗號使齊國在輿論上獲得了號召力，在行動上掌握了主動權，為齊桓公名正言順地取得和鞏固天下霸主的地位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管仲擔任齊相，善于比較利弊得失，因勢利導，使壞事向好的方向發展，所以《管晏列傳》說他“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齊桓公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乘舟游戲，因蔡姬蕩舟戲水驚嚇了桓公，桓公一怒之下，將蔡姬逐回蔡國。蔡公對此很生氣，馬上將蔡姬改嫁他人。桓公聽說后，大怒，執意興師伐蔡。管仲極力勸阻桓公說：“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為稽也。”（《韓非子?外儲說》）桓公不聽，于次年春率魯、萊等國諸侯伐蔡，蔡國很快就潰敗了。于是，管仲趁機把矛頭轉向實力日強、已經嚴重威脅桓公稱霸的楚國，以責問楚國不尊周王室、不向周進貢包茅為借口，揮師伐楚，最后與楚國訂立召陵之盟，為桓公最終稱霸掃平了障礙。齊桓公二十三年，桓公出兵伐戎救燕，管仲趁此機會，勸燕莊公恢復召公時期的政治措施，尊重周室，由此使齊國贏得了諸侯的推重。這些都是管仲“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的事例。

　　在管仲的輔佐下，齊桓公先后九次會盟天下諸侯，并在洮之會上確定了周襄王的繼承權，匡扶了周室，建立了“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功業，終于成為天下霸主。這一切，正如《管晏列傳》所言，都是“管仲之謀也”。

　　齊桓公四十一年（前645），管仲去世。據《齊太公世家》載，管仲臨終前，齊桓公前往探視，問他誰可以接替相位，并提出了易牙、開方、豎刁三個人選，征求管仲的意見。管仲認為，易牙為了親近桓公而殺死自己的兒子，開方為了親近桓公而背叛親人十五年不回去探望，豎刁為了親近桓公而閹割自己當宦官，這三人都沒有人情，不能任用，并建議桓公盡快驅逐他們。管仲死后，齊桓公不聽管仲忠言，將這三人用為近臣，使這三人得以專權，終于導致了他晚年的一場宮廷慘禍。

禮法并舉　富民強國

　　管仲作為經世治國的一代賢相，其政治改革思想是十分豐富的。《管子》是集中體現管仲政治改革思想的重要典籍。《管子》一書因管仲而得名，早在先秦時代就已經廣泛流行，漢代學者多認為是管仲所著。但是因為《管子》內容相當龐雜，所以后人一般不信此說，認為《管子》“非作于一人，也非作于一時”（郭沫若《青銅時代：宋?尹文遺著考》），而是在總結管子原創思想的基礎上，由后學不斷發揮而形成的集大成著作，是先秦“管仲學派”的重要代表著作，也是齊文化的代表作品。總之，《管子》一書雖然不能確定為管子所著，但其中的大部分內容仍然代表了管仲的思想，保存了管子的事跡。現存《管子》一書為漢代劉向所編定，分“經言”、“外言”、“內言”、“短語”、“區言”、“雜篇”、“管子解”和“輕重”八個部分，共存目八十六篇，實存七十六篇。

《管子》書影

　　管仲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強調順應民心，二是主張禮法并用。

　　管仲認識到人民是國家的基礎和政治的根本。《管子?霸形》篇記載了管仲與齊桓公的一段對話。管仲說：“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齊桓公問：“敢問何謂其本?”管仲說，“齊國百姓，公之本也。”因此，管仲認為，要治理好國家，必須重視百姓的自然欲求，因勢利導，順應民心民意。《管子?牧民》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老百姓厭惡憂勞、貧賤、危難、滅絕，是自然的欲求，那么就應該順應這種欲求，給老百姓以快樂、富貴、安定、繁育，只有這樣，才能使百姓歸附。因此，這種給予也就是獲得，“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正是本著這種指導思想，管仲在治齊時，采取了一系列順應民心民意的具體措施，獲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治國的策略上，管仲非常重視“禮”與“法”的結合運用。《管子》中多處對禮與法的關系進行了論述。《樞言》篇說：“人之心悍，故為之法，法出于禮。”《任法》篇則說：“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于法。”這兩句話的具體觀點雖然是矛盾的，但是強調禮與法的密切聯系卻是管仲思想的體現。“禮”的基本精神是維護上下尊卑的宗法等級制度，強化道德規范的政治意義。管仲強調禮治的具體學說是“四維說”。《管子?牧民》說：“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管仲將禮、義、廉、恥比喻為維系國家和社會的四條繩索，認為“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把禮治提高到了關系政治和社會安定以至于國家存亡的高度。在強調禮治的同時，管仲又非常重視法令的作用。《管子?任法》說：“法者，天下之至道，圣君之實用也。”又說：“法者，存亡治亂之所以出。”《重令》篇則說，“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無赦，唯令是視。”《任法》篇還說：“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從這句話可見，雖然“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但是君主制定法令，臣子執行法令，百姓遵守法令，不同的身份在法治中扮演的角色有著微妙的差別，其中恰好貫徹著禮治維護宗法等級的精神，正是禮法并用思想的一種體現。

　　管仲的經濟思想也是非常豐富的，而其核心則是主張富民。在先秦諸子中，管仲是非常重視經濟問題的，并且對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形成了樸素的認識。《管子?牧民》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強調道德進步必須以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為基礎。正是基于這樣的義利觀，所以管仲把富民作為治國的首要任務。《管子?治國》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認為只有讓百姓富足，他們才能知禮守法，國家才易于治理，反之，國家則難于治理。

　　從“治國之道，必先富民”的思想出發，管仲主張大力發展生產，積極調整分配和消費，形成了一整套的經濟理論。首先，堅持以農為本，同時不廢工商。《管子?牧民》說：“務五谷，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并把糧食和農副產品的生產比作國家的“不涸之倉”和“不竭之府”。同時，管仲還認為國家的貧富可以從其農業生產的情況體現出來，所以《管子?八觀》篇說：“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為了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管仲還主張“相地而衰征”，即根據土地的肥瘠分級征稅。在強調以農為本的同時，管仲也重視發展手工業和商業，把“通貨積財”作為國家富強的重要途徑。《管子?小匡》說：“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把士農工商四民視為國家不可偏廢的基石，所以稱之為“石民”。《管子?五輔》論述君主應當推行六種德政時提到要“發伏利，輸滯積，修道途，便關市”，也就是要求要為工商活動提供便利。其次，在稅收方面，管仲主張薄稅斂，“取于民有度”。《管子?權修》說：“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間，則上下相疾也。……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于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在重視發展生產的同時，管仲還提出了節制消費的主張。《管子?八觀》指出，“審度量，節衣服，禁侈泰，為國之急也。”把厲行節約、禁止奢侈作為治國之急務，體現了管仲節制消費以積累國民財富的認識。

位于山東臨淄的管仲墓

　　管子作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軍事和外交方面也有非凡的作為，并形成了一些精到的見解。例如，在軍事上，管仲重視軍事實力在天下紛爭局面中的重要作用，因而主張發展軍備，但同時他也強調堅持戰爭的正義性，提倡“舉之必義”、“勝敵有理”（《管子?侈靡》）。此外，在《管子?七法》中，管仲還提出了國家綜合實力決定戰爭勝負的思想，等等。在外交方面，管子提出了“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國語?齊語》）的外交策略，在外交中對諸侯既采取親近交好、廣施恩惠的辦法，也不失時機地以武力進行壓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經世治國　一代賢相

　　管仲的政治改革思想啟迪和開創了先秦的管仲學派，對后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在中國古代社會，管仲一直是追求經世治國、建功立業的歷代政治家們所仰慕的典范。管仲出身寒微，但他卻具有“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的胸襟與抱負，終于成功地抓住了機遇，脫穎而出，被拜為齊相。在列國紛爭、弱肉強食的時代大潮中，他以宏大的氣魄在齊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使齊國國力迅速增強；同時，他以超人的謀略，運用恩威并施的外交手段，打著“尊王攘夷”的旗號“挾天子以令諸侯”，積極參與列國事務，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成為春秋霸主。因此，從春秋戰國時代開始，管仲就已經成為治國賢相的典范和代表。孔子在評價管仲“尊王攘夷”的歷史功績時說：“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孟子則說：“故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學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霸。”（《孟子?公孫丑下》）此后，歷代政治家就一直把管仲與商湯時的賢相伊尹并提，或與其后的燕趙名臣樂毅并稱，成為古代名臣的典范。如三國時代的著名賢相諸葛亮，就自比為管仲、樂毅。

　　管仲治齊的政治改革思想也對后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管仲的政治改革思想是在姜太公“建國本”以來所形成的齊文化傳統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很大程度上直接繼承了姜太公的政治經濟思想，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系統化的發展和創新。管仲以此為方針，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進行了極具開拓性的政治實踐，使其發揮出更為強大的歷史效應，建立了不朽的功業。因此，管仲經世治國的理論和實踐經驗在戰國時代為后學所廣泛推崇，被眾多學者總結、繼承、豐富和發展，逐漸形成了一個與當時的商韓法家學派和孔孟儒家學派鼎足而三的重要學派———管仲學派，同時也產生了《管子》這部先秦時代集齊文化之大成的代表著作。可以說，正是由于管仲的理論和實踐，才使得齊文化在春秋時代大放異彩，成就輝煌。所以，有學者稱，“管仲在齊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與孔子在魯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十分相似”。總之，管仲對先秦時代及其后的思想繁榮和社會政治實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