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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克 （江怡 譯） 導 言 分析哲學始終是20世紀占主導地位的哲學運動。從一開始，它就與理性精神和科學結為聯盟，并致力于推翻思辨的形而上學和消除哲學上的神秘性。在方法論上，它是與運用新的邏輯作為哲學洞見之來源相關聯的，并且后來（在哲學中的語言轉向之后）主要地和細致地關注語言及其用法相關聯。分析哲學以各種形式盛行于20世紀最初10年到70年代。然而，在本世紀最后25年中，它已經失去了它的顯著特征，而它得以保留分析哲學這一名稱，更多地是由于其歷史關系，以及它與先前傳統共同關注的焦點和它與大陸哲學某些形式的反差對比。人們會驚奇地發現，盡管“分析”、“邏輯分析”和“概念分析”這些術語從這場運動一開始就被廣泛地用于刻畫它所提倡的哲學方法，但“分析哲學”這一名稱卻是在相對較晚些時候才逐漸流行起來的。它最早出現于30年代， 但這似乎并沒有流傳開來。據馮·賴特（Von Wright）推測（1993：41，注35） ，這一名稱得以流傳開來，部分地是由于阿瑟·帕普（Arthur Pap）戰后的著作，即1949年出版的《分析哲學原理》，1955年出版的《分析的認識理論》和1958年出版的《語義學和必然真理：對分析哲學基礎的探究》。的確，引人注目的是，戰后的兩部極有影響的早期分析哲學論著選輯，即美國的費格爾和塞拉斯編輯的《哲學分析讀物》（1949）和英國的弗盧編輯的《邏輯與語言》（1951），無論是在題目上還是在導言中都沒有使用“分析哲學”這一名稱，而被看作弗盧所編選輯后繼者的是出版于1962年的巴特勒（Butler） 的《分析哲學》。人們對如何刻畫分析哲學幾乎沒有什么一致的看法，而用于確認邏輯原子主義與戰爭期間劍橋分析的基本原則和理論的著作與論文卻汗牛充棟。各種闡釋和捍衛邏輯實證主義原則和理論的出版物（包括一篇宣言）的確猛如洪水，其中也不乏來自戰后牛津用于解釋和捍衛斯特勞森稱之為“邏輯- 語言的”或“關聯的”（connective）分析之方法的論著。 但我們卻很難發現對“分析哲學是什么？”這一問題的簡潔有力的回答。人們對誰應當被看作分析哲學家有著廣泛的共識，但卻沒有一種統一的意見。來自劍橋分析學派的摩爾和羅素、年輕的維特根斯坦、布勞德、萊姆塞、布雷思韋特（Braithwaite ）、早期威斯頓和斯蒂賓（Stebbing）肯定都在這個名單之列，而諸如石里克、哈恩、卡爾納普、紐拉特、費格爾、魏斯曼等維也納小組的核心成員和諸如柏林科學哲學學會的賴興巴赫或亨普爾等分支也能列入其中。在狹義的“分析哲學”中人們可以劃定這種界限，其原因就在于對分析、還原和邏輯建構的普遍承認。但我認為這在兩點上是很愚蠢的。首先，在后面兩組和戰后哲學之間盡管有差別，但更重要的是有連續性。 其次，戰后牛津的大部分哲學家，諸如賴爾、艾耶爾、尼爾（Kneale）、奧斯汀、格賴斯、斯特勞森、哈特（Hart）、漢普夏爾（Hampshire ）、皮爾斯、奎因頓（Quinton ）、烏姆森和渥諾克（Warnock）都自認他們是分析哲學家，并把他們的工作描述為概念的分析或語言的分析，最終是分析哲學，其他還有許多哲學家也在致力于他們所認為的相似的傳統。維特根斯坦的許多學生，諸如馮·賴特、馬爾康姆和布萊克，可以正確地被看作是分析哲學家，雖然他們相互之間以及與許多牛津人物之間在不少重要方面有所不同，如果把他們包括在內的話，那么，唯一對牛津分析哲學產生影響的后期維特根斯坦也就包括在內了。 然而，對怎樣最清晰地刻畫分析哲學，人們仍然沒有一致的看法。而且令人奇怪的是，與關于這場洪水般哲學運動各分支的大量出版物相反，一直很少有人把分析哲學當作一種整體現象加以論述。 分析哲學的顯著標志 對分析哲學的分析描述將力圖闡明一系列顯著標志。很容易得到確定的是這樣一些出發點：無論怎樣去刻畫它，分析的概念都必定出現在這種描述之中，同樣必定會出現的是邏輯的和語言的分析。但可能引起爭論的是，依據某種單一的解釋并把它們結合起來，這樣一些描述無法確定是否是以包括了20世紀哲學中一切形式的分析哲學。或許，沒有任何一套特征可以刻畫分析哲學的標志，因為它可能根本就無法用merkmale（標記）加以定義的。所以，最好把它看成一個家族相似的概念。這樣，一種分析描述也可能并不是審視分析運動的最有效的方法。 （1 ）分析：如名所示，分析哲學關心的是把復合物分解為它們的組成部分。但由于對被作為這種分析主題的復合物的看法各不相同，也就產生了分析哲學的不同形式。因為根據某些看法，被看作屬于哲學分析的是實在或被認為構成實在的事實，因此，分析就被看作是揭示世界的終極成分和由此構成的事實的最一般形式（羅素）；此外，它也被視為展現不依賴心靈之概念的結構和構成客觀實在的命題（摩爾）。根據另一些看法，分析的內容是人類的思想和語言，而分析的結果被看作是揭示思想的以及語言的形式必然反映實在的結構（《邏輯哲學論》）。但根據其他的看法，可以看作屬于分析的只能是語言，或者是科學語言的邏輯句法（卡爾納普），或者是極為不同的“分析”意義上的日常語言（牛津分析哲學）。而且，形成不同種類的分析，取決于分析是否被看作終結于簡單的不可分析的組成部分。因此，原子主義的本體論分析刻畫了懷有還原與建構抱負（這是它與許多邏輯實證主義者共有的抱負）的邏輯原子主義特征，它可能與1945年之后的更為整體主義的“關聯的”語言分析形成反差，后者避免了還原和邏輯建構。把分析哲學概念與賦予其名稱的分析觀念割裂開來可能是荒謬的，可單純的分析概念卻也刻畫著笛卡爾的形而上學，因為它承認把實在的對象分解為簡單的屬性；它同樣刻畫著古典的英國經驗論，因為它承認把復合觀念分解為派生于經驗的簡單觀念。倘若原子主義的或還原的分析概念是捕捉分析哲學家的網，那么它肯定會捉住摩爾和羅素，但它同樣會收集到那些人們顯然并不希望劃入分析哲學家的近代哲學英雄時代的哲學家。而且它還會把后期維特根斯坦及其追隨者以及在牛津的和其他地方的戰后哲學家排除在外。同樣，人們也可以把分析的概念擴展到包括用于刻畫戰后分析哲學的關聯分析。這樣做可能是合情合理的，但唯一的代價卻是剝奪了20世紀早期哲學具有顯著內涵的分析觀念。這樣，孤立的分析觀念是極為靈活的，它能夠成為許多不同的甚至相互沖突的各種解釋的試金石。 （2 ）邏輯上的反心理主義：分析哲學有時被描繪為與反心理主義有關。分析哲學取得的成就之一就是把邏輯從心理學和認識論中分離出來。因而，肯尼追隨達米特認為：弗雷格分清了邏輯與心理學，并賦予它先前一直由認識論占據的哲學前沿的位置。正是這一事實使得弗雷格（而不是其他人）被看作現代分析哲學的奠基之父。（肯尼1995：210頁） 的確，弗雷格對邏輯受到心理學的侵蝕展開了一場成功的戰役。但他絕不是德國第一個這樣做的人，克魯格（Krug）、博爾查諾（Bolzano ）和洛采（Lotze ）先前一直是這樣做的。在英國，斯賓塞和杰文斯（Jevons）追循著相似的反心理主義路線，絕對唯心論者也是這樣，而早期的摩爾和羅素正是由此產生了他們的反心理主義。的確，絕對唯心論者在清理邏輯方面是相當成功的，所以摩爾和羅素感到不必強調這一點；而且這些唯心論者理所當然地認為，邏輯不是心理學的分支，邏輯規則也不是對人類思維規律的描述。反心理主義的另一方面是由英國經驗論者研究觀念起源而推進的對發生學分析的拋棄。這一運動肇始于康德，它使哲學擺脫了關于內在觀念的無用爭論，這種觀念刻畫了17世紀和18世紀早期經驗論與唯理論的特征。的確，邏輯上的反心理主義一直是20世紀分析哲學的眾多特征之一。不過，人們應當非常謹慎。值得注意的是，后期維特根斯坦評論道，“認為邏輯規則是‘思維習慣’的表達，這種意見并非看上去那么荒謬”（MS120 ，第14卷：第12頁）。埃德曼（Erdmann ）錯誤地以為，即使我們無法理解，也可能會有人根據肯定后件的規則去進行推理，或者會有人拋棄同一律。但若是這樣，弗雷格承認這一點也就同樣錯了（即“我們不可能拋棄這種規律，這根本沒有暗示我們在假定有人真的拋棄了它”），而且他假定，如果有這樣的人，那么我們知道他們錯了而我們對了，這也同樣錯了（弗雷格1964：第15頁）。心理主義者和諸如弗雷格的反心理主義者都沒能意識到，思想的規律部分地確定什么稱作思維、推理和推論。人們不能用“不”、“如果……，那么……”、“相同”意指我們所做的一切，也不能拋棄非矛盾律或同一律，或接受肯定后件作為推論規則。人們不能拋棄關于肯定前件（modus ponens）的推論規則而依然堅持推理和思維。的確，這顯然遠不是人們常說的對推論規則的根本拋棄，心理主義沒能適當地處理邏輯真理、推論規則（“思想規律”）和思維、推理與推論之間的內在關系，也沒能處理好邏輯連接詞的意義。但弗雷格和羅素的反心理主義同樣沒能克服這種缺陷，而且，維特根斯坦認為，心理主義并非看上去那樣遠離真理：邏輯規律的確是“思維習慣”的表達，但也是關于思維習慣的表達。這就是說，它們被說出來是為了表明：人類是如何思維的，以及人類稱作“思維”的是什么……邏輯命題是“思想規律”，“因為它們表明了人類思維的本質”——更準確地說：因為它們表明或顯示了思維的本質和技術，它們顯示了什么是思維，同樣顯示了思維的種類。（維特根斯坦1978：第89條以下） 埃德曼認為邏輯規律是對我們如何思維的表達，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的，正如象棋規則可以說成是對我們如何下象棋的表達。但他沒能看到，它們也部分地構成了我們稱做的“思維”，正如象棋規則構成了下象棋的實際活動（即符合這些規則的下法就是我們稱做的“下象棋”）。弗雷格把邏輯規律看作是對抽象的對象之間關系的描述，這種柏拉圖主義的觀念同樣沒能抓住這一點。因而，過于輕率地用早期反心理主義刻畫分析哲學可能是很倉促的。這曲解了或者說是篩去了后期維特根斯坦，盡管他很少同情這些倡導者。的確，他從沒有把邏輯規律看作僅僅是對人們如何思維和推理的描述。他認為，弗雷格的反心理主義和埃德曼的心理主義兩者都包含著一點真理，也有許多錯誤和混亂。但他似乎把類似弗雷格的反心理主義形式（以其對埃德曼觀念的柏拉圖主義變種）看作是更危險的或更有欺騙性的，這大概是由于它的缺陷不太明顯的緣故。如果是這樣，邏輯上的反心理主義作為分析哲學的特征就過于脆弱了，也太消極了。而當我們轉向本世紀提倡的對邏輯的積極看法時，我們就會發現猛增的相互沖突的觀點。的確，弗雷格和（《心的分析》之前的）羅素都避免了邏輯上的心理主義，他們把邏輯命題看作是概括（generalizations ）（他們都認為“P v ～P ”形式的命題不是邏輯命題；而認為“（P ）（P v ～P ）”才是邏輯命題）。弗雷格擁護一種極端的柏拉圖主義，他把邏輯規律看作是對抽象實體之間永恒關系的描述。羅素則把它們視為關于宇宙的最普遍真理，認為僅在它們獨立于特殊經驗事實的知識而得知的意義上是先天的，但又預設了“邏輯經驗”或“對邏輯對象的熟知”. 《邏輯哲學論》認為，邏輯命題是無意義的，即有意義命題的限定情形，它們代表（顯示）著世界的邏輯腳手架（1922：6.124 ）。年輕的維特根斯坦認為，邏輯是超驗的（1922：6.13）。維也納小組成員認為邏輯命題是空洞的重言式，但與維特根斯坦不同，他們把邏輯命題看作是為使用邏輯算子而任意約定的結果。簡言之，對邏輯命題沒有任何肯定的描述能夠為所有分析哲學家所普遍贊同；這并不奇怪，因為分析哲學在本世紀上半葉的大部分努力都是要解釋邏輯及其規律的必然真理性質，而隨之出現的長達數十年的爭論則是嘗試著對這個問題的眾多不同解決。 （3 ）邏輯分析：由（2 ）推出的一個結論是，分析哲學是由于用邏輯取代認識論作為哲學的基礎而得到刻畫的。因此，分析哲學得以著稱是由于它擯棄了笛卡爾式的把認識論置于其他一切哲學分支之上的哲學模式。這種描述是無法令人滿意的。按照笛卡爾的模式，哲學的基礎因而也是一切知識的基礎，并不是認識論而是形而上學。笛卡爾的方法賦予認識論思考以優先性，因為笛卡爾的客觀之物是在排除雙重懷疑的可靠基礎上對一切知識的重建。但這種動因同樣是羅素哲學生涯所有階段的哲學思想背后的動力，他也類似地求助于笛卡爾的懷疑方法。而且，我們不能說，維也納小組成員認為邏輯在某種合理的狹義上是哲學的基礎并獨立于一切知識（因為他們特別否定了哲學會產生知識）。這也不是戰后牛津哲學家們的信條，他們對邏輯的興趣很有限，而且像后期維特根斯坦一樣否認哲學是一門認知學科，否認哲學有等級結構。 不過，與17世紀的古典哲學不同，20世紀分析哲學從一開始就的確在避免心理分析和以邏輯分析取而代之時有所克制。弗雷格發明了新的邏輯，而羅素和懷特海兩人則在本世紀頭十年中為分析哲學設定了一項議程，提供了一種方法。這項議程就是澄清邏輯命題和邏輯規律的性質與狀態，闡明弗雷格的概念文字或羅素《數學原理》中的邏輯語言與自然語言之間的關系，顯現自然語言與邏輯演算兩者對思想和實在的關系。這一任務在隨后的數十年中得到了推進，并提供了各種不同的解決問題的方法，而這些問題支配著分析運動的許多（但不是全部）哲學家。但他們的回答卻是五花八門，甚至相互沖突的。這種方法（以羅素的摹狀詞理論為例）就在于求助于命題演算和謂詞演算的手段去盡力分析手頭的問題。但我們已經看到，這種問題在不同時代的不同哲學家看來是完全不同的，從事實和形式、思想、科學語言變為自然語言。而且，如此看來的邏輯分析在大多數牛津分析哲學家或后期維特根斯坦的工作中的確并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后期維特根斯坦認為，“‘數理邏輯’完全扭曲了數學家和哲學家的思維，它把對我們日常語言形式的膚淺解釋作為對事實結構的分析”（1978：第300 節）。另一方面，它在奎因的工作中繼續起著支配的作用。奎因認為現代邏輯的符號系統將會清晰地揭示我們本體論承諾的規范記法。但我在后面將會表明，奎因是分析哲學的最初顛覆者。 （4 ）通過對語言的哲學描述而對思想的哲學描述：德國哲學家通常用分析哲學指“語言分析哲學”（sprachanalytische philosophie ），這的確不是什么巧合。顯然，分析哲學一直是與強烈地意識到哲學對語言及其用法的密切關注聯系在一起的。這都是些陳詞濫調了，并沒有使分析哲學區別于蘇格拉底的語詞之道（Way of Words）或亞里士多德對“說出何物”的方法論關注。但試圖前進一步卻是很危險的。達米特就做了這樣一個嘗試，他認為有三個信條“對整個分析學派都是共同的”（達米特1978：第458 頁）：其一，哲學的目的是對思想結構的分析；其二，對思想的研究必須嚴格區別于對思維的研究；其三，分析思想的惟一專門方法就在于分析語言。宣稱哲學的目標是對思想結構的分析這種說法是很不清楚的。它可能是想說，哲學的目的是研究思想的內在結構和思想之間的邏輯關系。假定“思想”是指當我們思考P 時我們所思之物，那么，說我們的所思之物（用在轉喻的意義上）具有結構是很含混的，這不同于當我們害怕、期待或假設P 有一種結構時我們所害怕、期待或假設之物。可以說，具有一種結構的東西是對思想（害怕、期待、懷疑或假定）的表達。即使我們不去考慮這些疑慮，依然存在著進一步的擔心。價值論（axiology）的根本問題是，“什么是善的本性”，“善的不同種類或多樣性是什么以及它們是怎樣關聯的？”或者，“用什么識別倫理的善以及怎樣把它與行為的道德理由相關聯”. 數學哲學的根本問題是，“什么是數？”“我們關于數學真理的必然性的性質是什么？”或“數學真理與證明的關系是什么？”這些問題可以在價值論或數學哲學之內不斷提出，同樣也可以為其他哲學分支作出例證，但絕不能不分輕重地（僅僅由分析哲學家們）歸在“思想的哲學”名下，或被說成是分析哲學以對思想的分析做出的惟一解答。分析思想結構的惟一專門方法是分析語言，這一論點并沒有得到摩爾或早期羅素的一致贊同。 而且，后期維特根斯坦肯定也會在所有意義上否定思想具有一個結構的觀念。的確，用于表達思想的句子具有一個結構。但后期維特根斯坦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要把句子的形式或結構（包括謂詞演算的形式和結構）當作誤導而拋棄。詞的形式被誤導，這并非因為表層結構遮蔽著由（進一步改進了的）謂詞演算提供的所謂“深層結構”，正如他在《邏輯哲學論》中論證的那樣；而是因為表層形式并沒有揭示用法，因為具有完全不同用法的句子可以具有完全相同的形式或結構。 所謂詞演算形式和自然語言形式一樣會使人誤入歧途。 （5 ）語言的轉向：肯尼和達米特也對分析哲學給出了一種不同的描述。肯尼認為，如果分析哲學的誕生之日就是‘語言的轉向’發生之時，那么這個誕生之日就必定是1884年《算術的基礎》的出版，當時弗雷格確認，研究數的性質就是要分析出現了所有數的句子。（肯尼1995：第211 頁） 這種看法似乎也沒有什么幫助。如果語境原則標志著哲學中的語言的轉向，那么，這一轉向是由邊沁在1816年開始的。他在《論文集》（Chrestomathy ）中寫道：少了整個命題，即整個命題的介入，交流就不可能發生。因而，在語言中尋求的整數就是一個完整命題，即邏輯學家所指的邏輯命題，對于這個整數而言，每部分言談（即使極為重要）都不過是一個片斷；在這方面，許多名稱用語的言談中，“部分”一詞是引導性的，可以把它看作是轉達著對尋求整數的提示，它只是這個整數的一部分。（邊沁1983：第400 頁） 這就清楚地表達了通常認為是由弗雷格的格言首先表達的內容“詞只有在句子的語境中才有意義”，而且更為明白地表達了維特根斯坦后來的闡釋，即句子是語言游戲中的最小一步（參見維特根斯坦1958：第49節）。在這種意義上，邊沁對小說的分析，特別是對法律小說的分析，就是分析哲學的例證。因為邊沁確定，研究義務、責任和權利的方式也就是分析或（更明白地說）發現出現了“義務”、“責任”或“權利”這些詞的意義相同的句子。最終，他發明了“短語至上”“意譯”和“原型化”（archetypation ）的方法。但把《論文集》的出版定為分析哲學的誕生卻是很奇怪的。毫無疑問，語境原則在分析哲學史上極為重要，正如羅素的不完全符號理論極為重要一樣（邊沁的小說理論同樣預見到這種理論）。然而，就其本身而言，它只是指明了各種方法中的一種分析方法。而且，沒有恰當的理由把語境原則和所謂的哲學上“語言的轉向”聯系在一起。我在后面將表明，語言的轉向早于分析哲學的興起，它應當與《邏輯哲學論》及在其影響之下的后來分析哲學的發展聯系在一起。 （6 ）語言哲學的首要性：一旦完全相信大多20世紀分析哲學的一個明顯特征是其對語言和語言意義的偏好，而且（我希望）一旦確信分析哲學無法用（4 ）或（5）有效地加以限定，那么，人們就會去尋找另一種出路。就像斯魯格所提出的，人們可能會認為，分析哲學最顯著的信條是“語言哲學是其它一切哲學的基礎”（斯魯格1980：第2 頁）。 但這更是無法接受了。一方面，毛特納恐怕很難被看作分析哲學家，但他認為所有的哲學都是對語言的批判。另一方面，摩爾和羅素都明確地否認他們的分析形式關心的是語言分析，更不用說所謂的“語言哲學”了。我們已經注意到，后期維特根斯坦認為哲學是“單調乏味的”，而且否認哲學的任何部分對其他部分具有首要性。簡要地回顧一下戰后牛津哲學家就會發現，他們對語言哲學的首要性沒有任何承諾。如果把賴爾看作心理學的分析哲學家，把哈特看作法律的分析哲學家，把奧斯丁的言語行為研究看作語言的分析哲學，把他的知覺研究或他人心靈研究看作分析的認識論，那么，我們就很難認為，一般的分析哲學堅持語言哲學是這一學科其他部分的基礎。 （7 ）拋棄形而上學：人們可能認為，分析哲學的顯著特征是擯棄形而上學。它反對先天綜合真理的可理解性，否認純粹理智能夠單獨獲得關于實在的知識。的確，擯棄思辨的形而上學在分析哲學的某些時期起到了作用，這肯定適用于兩次大戰期間的劍橋分析家、維也納小組以及大多數（當然不是所有的）牛津分析哲學家。但這并沒有把分析哲學與其他形式區分開來。首先，正如維特根斯坦就維也納小組的宣言而告誡石里克那樣，“消除形而上學”并沒有什么新東西：休謨就曾有力地揮動著這面旗幟；康德（就超驗形而上學而言）和孔德也曾揮動過它。其次，早期的分析哲學，即早期摩爾和羅素的多元論柏拉圖主義、中期羅素和《邏輯哲學論》的邏輯原子論以及戰爭期間的劍橋分析，都的確承認有關實在的終極性質和世界的邏輯結構的形而上學論題。他們反對的是絕對唯心論的思辨形而上學，唯一替代它的是各種形式的關于事實及其組成要素的所謂分析的形而上學。《邏輯哲學論》否認可能存在形而上學命題，堅持認為任何竭力陳述形而上學真理的企圖最終都必然是無意義的。這并不是因為維特根斯坦認為不存在形而上學真理；相反，《邏輯哲學論》的大多數命題都是在有意識地試圖陳述只能顯示的內容。正如康德劃定知識的界限是為信仰留下地盤，年輕的維特根斯坦也為語言劃定了界限，而為無法表達的形而上學留下地盤。對形而上學的擯棄（的確是激烈地擯棄）是維也納小組的最顯著特征。戰前年輕的牛津和戰后成熟的牛津并不比維也納小組對形而上學抱有更多的同情， 但卻沒有它那種討伐的熱忱。正像賴爾指出的，“我們大多數人都顯然毫不憐惜地毀滅著形而上學。我們從未遇到過有誰承認形而上學；我們的藏書《表象與實在》落滿了塵土；而我們大多數人從未讀過《存在與時間》”（賴爾1970：第10頁）。后期維特根斯坦反對一切形式的形而上學渴望，雖然這不是由于沒有先天綜合命題或者說所有的必然真理都是分析的。 如果上述開列的屬于分析運動的哲學家名單是合理的，那么顯然，以上的七種特征沒有一項可以涵蓋所有這些哲學家而又不至于被歪曲。而把這些特征結合為一套對個別是必然而對整體又是充分的條件，也不會達到這種目的。或許可以認為，分析哲學概念應當被看作一個家族相似的概念。 把分析學派哲學家們聯合在一起的東西因此可能是一系列重疊相似的方法和主張，而其中沒有一種方法和主張對作為個人的分析哲學家來說是必然的。這或許是可以得到辯護的。但首先，人們會用自己的方式把從亞里士多德到休謨和邊沁的全部哲學家都補充到20世紀分析運動的參加者中。這可能是一種可以接受的代價。帕普就的確這樣認為，他指出：分析哲學的歷史（如果應當寫的話）并非必須開始于20世紀。它可以一直回溯到蘇格拉底，因為蘇格拉底的“辯證法”恰恰就是澄清意義的方法，它被首先用于道德術語。而且，亞里士多德的大多數著作也是由邏輯分析構成的……。特別是所謂的英國的經驗論者，如洛克、休謨、貝克萊和他們的后繼者，他們所做的哲學首先是一種分析方法。的確，他們所寫的大量著作屬于心理學，但如果排除這些，對意義問題的認真關注仍然充滿了對分析哲學的持久貢獻……。（帕普1949：第vii-viii頁） 其次，家族相似的概念可以象征性地不斷引申出擰成繩索的新纖維，以對應新的發現或約定，引申出變化中的概念模式和概念關系，引申出已被感知的新現象與原有現象之間的相同和相似，引申出觀察事物的新方式和人類的需求。“分析哲學”是一個全新的術語，它是哲學家的藝術用語。試圖追隨維特根斯坦關于家族相似概念的建議并不重要，即“不要想而要看！”（1958：第66節），亦即考察相關的表達式事實上是如何被使用的。因為這個術語（指“分析哲學”- 譯注）并沒有要求普遍共識地得到充分確立的用法。這樣，我們可以自由地隨意塑造這個概念；的確，也可以認為不是自由地，但卻是需要這樣做。爭論未決的問題是：我們需要分析哲學這一概念究竟出于什么目的？如果它主要是用于刻畫20世紀的哲學運動和方法，那么把它構造成一種家族相似的概念就會被認為是剝奪了它作為歷史范疇的主要用法，因為這樣的話，它就會在其網上收集到比我們這個世紀的分析運動更多的東西。而且，如果我們隨意地把它塑造成家族相似的概念形式，這就會使我們義不容辭地去確定，為什么是這樣一些特征而不是其他特征解釋了這個家族的理由。這可不是輕松的任務，不是那種人們有希望獲得某種可靠共識的任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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