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的死因
作者：不詳（來源：網易歷史綜合）
1877年12月3日，王國維出生。
王國維（1877年—1927年6月2日），字靜安，又字伯隅，晚號觀堂（甲骨四堂之一），浙江嘉興海寧人，國學大師。與梁啟超、陳寅恪和趙元任被稱之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中國新學術的開拓者，連接中西美學的大家，在文學、美學、史學、哲學、古文字、考古學等領域成就卓著。甲骨四堂之一。陳寅恪認為王國維的學術成就“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著述甚豐，有《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紅樓夢評論》、《宋元戲曲考》、《人間詞話》、《觀堂集林》、《古史新證》、《曲錄》、《殷周制度論》、《流沙墜簡》等62種。
生平
* 1893年中秀才。
* 1899年進上海《時務報》，業余去羅振玉東文學社學習外文及理化，開始接觸西方文化。
* 1901年秋，受資助赴日入東京物理學校。次年夏，因病回國。
* 1903年起，任教于通州和江蘇師范學堂，講授哲學、心理學等。寫出《紅樓夢評論》等多篇哲學、美學論文。后自編為《靜庵文集》，于1905年出版。
* 1907年，北上，任學部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修。期間，著《人間詞話》，《宋元戲曲史》。
* 1911年，東度扶桑。
* 1916年，回國到上海講學，并編輯學術刊物，兼任哈同所辦倉圣明智大學教授。又為藏書家蔣汝藻編《密韻樓書目》，并參加纂修《浙江通志》。
* 1917年，著《殷周制度論》。
* 1923年，應遜帝溥儀之召，北上就任“南書房行走”。
* 1925年，應聘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教授，講授經史小學，并研究漢魏石經、古代西北地理及蒙古史料。
* 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頤和園昆明湖，死因說法不一。
自殺
1927年，北伐軍揮師北上，聽聞北伐軍槍斃湖南葉德輝和湖北王葆心（王被殺是謠傳），6月2日同朋友借了五塊錢，自溺北京昆明湖。衣袋中尋出一封遺書，封面上書寫著:“送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遺書內容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王國維為何自溺，至今仍爭論不論，一般學者論點有所謂的:“殉清說”、“逼債說”、“性格悲劇說”、“文化衰落說”。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的序言中寫道:“或問觀堂先生所以死之故。應之曰:近人有東西文化之說，其區域分劃之當否，固不必論，即所謂異同優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義焉。其義曰: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像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其所殉之道，與所成之仁，均為抽像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一人一事。”根據溥儀在其我的前半生一書第四章“天津的"行在" (1924 - 1930)”中說法，王國維早年受羅振玉接濟并結成兒女親家，然而羅振玉常以此不斷向王氏苛索，甚至以將王氏女兒退婚作要脅，令王國維走投無路而自殺。
評價
* 晚年胡適曾回憶王:“他的人很丑，小辮子，樣子真難看，但光讀他的詩和詞，以為他是個風流才子呢！”
* 關于《殷周制度論》（1917年）一書，旅美作家李劼認為:“從《殷周制度論》所揭示的殷周之異稍稍跨前一步，人們就可以發現，中國曾經是一個民主的聯邦國家。雖然那樣的民主聯邦與美國式的聯邦合眾國頗有異趣，但在本質上卻是完全相同的。也即是說，民主和聯邦，并不是西方文化的特產，并不是美國特有的國情，而同樣也是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最為始源的傳統。”
王國維之死真的就像一個謎。從他自沉之日算起，到現在已經足足七十余年，這個謎也仍然沒有被人猜破。在諸多的論述中，總覺得諸位先生是站在“理解”的角度上來“理解”王國維之死。而在我看來，弄清王國維自沉前前后后的一些基本的事實，才有可能更貼近王國維的自沉之謎。
趙萬里《王國維年譜》中有一段記載，值得我們的注意:
去秋以來，世變益亟，先生時時以津園為念。新正赴津覲見，見園中夷然如常，亦無以安危為念者，先生睹狀至憤，返京后，憂傷過甚，致患咯血之癥。四月中，豫魯間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數驚，先生以禍難且至，或有甚于甲子之變者，乃益危懼。
值得注意者有1．世變益亟；2．“以津園為念”，也就是時時系念于遜帝溥儀之安危；3．王國維憂傷過甚；4．豫魯間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數驚——從這一記載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國維的自殺，首先是外因，然后再加上內因，當內因與外因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極度矛盾中的王國維，就只有一死了之了。先說外因。
1926年7月1日，廣東革命政府發出“北伐宣言”，9日，國民革命軍正式出師北伐。迨國民革命軍占有湖北之后，中國共產黨在湖南發起了農民運動。在農民運動中，一些人被清算和殺死。在北伐途中，有二位學者被殺:葉德輝和王葆心。
葉德輝(1864-1927)，字煥彬，又字奐份，號直山、直心，又署＿園。湖南長沙人，祖籍江蘇吳縣。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官吏部主事，不久辭歸。這農民運動中，葉德輝被殺，實屬事出有因。1927年北伐軍到長沙時，他正打算遠走日本，名為講學，實為避禍。后來葉得知革命軍中，其中不少是自己的門生故舊，所以就放棄了原來的出國計劃。但當工農運動蓬勃開展并進入高潮時，這個曾經自詡“同民眾沒有惡感”的人，卻對工農群眾進行大肆攻擊。在他起草致段祺瑞、張作霖、吳佩孚、蔣介石等人所謂農民協會十大罪狀的電文被扣壓后，他又寫了一副肆意謾罵農民的對聯:
農運宏開，稻梁菽麥黍稷，雜種上市；
會場擴大，馬牛羊雞犬豕，六畜成群。
橫披是“斌尖卡傀”。另外他還說農運干部一個個“不文不武、無大無小、無上無下、不人不鬼”等。葉德輝在劫難逃，4月10日夜，他被農民自衛軍抓獲，14 日（一說11日）的上午，湖南工商學各界團體在長沙教育會坪舉行了數萬人參加的反蔣示威和第二次鏟除反革命分子公審大會，葉德輝被特別法庭公審判處并執行死刑。其招禍的原因，當不止是因葉氏作了一副攻訐農民協會的對聯而已。他從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湖南農民運動，他都是一直站在對立面的一個地方權勢的反對派人物。據程千帆的記載，葉德輝的被殺，是由中共湖南省委決定的。①
盡管葉的為人不好，然而他的被殺，在知識界引起了不小的波瀾。當王國維得悉葉德輝被殺的消息后，在學生面前露出了極大的不安。容庚在《甲骨學概況》中這樣說過:王國維在自沉之前，曾專門拜訪過容庚一次。王國維談到了共產黨殺葉德輝的事，并深表憂郁。這時王國維是垂著長辮的。他說:“共軍來，不畏槍殺，而畏剪辮也。”容庚沒有別的話來勸慰他，只說，即使共產黨來了，也不至于這樣的吧。②
羅繼祖在《觀堂書札再跋》一文中，曾提及在他父親羅福成處看到王國維自沉前寫給羅振玉的一封信，寫在兩張八行紙上，其中談到葉德輝的死，但具體怎么說，看到的人也記憶不清，此信原歸旅順博物館收藏，十年動亂中佚失③——從這一點看，王國維之自沉與葉德輝的被殺有關則是肯定的了，只是相關到何種程度，還有待進一步的探討而已。
此時，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生衛聚賢正好要回山西省親，臨行前向王國維辭別。王國維曾向衛聚賢詢問:何處可以避難？衛答:山西省可以，閻錫山又善變，國內幾次大變動，他都避免過了！王國維問:我去了生活費如何維持？衛答:我們幾位朋友，辦了一間興賢大學，王先生在那里教書，月薪只能給一百元，居住在山西省風景區晉祠，距學校三十里，洋車兩點鐘可拉得到，那里，學校的校長有洋房可住，每月來校上課一次。王國維說:我的書不夠。衛說:山西省圖書館有書，私人也有藏書，都可以借。④
王國維自沉的前夕，國民革命軍進抵鄭州。黃河南岸已經全部被國民革命軍所占領，華北頓呈旦夕不保之勢。
據柏生《記靜安先生自沉始末》一文，當國民革命軍在1927年的4、5月間攻下徐州，馮玉祥引兵出潼關大敗張作霖的奉軍于河南直逼山東、河北時，北京就已經感到極度的恐慌。在6月1日，柏生曾在王國維身邊侍奉，王國維說:“聞馮玉祥將入京，張作霖率兵總退卻，保山海關以東地，北京日內有大變。”這一天的晚上，柏生與謝國楨一同到王國維的西院十八號住宅，言談中也談到時局的問題，王國維神色頗為黯然，似乎在沉思著應該到什么地方去避難，因為那些平時持與國民革命軍政見不同的人，都已經找地方避難去了。
隨著北伐軍的日漸臨近，作為古都的北京上下，陷入一片混亂之中。
5月11日，梁啟超《與順兒書》談及時局問題時提到了對共產黨的恐懼:“北京局面現在當可茍安，但隱憂四伏，最多也不過保持年把命運罷了。將來破綻的導火線，發自何方，現在尚看不出。大概內邊是金融最危險，外邊是蒙古邊境最危險。南方黨軍已到潮落的時候，其力不能侵北，卻是共產黨的毒菌在社會傳播已深，全國只有一天一天趨到混亂，舉國中無一可以戡定大難之人，真是不了……再過兩禮拜，我便離開學校，仍到北戴河去，你們來信寄天津或北戴河便得。”⑤梁另有一信，即使今天讀來，也能感受到其中掩抑不住的恐慌:“本擬從容到暑假時乃離校，這兩天北方局勢驟變，昨今兩日連接城里電話，催促急行，乃倉皇而遁，可笑之至。好在校閱成績恰已完功，本年學課總算全始全終，良心上十分過得去。今日一面點檢行李，下午急急帶著老白鼻往墳上看一趟，整夜不睡，點著蠟結束校中功課及其他雜事，明日入城，后日早車往津……津租界或尚勉強可住，出去數日看情形如何，再定行止，不得已或避地日本，大約不消如此。我本身無特別危險，只要地方安寧，便可匿跡銷聲，要住若干時日，北京卻險極，恐二叔也要逃難。”⑥比王國維更具社會聲望和活動能力的梁啟超尚且如此“恐懼”，那么，老實得不能再老實的王國維，又怎能不更加恐懼呢！
在這樣的氛圍里，王國維所懷抱的“道德信念”，由于“革命”運動的風起云涌而變成了不合時宜，也顯得那么軟弱無力。
在王國維自沉前的三天，他的好友金梁曾經到清華校舍來看王國維。素來平靜的王國維卻顯得憂憤。金梁后來在文章中回憶說:“既以世變日亟，事不可為，又念津園可慮，切陳左右，請遷移，竟不為代達，憤激幾泣下。余轉慰之，談次忽及頤和園，謂:‘今日干凈土，唯此一灣水耳。’”⑦看來，在摯友面前，王國維已經露出并不諱言自己要自沉的想法了。
但這次自沉的意圖，卻有明顯的“殉清”的意思。
快要放假了。師生離別在即。姚名達負責這次集會。姚名達首先去問知工字廳的日程安排，得知只有五月二十九日晚、六月九日晚以及六月一日的中午有空閑時間。當姚名達征求同學的意見時，有人認為五月二十九日太早，而六月九日又太晚了，于是定為六月一日的中午開師生的告別會。
宴會一共有四桌，師生間不拘形跡，歡笑聲洋溢在整個工字廳中。但姚名達發現，王國維所在的那一桌卻寂然無聲，姚名達心下微有疑惑:“不知先生之有所感而不樂歟？抑是席同學適皆不善辭令歟？”然而這種疑惑卻在整個歡樂的大氣氛中被沖淡了。在宴會將要結束的時候，梁啟超站起身來向大家致辭，歷述國學研究院諸位同學所取得的優異成績后，滿意地說:“吾院茍繼續努力，必成國學重鎮無疑。”⑧大家靜靜地聽著，王國維聽后也頻頻點頭。
當梁啟超發表演講后又說:“黨軍已到鄭州，我要趕到天津去，以后我們幾時見面，就很難說了！”另外據劉大希《一代畸人王靜安》記梁啟超的講話是:“剛才接到電話，張子良兵敗，北京快有變化，我馬上要到天津去。”梁啟超說完，大家都相驚失色。王國維正好和衛聚賢坐在一張桌子上，他又想起了前幾天的話題，于是問衛聚賢:“山西怎樣？”衛答:“山西很好。”⑨
清華國學研究院所舉行的第二屆學生畢業典禮和師生敘別會就這樣結束了。散會后，王國維與諸位同學一一道別——而此時的王國維，已經打定自殺的念頭了。
王國維隨陳寅恪到了南院的陳家，暢談至傍晚才起身向自己的家中走去。他們此次談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恐怕離不開北伐以及何去何從的問題。
散會后的不久，姚名達與同學朱廣福、馮國瑞同游于朗潤園中。在回來的路上，朱廣福忽然說道，王先生的家住在哪里，我還沒有去過呢，一起去看看怎么樣？到了王國維的家中時，書房中閬然無人，他們叫仆人打電話到南院，問王國維是否在陳寅恪家。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快要回到自己的書房中了。當王國維回來后，他們三人坐在他的書房中，提了許多問題，王國維的回答照例是精煉的。時間在不知不覺中過了一個小時，王家已經將晚餐擺好了，他們起身告辭，王國維像往常一樣，將他們送到院子中。
晚上，柏生與謝國楨前去王國維的住宅，向王國維詢問陰陽五行的起源問題，并論到某位日本學者在研究干支時的得失。在談話的間隙，涉及到時局，王國維立刻呈現出黯然的神色，向他們表達了避亂移居的想法。
他們誰也沒有想到，這是王國維最后一次和同學們的談話了。
偏在此時，有人惡作劇地在北京《世界日報》上戲擬了一份北伐軍入城之后要處理的一批人的名單，其中就赫然有王國維的名字！而竟不知是誰，將這份報紙送給王國維看過了！
蔣復璁《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靜安先生》還提到，王國維認為梁啟超的消息是最為靈通的，由梁啟超口中說出革命軍就要到北京了，這個消息是不會錯的。研究院的學生何士驥此時從城中趕來，帶了北京大學沈兼士、馬衡的口信，勸王國維入城，住到他們的家，北京大學的同人們可以保護他，而且特意提出要請王國維將頭上的辮子剪去，研究院的學生們也大多勸王國維進城暫避，但是王國維卻說:“我自有辦法。”⑩
王國維的死意已決。
6月2日的上午十一點多，陸侃如來找衛聚賢一同去王國維的辦公室去看先生，請王國維為他題簽。他們一同去了，辦公室內，還可以看到王國維吸煙時所留下煙霧還沒有散盡，在辦公室中裊裊地飄著。他們認為王國維可能去廁所了，等了好久還不見他的回來，此時已是午飯時間，他們離開辦公室去吃午飯。午飯畢，王國維的家中打電話到辦公室，問王國維怎么還沒有回到家中去吃飯？這時，人們才著急起來，趙萬里立即問門口的人是否見到了王國維，有一個黃包車車夫說:“王先生坐車往西走了。”趙萬里立刻又向西追去，衛聚賢也一同趕去。到了頤和園的門口后，頤和園的門房說:“一位老人跳湖自殺。”
趙萬里和衛聚賢進去，見到王國維的尸體已經放在了湖邊的亭子下。一位掃亭子的人說:“這位老人，在石船上坐了許久，吸紙煙不停，到湖邊，走來走去，我掃地沒有留意，聽見撲通一聲，不見了人。我跑到湖邊，見他跳下水去，我也跳下去，抱他上來，已經死了。”
水深，不過二尺，但王國維撲下去時，是頭先入了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所塞，雖然園丁很快將王國維救了上來，但因為他不懂急救術，王國維還是窒息而亡。此時，他穿在里面的衣服還沒有濕呢。
王國維，終于還是自殺了之了——1927年6月2日(舊歷五月初三)，王國維自沉于頤和園的昆明湖中，學界為之震驚！
① 龔育之在《從葉德輝之死談到黃興的流血革命和胡元倓的磨血革命》一文中，曾經提到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說到對“資產階級反對學術權威”要“一批二保 ”時說過當年殺葉德輝不妥的意見。并在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中查到了這句話的大概日期:1968年10月，是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講到這件事的。毛澤東說:編《翼教叢編》，這個保孔夫子，反對康有為的，此人叫葉德輝。后頭顧孟余問我，有這件事嗎？我說有這件事，但是情況我不大清楚，因為我不在湖南。對于這種大知識分子不宜于殺。那個時候把葉德輝殺掉，我看是不那么妥當。龔文載《中國文化》第14期，1996年12月，第194-195頁。
②見《嶺南學報》第7卷第2期，1947年7月；另見蕭艾《王國維評傳》，第218頁。
③見《追憶王國維》，第469頁。
④ 衛聚賢:《王先生的死因，我知道一些。，載《追憶王國維》，第300-301頁。
⑤《梁啟超年譜長編》，第1134頁。
⑥ 同上，第1137頁。
⑦《王忠愨公殉節記》，載《追憶王國維》，第80頁。
⑧ 引自姚名達《哀余斷憶》，載《追憶王國維》，第215頁。
⑨ 衛聚賢:《王先生的死因，我知道一些》，同上，第301頁。
⑩ 見《追憶王國維》，第153頁。
這一天的下午，國學研究院的同學中已經隱約有王國維失蹤的消息，但沒有人往別處想，只認為他可能去避難了。到了傍晚，浙江同學會歡送畢業同學，他們請了王國維，因為平時他就不大愿意參加校里的交際宴會，即使不來，也不會引起別人的任何懷疑。大宴會將散的時候，有一個人進來將曹云祥請到外面私語。過了一會兒，曹云祥返身進來，向眾人宣布說:“頃聞同鄉王靜安先生自沉頤和園昆明湖，蓋先生與清室關系甚深也。”① 聽到這樣的話，沒有人不大驚失色的。柏生和吳其昌立即奔出宴會廳到四處去打探消息，途中遇到趙萬里，從趙萬里這里，他們證實了王國維的死訊，吳其昌不由失聲慟哭。
此時，校里幾乎所有的人都已經知道了王國維的死訊，校長、教務長及研究院的教授、助教諸人，率同學三十多人，坐了一輛汽車趕往頤和園察視遺體。這時已經是夜里十點左右，因為正是戒嚴時期，看護頤和園的警察不讓他們進入，爭執了許久，園警才允許校長、教職員和校警四人進到里面。王國維的遺體并沒有立即被拉回清華，園警說要等法院的裁決。其他同學不得已，哭著返回了學校。
在回去的車中，研究院辦公室的侯厚培對他們說:“先生今早八時即到校，命院中聽差往其私第取諸君成績稿本，且共談下學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即與以五元鈔票一，即出辦公室。至下午二時許，其家人遣人問先生何以未歸，予即詢之聽差，據云:先生上午命雇洋車一輛，不知何往。車為校中掛號第三十五。于是予即至校門口問車夫輩:三十五車何往？皆云:赴頤和園，迄今未返。予即乘自行車往探。時其三世兄貞明聞該車夫云:上午十點鐘許，先生命拉往頤和園，及門，給洋五毫，命在門外候。直至下午三點鐘后，尚未出，門者問何故留此不去，予答云尚有一老先生在園，是以不敢去也。門者詢以年貌里址，云此人現已投湖死，即引予入視，屬實，并速予返校報告，而于此遇君。貞明聞訊，即乘該車馳往省視，時已打撈上岸，停魚藻軒中。”②
國學研究院的同學們來到王家，連夜幫潘氏夫人布置靈堂，并給在天津的羅振玉發了一封電報：
師今晨在頤和園自沉，乞請代奏。
這里所謂的“代奏”，即為轉告在張園里的溥儀。
第二天的下午一點鐘，國學研究院的全體同學都去了頤和園，入門后由園丁引至魚藻軒，王國維的遺體仍然停在那里，上面蓋了一張蘆席，席角壓了四塊磚。眾人的臉上無不呈現慘淡的神色，默然許久，才讓園丁將席子掀開，再看一看王國維的遺容。當園丁將席子打開的一瞬間，人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立刻哭聲大作。這時的王國維已經死了二十多個小時了，臉呈紫脹，四肢蜷曲，匍匐于地上，其狀至慘不忍睹。
此時，王國維的家屬和校中的辦事人員已經全部來齊，其中包括陳寅恪、吳宓、梅貽琦、梁漱溟、陳達，北京大學和馬衡，燕京大學的容庚等人也來了。只是檢查官遲遲未到。天氣漸漸地悶熱起來，布滿了陰云，也聽到了一陣緊似一陣的雷聲，好在雨并沒有下來。下午四點多，法官才領著檢驗人員來到現場，略作查問后，就開始對尸體進行檢驗，大家圍在一旁。從王國維的衣袋中，找出了一封遺書，外書“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啟”，內容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
我死后當草草棺殮，即行藁葬于清華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移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窮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茍謹慎勤儉，亦不必至餓死也。
這是頭一天晚上，王國維事先寫好放在口袋中的。念完遺囑，校中的人員就將王國維的遺體移放在一個繃布架上，由同學們扶護著，抬至頤和園西北角門外舊內庭太監下處三間小屋中，以前清冠服入殮。當釘子叮叮當當釘死了靈柩的蓋子后，王國維永遠地辭別了在他的詞中曾反反復復出現和詠嘆著的人間。
傍晚約七八點鐘，研究院同仁及學生們執著素燈，又將王國維的靈柩移到校南成府之剛果廟停靈。停放既妥，即設祭。
面對王國維的遺體，陳寅恪的舉動是值得大加玩味的。當其他人都行鞠躬禮時，陳寅恪卻行舊式的跪拜禮，吳宓、研究院的同學們也紛紛效仿。
七月十七日申刻，王國維在清華園東二里七間房之原下葬。這一天，天下著雨，道路泥濘。送葬的有校長以下數十人，研究院的同學絕大部分已經離校，因此只有何士驥、姜寅清（亮夫）、王力、畢相輝、柏生等數人前去送行。
王國維的墓地在麥隴中的稍高處，壙深六七尺，寬只有三四尺，長約丈余，棺材放入穴中后，上面蓋了石板，然后填土成墳——一代學術大師，永遠長眠于地下了。
關于王國維究竟為何而死，他的遺囑是最不能忽略的。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一語。
從悲觀的王國維口中說出前面兩句話，是很正常的事。但他的最后一句，即“義無再辱”之“義”與“再”，卻讓人費盡思量。
先說“義”。
“義“是儒家思想規范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孔子《論語》中說“義”，大抵包含三種涵義:第一，義是修己治人的準則，如《論語?陽貨篇》中說的“君子，義以為上。”第二，“義”是有德者行事的本質或依據，如《論語?衛靈公篇》:“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遜）以出之，信以成之。”義，是所有表現于具體行為的德性之依據；第三，“義”是隨時應變的準則，如《論語?里仁篇》中說的“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就是說，天下之事本沒有可與不可，人在一切情況中對行為做抉擇時，全要以“義”為準則。綜合以上看法，孔子的“義”，雖然并不是合理行為的保證，也不是具體行為的指導，但它是提醒人們在倫理行為中，無論遇到什么困難，都要慎重地考慮應該還是不應該去做。
“義”在孟子那里，發展出三個重要的命題:第一是“義利之辨”；第二是“義內說”，即 “義”是道德意義上的；第三是“生”與“義”的抉擇:孔子雖然提出過“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這樣極端的道德要求，但孟子卻更在道德說服力上加強了這種要求——道德離不開人生的抉擇，抉擇有大小、有難易，舍生取義是人生可能性遭遇中最特殊的處境，也是人生最大的困境。而陷入此困境的人，主觀的動機、條件、客觀的環境、情勢，都可能影響人是否能做正確的決定，這個決定，就取決于對儒家“義”的理解。③
王國維自然不是迂腐之儒，但他對已經泛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的儒家道德觀念顯然是深深認同而且在變亂中認真加以維護的。按照儒家的理想，一位君子所內涵的道德至善要傳播出去，要用道德榜樣去影響他人，同時也為個人爭得威望與尊嚴。雖然這種決定在清末民初這個時代，顯得和整個歷史是那樣的不和諧，但正因為這是一個不和諧音，它才顯得尤其響亮！
次說“義無再辱”之“再辱”。
如果說，王國維是殉清，那么他為什么不在1911年清亡之際殉身呢？蓋此時之王國維，與清廷關系尚屬甚淺的原因也。而此時國內的局勢以及王國維的立身行事，遠沒有十幾年后那么復雜與那么明確。當王國維與遜帝溥儀的關系轉為非常密切的“君臣”時，一切都變了，羅振玉在《海寧王忠愨公傳》中說的“公以韋布驟為近臣，感恩遇”云云，倒是真的。陸懋德《個人對于王靜安先生之感想》中認為，“文士受貴人之恩，往往感激不忘，古之蔡伯喈聞董卓被殺而嘆惜，今之胡適之見溥儀被逐而憤，皆由此故也。”
在此次真的自殺了之前，王國維還有一次是要自殺的，那就是在1924年11月5日馮玉祥逼宮之際。在這次事變當中，羅振玉后來《祭王忠愨公文》中也提到自己曾經想自沉于神武門御溝一事，④而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中有數句是：
神武門前御河水，好報深恩酬國士。
南齋侍從欲自沉，北門學士邀同死。
南齋侍從指羅振玉。南齋，南書房。北門學士指柯紹忞。柯為翰林院侍講學士……羅柯曾約王共投神武門外御河殉國，卒不果，后王先生之自沉昆明湖，實有由也。⑤另有《王觀堂先生挽詩》也提供了這樣的明證：
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
越甲未應公獨恥，湘累寧與俗同塵。
吾儕所學關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贏得大清干凈水，年年嗚咽說靈均。⑥
甲子歲馮兵逼宮。柯羅王約同死而不果。戊辰馮部將韓復榘兵至燕郊，故先生謂“義無再辱 ”，意即指此。遂路舊約自沉于昆明湖，而柯羅皆未死。余詩“越甲未應公獨恥”者蓋指此言。王維老將行“恥令越甲鳴吾君”，此句所本，事見劉向《說苑》。我不知道為什么許多人在寫文章時沒有注意到陳寅恪的這種解釋:“義無再辱”之“再”，正是不想第二次受馮玉祥部第二次之辱！
陳寅恪先作的《挽王靜安先生》，明言王的死是“殉清”，再作《王觀堂先生挽詞》的序中，首提“殉文化”說，兩年后，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又再申以一死見“獨立自由之意志”之旨。“甲子逼宮”，王國維實際上就已經要自殺了。他的家屬在回憶錄中，曾經提到王國維多次自殺未果的情形。而這一次，王國維卻真的死了。
持王國維之死“殉清”的，不只是羅振玉一人而已，陳寅恪、吳宓、曹云祥、金梁、楊鐘羲等，或明或暗皆持此議。他們這些人的見解，自然不容忽視。金梁在《王忠愨公殉節記》中特意指出王國維在魚藻軒前自沉，也有他的深意:“《詩》曰: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憂王居之不安也。逸詩曰: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憂世變之日亟也……賦騷見志，懷沙自傷，其觍然偷生，厥志在餌者，觀之能無愧死耶。”將王國維自沉之謎導向“殉清”頂峰的，是羅振玉。
在接到王國維的死訊后，沒有人會想到，他竟會代替王國維作了一道“臨終遺折”，并為王國維請謚賜祭。因為按照清代的則例，二品大臣，身后進爵一品，讀誄賜謚。王國維不過是這個小朝廷中食五品俸的南書房行走，即使在他身后進爵到了四品，爵也不過上大夫，是沒有資格稱“公”的。在民國八九年以后，愛新覺羅皇族，為了死后能得到一個謚，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從遙遠的地方寄來奏折。因為伸手要謚法的人太多了，有損于“朝廷”的尊嚴，因此做了一項規定，三品京堂以下的，不予賜謚。
溥儀后來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回憶道，在接到王國維的死訊，以及羅振玉所代擬的“臨終奏折”后，“我看了這篇充滿孤臣孽子情調的臨終忠諫的文字，大受感動，和師傅們商議了一下，發了一道‘上諭’說，王國維‘孤忠耿耿，深堪惻憫……加恩謚予忠愨，派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綴，賞給陀羅經被并洋二千元……”。⑦
《吳宓日記》1927年6月6日記，這一天的下午四點鐘，羅振玉到了清華西院十八號王國維宅中，并邀吳宓和陳寅恪往見:“……羅先生出見，須發俱白，似極精明而長于辦事者。談王靜安先生身后事，約半時許，即歸。寅恪邀至其宅中晚飯。羅振玉先生坐車來回拜，略談即去。”⑧
1927年6月17日(舊歷五月十七日)，旅京同鄉舊友，假座于北京下斜街全浙會館，為王國維舉行了悼念大會。壇中置王國維遺照，并陳遺囑，王氏的親屬列于左右，四壁掛滿了挽聯。羅振玉專從天津趕來，趙萬里等人前后奔忙。吊客中有遜清皇帝溥儀派來的使者，也前清的遺老，有新舊學者教授、官吏，有日本和歐洲的友人，可謂極一時之盛。
有一份吊客名單，盡管并不完全，但從中也可窺見王國維在學界的影響和交往：
顧振權、金梁、霍晉壽、羅振玉、蘇寶德、沈王楨、王濱、姚漢章、趙元任、姜寅清（亮夫）、容庚、張蔭麟、周之潮、袁勵準、袁行寬、馮恕、劉景福、福開森、姚云亭、董學全、費行簡、郝更生、李濟之、楊宗翰、莊肇一、孔昭炎、黃節、松浦嘉三郎、陳杭、陳達、賀嗣章、董濟川、朱益藩、趙椿年、胡先春、郭曾、橋川時雄、陳桂蓀、譚祖任、莊嚴、吳其昌、謝國楨、羅述韋、陸哀、衡永、載潤、西田耕一、有野學、溥儒、耆齡、范兆昌、闞鐸、曹經元、張維勤、沈兼士、高步瀛、、朱大年、文準、周壽麟、胡維德、王式通、金兆蕃、黃立猷、楊懿、林世燾、吳道晉、關同寅、梅貽琦、陳寅恪、朱文炳、吳忠本、曹云祥、楊忠羲、彬熙、張勁先、張智揚、方賢起、錢浚、袁金鎧、寶熙、世杰、謝介石、姚貴、陳漢第、戴家祥、蔣尊韋、蔣錫韓、曾克端、劉子植、馬衡、杜宴、倫鸞、范迪襄、王祖綱、張鶴、廖世綸、陳任中、周作民、中島比多吉、小平總治、徐鴻寶、馮國瑞、吳山立、周漢章、林開譽、張文祁、趙萬里。這個月的19日，羅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公會堂，為王國維舉行了另一次追悼會，參與者也非常之多。溥儀寫道，羅振玉一面廣邀中日名流、學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園里為“忠愨公”設靈公祭，宣傳王國維的“完節”和“恩遇之隆，為振古所未有”。羅振玉挽王國維的聯語是這樣的：
至誠格天，遨數百載所無曠典；
孤忠蓋代，系三千年垂絕綱常。
在這次追悼會上，羅振玉聲淚俱下，令在場的遺老遺少也不覺為之動容。也許，除了表面的紀念形式之外，這也是羅振玉發自內心的慟哭？
同月的25日，日本友人狩野直喜、內藤虎次郎、鈴木虎雄等人，在京都的袋中庵，招僧佐氏讀經，為王國維開了一次追悼會。
但溥儀顯然后來感覺是受了羅振玉的騙，說羅振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稱他相信自己將和死者‘九泉相見，諒亦匪遙’。其實那個表現著‘孤忠耿耿’的遺折，卻是假的，它的編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見’的羅振玉。”這一點，已經被人們所證實。
有一個人對王國維之死的闡釋，一直被人們忽略了，這就是浦江清發表在《論王靜安先生之自沉》一文的思想。
他是從三個大的方面來統觀王國維的自殺的。第一:感情與理智之關系與矛盾。第二:雖為時代之落伍者，但仍有所信仰：
然則先生曷為而自沉耶？曰觀于其自沉之地點及遺書中世變事而可窺也。且今之不敬老也甚矣，翩翩然濁世之少年，相與指畫而言曰:某人者頑固，某人者迂腐，某人者遺老。其亦不思而已矣，一代有一代之思想，一代有一代之道德觀念，一代有一代之偉大人格。我生也有涯，而世之變也無涯，與其逐潮流而不返，孰若自忠其信仰，以完成其人格之堅貞。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吾人亦終有一日而為潮流之落伍者。夫為新時代之落伍者不必懼，所懼者在自己時代中一無表見耳。且先生所殉者，為抽象的信仰而非特別之政治。善哉義寧陳寅恪君之言曰:先生所信者為三綱六紀之柏拉圖式的概念，故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也。
第三：為哲學上之解脫：
抑余謂先生之自沉，其根本之意旨，為哲學上之解脫。三綱六紀之說亦不過其解脫所寄者耳。先生抱悲天憫人之思，其早年精研哲學，受叔本華之影響尤深。即其詩詞之所歌詠，亦徘徊于人生諸問題之間。雖晚年絕口天人之語，然吾知其必已建設一哲學之系統。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先生曰，人之生，如鐘表之擺，實往復于若痛與倦厭之間。其作《紅樓夢評論》時，已大徹大悟于欲與生活與若痛三者為一之理。惟其大徹大悟，故能泰然與世無競，超出于生活之欲之外，而逞其勢力于純粹之學問。上稽上古三代之制度文物，下考遼金蒙古隱晦之史料，以有大發明大貢獻。雖學問之有絕對價值與否，先生不自知，然而于現實世界上，欲求精神之寄托與慰藉，則固舍此未由也。而知識彌廣，則痛苦亦彌深，懷抱絕學，如孤行于沙漠之上，世無有能知先生也。即新式學校之聘先生為教授，亦不過如先生所自云，商彝周鼎，藉觀瞻而已。故一旦時機相逼，則最后之解脫，先生亦樂為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何言之悲耶！Pling曰，自殺者，自然賦與人之最高之權利。先生曰，人日日居憂患，有憂患，而無希求解脫勇氣，則天國與地獄，彼兩失之。先生嘗詢人:人言自沉者能于一剎那頃，重溫其一生之閱歷，信否？嗚呼！吾知其徘徊頤和園之長廊時，其腦中所重溫者，必非家庭問題、政治問題，而為少年時所深思之哲學上諸問題。故當其奮身一躍于魚藻軒前，脫然無所戀念，此一剎那頃，先生或有勝利的微笑歟？⑨
王國維的死，的確不能以俗眼觀之，其最終的自殺，當自殺于精神之寄托與慰藉的無可指望。王國維的女兒王東明曾說:“父親一生是個悲觀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詩有著孤寂之愴美——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⑩
三
王國維與前輩學者之間最大的差別，學術方法與范圍上有差異固屬必然，更重要的還在于，前輩學者在俯仰四周之際，還沒有注意或感覺到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侵略以及共產主義的革命等風行于世界之上，并正在引起全世界范圍內的歷史上的劇變。而王國維卻敏銳地觀察或感覺到了這些，他也曾在這些激流中找尋著自己的方位——觀念的維持或許可以通過信心與學術來嘗試，但社會秩序的喪失與禮俗道德的淪喪，卻是無法用學問來修補的。
在王國維的時代，學術事業的主旋律已經發生了變化，而且越來越快，這種悲劇沒有發生在王國維生前，卻讓死于1969年的陳寅恪飽嘗。
① 柏生:《記王靜安先生自沉事始末》，載《追憶王國維》，第207頁。
② 引自《王國維年譜長編》，第524頁。另外，王貞明在給他的二兄高明的信中，也記述了王國維自殺的過程:“……父親大人于前日八時至公事室，如平時無異，至九時許，忽與旁人借洋三元，但此人身無現洋，故即借一五元之紙幣。后即自雇一洋車，直到頤和園，購票入內，至佛香閣排云殿下之昆明湖旁，即投水。時約離四丈處有一清道夫，見有人投水，即刻亦跳入水，即救上岸。但雖未喝水，然已無氣。入水中至多一分鐘，亦未喝水，因年歲關系，故無救。……及至三時，尚未見回，弟即去找，后聞一洋車夫言，乘車至頤和。弟于五時許即乘洋車亦至該園，于途中即遇早去之洋車（弟乘之洋車夫認識此車夫），上乘一巡警，弟一見此，知非佳兆。然固不出所料。巡警問弟姓名后，即領弟至內認明，復至警察局立案。此消息至校，已七時許。”引自《王國維年譜長編》，第525-526頁。
③ 關于“義”的古義，參見劉翔《中國傳統價值詮釋學》，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111-114頁；另參考韋政通主編《中國哲學辭典大全》，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633-635頁。
④ 羅振玉回憶說:“憶予自甲子以來，蓋犯三死而未死:當乘輿倉卒出宮，予奉命充善后委員，忍恥就議席，議散，中懷憤激，欲自沉神武門御溝，已而念君在不可死，歸寓撫膺大慟，靈明驟失。公驚駭，亟延醫士沈士楨診視，言心氣暴傷，或且絕，姑與強心及安神劑，若得睡，尚可治。乃服藥得睡，因屏藥不復御，而卒不死；后數日，危益甚，乃中夜起草遺囑，封授叔炳兵部（際彪），告以中為要件，俟異日得予書以授家人，尋乘輿出幸日本使館，又得不死；兩年以來，世變益亟，中懷紆結益甚，乃清理未了各事，擬將中懷所欲言者盡言而死。”見天津羅氏貽安堂1927年刻《王忠愨公哀挽錄》中所收之《祭王忠愨公文》。
⑤ 《陳寅恪詩集。，第15頁。
⑥ 《陳寅恪詩集》，第9頁；另見《吳宓與陳寅恪》，第48頁。
⑦ 上諭全文如下:“諭:南書房行走五品銜王國維，學問博通，躬行廉謹，由諸生經騰特加拔擢，供職南齋。因值播遷，留京講學，尚不時來津召對，依戀出于至誠。遽覽遺章，竟自沉淵而逝，孤忠耿耿，深惻朕懷。著加恩予謚忠愨，派貝子溥＝即日前往奠＝，賞給陀羅經被，并賞銀貳千圓治喪，由留京辦事處發給，以示朕憫惜貞臣之至意。欽此。”見天津羅氏貽安堂1927年刻《王忠愨公哀挽錄》。
⑧《吳宓日記》(1925-1927)，第350頁。
⑨ 見《浦江清文史雜文集》，第3-4頁，清華大學出版社993年版。關于文中出現的“先生嘗詢人:人言自沉者能于一剎那頃，重溫其一生之閱歷，信否？”一語，曾見于1916年12月20日致羅振玉一信中:“……黃件中，其周之恒畫大士像，有曹倦圃書《心經》并一長跋。跋中紀其受流拷掠后钷絕中狀態，謂一生所讀之書、所歷之境、所作之事，皆現于一剎那中，此與西洋心理學家言人溺水垂死時情狀略同，此跋甚有味也。”見《王國維全集?書信》，第163頁。
⑩ 見《追憶王國維》，第458頁。
補充:按照末代皇帝溥儀的說法,王國維是被羅振玉追債逼死的
《我的前半生》(群眾出版社，2007)：
羅振玉并不經常到宮里來，他的姻親王國維能替他“當值”，經常告訴他當他不在的時候，宮里發生的許多事情。王國維對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這位老實人總覺得欠羅振玉的情，而羅振玉也自恃這一點，對王國維頗能指揮如意。我后來才知道，羅振玉的學者名氣，多少也和他們這種特殊瓜葛有關。王國維求學時代十分清苦，受過羅振玉的幫助，王國維后來在日本的幾年研究生活，是靠著和羅振玉在一起過的。王國維為了報答他這份恩情，最初的幾部著作，就以羅振玉的名字付梓問世。羅振玉后來在日本出版、轟動一時的《殷墟書契》，其實也是竊據了王國維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羅、王二家后來做了親家，按說王國維的債務更可以不提了，其實不然，羅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過的代價，而且王國維因他的推薦得以接近“天顏”，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國維處處都要聽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國維就任清華大學國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頭(1)，羅振玉竟向他追起債來，后來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國維，逼得這位又窮又要面子的王國維，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進昆明湖自盡了。
王國維死后，社會上曾有一種關于國學大師殉清的傳說，這其實是羅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覺中，成了這篇文章的合作者。過程是這樣:羅振玉給張園送來了一份密封的所謂王國維的“遺折”，我看了這篇充滿了孤臣孽子情調的臨終忠諫的文字，大受感動，和師傅們商議了一下，發了一道“上諭”說，王國維“孤忠耿耿，深堪惻憫，……加恩謚予忠愨，派貝子溥亻斤即日前往莫綴，賞給陀羅經被并洋二千元……”。羅振玉于是一面廣邀中日名流、學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園里為“忠愨公”設靈公祭，宣傳王國維的“完節”和“恩遇之隆，為振古所未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稱他相信自己將和死者“九泉相見，諒亦匪遙”。其實那個表現著“孤忠耿耿”的遺折，卻是假的，它的翻造者正是要和死者 “九泉相見”的羅振玉。
那時我身邊的幾個最善于勾心斗角的人，總在設法探聽對手的行動，手法之一是收買對手的仆役，因而主人的隱私，就成了某些仆人的獲利資本。在這上面最肯下功夫的，是鄭孝胥和羅振玉這一對冤家。羅振玉假造遺折的秘密，被鄭孝胥通過這一辦法探知后，很快就在某些遺老中間傳播開了。這件事情的真相當時并沒有傳到我耳朵里來，因為，一則謚法業已賜了，誰也不愿擔這個“欺君之罪”，另則這件事情傳出去實在難聽，這也算是出于遺老們的“愛國心”吧，就這樣把這件事情給壓下去了。一直到羅振玉死后，我才知道這個底細。近來我又看到那個遺折的原件，字寫得很工整，而且不是王國維的手筆。一個要自殺的人居然能找到別人代繕絕命書，這樣的怪事，我當初卻沒有察覺出來。
羅振玉給王國維寫的祭文，很能迷惑人，至少是迷惑了我。他在祭文里表白了自己沒有看見王國維的“封奏”內容之后，以臆測其心事的手法渲染了自己的忠貞，說他自甲子以來曾三次“犯死而未死”。在我出宮和進日本使館的時候，他都想自殺過，第三次是最近，他本想清理完未了之事就死的，不料“公竟先我而死矣，公死，思遇之隆，為振古所未有，予若繼公而死，悠悠之口或且謂予希冀恩澤”，所以他就不便去死了，好在“醫者謂右肺大衰，知九泉相見，諒亦匪遙”。這篇祭文的另一內容要點，是說他當初如何發現和培養了那個窮書記(2)，這個當時“黯然無力于世”的青年如何在他的資助指點之下，終于“得肆力于學，蔚然成碩儒”。總之，王國維無論道德、文章，如果沒有他羅振玉就成不了氣候。那篇祭文當時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
羅振玉(1866-1940)
溥儀注：
(1)我在特赦后，聽到一個傳說，因已無印象，故附記于此，聊備參考。據說紹英曾托王國維替我賣一點字畫，羅振玉知道了，從王手里要了去，說是他可以辦。羅振玉賣完字畫，把所得的款項（一千多元）作為王國維歸還他的債款，全部扣下。王國維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舊賬，王國維還要補給他不足之數。王國維氣憤已極，對紹英的催促無法答復，因此跳水自盡。據說王遺書上 “義無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 (2)王國維在光緒戊戌年為汪康年的司書，后入羅所辦的“東文學社”求學。
王國維像
陳寅恪先生為王國維先生所作紀念碑碑文
海寧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華研究院同人成懷恩不能自已。其**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僉曰宜銘之貞珉，以昭示于無竟。因以刻石之辭命寅恪，數辭不獲已，謹舉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詞曰：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于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火，共三光而永光。
碑式為梁思成所擬，閩縣林志鈞（宰平）書丹，郭縣馬衡篆額。
“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先生之言，何其擲地有聲，而令今之學人多愧色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義，于今也為久絕矣，可不慟哉！
王國維半身銅像
羅振玉與王國維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
——王國維《人間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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