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雁“閱讀新概念”：左書右網，前語后文

　　著名閱讀學專家、南京大學教授徐雁

    著名閱讀學專家、南京大學教授徐雁是“深圳讀書月”的老朋友了，對鵬城文化知之甚深。徐雁第一次到深圳，就曾有過在３６小時內逛了３趟深圳書城的佳話。早在第二屆深圳讀書月，他就登上“首屆深圳讀書論壇”，為深圳讀者做了名為《名著的閱讀與科學、文化的創新》的專題讀書報告。
    在深圳讀書月誕生至今的１０年內，徐雁曾三次以閱讀為話題來鵬城開設講座，從而見證并參與了深圳讀書月的成長。在他眼中，深圳從８０年代的改革開放窗口，逐漸轉變為一個因閱讀而受人尊重的城市，與深圳讀書月活動較早開始設壇講座、播種讀書種子，積極營造書香氛圍、從事“全民閱讀”的社會實踐不無關系。
    “對于引進深圳的中高級知識分子，讀書月活動是有力的文化加速助推器；對于打工者階層則是一種不可或缺的人文引導和文明啟蒙。”徐雁感慨說，只有通過前后左右的比較，才能感覺到深圳在文化建設上的步子有多大。

來取深圳讀書月的“真經”
《文化廣場》：您第一次來深圳，就留下３６小時內逛了３次書城的佳話，對深圳的文化設施和文化氛圍是什么印象？
徐雁：書城給我留下了一個特別鮮明的印象：進進出出的人很多，站著、坐著看書的人也很多。后來我聽說，在深圳，書城就是市民的“第二圖書館”，這才有了體會。現在回過頭來想一想，在深圳文化建設、城市發展的道路上，書城也好、圖書館也好、出版社也好，都相輔相成地在為城市的書文化和精神文明做貢獻。我指導的研究生也有三人成為了深圳的圖書工作者。“深圳讀書月”今年將要辦第十屆了，用每年１１月份整整一個月的時間來刺激圖書市場，強化知識傳播，促進文化發展，深圳這一做法對全國城市的影響相當大。這張“讀書月”的好牌真的打好了！據我所知，很多城市如東莞、蘇州、福州等，都來取過深圳讀書月的“真經”。
《文化廣場》：從２００１年首度訪深至今已經第九個年頭，２００６年的“讀書月”、２００８年的“４·２３世界讀書日”您又多次回到這里，可以說是見證了深圳書文化的變化和成長，對此您的感受是什么？
徐雁：從剛開始帶有某種自發性，似乎僅僅是急于改變深圳文化的狀態，到現在每年有每年的主題和引導、每年有每年的創意和策劃，說明讀書月活動已經進入一個自主和自為的狀態。如一些相關文化產品，無論是音像讀物《論道》的制作，還是《大家的聲音——深圳讀書論壇演講錄》的匯編，以及最新出版的《私人閱讀史：１９７８—２００８》……都說明深圳讀書月活動越辦越成熟，作為一個持續性活動，它對城市文化乃至精神文明狀態的引導性也越來越強，越來越明確。
讀書日和讀書月需合理分工
《文化廣場》：讀書月即將迎來下一個十年，今后如何辦得更扎實，您能否提供一些比較細化的建議？
徐雁：第一，要對深圳市民的文化需求進行細致調研。如通過《深圳商報》等媒體了解市民對于讀書月的期待，他們想要通過閱讀來解決哪些問題？舉一個例子，深圳有大量流動人口，讀書月應在兼顧居住５年以上常住人口恒態文化需求的同時，找到與暫住人口時變性需求之間的平衡點。
    第二，深圳的人文地理優勢比較弱，但引進人才中杰出的不少。既然沒有很多古代、近現代的資源可以借鑒，那么應該通過讀書月這個平臺對當代的深圳領軍人物進行挖掘。
    第三，建議讀書月組委會與全國重要的導讀機構建立合作關系，如中國圖書館學會閱讀促進委員會、中國閱讀學研究會、福建省讀書協會、河北省讀書協會等。讀書月組委會與這些機構共同聯辦、協辦一些活動，對于整合專家資源、形成推動“全民閱讀”的合力將會有很大幫助。
    此外，“４·２３世界讀書日”和深圳讀書月之間的關系該如何協調？我覺得也值得研討，需要做一個分工。“４·２３世界讀書日”的主戰場可以放在深圳圖書館和各個社區館，因為圖書館是一個公益性的事業單位，應該期待它們更多地在盤活館藏文獻資源、強化社會讀書氛圍，以及在人文導讀、經典導讀方面多做一些工作。而讀書月的重要載體深圳書城是一個經營性的圖書文化企業單位，主要面對的是圖書市場，所以它的業務重點應該是營銷時新圖書、組織簽名售書、舉辦大型主題書展、制造讀書熱點，總之是要以多種商業形式，來激活圖書市場、刺激圖書消費。有了這樣的分工和協調，“４·２３”世界讀書日和１１月的深圳讀書月，就能夠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相輔而相成了。
“讀書”與“閱網”是不同的
《文化廣場》：您個人的閱讀，從學生時代到現在職業時代有沒有一個比較大的轉向？
徐雁：我是１９６３年出生的。在我的小學、初中階段，正好遇上“文革”大書荒時期。到北京讀大學的時候是改革開放前期，那是一個“思想解放”和“新文學”復興的時代，知識的傳播、書刊的出版也進入一個猶如井噴的時期，所以當時的我們確實有一種求知若渴的閱讀狀態。１９９０年以后，中國社會很快進入到信息高速公路、網絡化的時代。我也在那個時候用上了電腦，由靠書、報、刊作為信息和知識載體的傳統渠道，轉向到了網絡瀏覽與紙質印刷型文獻閱讀并存的狀態。有此經驗，我總結出了一個信息社會“和諧閱讀”的新理念，概括起來說就是十六個字：“左書右網，并行不悖；前語后文，流暢對接”。
    這“左書右網”很好理解，就是要把經典性、人文性紙本印刷型讀物與網絡閱讀和諧協調起來，“讀書”與“閱網”是不同的，因為前者能夠幫助讀者建立一種“文字情意”和“親書情懷”，讓人沉潛專致、全心一意于青燈黃卷的知識天地；而后者，容易陷人于浮躁喧囂的信息世界而不自知。因此，我們提倡一個良好的文化之家，是除了要有“機房”，還該著力布置好一間四壁琳瑯的“書房”，因為這才是一個家庭“讀書種子”發育的人文沃土。在“數字化空間”之外，營造一個“雨余窗竹琴書潤，風過瓶梅筆硯香”的傳統書香境界，應該成為當代“學習型家庭”的基本追求。
    “前語后文”是針對那些設壇開講的專家學者而言的，也是對廣大聽眾和網民而言的。一方面隨著各地講壇、講座越來越多，在前臺舌吐蓮花的專家，須加強自己在書房里坐冷板凳著書立說的功夫，也就是說文字表述與語言表達兩手都要“硬”。不要僅僅把平面知識立面化講座以后，再以平面出版物的形式簡單地回到讀者中。“前語后文”對于廣大聽眾的意義，一是建議他們不僅僅在臺下聽，聽完熱鬧就結束了，而且還要回溯到專家講座所涉及的有關文本，要向人文性、素質型閱讀回歸。二是自己也該提高規范化文字表述和生動性語言表達的水準。
好書排行榜是一種“先進文化”
《文化廣場》：作為中國閱讀學研究會的新任會長，您長期在南京大學開設有關課程，致力于國民閱讀指導。由于中國缺乏成熟的“書評人制度”，面對書林學海，讀者往往依靠各種排行榜尤其是所謂“暢銷書排行榜”來選擇。您認為該如何改善這種閱讀選擇上的困境？
徐雁：圖書館排行榜的問題很復雜。在歐美，“書評人制度”是對“暢銷書排行榜”的市場行為的一種制衡，它是保障圖書市場生態和諧的一種“先進文化”。我國當代的圖書市場是從純粹的新華書店系統發行、國有出版社計劃出版的體制下改革而來的，轉型的時間還比較短，經驗也不足，這個過程中難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因此，更應該注重發揮“好書排行榜”這種先進文化形式的社會作用，而不僅僅是“暢銷書排行榜”的作用。
    我在南京大學開設的有關課程是中外知識傳播、圖書評論、閱讀文化學、名著與暢銷書導讀等，也不斷進行過一些實驗和實踐。我在新著《雁齋書事錄》之后，就附刊了一篇題為《大閱讀·深思考·高提升》的講演稿，其中講解了三種“大閱讀法”：一是“看名著影視，悟文藝之道”；二是 “讀人物傳記，獲人生啟迪”；三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希望得到深圳讀者的批評指正。
    專家學者針對特定讀者群擬訂一些導讀書目、推薦書目，是中國目錄學的一個優秀傳統，以往張之洞、梁啟超、魯迅、錢穆等都曾做過，對讀書風氣引導有過很大影響，但近二三十年來學術界對此疏忽已久。
    近年來我結合在各地講座，就特別注意針對不同的聽眾群，做一些書目的提供和導讀，如在講演《信息時代的“大閱讀”》時，就附加提供《一個提高“國民閱讀情商”的書目》等。這些書目在“百度”上我的“秋禾話書”空間里檢索即得，可為參考。
    在此，我還要特別強調一下推薦書目的“可讀性”問題。讀物的意義不僅僅是一種書刊出版物、文字印刷品，其實還內涵著題材獨特、場景真實、文筆生動、情節曲折乃至人物形象豐滿等等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寫作元素。建議“深圳讀書月”的推薦書目也應該盡量在思想性、市場性基礎上，更多地尊重“可讀性”這一規律，以便更貼近鵬城讀者的實際閱讀需求，激發公眾的閱讀渴望。

【來源：深圳商報；作者：劉悠揚；采集時間：2009-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