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狙擊手如何煉成：打不中不準吃飯

　　彈藥不足，射擊精確，生性狡詐，似乎是日軍偏好狙擊戰術的天然因素。因為國力匱乏，浪費不起彈藥，日本對研制自動步槍缺乏熱情，因此戰術上強調步兵的“每發必中”和“白刃主義”。原日本關東軍士兵、作家五味川純平在其《虛構的大義》一書中披露：日軍在射擊訓練上對精確性要求極嚴。初步要求是：對于射程300米的伏靶(狀如伏在地上的人頭和雙肩)，不僅5發子彈要全部擊中，而且至少要有3發是集中在一個拳頭大的面積上。達到這個程度后，就是限秒射擊。最初是限在4秒以內擊中300米外不知從哪里露出來的靶子，其次是限2秒。這也做到后，就戴上防毒面具快跑30米，接著進入限秒射擊。五味川純平因為最初過不了此關，不斷遭到班長和老兵的申斥：“打不中就不準吃飯！”按照這個標準訓練出來的日軍步兵，幾乎每個人都是狙擊手。

　　按日軍編制，每個步兵中隊編有專職步槍狙擊手15名，每步兵小隊為5名(第1分隊2名，第2、3、4分隊各1名)。 按此估算，松山日軍中專職步槍狙擊手就有50名，這些射手都基本能達到五味川純平所說的射擊精度。這里，還不包括30挺輕機槍、8挺重機槍中的優秀射手。可以說，遠征軍的絕大部分傷亡，都是這約90名射手造成的。與遠征軍士兵中普遍存在的壯膽式“濫射”相比(為克服這一問題，舊軍隊中還專門規定了“射擊軍紀”)，這些日軍狙擊手確實是以最少量的彈藥達成最大作戰效能的殺人機器。

　　從松山活下來的日軍士兵早見正則，曾是第1機槍中隊的一名重機槍射手。戰后，他曾多次來到松山——當年戰斗和被俘的地方，戈叔亞還接待過他。有一次他向別人透露，在松山戰場上，他個人至少殺死了65名遠征軍士兵。 戈叔亞知道后，恨不得一拳砸到這個70多歲的干巴老頭臉上。其實，早見正則所說的這個數字并不難估算，只要把遠征軍6800人的傷亡總數除以日軍狙擊手、機槍射手總數88即可。考慮到早見正則是重機槍射手，65這個數字還是保守估計。在1944年的緬北、滇西戰場，處于節節潰敗狀態的日軍，到處采用這種“絕望戰術”進行最后的掙扎。據中國駐印軍許多老兵回憶，日軍第18師團殘兵在敗退過程中發明了一種奇特的戰法，可稱之為“自殺式火力點”：他們把狙擊手綁在高高的大樹上，專門狙殺中國軍隊的指揮官。狙擊手之所以要被綁在樹上，是因為即使被我軍發現后擊中，也不會掉下來，依然可以繼續射擊直至死亡，根本不作要逃走的設想。接班的狙擊手爬上樹替前一位松了綁，然后又讓對方把自己綁好才離去。這是一種瘋狂得難以想象的戰術。后來，我軍發現了這一規律，行軍和戰斗中，只要前方有高大的樹木，就用機槍掃射一通。不久，我軍士兵就在叢林中的大樹上看到了被綁著的日本狙擊手的遺骸——一具腐爛了的尸體吊在樹上，既陰森可怖，又殘酷得使人心寒。

　　在松山戰役中，在癸、辛、未等高地，黃家水井和3號高地，那些剿殺不盡的日軍殘兵，還采用了一種“敵后堡壘”戰術，或者叫“倒打火力”配置。一種情形是，如3號高地——在3個大堡壘中間的谷地內，還筑有3個小暗堡，主體藏于地下，只露出掩在草叢中的射孔，可以四向射擊，每一暗堡只有二三名駐守兵。當我軍進攻時有的并不開槍；一旦推進而過，這些小暗堡就在我軍的背后突然開槍，使我前后受敵，只得退回原地。另一種情形是，如癸、未高地——在多層大堡壘的最下層挖有坑道掩蔽部，當我炸毀上層時，有數名日軍伏在地下的掩蔽部未死，我軍以為攻克，繼續向前攻擊時，突然從地下鉆出來在我背后狙擊。

　　如果不消滅這些狙擊手，就無法向前推進，然而這并非易事。除非你能到達堡壘的入口處，往里丟手榴彈或以火焰噴射器攻擊，直到確認殺死堡壘內的全部殘兵。戰術要點是，首先察明小堡壘機槍的每個射擊死角，然后從死角處以多人伏地匍匐接近。同時用多挺機槍密集射擊，壓制日軍的機槍火力，使其無法對伏地前進的中國士兵射擊。這樣伏地前進的士兵，才有少數可以到達小堡壘的入口處丟手榴彈或實施炸藥爆破。而要攻破一小堡壘，必定要傷亡不少伏地前進的士兵。

　　所以，即便站在日軍陣地上，甚至被炸毀的主堡壘上，遠征軍士兵也沒有把握說已經占領。筆者在寫作前繪制《遠征軍攻克日軍編號陣地流程表》時，不斷遇到如此的問題：剛剛從一份資料中認定某號陣地為某日占領，幾天后卻發現遠征軍某團仍在對其發起攻擊。

　　這就是松山之戰：不殺死最后一個日軍殘兵，都不能叫做勝利。

　　筆者極力尋找我軍參戰者6日的撰述資料，均沒有結果。也許，像清掃殘敵這樣的戰斗，確實不如子高地爭奪戰那樣聚焦人們的記憶，何況生存下來的當事人是那樣的稀少，在很長的一段歲月中，也沒有誰會對這些事情感興趣。在日方資料中，仍是以石田和早見兩個活下來的士兵的口述為主，當時他們應是龜縮在西山陣地范圍內兩個不同的戰壕內，因為彼此的回憶都沒有提到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