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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中國早期國家形態與王權（四）]的字幕:
我們以良渚文化為例，首先，良渚文化中那些被稱為可能是“王墓”的墓葬，從墓地的結構是看不出有王墓存在的。以反山墓地為例，因為反山墓地12號墓因隨葬品最多，并隨葬有刻著“神徽”、
號稱為“琮王”“鉞王”的玉琮和玉鉞等，這種墓被好多學者說成是王墓。但我們從發表的墓穴平面圖看，12號墓的墓穴并非當時最大的墓，第二呢？它甚至有可能還略小于位于它兩旁的16、17、14號墓，
也有可能略小于位于它之北的20、23號墓。從隨葬品的數量上講，20號墓隨葬陶器2件、石器24件、象牙器9件、鯊魚牙齒1枚、玉器170件（組），以單件計為511件，共計547件。
大概在隨葬品的數量上，20號墓與12號墓的差別并不大。在隨葬品的玉器種類上，20號墓也是各種種類都是齊全的，不但有玉璧、玉鉞、玉琮，也有玉冠狀器和玉三叉形器等，
在玉鉞上也附有裝飾的鋪介。所以，雖然12號墓略微居中，但是確實看不出12號墓是一種至尊式的安排。所以，在良渚文化的反山墓地中，我們看不出12號墓處于一個至尊的地位，
所以，在反山墓地中盡管12號墓的地位有可能最高，但它與同列的M16、M17、M14以及北列的M20、M22、M23諸墓之間的差距，我們看不出是君王與臣下之間的差距。
所以，在有的論述中，瑤山墓地也被視為是“王室墓群”。據簡報，瑤山墓地中隨葬品最豐富的也是被盜的12號墓，被盜以后，后來由余杭縣文管會追回收集的不少，
收集回來的玉器達344件之多，其中因大量的是玉管和珠，實際有41件（組）。而該墓地的7號墓，隨葬器物160件（組），其中玉器達148件（組）。所以，在隨葬品豐富程度上，
很難說12號墓勝過7號墓。12號墓的一件玉琮上刻有獸面紋或稱簡化了的神人獸面紋（M12:1），但在10號墓的玉琮上（M10:19）也有這樣的紋樣，
2號墓出土的“玉冠狀飾”（M2:1）上更刻有逼真的神人獸面復合圖像，7號墓（M7:34）玉琮上的獸面紋樣，也是屬于精品。因而在玉器的精美和宗教意義上來說，也不能說12號墓就能有多少突出之處。另外，在墓葬的排列上，7號墓與12號墓并肩和其他幾座墓排在一起；在墓穴規模的大小上，12號墓與2號、7號、9號、10號、11號墓等，也是不差上下。
可見，瑤山和反山的情形一樣，我們看不出12號墓或7號墓就一定是王墓。其次，我們知道，在王國中，王位和王權在家族或宗族的范圍內是世襲的，但我們無論是在反山墓地、瑤山墓地，或者良渚文化的其他墓地，
都看不到有集于一身的最高權力被世襲的痕跡。第三，假如反山、瑤山都是王室或王族墓地，那么，在兩地相距僅為5公里的范圍內，就有兩座王陵、兩個王國，整個太湖地區又不知有多少王國存在，所以這些都是不可思議的。所以呢？假如說在5公里的范圍內有兩個王國的話，
其各自供養生息的土地有多大？那就沒有多少土地來供養這兩個王國了。各自的領域又在何方？兩王國只能不斷地相爭相斗，永無寧日。但是反過來，如果我們不把良渚文化作為王國文明，而把它看成是一種邦國階段的文明，
那么，用邦國來解釋良渚文化的一些現象，要比用王國的框架來解釋順當得多。第一， 在良渚文化分布的各個地區，那些距離較遠但規格等級相近的良渚大墓，我們都可以視為各個邦國的大墓。結合良渚文化區域類型的劃分，各邦國也許與各地方類型有某種對應關系。
而又由于良渚文化在玉器、陶器、石器各個方面都表現出相當多的統一性和一致性，所以良渚文化諸邦國就可以看成是具有同宗或者同盟關系，其中，以大觀山果園為中心的邦國，或許一度是這個同宗同盟邦國集團的盟主。第二， 在每一具體的邦國內，例如以大觀山果園為中心的邦國，
其結構是大觀山果園遺址為該邦國的都邑，是其政治、經濟、軍事、宗教、文化的中心，在它的周圍，既分布有諸如瑤山、匯觀山等貴族聚落，也散存著像廟前、朱村之類的普通村落，呈現出一種多級的聚落形態與多級權力結構相結合的態勢。第三， 邦國的權力機構帶有一定的強制性，
在權力結構的頂端，因戰爭、宗教、公共工程、邦族事務等等，權力集中于某一些人乃至某一人的時候是有的，但因尚未世襲化、制度化、結構化，所以，作為支配者更主要的是表現為一個支配階層而不是君主式的個人；所以，在最高支配階層中，以某人為首的情形應該是有的，
但他的地位既非世襲也非固定不變。這樣，在墓葬中我們就看不到與其他貴族十分懸殊的王墓的存在，而看到的則是作為最高貴族階層的墓葬和墓地，盡管其中還可以互有差異，但不是根本性的。所以我們說，
良渚文化時期只是邦國而不是王國，應該說是正常的。在良渚之外，中原地區的陶寺、古城寨等遺址，以及山東、湖北、四川成都等地龍山時代的某些遺址，情況也都是這樣的，都有進入初始國家的例子，
也處于邦國而非王國的發展階段。這是因為最初出現的國家本來就是小國寡民的邦國，王國是在邦國的基礎上經過一定的發展階段，先有萌芽狀態王權，然后才走向王國的。在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從邦國到王國的演進是需要時間的。
龍山時代黃河、長江流域“邦國”格局的出現，與中國文明起源的多中心和中國史前文化的多樣性相聯系。
我們說，在夏王朝之前的龍山時代，
黃河和長江流域最初出現的邦國是一批而非一個，這樣的話，就呈現出邦國林立的格局，
但當時也不是多數部落或中心聚落都轉向了邦國，轉變為初始國家的邦國應該還只是它們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文獻上所謂“萬邦”只是極言其多，不必實指，但當時情況應該是眾多族落與小國錯綜雜處，分立各地，
這應該是當時的實際情況。這種狀態與中國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和多中心是聯系在一起的，而文明起源的多中心又是與中國史前文化的多樣性相聯系的。在眾多族落與小國錯綜雜處的當中，應該說只有較少的一部分屬于初始國家即邦國，而大部分則屬于中心聚落形態
或者正在由中心聚落形態走向邦國形態，形成了一種多層次、多形態的秩序。在文獻上，我們說堯舜禹時代，帝堯所代表的陶唐氏、鯀禹所代表的夏后氏、帝舜所代表的有虞氏，
以及太皡、少皞、苗蠻族中的某些族落當時可能已經轉變成了初始國家，而其他的，有的還屬于一般的農耕聚落，有的屬于中心聚落，也有的處于從中心聚落形態正走向初始國家的途中，等等。應該說形態是形形色色的，從文明化進程的角度來講，
此時只有那些從眾多的非國家的族落中脫穎而出的部分初始國家，才可以稱得上進入了文明社會。所以，我想在這里面強調兩點，第一點就是夏代之前的龍山時代，或者是文獻上所說的黃帝、炎帝、堯舜禹的“五帝”時代，這個時代，我認為，
它們有些地方已經開始進入了早期的國家，進入了早期的文明社會。進入文明社會呢？因為它們不是只是一處進入，各個地方都進入到了文明社會，所以，它們這個時候國家應該是一批，但是這個一批正好跟史書里面所說的當時的“萬邦”
因為“萬邦”形容其多，這是有關系的。但是“萬邦”這個詞呢？也是言過其實了。所以應該說是一批進入了文明社會、進入了初始國家，而不是一個，但這個一批里面并不表示當時到了公元前3000年到2000年，
也就是距今5000年到4000年之前呢，并不是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所有的部落、所有的中心聚落、所有的村落、所有的地方都全部進入了國家的階段，進入了早期文明社會這個階段，而是說只是一部分，這一部分里面也是代表了一批。
這是我們從現代考古發現的這些遺跡里面，通過墓葬的規模，墓葬的等級的劃分，以及通過城址的發現，城址里面又通過大型宮殿遺址的發現，
來確定我們說應該是在傳統上所說的夏王朝之前，中國就進入了早期的國家形態，早期的文明形態。這種國家是一種邦國的形態，而不是屬于王國形態。我們剛才通過良渚文化的分析，可以看到是找不出它當時有王墓的存在，也找不出有世襲的王權的存在。
從權力結構而言，前國家與邦國的區別在于強制性權力機構的出現，邦國與王國的區別在于有無真正的王權。以上我們是從權力結構的角度來談的，就國家社會的邦國
較史前時期的“中心聚落”或“酋邦”，我們說最顯著的區別是強制性權力機構的出現，而邦國與王國的區別則在于有無真正的王權。這里我們再強調一點，那就是
前國家與邦國的區別在于強制性權力機構的出現，而邦國與王國的區別在于有沒有真正的王權。也就是說，前國家的狀態就是部落、或者酋邦，我用的詞是“中心聚落”形態。這個階段它應該是沒有強制性權力機構，當權力性機構出現以后呢？這樣的政治時期，就應該是轉入了邦國的這種形態。也就是轉入了最初的國家形態，初始國家形態。
邦國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以后應該走向了王國，邦國與王國的區別呢？王國里面有真正的王權，邦國有的有可能只有萌芽狀態或者我們稱之為雛形的“王”存在，例如根據甲骨卜辭，在先商時期的商的先公先王中，
有稱為王亥、有稱為王恒，就是說已經有王的稱謂了。但是王亥時商族的首領雖然稱為“王”，但這時的“王”與成湯以后的商王是不同的。其不同點表現為兩個方面：
一，先商時期的“王”，只是王之雛形，故其王權也是一種萌芽狀態的王權。二，這種萌芽狀態的王權也只是體現在商族社會內部，并沒有支配鄰近的其他邦國或部落，也未形成其他邦國或部落對自己的稱臣、納貢。還有，單就王亥時“王”的觀念來講，
更多體現的是宗教性，這也屬于雛形狀態之王的一種表現。例如，在甲骨文中王亥之亥字，除了寫作亥以外，有時在亥上，也畫一個鳥形。這種王亥的亥字上帶有鳥形的甲骨文，
胡厚宣先生曾認為是以鳥為圖騰的圖騰崇拜。我個人認為，商族歷史發展到王亥時期，理應已越過了圖騰崇拜階段。而且無論是王亥之前的商的其他先公，還是王亥之后的先公先王，都不見在他的名號上冠以鳥形，
只有王亥在亥字上加上了鳥形。對此，除了從圖騰的遺跡考慮外，我認為還可以做出兩種解釋：其中一種解釋就是：這時的“王”只不過是具有鳥的神性之王，是一種神王。我們說從宗教的角度來看，
商王朝的商王，他活著的時候，扮有人與祖神之中介的角色，只有死后才升為神靈，具有頗大的神力，可以為害、降禍于活著的王和族人等。而王亥則不同，根據《山海經 大荒東經》說他兩手握著鳥，
甲骨文中他的名號上也加上了鳥形，這表明在商人的眼里，他活著的時候就具有鳥的神性，他死后則更不用說了。由此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推論：在商人看來，王亥是第一個被稱為“王”的首領，但由于此時的“王”所具有的力量中，主要是繼承了崇拜鳥的神性和神力，所以此時“王”的觀念主要表現的是宗教性。
所以跟我們后面所說的到了成湯以后，商的王表現出很大的權力集中性是有差別的。好，我們這一講先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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