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號、謚號、尊號及年號考述

廟號、謚號、尊號及年號，在我國古籍中現(xiàn)身頻頻。前三者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而年號則是中國歷代帝王用以紀年的名號。現(xiàn)就所知，將四者來龍去脈略加辨析考述，以饗讀者。 

一 

所謂廟號，乃古代帝王駕崩后，必于太廟立室奉祀而追尊之名號。例以某祖或某宗名之。始于殷代。如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等。關于選定廟號之依據(jù)，《禮記》有云：“祖有功，宗有德。”漢應劭注曰：“始取天下者曰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曰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唐顏師古注曰：“應說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宋劉攽則云：“顏說非也。始受命稱太祖耳；有功亦稱祖，商祖甲是也。”清方苞撰《謚法》有云：“祖者始也，故宗無定數(shù)，祖一而已。”但事實并非如此。漢劉邦廟號高祖（又稱太祖），劉秀廟號世祖，一朝已有二祖。或可解釋為劉邦乃西漢始祖，劉秀乃東漢始祖。但至曹魏時，卻有三代廟號相繼稱祖：曹操（武帝）為太祖，曹丕（文帝）為世祖，曹睿（明帝）為烈祖，即所謂“曹氏三祖”是也。故而唐劉知幾《史通·稱謂》云：“古者天子廟號，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兩漢，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清人顧炎武《日知錄·除去祖宗廟謚》亦有“稱祖之濫，始于曹魏之三祖”之議。稱宗之情形更濫。顧炎武更批評道：“王莽尊元帝廟號高宗，成帝號統(tǒng)宗，平帝號元宗，中興皆去之。……稱宗之濫，始王莽之三宗。”（同上）到了唐代，濫情尤甚。清人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三祖》則有“自李唐始無代不稱宗，其濫斯極。除一祖之外，其余諸帝，不問有功與否，莫不稱宗”之諷。 

歷代廟號并無嚴格規(guī)定，亦非每位皇帝一定享有廟號。西漢時，劉邦廟號高祖（景帝又尊為太祖），而劉盈無廟號；劉恒廟號太宗，劉啟無廟號，而劉徹廟號世宗。時至唐代，某些皇帝由于某種原因亦無廟號，如武則天等。故而劉知幾云：“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準。”唐、宋兩代，一般是一祖而多宗。偶爾亦稱某宗為祖，以示特別尊崇之意。如北宋紹圣時，稱趙禎為仁宗，而又稱仁祖。元、明、清三代，變化更多。如元代既稱成吉思汗為太祖，又稱忽必烈為世祖；明代既稱開國之君朱元璋為太祖，又稱第三任皇帝朱棣為成祖（又稱太宗）；清代既稱努爾哈赤為太祖，又稱福臨為世祖，復稱玄燁為圣祖等等。 

一般而言，每位皇帝只有一個廟號，但亦有例外。如劉邦就有高祖、太祖兩個廟號；明朱棣有成祖、太宗兩個廟號；朱由檢甚至有毅宗、懷宗和思宗三個廟號。朱由檢以亡國之君，卻有三個廟號，乃是由于都中人士曾先謚為懷宗，蓋有懷念之意；南明福王（朱由崧）又由高弘圖等尊之為思宗，亦有思念之義；后趙之龍疏議思字不美，再改毅宗。而綜上可知，得廟號者必是皇帝，而后妃王侯皆不得與也。 

二 

所謂謚號，又稱謚，乃帝王、大臣、士大夫身后，朝廷依其生前事跡予以之稱號。《左傳·宣十年》有云：“鄭人改葬幽公，謚之曰靈。”考上古有號無謚，周初始制謚法。秦皇廢不用，漢初復之。其后帝王謚號，由禮官議上；王公大臣定謚，唐宋時由考功定行狀，太常博士作謚議；明清時定謚屬禮部。士大夫身后，由親族門生故吏為立謚者，稱私謚。古人最重名位，故而對謚法多有講究。如春秋時孔圉謚“文”，子貢不解，問孔子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子答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解釋了孔圉所以謚“文”之理由。《逸周書·謚法解》云：“謚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書于已，名生于人。”《白虎通·謚》云：“謚者何也？謚之為言引，引列行之跡也……；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為善，戒人為惡也。” 

謚法中，常擇特定涵義之字以表死者之善惡。洪邁《容齋隨筆·文用謚字》云：“先王謚以尊名，……謚之為義，正訓名也”。諸多固定之字乃作歌功頌德之用。如“經(jīng)天緯地曰文”，“剛強直理曰武。”同時亦有用以貶責或悼念之字。如西漢劉欣只享壽二十五，依謚法“恭仁短折曰哀”，謚為哀帝；劉炳壽僅三歲，在位只一年，依謚法“幼小在位曰沖”，謚為沖帝；劉隆享位一年，壽二歲而崩。依謚法“短折不成曰殤”，謚為殤帝。依謚法謚以“愍”字者，有“在國遭憂”、“在國逢艱”、“禍亂方作”、“使民悲傷”等四種情狀。西晉愍帝之謚，就是依第一、二、四種情況而定之也。謚以“恭”字者，有九種情狀，其九乃“尊賢讓善曰恭”。唐高祖李淵謚隋代王楊侑、王世充謚隋越王楊侗為恭帝。乃李淵和王世充將奪取帝位假托為楊侑和楊侗“尊賢讓善”而欲蓋彌彰之舉。 

擇以貶責之字，曰“惡謚”。最早被予以惡謚者乃周厲王。其在位時，多行不義，“謗”言四起，便使人“監(jiān)謗，以告，則殺之。”導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終致國人暴動，狼狽出奔于彘。死后依謚法“殺戮無辜曰厲”，被謚曰“厲王”。 

初，謚一般為單字，亦有二字者。如周威烈王之“威烈”，魏安釐王之“安釐”，蜀漢昭烈帝之“昭烈”，南朝梁簡文帝之“簡文”。北魏道武帝之“道武”等謚號皆取二字。個別亦有三字者。如衛(wèi)武公謚“睿圣武”公；孔文子謚“貞惠文”子；曹魏曹芳謚為“劭陵厲”公；曹髦謚為“高貴鄉(xiāng)”公等。謚號字數(shù)多寡，與褒或貶并無關系。獨孤及有云：“謚法……在議美惡，不在字多，……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褒貶果在字數(shù)，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慎靚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威、魏安、秦莊襄、楚考烈也。” 

西漢惠帝以降，謚一律加“孝”字，如孝文帝、孝景帝等。史家述之，一般多省“孝”字。另，有廟號謚號連綴兼用者，如西晉開國之君司馬炎為“世祖武皇帝”，“世祖”乃廟號，“武”乃謚號；而以下三帝即惠帝、懷帝和愍帝，則屬于有謚號而無廟號者。亦有廟號謚號皆無者。如西漢最后一個皇帝孺子嬰，曾為傀儡皇帝三年，王莽廢之，廟號謚號皆無。帝王之謚，例由禮官議上。既有初謚，又有加謚，如南宋高宗趙構崩，孝宗朝謚為“圣神武文憲孝皇帝”；光宗朝又謚為“受命中興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而臣下之謚，先由禮官擬上，朝廷審定。如唐韓愈謚文公，明王守仁謚文成公。明人吳訥《謚議》云：“漢、晉而下，凡公卿大夫，謚必下太常定議，博士乃詢察善惡賢否，著為謚議，以上于朝。”而私謚之法，始于東漢。陳寔死，海內赴吊者三萬余人，謚為“文范先生”；陶淵明死后，顏延年作誄，謚為“靖節(jié)征士”。道士、僧人可有謚，南朝陶弘景死，謚“貞白先生”，乃道謚之始。北魏太祖時，僧人法果死，賜號趙胡靈公。乃僧謚之始。 

唐制，三品以上官死，得請謚。然定謚要考核其生平表現(xiàn)。如唐肖瑀死，太常謚之曰“肅”，太宗因肖瑀多忌，改謚為“貞褊”。裴矩死，開始謚“恭”，劉洎提出異議，認為裴矩奢侈放肆，改謚為“縱”。可見唐代于謚相當嚴肅。至宋代仁宗時，詔臣僚薨卒，當賜謚，而本家不陳乞者，令有司舉行。……此推恩泉壤，澤及幽冥也。”既為恩賜，謚號便有褒無貶矣。明代王鏊撰《震澤長語·國猷》云：“本朝之謚，有美無惡，所謂謚者，特為褒美之具而已。” 

皇帝謚號（包括廟號），多是由后一代皇帝追加。然亦有由隔代或后數(shù)代而追贈者。如后梁太祖朱全忠害死唐朝末代皇帝李柷，謚為“哀皇帝”，后唐初，又追謚“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關，追謚朱由檢為莊烈帝；七月，又追謚朱允炆曰“讓皇帝”，廟號惠宗；乾隆元年，再追謚朱允炆為“恭閔惠皇帝”，后世簡稱為明惠帝。 

皇帝、大臣之外，“匹夫”、“匹婦”、宦官、“蠻夷”，亦有得謚者。蘇洵有云：婦人有謚，始自周景王穆后；“匹夫”有謚，始自東海漢隱者；宦官有謚，始自東漢的孫程，“蠻夷”有謚，始自東漢時莎車。明楊慎則認為早在春秋時，齊人黔婁，妻子即私謚曰“康”。 

三 

死后加號者，如玄宗死后，肅宗于上元二年上尊號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此乃玄宗又被稱為明皇之緣故。唐代皇帝死后，尊號多有數(shù)次追加。如高祖李淵于貞觀九年（635年），先由群臣上尊號為“大武皇帝”；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又改上尊號為“神堯皇帝”；玄宗天寶十三年（754年）三上尊號為“神堯大圣大光孝皇帝”。太宗于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崩，百官上尊號為“文皇帝”；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又上尊號為“文武圣皇帝”，玄宗天寶十三年（754年），三上尊號為“文武大圣大廣孝皇帝”。 

唐代以降，帝后尊號字數(shù)有增無減。宣宗時，其尊號已是十八字，即“元圣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宋神宗尊號為二十字，即“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圣孝”皇帝；明太祖被尊為“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圣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達二十一字。清乾隆皇帝被尊為“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欽明孝慈神圣純”皇帝，竟多達二十三字。實際上不難看出，后邊一長串亦可以視為謚號。皇后、太后亦可得尊號。如清末慈禧太后，生前得尊號為“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圣母皇太后，死后又謚“孝欽顯皇后”。因此，謚號與尊號雖各有涵義，但又多糾纏一處，難以區(qū)別。依筆者之見，尊號乃帝后禁臠，他人不得染指；而謚號不為帝后所獨享，其余人等亦可得之；而就帝后而言，于在世時所加者屬于尊號，而崩后所加者，則可以謚號視之也。 

唐宋以后，歷經(jīng)元、明而至清代，帝后尊號愈加愈長。這與中央集權專制制度及皇權日益膨脹聯(lián)袂而行，息息相關。明、清時代，集權專制登峰造極，皇帝尊號亦疊加成長長一串，大有將世間美好字眼盡收囊中之態(tài)勢。今人每每觀之，常忍俊不禁。 

四 

所謂年號，是中國歷代帝王用以紀年的名號，往往也是時運變化的標志。按慣例，新君即位大多會頒行新年號，稱為改元。年號蘊涵著帝王君臨天下、宣示正統(tǒng)的特殊意義，君臣朝野為之矚目，司其事者索遍枯腸，絞盡腦汁。   

漢武帝以前，無年號之名目。史書以帝王的年次紀年，記時則與帝號合稱。如周宣王元年、二年、三年，一直延至帝位更迭為止。嗣王即位或改朝換代新帝登極，則改用嗣王或新帝年次紀年，稱元年、二年、三年等。這種“帝號紀年”或“王位紀年”之法一直沿用至漢代，帝王在位期間從無“改元”現(xiàn)象。至漢代文帝、景帝時，情況有所變化。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前十六年沿用年序紀年之法，稱元年、二年，直至十六年；而后七年即第十七年起，改稱后元年、后二年……后七年。景帝在位十六年，前七年稱元年、二年……七年；后六年稱中元年、中二年……中六年；最后三年，稱后元年、后二年、后三年。可視為改元之濫觴。 

關于最早出現(xiàn)的年號，大致有二說。一是據(jù)《漢書·武帝紀》，十九年十月，武帝率眾狩獵，獲稀有獨腳獸白麟一只，眾臣一致認為這是吉祥之物，值得紀念，便向武帝建議用來紀年，于是便立年號為“元狩”，稱此年（西元前122年）為元狩元年。“狩”乃打獵之意。以后則有元狩二年、三年……。清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認為漢武帝此舉乃立年號之始。此后，武帝將即位元年至元狩之間的十八年追補了建元、元光、元朔等三個年號，每隔六年更換一個。而到元狩六年時，在山西獲三足寶鼎一尊，眾臣認為是吉祥寶物，建議用來紀年，于是武帝便改年號為“元鼎”。“建元”就是“建為元年”之意，表示年號紀元開始使用。于是就有了第二說，即顏師古認為的“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于此。”后代的史學家大都將建元元年作為年號紀年之始。 其后，每遇軍國大事、重大祥瑞、災異，帝王常常改變年號。而新皇登基，更需確定新年號，以示君威。一般改元從下詔的第二年算起，其間亦有從當年某月即算起之情況。
    回溯歷史不難發(fā)現(xiàn)，明代以前，一位皇帝在位時，往往多次改元。例如，漢武帝在位44年，用過11個年號。也有皇帝在即位時使用前一代皇帝的年號，例如五代時期后梁的“天佑”、后晉的“天福”、后周的“顯德”等。至明代，除明英宗（年號正統(tǒng)）因被蒙古瓦剌部俘獲，后被送回并復辟，并改元天順而一帝二號之外，都是一帝一號，因此也常用年號來稱呼皇帝，例如永樂帝、康熙帝等。
    年號被認為是帝王正統(tǒng)的標志，稱為“奉正朔”。一個政權使用另一政權的年號，被認為是藩屬、臣服的重要的標志之一。在中國四分五裂的時期，這種現(xiàn)象便經(jīng)常出現(xiàn)。例如，五代十國時期，閩國、楚國使用后梁、后唐年號；吳越國則使用唐、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和北宋的年號。同時，諸多地方割據(jù)政權和少數(shù)民族政權，以及農民起義軍也常常自立年號紀年。史家因立場不同，著述所用年號多有歧異。如三國時，陳壽撰《三國志》，以三國年號并列，分別以各自年號紀年紀事；而習鑿齒《漢晉春秋》，則認為蜀為大漢延續(xù)，故奉蜀漢為正統(tǒng)，用其年號紀年。年號不僅為紀年之名號，卻有著復雜的背景和內涵和意義。無論是研究歷史、還是整理古籍，都不得不予以關注。
    中國年號的使用情況非常復雜。同一時期并存的政權，往往各有年號。還有的政權一年之中數(shù)次改元，幾個年號重疊使用。也有政權自己不建年號，而沿用前朝或其他政權的年號。例如后晉的天福年號用至九年，改為開運元年。3年后，后漢劉知遠稱帝，不自建年號，也不沿用開運年號，而是追承天福十二年。尚有不少年號在不同時期被重復使用。如“建元”就5次被使用。還有因避諱或其他原因，一個年號有幾種不同寫法，例如唐殤帝所用“唐隆”年號，又寫作唐元、唐安、唐興等。  

通觀歷代各朝所定年號，大多以二字命名，如漢初建、晉永和、唐貞觀、宋元嘉、明萬歷等。但亦有用三字、四字乃至六字者。三字年號始于王莽“始建國（公元9年—13年）”。之后又有梁武帝“中大通（529—534年）”、“中大同（546—547年）”等。四字年號較三字為多，始于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440—451年）”，唐武則天稱帝后，曾用“天冊萬歲（695年）”、“萬歲登封（696年）”等；宋太宗曾用“太平興國（976—984年）”宋真宗曾用“大中祥符（1008—1016年）”等。此外，尚有六字年號，如西夏景宗“天授禮法延祚（1038—1048）”、惠宗“天賜禮盛國慶（1070—1074年）”。 

帝王年號于選詞擇字十分考究，須經(jīng)重臣集議、反復篩選，要求字意吉瑞、詞意雋永，多用“天、大、太、應、元、中、永”等字開頭。尤其是以“天”字開始之年號，達66個之多。其次是“建”字打頭者，有30個；以“永”字作首字者有28個。用“隆”字的年號19個；有“龍”字的年號有13個，有“鳳”字和“皇”字的年號各有11個。由于擇字范圍狹窄，歷代年號重復使用現(xiàn)屢見不鮮。如用 “建興”11次，為使用次數(shù)之最；“太平”出現(xiàn)9次；“建武”年號曾出現(xiàn)7次；另外“中興”、“永和”、“永平”、“永興”、“建和”、“建平”等年號亦分別曾被6位皇帝所用。究其原因，有的是皇帝大臣缺乏歷史知識，有的是有意追慕摹仿前朝，因而導致年號重復。 

就寓意而論，帝王年號一向考究，并冀望在位期間能四海承平，民安國泰。如唐高祖年號武德，表示以武佐德，平定天下；宋太祖年號建隆，希望國運興隆。在擇字方面，尤偏重《易經(jīng)》。以《易經(jīng)·乾卦》之《彖辭》為例，其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tǒng)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僅區(qū)區(qū)57字，卻有大明、乾道、保合、太和、利貞、咸寧等六個詞匯曾分別被用作年號。其中大明一次[南朝宋孝武帝（457-464）]，乾道兩次[南宋孝宗（1165—1173）、和西夏惠宗（1068—1069）]；保合一次[南詔國勸豐佑（825-？）]太和五次[三國魏明帝（227-233）；十六國后趙石勒（328-330）；十六國漢李勢（344-346）；東晉廢帝（366-371）北朝孝文帝（477-499），利貞一次[后理段智興（1173-？）]，咸寧兩次[西晉武帝（275-280）；十六國后梁呂纂（399-401）]。然亦有年號選擇頗為隨意甚至荒唐者，如武則天稱帝后，夢見一巨人，有巨足一雙，她覺得是上天降福，便心血來潮，改元稱“大足”；唐代宗即位后不久，夜夢天上有巨大黃金印璽掉落于大唐國土，以為吉兆，翌日便取年號“寶應”等等。 

年號選擇亦曾改變讀書人命運。宋太祖趙匡胤稱帝，因出身行伍，只粗識文墨，對年號未甚考究，只要求選一古來未曾用過者即可。因眾臣大多孤陋寡聞，集議改元“乾德”。而乾德三年，他無意中發(fā)現(xiàn)宮人所用銅鏡背面刻有“乾德四年鑄”字樣，大惑不解，于是問詢宰相趙普。此公標榜“半部《論語》治天下”，被問得張口結舌。后召翰林學士竇儀詢問，方知“乾德”原是前蜀王衍用過的年號，而此鏡子定是蜀中所出。趙匡胤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自此定下重用儒臣之策。
　　據(jù)筆者統(tǒng)計，中國歷史上使用過的年號共有720個左右。其中，使用年號最多的皇帝是唐高宗李治與武則天夫婦二人。李治自公元650年庚戌至683年癸未，在位共34年，先后使用了14個年號。其妻武則天則從公元684年甲申到704年甲辰共在位21年，先后使用17個年號，其中使用兩個年號的年份就有五個之多（689年乙丑用“永昌”、“載初”，692年壬辰用“如意”、“長壽”，695年乙未用“證圣”、“天策萬歲”，696年丙申用“萬歲登封”、“萬歲通天”，701年辛丑用“大足”、“長安”）。而使用年號最多的年份，是公元684年甲申。這一年，唐高宗李治由“萬歲”而“萬年”，武則天立太子李顯為中宗，定年號為嗣圣，繼而又廢中宗而立李旦為睿宗，改年號為“文明”。未幾，干脆取而代之，再改為“光宅”。一年之中，三改年號，折射出謀奪皇權的激烈斗爭。 

使用年號最多的一年，是公元373年，共計有10個。即前秦苻登太初元年；后燕慕容垂建興元年；后秦姚萇建初元年；北魏道武帝拓拔珪登國元年；后涼呂光太安元年；西燕段隨昌平元年；西燕慕容顗建明元年；西燕慕容瑤建平元年；西燕慕容忠建武元年；西燕慕容永中興元年。 

使用時間最長的年號，是清圣祖玄燁的年號“康熙”，自1662年壬寅到1722年壬寅，經(jīng)歷了整整一個甲子，長達61年；其次，是玄燁的孫子清高宗弘歷的年號“乾隆”，從1736年丙寅到1795年乙卯，共60年。一般而言，同一時間段內年號多而短暫，則折射出神州板蕩，國運衰微，而年號少而長久，則顯示出國力隆盛，天下承平。 

辛亥鼎革，民國肇基，定以國號即中華民國紀年。后袁世凱自稱“中華帝國”皇帝，改元“洪憲”，但未幾便被廢止。1932年，清廢帝溥儀充任偽“滿洲國”執(zhí)政，改元“大同”；二年后又更名“滿洲帝國”，改元“康德”。但通常不為中國正統(tǒng)史書所承認，而以清末所用“宣統(tǒng)”為最后年號。新中國成立后，采用公元紀年，年號成為歷史。 

年號發(fā)源于中國，后傳至鄰國，日本、越南、朝鮮皆曾各自使用過自己的年號。由于日本至今仍實行君主制度，故成為世界上唯一使用年號紀年的國家。日本國選擇年號極為鄭重，多取自《易經(jīng)》、《尚書》和《史記》等漢文經(jīng)典。如“明治”(1868—1912年)取自于中國《易經(jīng)·說卦》中“圣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大正”(1912—1926年)，取自《易經(jīng)·無妄·彖辭》中“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昭和”（1926—1989年），取自于中國的《尚書·堯典》：“百姓昭明，協(xié)和萬邦”；而當今所用“平成”（1989—），則取自《史記·五帝本紀》中“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古語云：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廟號、謚號、尊號及年號，皆中國古代國粹，并已伴隨專制時代之結束而壽終正寢，飄然而去。今朝予以審視回味，其感受如何，評價怎樣，必定是因人而異，見仁見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