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科學性及其障眼法

人類學：科學性及其障眼法 
 

作者：劉宗迪

【導讀】科學的人類學之所以戰勝古典的人類學，并不是由于它較之后者更好地解決了問題，而是由于它較之后者更好地掩飾了問題，這與其說是一種科學精神，不如說是一種交織著話語暴力的“障眼法”：讓學科的從業者只看到他該看的，把對學科構成威脅的未知之域屏蔽于視野之外。或者，障眼法原本就是科學精神的秘義：正是憑借控制實驗之類的策略，科學才把那些無法控制的東西排除在人類經驗之外，科學的所謂經驗實際上是被實驗這種“新工具”（培根）控制了的經驗。科學之光引導著人們的目光，映入眼簾的就只能是科學的光明面，陰影永遠落在看不見的角落。科學與魔術，總是難分難解。
一
自從技術擺脫了巫術的魔障，科學解除了玄學的夢魘，科學技術就像脫身曹營的關云長，一路高歌猛進，勢不可擋，科學技術在改天換地的同時，也使人類的精神世界改頭換面：科學塑造了人們理解世界與自身的基本視界，科學性成了判斷一門學術是否夠格稱得上是知識的最終標準，甚至連哲學、歷史學、詩學等這些曾經顯赫一時的古老學科，如今也必須接受科學的檢驗，只有具有科學性，才有資格被列入人類知識的殿堂。科學君臨天下，因此，追求科學性，實現科學化，就成了當代人文學術的一種甚至是無意識的沖動。人類學，可以說是人文學術追求科學化的急先鋒。
常識理解的自然科學的科學性主要在于其經驗性或實證性，人類學由于以實證性的田野作業為基礎，因此就天生具備了科學性，具備了成為人類知識的合法條件。正是這一點，足以使人類學在人文學界傲視群學：天下唯我是真金不怕烈火煉，經得起經驗和實踐（實用）的檢驗，你們哲學是面壁談玄，歷史學是紙上談兵，詩學更是癡人說夢，全憑文人信口說來，多是既經不起經驗檢驗或者無法檢驗又于事無補的“賈語村言”，不該在人類知識的神圣殿堂中濫竽充數。
正因為人類學閃耀著科學性的靈光，一些與人類學的研究題材搭界的傳統人文學科，如神話學、民俗學、文化史學、藝術史學，乃至語言學、歷史學，紛紛皈依人類學大旗，不僅祭起了人類學田野作業的法寶，而且在理論方法上也虛心向人類學求取真經。
實際上，把人類學的出身上追三代，它也并不比哲學、史學和詩學諸學更“科學”。人類學脫胎于西方古典學或曰文化史學，文化史學一直致力于依據文獻史料重建文化發展的歷程，但由于文獻不足，因此常常是“欲說當年好困惑”。十九世紀從殖民地紛至沓來的關于“野蠻人”的報道卻讓文化史家眼前一亮：歐洲民族的往事微茫難求，但野蠻人的今天不就是文明人的過去嗎？或許，通過研究現代野蠻人的文化就能揭示人類文明源頭的奧秘。因此，西方的文化史家在鉆古紙堆的同時，也把南來北往的冒險家、傳教士們提供的關于野蠻人的報告收入研究的視野。E.B.泰勒著名的“文化遺跡說”就是在文化史研究的語境中提出的，他認為在文明社會的巷陌村野中流傳的奇風異俗實際上是遠古時代一些饒有意味的社會習俗與儀式的殘留物，時過境遷，這些習俗的社會意義業已被后人忘卻，從而蛻變為毫無意義的怪癖，但通過將之與完整保存于現代野蠻社會中的一些相似風俗相印證，就不難揭示其固有之真義，從而讓人們重溫人類文明起源時的情景。泰勒力倡文化進化論，更表明他本質上還是一個文化史學家。泰勒的后學，巨著《金枝》的作者弗雷澤，也是文化史學家與人類學家一身而二任，《金枝》一書廣收博采五湖四海的人類學資料，目的卻是為了研究古希臘的狄安娜神話，他的材料是人類學的，但工作方式卻仍是古典學的，他一生耽于書房，從未有過“上山下鄉”實地考察的經歷，材料多是“道聽途說”，學說則全是匠心獨構。因此弗雷澤被后人稱為“書齋里的人類學家。”──人類學專業的學徒們大多都曾經師傅耳提面命：千萬要以弗大師為戒喔。
古典人類學的兩個重要學派進化論派和傳播論派，其代表人物都是史學家出身，都是以史學的目光組織人類學材料。主張進化，是為了重建文化在時間上的傳承史，主張傳播，是為了再現文化在空間上的流動軌跡，歷史正在時間與空間兩維展開。正是因為出身于歷史學，古典人類學家才都致力于對文化制度起源的追問，并且，他們較之一般的歷史學家更“好古”：史學家關心的只是有史以來的歷史，而人類學家關心的卻是有史之前的歷史，是歷史的源頭。
古典人類學家使用的方法也是歷史學的，不外乎文獻學、歷史語言學、古物學等傳統套數。
但人類學到了馬林諾夫斯基這一代，就徹底與文化史學分道揚鑣了。馬林諾夫斯基是一個走出書齋走向田野的人類學大師。置身太平洋島嶼熾烈陽光中的現代人類學家對枯坐幽晦書齋的古典人類學家進行了全面的清算，這也可以視為科學主義人類學對傳統的人文主義人類學的全面批判，從此以后，人類學就走上了一條實證主義的“康莊大道”。馬林諾夫斯基對人類學的最偉大變革就是：把整個學科的目光從渺茫難知的邃古之初轉向了光天化日下的現實生活，人類學不再致力于透過歷史的陳渣余滓發掘文化的源頭之水，而是一心領略文化在現世的活潑潑“生機”，亦即馬氏所謂的“功能”。從此，人類學的視野從歷時之維轉向了共時之維。同是在本世紀初，語言學也經過索緒爾之手完成了由歷史語言學向普通語言學即共時語言學的轉變，這自然不是巧合，骨子里是同一種匯入科學化潮流的沖動。馬林諾夫斯基主張從文化制度的當下功能中尋求其起源，是謂“當代起源說”，據說就受到地質學的場變理論的啟發。
從歷時追溯轉向共時描述，并非是學者個人的匠心獨運和靈機閃現，實在是人文學科迫于科學主義話語權力的壓力而進行的戰略性轉移。自然科學以自然為對象，而自然是無歷史的，因此源于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從一開始就缺乏歷史的穿透力，注定了在面對歷史現象時手足無措，一切歷史的縱深感在實證人類學面前都只能被抹平為共時的橫斷面：歷史學家從橫斷面的年輪上看到的是世道之盛衰、歲月之輪回，而實證主義者卻只能看到一組由小到大的同心圓。
將年輪視為歲月輪回抑或視為同心圓，兩種眼光實在都有其道理，完全可以求同存異，甚至達成“視界融合”。問題是由于在技術上的節節勝利讓科學越來越得理不饒人，越來越霸道，科學在全方位地迎合人們的物質欲望之同時，也全面地塑造了人們的真理和價值世界，科學成了現代世界“意義”存在的基礎，只有能夠被科學方法證明的，也就是說，只有能夠被經驗證明的，才是有意義的，才是學術能夠談論的。人類學從加盟科學主義的話語圈伊始，就沾染了科學的霸氣。在人類學看來，凡是無法被田野觀察經驗證實的諸如文化制度的起源、發生、原型、傳播等問題，都是無意義的問題，應該從學術話語中汰除。張承志說：“把人、文化主體、人間社會視為‘田野’，是令人震驚的。”（《以筆為旗》）“田野”一說，本身就泄露了科學對文化的傲慢、無知和偏見，妙不可言、深不可測的人世間竟能是一片展開在那里等著外來人照單查點和瀏覽的田野嗎？
二
著名的劍橋神話學派的衰落就與科學主義在人類學中的得勢密不可分。神話與儀式的淵源關系，曾是本世紀上半葉神話學界的一大公案。弗雷澤在《金枝》一書中用豐富的巫術儀式和神話資料相對照，暗示了神話與儀式之間的淵源關系，他的劍橋同仁J.H.哈瑞森和S.H.胡克等古典學者由此一暗示出發，對巴比倫、古埃及、古希臘和希伯萊文獻及文物所記載的神話和儀式詳加賾考，得出了儀式先于神話、神話只是巫術儀式的解釋的結論，是為著名的“儀式－神話說”。劍橋的古典學者依據這一學說，對古希臘神話、《圣經》神話、中世紀戲劇和傳奇乃至莎士比亞戲劇的儀式原型詳加賾考，將天國諸神還原為人間巫史，將諸神的故事還原為巫史的法術道行，將神話世界的時間空間還原為節日慶典的時間環節與祭壇道場的空間格局，總之，將恢詭譎怪的神界還原為樸實平凡的紅塵俗界。在這些學者的筆下，許多垂疑千古的放誕神話都得到了透徹熨貼的解釋，這就是在神話學史上赫赫有名的劍橋學派。
劍橋學派在本世紀初的神話研究領域獨領風騷，然而，五十年代之后，人類學神話學派勃興，劍橋學派立刻落入幾乎人人喊打的境地，幾乎每一個人類學大師，如馬林諾夫斯基、克拉克洪、列維－斯特勞斯等在提出自己的神話學說時，總不忘順便把劍橋學派的儀式－神話學說奚落一頓。
美國人類學家克拉克洪對劍橋學派的指責，最能體現出人類學的實證主義底蘊。他說，田野作業發現，不少儀式與神話是相應而在的，但也有無相應神話的儀式和無相應儀式的神話，因此，難說儀式與神話孰先孰后，而只能說兩者之間可能存在平行對應的關系，于是，在他看來，由劍橋學派提出的儀式與神話究竟孰先孰后的問題，如同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一樣，是沒有意義的，有理性的人應該遠離此類問題。
實際上，儀式與神話的關系問題并非“雞與蛋”的問題，稍有點歷史的見識，就不難對此問題作一了斷，只有在缺乏歷史見識的人類學者看來，這才是一個“雞與蛋”的問題。儀式與神話所賴以存在的表達媒介，就決定了兩者發生次序的先后。儀式與神話都是神圣敘事，只是兩者所用的表達媒介不同，儀式是以身體動作、姿勢等行事，神話是用口頭語言說事，在發生學的意義上，人類的身體語言肯定早于其口頭語言，人類用舉手投足表情達意較之用遣詞造句表情達意更直接，也必定更早，人們最早肯定是用儀式再現經驗、保存知識、傳授技藝的，在語言產生以后，才用語言這種更便利的方式將儀式所述之事記錄和復制下來，這正如信息時代的人們把先已記載于書冊的知識錄于電腦磁盤或光盤這種更便于處理和傳播的新型媒介一樣，而儀式這種神圣行事著于語言，就是神圣話語，即神話。
                        　　劍橋學派的儀式－神話理論實際上是一種很好的理論，說它好，不僅是因為它在理論上能夠自圓其說，而且更因為它較之其他種種神話學說更具可操作性。神話之所以成為“學”，是因為神話之人物、事情、時空結構恢詭譎怪，令人莫名其妙，因莫名其妙，故需解釋，解疑釋惑，讓神話敘事之絢爛歸于人間故事之平淡，為此，一種神話學說就應該能夠揭示神話在平凡的生活世界中的文化原型，并重建由平淡的凡俗事情到絢爛的神界傳奇的演變過程。
儀式－神話學派將神話敘事與儀式行事相印證，舉凡諸神怪異的形象、超逸的故事以及神話世界恢弘的時空構造，都在凡世儀式的行事中得以妥貼的落實，這一點，是其他各種神話學理論──包括最“先進”的結構主義──無法達到的。
這樣一種言之成理、行之有效的理論最終卻在理論競爭中落敗，就并非是理論本身的原因，而且必定有其他緣故，說穿了，是由于它生不逢時。本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文化研究在科學主義潮流的裹挾下，已由歷時范型轉向共時范型，學術風尚大變，對起源、歷史的刨根究地早已不時髦，而劍橋學派仍對神話的起源孜孜以求，就顯得大不合時宜，遭人唾棄雖非理之必然，卻是勢之當然。有理不一定說得清，正義之師不見得戰勝虎狼之旅，學術上的盛衰興亡，也自有一部秘不示人的“兵法”。
自此以后，神話的起源問題和其他一系列的歷史發生問題一道，都被人類學視為“雞與蛋”之類的問題，視為經驗所無法回答的問題，被有意無意地避而不談。如果那個人類學專業的新手，貿然觸及此類問題，照例會受到師傅們的警告：咄！這是你該問的嗎？此類問題實際上成了人類學的禁忌，就像性與生殖等“發生學”問題對小孩子是禁忌一樣。日久天長，此類問題就從人類學的視野中宵遁了，人類學家再也想不到要追問這樣的問題：根本性的問題先是變成了無意義的問題，最后又變成了“不成問題”。一個總能把問題變成不成問題的學科，自然是永遠正確，因此也永遠“科學”。──“科學”一詞的民間意義之一就是“正確”，但“正確”的卻不一定是真理。
因此，科學的人類學之所以戰勝古典的人類學，至少在神話學領域中，并不是由于它較之后者更好地解決了問題，而是由于它較之后者更好地掩飾了問題，這與其說是一種科學精神，不如說是一種交織著話語暴力的“障眼法”：讓學科的從業者只看到他該看的，把對學科構成威脅的未知之域屏蔽于視野之外。或者，障眼法原本就是科學精神的秘義：正是憑借控制實驗之類的策略，科學才把那些無法控制的東西排除在人類經驗之外，科學的所謂經驗實際上是被實驗這種“新工具”（培根）控制了的經驗，現代世界因此就是一個科學之光普照的世界：科學之光引導著人們的目光，映入眼簾的就只能是科學的光明面，陰影永遠落在看不見的角落。科學與魔術，總是難分難解。
此種障眼法并非是科學的新發明，它與權力一樣古老。孔子教訓弟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他也正在把禮變成一種障眼法。禮不僅約束肉體，而且還引導視野，在此種引導下的目光和耳朵，所見莫非禮，所視莫非禮，禮真地變成了天經地義。而在輿論引導下安全而幸福著的國人，對此種障眼法的政治底蘊自然是心知肚明。
科學的障眼法讓人類學喪失歷史眼光，但是，人之所以為人，正因為他是歷史性的，人類歷史的變遷總是使人一遍又一遍地重新回首歷史，人文學術之所以產生并永世不衰，正是因為“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之類的問題常問常新，一切人文學科本質上都是歷史性的，而當人類學對歷史問題不再過問，甚至喪失了提出此類問題的能力的時候，它還能是“人類”學嗎？
或許，它真能，后現代時代的一味趕著升級換代的新人類們不是正在把歷史作為一種過時的“版本”撇進“回收站”，不是越來越跟著感覺走嗎？這或許就是對現代人類學活生生的證實，或者，新人類只是現代科學包括現代人類學制造出來自我證實的“人類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