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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代的書法有兩大系統，一是碑刻文字，一是簡牘墨跡，它們都是在紙未發明以前或未大量使用以前的書籍文獻。由于材料不同，書寫的工具不同、內容不同，形制不同及書寫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表現出各自不同的藝術風格。漢簡書寫的文字內容或是書信記事，或是公文報告，因而不拘形跡，草率急就者居多。漢簡受簡面狹長、字跡小的限制。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獨運，錯落有致，隨意揮灑。漢簡的文字，篆、隸、真、行、草（章草）各體具有。漢簡在書寫思想上沒有受到那么多的束縛，因此，表現出豐富的創造力，最終成為由篆隸向行揩轉化的過渡性書體——漢簡。 在《居延漢簡》、《武威漢代醫簡》中有大量的墨跡出現，這可以和敦煌的《敦煌漢紙墨跡》相比較。體勢近楷書、行書等各種書體。從竹木簡所看到的書法藝術，是研究秦漢書法的第一手資料。
我國書法藝術真正留下來的最早的墨跡當推書帛、書簡。在此之前雖然有殷墟甲骨文、周代的鐘鼎文、秦代的詔版銘文等，但都屬于刻在骨甲和鑄在銅器或制在陶器上的文字，墨跡是難以看到的。即使是晉唐以來的手跡，為數也是極少的，真正發現漢代墨跡，是２０世紀初（１９０７）在敦煌一帶出土了漢代木簡《流沙墜簡》。此后，１９３０年在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河流域出土的漢代木簡約一萬枚，集為《居延漢簡》甲編。１９５９年在甘肅武威漢墓出土的竹木簡共４６９枚，集為《武威漢簡》出版。１９７２年在甘肅武威旱灘坡漢墓出土的醫藥簡共９２枚，集為《武威漢代醫簡》出版。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７６年，在甘肅北部額濟納河流域又發現了大量漢代木簡，共計兩萬枚，是我國歷來發現漢簡最多的一次。因為這些漢簡大都發現在西北的甘肅、新疆一帶，故稱之為西北漢簡。
歷代的書法藝術，有相當一部分是工匠和無名的書家留下來的。《武威漢代醫簡》是東漢醫家的手跡；《武威漢簡》是出于社會下層的職業抄書人之手；《居延漢簡》是漢代守衛在居延邊防一帶的中下層士吏和士卒所寫。這些漢簡的用筆自由奔放，結體富于變化，確實具有高度的藝術性和生命力。
《居延漢簡》中的大部分文字形態變化很大，用筆草率急就，自由奔放，無造作之感。有的若篆若草，渾然一體；有的波磔奇古，形意俱足；有的古樸，風韻飄逸。書體中篆、隸、行、草皆孕育成形，百花爭艷，各具特色，形成了漢代書法藝術綺麗多姿的景象。尤其簡書中的書體，一般都是民間實用和流行的體式，與士大夫的“廟堂”字是有區別的。作為應用工具的文字，由于社會生活的日趨豐富，不得不追求簡易速成，草率急就。在《居延漢簡》的書體中表現尤為明顯，他自然生趣，落落大方，粗獷樸實，折鋒用筆，變化流速而不拘束。
 在結體上，簡書從秦隸的取縱勢一變而為取橫勢，正面取勢，在單行簡書中還可以看出偏左取勢，以讓位于波畫。簡書在章法布局方面，每一簡雖也有行數限制，但不受界格所囿，可以變化布局。在西漢的簡書上尤為明顯，有縱行而無橫行。到了東漢的簡書，則縱橫成行，排列嚴整。墨法上講究質樸而豪放的氣勢，章法布局生動活潑，規整中又出現不規整，這也是簡書中的一大創新，此種筆法一直沿用到后來的草書和行書中。
《居延漢簡》的字體屬于章草的范疇，用筆承襲隸的筆法，草率急就，即是隸書的速寫。還有的草書，筆畫更為隨意自然，字形可大可小，已脫去隸書筆法，比章草更為精練，字體新穎。
從出土的漢簡來看，草書的出現可以早到西漢時期，這時不僅有章草，而且已有今草的用筆和字形，雖不成熟，但可以說是開創了今草的先河，簡書作了旁證。由前一種書體轉化到后一種書體，總是有一個過渡階段，而且新字體總是孕育在舊字體之中。處在漢代這樣一個書體大變革時期，必然會出現各種形體的字，這是毫無疑問的。現在看來，書體的演化不是直線前進的。這就是書體演變“源”和“流”的關系。
漢簡尤其對東漢分書的影響更為直接。有敦煌和居延出土的很多簡書，與東漢時期的《禮器碑》結體用筆皆相似。純用毫端，形成了纖而能厚的流派。說明纖勁的書風早在西漢民間就已廣泛使用和流傳，到了東漢的《禮器碑》進一步得到提高而更加完美，形成了東漢重要流派之一。西漢末年的《武威漢簡》瘦勁寬博，筆畫勁健，使轉流美，颯爽多姿，與東漢時《禮器碑》相類似。東漢時桓帝延熹元年的《甘谷漢簡》筆畫飄逸秀麗，搖曳多姿，近似《曹全碑》的風格。總之，我們從簡書中可以看到筆畫縱橫飛動，結構自然渾成，有厚重質感的各類風格的書體，發展成為東漢工整精細，厚重古樸，奇縱恣肆的各類碑刻書體，并為后來的楷、草書體的形成奠定基礎的脈絡和軌跡。
 漢代《居延漢簡》 現藏臺灣省中央研究院和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世紀，中國文明四大發現———殷墟、甲骨文、敦煌遺書和居延漢簡。
在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和甘肅北部額濟納河流域綿延３００公里，先秦時稱“弱水流沙”（匈奴語），秦漢以后稱“居延”。西漢武帝時，為了防御匈奴入侵，于太初三年 (公元前 102年)派遣強弩都尉路博德沿弱水(今額濟納河流域) 兩岸修筑了防御塞墻和烽火臺，并修筑了若干城、鄣、關、 亭。居延古塞，是漢代交通要道 的主要防線。當年因缺水而廢棄，到如今，這里又因雨水奇缺才得以保存。故居延遺址內幸存的各類文物遺存，包括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有兩次重要的發掘，第一次是1930年至1931年，在額濟納河的大灣、地灣、金關、破城子等漢代烽燧遺址中發現，為張掖郡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管轄區內的屯戍文書，所以稱為“居延漢簡”。１９７２至１９７６年，又在該地區發掘木簡２萬多枚。是我國歷來發現簡牘最多的一次考古發掘。從而使“居延”一舉成為漢簡的代名詞。
簡牘的內容十分廣泛，涉及漢代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為研究漢代西北屯戍的歷史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也是很珍貴的書法墨跡。簡牘不僅對研究我國古代文字的變化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資料，而且在中國書法史上也是重要的組成部分。
《居延漢簡》多為漢代之物，因此書體基本上為隸書章草，屬于章草的范疇，作為應用工具的文字，不得不追求簡易速成，草率急就，即是隸書的速寫。《居延漢簡》用筆自然簡潔，章草簡冊，運轉流暢，銜接自然，粗獷樸實，變化流速而不拘束。大部分文字形態變化很大，自由奔放，無造作之感。有的若篆若草，渾然一體；有的波磔奇古，形意俱足；有的敦厚樸茂，風韻飄逸ｖ形成了漢代書法藝術綺麗多姿的景象。而這些《居延漢簡》多為守衛在居延邊防一帶的中下層士吏和士卒所寫。由此可見當時書法的整體水平是很高的。
總之，秦漢之際，是我國書體各體形成的重要時期。在簡牘出土以前金石碑刻書法占據了中國書法史的重要位置，自大量秦漢簡牘問世以來，填補了書法史上秦至東漢這一時期的空白，使書法逐漸得到發展和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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