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子視《周易》為“遷善改過”之書，從人道教訓和生活智慧的層面解釋卦、爻之義始，歷代易學家，尤其是儒家學者，均把人文關懷視為研究《周易》的目的之一。這種人文關懷，表現為方方面面，茲就其中較為重要者略述如下：
憂患意識
《易經》作為一部形成于殷周之際的占筮之書，其目的是為了引導人們防患于未然，化險為夷，趨吉避兇。因而，在其卦爻辭中，包含了較為深沉的憂患意識。成書于戰國時期的《易傳》把這種意識概括為“明于憂患與故”。其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系辭傳》）“明于憂患與故”，就是使人認識憂患所在及憂患之因，這就是憂患意識。
憂患意識，說得通俗一點，就是“居安思危”。《周易·系辭傳》借春秋末期的著名思想家孔子之口說：“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大意是說，凡是衰落的，都是由于過去曾經荒淫腐敗；凡是滅亡的，都是由于過去曾自以為平安無事；凡是敗亂的，都是由于過去曾自以為治理得宜。因此，君子安居而不忘傾危，生存而不忘滅亡，整治而不忘敗亂。這樣才可以自身安全而國運常新。這是叫人對自己的處境和現狀，時刻抱有警惕之心。戰國中期的著名思想家孟子用非常精煉的語言把它概括為“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
真正作到居安思危，并非容易之事，須從細微處著眼，時時惕懼，防微杜漸。《周易》特別強調“幾”和“知幾”。照《系辭傳》中的說法，《周易》是一部“研幾”之書。其曰：“夫《易》，圣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意思是說，《周易》是窮究幽深事理而探研細微征象之書，只有窮究幽深事理，才能會通天下的心志；只有探研細微征象，才能成就天下的事物；只有神奇地貫通《易》道，才能不須急疾而萬事速成，不須行動而萬理自至（譯文參見黃壽祺等《周易譯著》第554頁。上海古跡出版社1989年）。 “幾”即“微”，就是事物發展變化的苗頭或萌芽。《周易》認為，這種苗頭或萌芽雖然“微”而似無，但卻能夠預示事物發展變化的方向是吉是兇。正所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六十四章）。用《易傳》中的話說即是：“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坤·文言》）“早辯”即及早察覺，也就是“知幾”。能及早察覺，就能防患于未然。
在《周易》看來，可否做到防患于未然，并不單純是一個認識問題，還是一個德性修養的問題。《乾》卦九三爻辭說：“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意即君子整日進德修業，到晚上還惕懼反省，就不會有什么災害臨到自己。可見，防患于未然的關鍵是謹慎自守，提高道德修養。用《象傳》中的話講即“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孔子就是在這一層面上特別彰顯其憂患之心的。他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衛靈公》）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泛通六經，尤長于易”。正是在《周易》憂患意識的啟迪下，他提寫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名句，成為中國歷代仁人志士自強不息，擔當道義的自警格言。
變通意識
變通意識可以理解為“居危思變”，它是憂患意識的必然發展。如果說居安思危是為了防止由好變壞；那么，變通意識則是努力謀求由壞變好。《周易·系辭傳》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變”是《周易》的核心觀念之一，所謂“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周易·系辭傳》）。
《周易》強調“變”，有一個基本原則，即“動靜不失其時”，“與時偕行”。《周易》特別指出對“時”要有所知。如《賁卦·彖傳》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即仰觀日月星辰等天象，可以察知四時、季節變化的規律。如《觀卦·彖傳》說：“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即仰觀自然運行的神妙變化，可以理解四時交替之毫無差錯的道理。如《豫卦·彖傳》說：“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即天地順其本然之性而動，所以日月運轉而無差失，四時交替而無差錯。如《豐卦·彖傳》說：“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即日至中天必將西斜，月至圓滿必將虧食，天地自然有盈必有虧，有虧必有盈，它們都是根據一定的時間而消長存亡。類似的話，《彖傳》及《系辭》中還很多，這些都是古人經過對天地自然的觀察所獲得的關于“時”的知識。
《周易》強調對“時”要有所知，而“明時”的目的則在于讓人們依時而動，“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時行”就是依時而行。既然一切都在時間之中，誰都無法游離于時間之外，那么要想在時間之流中有所進取，就必須順時而動。有學者指出，人與時的關系，“是主體與客體的關系，行為與環境的關系，主觀能動性與客觀必然性的關系。順時而動，必獲吉利，逆時而動將導致災難，主體行為是否正當，并不完全決定于主體行為本身，而主要決定于是否適應環境的需要” （余敦康：《中國哲學論集》第480頁，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年）。因此，“時行”之“時”，還不僅僅是指年、月、日、時，而是與此年、月、日、時相關的及與主體相關的一切因緣的總和。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謂的“時機”一詞的真正涵義。
《周易》之中論到“時行”的地方頗多，如《大有·彖傳》說：“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應乎天而時行”，就是順應天道自然的規律，依時而行。如《隨卦·彖傳》說：“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天下隨時”，即天下眾人順應時變而相隨從。如《坎卦·彖傳》說：“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險之時用”，指國君王侯因應天時，設險守國，意義非常重大。如《遁卦·彖傳》說：“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與時行也”即隨順時勢，及時退避。總之，“時行”，就是叫人不失時機，因應時變，有所作為。
依時而行固然重要，依時而止意義也非常重大。所以《彖傳》謂之“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實，“與時偕行”就包含“時止”之義。《周易》中有一《艮》卦，專門討論“止”的問題，其卦辭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彖傳》解釋說：“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也。”《艮》卦主要申明“止”義。《序卦》曰：“《艮》者，止也。”《雜卦》曰：“《艮》，止也。”《艮》為“止”，所以《彖傳》有“時止則止”之說。但論“止”之卦何以又謂“時行則行”？金景芳先生解釋說：“止的意義并不簡單，不能以為停止不動才是止。其實止還包含著行的意義在內。這一點一般人不易領會，所以孔子特別加以說明。止于止是止，止于行也是止。我們堅持不懈地干一件事情，就是止于行的止。后來我們發現情況變了，這節事情必須停止，不宜再干了，這就是止于止的止。堅持干什么，是止于行；堅持不干什么，是止于止。兩種止實行起來都要看場合，就是要‘艮其背’。這個場合不僅是空間上的場合，也是時間上的場合，而且歸根結底是時間上的場合。‘時止則止’時要求止于止，就止于止。‘時行則行’時要求止于行，就止于行。或止于止，或止于行，時是決定性的因素。”（金景芳等：《周易全解》第359頁，吉林大學出版社，1989年）
金先生的解釋辯證色彩很濃，意義也很深刻。它表明，艮止之義不僅在于因時而止于所止，還在于因時而止于所守。所以，《彖傳》接著說：“艮其止，止其所也。”而《象傳》則更明確地強調，君子觀《艮》之象，應當“思不出其位”。宋人程頤解釋說：“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程氏易傳》）“止其所”、“不出其位”，都是指止其所當止。而止其所當止，也就是止其所當守。因此，“止”并非靜止不動，而是以止助行，以行成止。
止于“行”或止于“止”，決定性的因素是“時”，所以說 “動靜不失其時”。人若能做到“動靜不失其時”，便能順應事物發展的規律而“時中”。“時中”即“中”而因其“時”，“時”而得其“中”。得其“中”，所謂經也；因其“時”，所謂權也。有經有權，故能變通。此所謂“變通者，趣時者也”。變通趣時，就能順天應人，推陳出新。《周易》中有《革》卦，專門講變革，“革命”一詞即濫觴于此。而《革》卦之后緊接《鼎》卦，目的就在于彰顯“革故鼎新”之義。從這個意義上說，趣時變通，即變化日新。能趣時變通，即是“識時務”。而識時務，能日新，就可以常保通泰。所以《周易·系辭傳》說：“日新之謂盛德。”
整體和諧意識
整體和諧意識，就是追求和保持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統一。“變”是為了求“通”，“通”則以各種勢力的和諧統一為前提。《周易》講“三才”之道，就是為了凸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統一。
《說卦傳》中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道”雖分為三，但核心則是陰陽變易法則。《系辭傳》中說：“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又說：“生生之謂易。”這是認為事物變化乃陰陽相互推移的過程。《系辭傳》中又說：“神無方而易無體”，“陰陽不測之謂神”。這是認為陰陽相互推移的過程沒有窮盡，也沒有一成不變的模式。但《周易》同時也指出，此不測之“神”恰恰是由于陰陽相反性能之間相資相濟，相互補充的結果。也只有陰陽相反性能之間的相資相濟，相互補充，才能維系事物的健康發展。此所謂“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系辭傳》）。這表明，天、地、人各有其遵循的法則，天道曰陰陽，地道曰剛柔，人道曰仁義。但由于三者均由性質相反的兩個方面共同成就，所以又有共同遵循的規律。《周易》追求天人、即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統一，也正是基于此種“共同遵循的規律”。
《周易》所謂的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統一，主要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天人之間具有內在同一性；一是天人之間具有相成、互補性。就前者說，《易傳》特別強調人對天道的效法，而主張推天道以明人事。《大象傳》對六十四卦卦義的解釋，充分體現了這一特征。如其釋《乾》卦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釋《坤》卦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釋《屯》卦曰：“云雷，屯，君子以經綸。”釋《蒙》卦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釋《大畜》卦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釋《益》卦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等等。這些話表明，在“天之道”與“民之故”之間是存在著內在同一性的，人們通過認識和效法天道，就可以從中汲取教益，引伸出人事所遵循的原則。就后者說，《易傳》又特別重視天人之間的差別性，而主張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如《系辭傳》說：“天地設位，圣人成能。”“成能”就是成就天地化生萬物的功能。又如《泰·象傳》說：“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裁成”即裁節成就；“輔相”即輔助贊勉。（黃壽祺等：《周易譯注》第10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一句話，就是駕御自然界的法則，參與自然界的變化過程（朱伯崑：《〈易傳〉的天人觀與中國哲學傳統》，載《中國傳統文化的再詮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這些都是分別人道與天道的不同，強調人在自然面前應積極主動，參贊天地的大化流行。
正因為天人之間的和諧統一不以消解人的主觀能動性為前提，而以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為基礎，所以《周易》特別強調，只要人們努力把握天人之間共同遵循的本質規律，探討陰陽變易的法則，發揮自我的仁義之性，就能安身立命。此即《易傳》所謂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做到了這一點，就能“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周易·系辭傳》）。“先天”即先于天時的變化而行事；“后天”即天時變化之后行事。這是說只要掌握了道，其德行就能與天地日月鬼神的變化相一致，也就能預測天時，順時而動，從而達到天、地、人三者之間的整體和諧。
《周易》的這種整體和諧意識，站在天道的立場說，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與合規律運動。站在人道的立場說，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道德理想與“保合太和”的精神境界。在這樣的“和諧”中，天與人，自然與人， 便可以超越分別，達到合一。而達到了這種“合一”，也就是真正達到了《易傳》所謂的“樂天知命故不憂”。“樂天知命”，即參合天地的化育，知曉主體自我的定分，并在萬物與我為一的氛圍中超越一切憂患，而其樂融融。這是天與人，自然與社會的整體和諧。此種和諧既是一種美的境界，更是一種善的境界。但它又不僅僅表現為一種境界，還體現為“化成天下”的事功，所謂“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周易·彖傳》），即天地交感帶來萬物化育生長，圣人感化人心帶來天下的昌順和平。如是，則“保合太和”而“萬國咸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