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良是一位傳奇式的歷史人物,提到他, 人們不是贊揚他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謀略, 就是驚嘆他敢于與
力士刺秦始皇于千軍萬馬之中的大無畏氣魄。
張良，字子房，太史公筆下的張良是一位卓越的戰略家。張良是個很奇特的人，單從其相貌來說，太史公言“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即說他長得象美女一樣，顯然屬于“優美”一類。張良到底長相如何，恐怕今人已經無從考證了，但其在歷史的功績倒是為世人所稱道。
張良的一生可謂坎坷起伏，其祖及父連續相韓五個王, 公元前250 年(秦孝文王元年),良父死,后20 年,韓為秦所滅, 時良年二十二三, 他雖未曾仕韓, 仍發誓為韓報仇。良家資萬金, 僮300 人, 弟死不葬, 把所有人力財力都用在刺秦王上, 終于覓得一位能操持120 斤重大鐵椎的力士。秦統一中國后的第3年(公元前218 年)， 良與力士趁秦始皇東游至博浪沙時, 予以突然襲擊, 誤中副車。秦始皇未能當場捉住兇手, 又令天下大索十日, 亦無所獲。張良乃更名姓, 居于下邳(今江蘇睢寧) 從事任俠活動。天下大亂后，他曾于初期投靠沛公。而沛公拜良為“廄將”，職責是管理馬匹。可見當初手下亦不過數千烏合之眾的劉邦根本沒有看重這個無國無家的流浪青年。此后，沛公歸屬項梁，張良歸韓，輔助韓公子從事抗秦斗爭。及至沛公率軍西進，途經韓地，“張良為韓王送沛公”，地位自然與只身投靠的當年不同了。精明過人，胸有韜略的他應該對聲勢日壯、羽翼漸豐的沛公心向往之，卻因身份所限，以禮相待，無緣相知。而沛公帳下蕭何、酈食其等人已先入為主，屢有建樹。滅秦后，沛公更是招降納叛，今非昔比，但對張良并無虛位以待的誠意。
然而機會總是眷顧有志者的。當秦王朝覆滅，劉、項之間的權力之爭演變成一場嚴重的政治危機時，張子房就迎來了穎脫而出的良機。秦亡，政治真空凸現。“沛公欲王關中”，據守入秦要沖函谷關。不料項王叩關直入，從范增之見，以四十萬無敵雄師問罪沛公，必欲置之死地。千鈞一發之際，從項梁處得知絕密情報，張良立即作出也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臣為韓王送沛公，今沛公有難，亡去不義，不可不語。”張良選擇了沛公，選擇了冒險。應該說，這時的他對化解危機不是心中無數的，因為他握有一張絕好的王牌，就是項梁。但與此同時，選擇與沛公共命運又不可避免地面臨“俱死”的風險。
機遇與風險并存，在歷史的轉折關頭，這位杰出的政治家，大膽抉擇，把握了稍縱即逝的歷史機遇。
在風起云涌的楚漢戰爭中，張良作為劉邦手下的頭面人物之一，既不象韓信、曹參等將帥那樣或獨當一面、平國展土，或身經百戰、屢立戰功；也不象蕭何等文官那樣留守后方，轉運委輸，補充兵源；而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隨漢王”。但是，正是由于他的跟隨和謀劃，才使得才疏學淺、勇力戰術又不足的劉邦仿佛有了靈魂，常能轉危為安，化險為夷，甚至轉敗為勝。難怪劉邦感慨：“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而張良的最大特點，就是善于在復雜的政治、軍事斗爭中，洞察當時的形勢和人們的心理，找出紛紜復雜的現象內部深藏著的客觀規律并加以利用，出奇計巧妙、和諧、圓滿地解決問題。
總體看張良在劉邦集團中的作用，可以從以下機件事看出其重要性：
1. 輔劉邦入關滅秦 劉邦入關, 采取避難就易的戰術, 不走從正面經過函谷關的險路, 而取道南陽入武關。由于秦南陽守固守宛城, 劉邦欲舍宛西進。良諫曰:“今不下宛, 宛從后擊, 強秦在前, 此危道也。”邦乃回軍圍宛, 宛守惶懼求降, 邦封以侯爵,仍令守宛, 惟收其兵。于是所經城池皆照此處理, 收到了不戰而下城的功效。只有囹下軍仍為秦國守, 張良聞其將系屠者子, 乃以重寶誘之, 又令軍隊多張旗幟, 秦將既貪財, 又見邦兵勢盛, 果欲與邦連和, 良說邦趁秦軍懈怠時給以突襲, 邦從之, 果獲全勝, 遂得直趨咸陽, 秦王子嬰惶懼迎降。
以上良設疑兵之計, 固為兵不厭詐之術, 而襲擊已降之將, 以確保勝利亦未可厚非, 蓋善戰者皆盡量避免和減少戰爭中兵員傷亡, 若邦對秦宛守先以兵威口赫震之, 繼以官爵籠絡之, 并以此為釣餌以招降其他城池, 固不戰而勝之之范例, 實未可以譎詐不信之人責之。張良制勝之術, 一曰從穩中求進; 二曰首先了解敵情, 然后見隙插針, 其為軍計, 固非只靠戰爭殺人。
2. 勸阻劉邦入居秦宮 邦入秦宮, 見美女眾多, 珍寶無數, 意欲留居, 樊噲諫不聽, 張良曰:“秦為無道, 故沛公得至此, 夫為天下除殘賊, 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 即安其樂, 此所謂助桀為虐; 且忠言逆耳利于行, 毒藥苦口利于病, 愿沛公聽樊言。”邦始還軍霸上。這樣, 不僅使邦保住了為民伐虐的形象, 也使即將到來的項羽找不到攻殺邦的借口, 關系至為重大。
3. 使劉邦擺脫鴻門之險, 并取得了漢中地 劉邦入關后, 輕信人言, 派兵把守函谷關, 以拒塞諸侯兵, 項羽率諸侯兵到達時, 怒而破關入, 屯駐于鴻門(今陜西臨潼東) , 將襲擊邦, 羽季父項伯曾犯殺人罪, 張良收容救活之, 項伯為了報答良恩, 馳往見良,請良與己同歸, 勿與邦俱死。良曰:“今事有急, 亡去不義。”良遂與邦竭力討好項伯, 邦甚至與伯約為婚姻, 伯歸而為邦向羽說情, 羽怒始解。次日, 邦到鴻門向羽請罪, 并表示樂于服從。宴會時, 羽謀臣范增使項莊舞劍, 意欲殺邦, 項伯亦拔劍起舞, 以身遮蔽邦。良見事急, 乃出招樊噲, 噲入, 為邦責羽, 不宜加罪于先入關立有大功的邦。羽令噲就坐。邦在項伯張良樊噲的佑護下, 終于脫險。羽主持分封諸侯, 令邦王巴、蜀, 邦又令良厚賂項伯, 伯又為邦請得漢中地, 從而為邦打下了還定三秦及東進中原的基礎。由是觀之, 良不僅是邦的救命恩人, 而且有大功于建立西漢皇朝。
4. 使劉邦在楚漢戰爭中逐漸反敗為勝 當劉邦率領諸侯兵攻入彭城后, 項羽率領三萬精銳騎兵從伐齊前線馳回反擊邦, 邦軍頂不住楚軍的凌厲攻勢, 因而土崩瓦解, 于是楚強漢弱的局面又復出現,諸侯多叛漢從楚。劉邦除賴有肖何從關中源源供應援軍, 始得在滎陽一帶占住腳跟外, 張良向邦獻爭取彭越、英布及重用韓信共同對付項羽之策, 也是劉邦終能戰勝項羽的重要因素。良不僅善于運籌料敵, 而且也擅長知人薦能, 故其興漢功業能與肖何、韓信并列。
5. 勸劉邦以權宜之計駕馭韓信、彭越等人 當韓信立下了滅齊大功而遣使要劉邦封他為齊假王時, 邦當著使者的面罵韓信, 在場的張良、陳平勸邦且容忍之, 邦遂派良往齊拜信為齊王, 邦后與韓信、彭越約期會攻項羽, 二人卻按兵不動, 致邦又為羽所敗。良知韓、彭二人是要挾增加封地, 于是勸邦滿足他們的要求, 邦從之, 二人始引兵與漢軍共敗項羽于垓下。滅羽之后, 諸將爭功喧嘩, 邦憂之, 良勸邦先封己素所怨恨的雍齒為侯, 諸將皆曰:“雍齒且侯, 吾屬無矣。”于是眾心大安。由此可知劉邦之善于馭將,良參謀之功, 實不可沒。
6. 贊同劉敬建都長安之議 漢朝建立后, 群臣多勸邦都洛陽, 唯劉敬主張建都長安形勝之地, 良亦對劉邦說:“洛陽雖東有成皋, 西有黽之險, 然其中小, ??四面受敵, 不如關中, 左函淆, 右隴蜀, 沃野千里, 阻三面而守, 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劉敬說是。”劉邦始決定西都長安。后吳楚七國反漢時, 都關中之利, 更得到證實。
7. 諫阻易太子 劉邦嫌呂后所生之太子盈仁弱, 欲立寵姬戚夫人之子趙王如意, 大臣多諫, 呂后使人求助于張良, 良曰:“始上在困難之中,幸用臣策, 今天下安定, 以愛欲易太子, 此難以用口舌爭, 唯上有不能招致者四人, 今誠能使此四人入侍太子,令上見之, 則刮目待太子矣。”后邦見四老皆跟隨太子,驚而問故? 四老曰:“陛下輕士善罵, 故臣等不愿受辱。太子仁孝愛士, 故臣等愿為太子效力。”邦見太子如此為人信附, 也就不再考慮易太子之事了。
以上張良勸招四老的事, 后人有懷疑其是否屬實及效果是否果如是之大者, 因史料限制,難以斷言,但從反對易太子一事而言, 朝臣亦多與良一致,故不能因此說良黨于呂后。戚姬與朝臣素無聯系,她只日夜向邦啼泣,求立其子,表明她無識而愚蠢, 假若讓她當了權,她是難以擔當起治理國家的重任的,劉邦終不曾舍長立幼, 把政權交給缺乏政治頭腦的戚姬,正是劉邦所以不失為英明國君處。我以為就此責備良黨附呂后是不適宜的,從史書所載呂后統治時期“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等情況看, 也不能否定不易太子的主張。
總括以上諸種情況來看, 張良興漢之功是很大的, 所以劉邦給開國功臣之論功時, 首先從良說起,正因為良能協助邦由弱變強, 由小變大, 危時能轉安, 錯時能糾正, 敗北能再起, 守勢能轉攻, 功成能守業。用真德秀的話說：“子房為漢謀臣，雖未嘗一日居輔相之位，而其功是為三杰之冠，故高帝首稱之。其人品在伊、呂間，而學則有王伯之雜；其才如管仲，而氣象高原則過之。其漢而下，為諸葛孔明略相伯仲。”
雖說張良在劉邦集團中功勛卓著，然而劉邦與張良的關系卻比較微妙。
先從劉邦封張良為留侯這件事說起。劉邦得了天下，即行論功封侯。表面上看，劉邦對張良評價很高，封賞最重。實際上，圍繞封侯這件事，劉邦與張良展開了心靈“過招”的第一回合。劉邦對張良說你有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功，你可以“自擇齊三萬戶”，你想要齊國哪一片土地都行，隨你挑吧。出乎劉邦意料， 張良的回答不是謝恩，而是謝絕，他不要。
在張良看來，劉邦封他齊地三萬戶，是深藏心計的：張良是韓國人，祖上“五世相韓”。秦滅韓， 張良從博浪沙雇人行刺秦始皇開始， 落泊造反，為韓國“復國” 做出了不懈努力。張良的身世背景、平生心愿，劉邦都一清二楚。但是，劉邦沒有將韓國故土封給張良，而是將他封到齊國的地面上，這絕不是劉邦的疏忽。不是疏忽就是蓄意，劉邦究竟什么用意呢？齊國這片土地，兩年前已經封給了韓信，而且是張良親手經辦的。“漢四年，（韓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復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原為假王便。’”當時，劉邦被項羽圍困在滎陽，韓信在東邊打下了齊國，不但不來增援，反而派人來向劉邦提出要求，希望同意他自立為“假齊王”。劉邦大怒，罵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齊王！”，并想馬上派兵去攻打韓信這狗日的，張良和陳平在桌子底下“躡漢王足”，附耳道：“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使自為守，不然生變。”劉邦醒悟，立刻改口罵道：“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并立刻派張良帶上印信，前往齊國，封韓信為齊王。張良此刻便想，劉邦今天封他“自擇齊三萬戶”，這是想用一籠鎖二虎。把他和韓信封在同一片土地上，無非是想在他們兩人之間制造一點不大不小的矛盾，達到“以張制韓”、“以韓制張”的目的。
這說明，劉邦不僅對韓信不放心，骨干里對張良也有些信不過。張良對此心明如鏡。不過，張良覺得回絕得過于簡單了也不好，總得給劉邦留點面子。張良道：“始臣起下邳，遇上會留（“留” 是江蘇沛縣東南的一座小城），此天以臣授陛下，幸而時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劉邦“乃封良為留侯”。張良為什么要向劉邦重提留城，愿封留侯？他是想借此提醒劉邦，希望在他們君臣之間保持一點起事之初的純樸記憶。回想打天下之初，大家忙于殺伐征戰，縱橫捭闔，何曾斤斤計較于一得之功、一己私利？可是一旦得了天下，為了爭奪各自利益，宮廷內外已是劍拔弩張。
圍繞“封功臣” 這件事，宮廷內爆發了一場大風波。“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爭功而不決，未得行封”。劉邦發現，文臣武將們每天都在宮道上三五成堆，交頭接耳，竊竊私議，便問張良：“他們在商量什么？” 張良回答說：“在商量謀反！”劉邦大驚，天下剛剛安定，為什么要謀反？張良直言道：陛下也是布衣出身，他們這些人跟隨你出生人死，現在你貴為天子， 他們也希望論功封賞。可是，目前得到封賞的人，都是蕭何、曹參的親信故舊。被誅殺的都是同陛下及蕭、曹他們有怨仇的人。他們都在擔心，自己不但得不到封賞，陛下反而對他們處處疑心，隨意誅殺，所以逼得他們聚在一起商量謀反。劉邦急問： “奈何？”張良問他，你平生最恨，而且群臣們都知道你最恨的人是誰？劉邦答，雍齒。他說這個人過去曾多次羞辱過他，他曾幾次想殺他，都因為念他立過不少戰功， 沒有忍心下手。張良說，那好，作為一項緊急措施，你趕快先封雍齒，好讓大家打消顧慮，先把人心安定下來，后面慢慢再做工作。
張良的這番分析和建議，可謂“一石二鳥”。一方面，他巧妙地點了一下蕭何、曹參的名。那意思，是說劉邦包庇慫恿蕭、曹也好，是說蕭、曹結黨營私也好，是說張良對此有些看法也好，你劉邦自己去理解吧。另一方面，他也為劉邦解決這場風波獻出了關鍵的一招。這等于告訴劉邦，你身為皇上，用小人之心度我君子之腹，我的肚量比你大，我在人格上決不會輸給你。意見要向你提， 為臣之責仍然要盡到，此乃堂堂君子之風。
然而， 經過這場風波， 張良畢竟受到很大刺激，心中有些悲涼。他看到朝廷內各個利益集團、各個門派之間的矛盾已暴露得異常尖銳，自己在劉邦心目中僅僅是—位謀士而已，并非信可托國之重臣。劉邦天下已經到手，再沒有多少危急大難需要有人為他出謀劃策了。況且自己身體也一直不太好，這個“臣”是不能再做下去了。前思后想，他決心急流勇退，“淡出”政壇。
張良決心脫離劉漢朝廷，抽身而去，也有他自身的悲劇根源：這同他的身世背景、政治理想直接有關：張良原是韓國的貴族子弟，他的祖父、父親都曾做過韓國的相國，先后輔佐過五位韓國君主。韓國被秦始皇滅國時，張良家中還有“家僮三百人”。當時張良還是一個在校學生，正在淮陽“學禮”。他血氣方剛，年輕氣盛，“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作為一名亡國之士，張良念念不忘的就是要為韓國“復國”，但是，秦雖暴虐，“分久必合”卻是天下大勢；即使揭竿而起推翻秦朝，走向統一的時代潮流也不可逆轉，張良“復韓”的政治理想只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這就注定了張良命運中存在著先天的悲劇因素。
一個人最初確立的政治理想，猶如人生初戀，往住難以忘懷、張良雖然加入了劉邦營壘，他心中的“復韓”夢想卻難以泯滅，一有機會就會冒出來。項粱與劉邦會合后，為了打旗幟，“共立楚懷王”。張良覺得機會來了，借機說服項梁，把韓國公子成也立為新的韓王，張良本人也被任命為韓國司徒。他和韓王成一起， 領著一支千把人的隊伍，要去奪取原來屬于韓國的地盤。結果當然不會成功，剛剛打下幾座小城，被秦軍輕而易舉就奪了回去，他們的隊伍也成了散兵游勇，張良只得重新回到劉邦隊伍中來。
劉邦利用項羽正在巨鹿和秦軍主力決戰的當口，搶先入關中， 占領咸陽， 滅了秦朝。項羽隨后入關，覺得劉邦投機取巧，十分惱火，“欲擊沛公”。張良和項伯從中竭力調解，幫助劉邦度過了鴻門危機。隨后，項羽封劉邦到漢中去做漢王，劉邦臨走前送給張良“金百鎰，珠二斗”，打發他回韓國去，等于把他“辭退”了。張良將金銀悉數轉贈項伯，只身回到韓國，方知韓王成已被項羽所殺。至此，張良的“復韓” 理想徹底破滅，重新投奔劉邦。
張良的以上經歷， 說明了一個問題：他在劉邦陣營內始終帶有“客串”性質。劉邦雖然重其才，用其計，但對他的信任度一直有所保留，始終沒有達到傾心相依的地步。劉邦本人粗俗豪放，做泗水亭長時衙役小吏“無所不狎侮”， 做了皇帝仍然“素慢無禮”，對蕭何等都是直呼其名，動輒臭罵。張良身上則有一股子貴族書生氣質，見解精辟，談吐文雅。劉邦對張良一直以“子房”稱之，始終客客氣氣，連重話都不曾說過一句。相敬如賓， 要害在“賓”。在劉邦心目中，張良這個人“身在漢營心在韓”，并不是死心塌地的追隨者。因此， 在關鍵問題上，劉邦對待張良和蕭何的態度是有本質區別的。封侯前，劉邦對“三杰”做出評價， 第一個就講到張良， 給人以錯覺，好像他把張良列為第一位大功臣。實際上，劉邦內心一直把蕭何排在第一位，“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只是由于群臣爭功激烈，劉邦自己不便直說，“難之”。最后正式排列位次時，關內侯鄂君揣摸到了劉邦的心思，挺身而出，力排眾議，發表了“蕭何第一，曹參次之”的意見，劉邦立即表態：“善!” 加封蕭何“父子兄弟十余人，皆有食邑”， 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恩寵無以復加。
司馬遷有評語：“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劉邦遭遇過很多次危機，危急關頭都是張良為他出謀劃策，化險為夷，轉危為安。劉邦面臨重大問題時，也往往都是張良為他做出精辟分析，幫助他做出正確決斷。在這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劉邦都曾得力于張良的計謀和忠告。人們不禁要問，劉邦既然明確表態“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那么張良應該排在第幾位呢？劉邦對此三緘其口，別人也再沒有誰提出這個問題。
劉邦對待蕭何和張良一親一疏，有一件事最能說明這一點。開國后，張良和蕭何兩人誰都沒有當上相國， 這是一件咄咄怪事，其中大有奧妙。這說明，劉邦在處理這些敏感問題時，心是很細的， 心計也是很鬼的。讓張良當相國， 他不放心；讓蕭何當相國， 又怕張良不服。撇下張良用蕭何， 怕是群臣也不服，不太好辦。有時不好辦的事也好辦： 不立相國。劉邦這點心思， 哪里瞞得過張良？ 好吧， 我先請個假，養幾天病再說，看你劉邦如何動作。劉邦卻久久不愿捅破這層紙，晾著，不急。時間一長， 張良反倒覺得太沒意思：別人還以為是我張良盯著這個位子不肯讓步，顯得我不夠豁達似的，豈不低俗？古往今來，將相大臣們要想徹底擺脫地位、權力、名利的羈絆，難。但張良很快從中擺脫了出來，主動為劉邦解開了這個扣子，再一次顯示了他的君子風骨。他利用最后一次隨劉邦出兵伐代的機會，出奇謀拿下了馬邑，順便勸說劉邦立蕭何為相國。
至此， 張良覺得平生無愧于己，無愧于人，便和劉邦作了一次告別談話。他從回顧自己的身世講起，一席話講得情真意切。他說： “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 為韓報仇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 位列侯，此布衣之極，子良足矣。”最后， 他向劉邦明確表示，“愿棄人間事， 欲從赤松子游耳”。赤松子是神話傳說中的“仙人”， 他要求“仙” 去了。就這樣，張良毅然決然告別了政治舞臺，但話語中也不乏絲絲縷縷的傷感情調。
劉邦對張良“用而不信，疑而不任” 的態度，到死也沒有改變。劉邦討伐黥布叛亂時為流矢所中， 返京途中箭傷發作，回宮后一病不起，太醫百般醫治，回天無術。劉邦自己也說：“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不愿再治。呂后到榻前詢問后事：“陛下百歲之后，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任？”劉邦答：“曹參可。” 呂后又問其次，劉答：“王陵可，然陵少贛，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余，然難以獨任。” 呂后再問，劉答：“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 呂后再問，劉邦答：“以下非你我所知也。” 呂后打破沙鍋問到底，問到最后也沒有從劉邦嘴里問出張良的名字來。原因很簡單， 劉邦壓根兒就不信任張良。其實， 呂后倒是很想請張良再度出山的。劉邦死后，呂后強迫張良進食， 并勸他說：“人生一世， 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張良“不得已，強聽食”，但未見他為呂后做過什么事，又活了六年才死。
細想起來， 張良用如此方法回避俗世煩惱， 他的內心何嘗能徹底輕松？ 俗世之事難，求“仙”之事就不難嗎？一個曾經充滿抗暴復仇精神的英雄俠士，一個才華橫溢、指點江山的戰略家，一個功成名就，“封萬戶，位列侯”，居“布衣之極”地位的開國元勛，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愿棄人間事”，去過幽冷孤寂的“避世”生活呢？正如王伯祥先生所說，這其實不過是“委婉避禍之詞”，其真正原因，則是“時韓信、彭越、黥布、陳烯諸人都已被誅，故良處處表示知足，并假托神仙以期自脫”。所以，在這看似輕松的話語中含著有深刻的兔死狐悲、禍福不測的悲劇心理。這不正是當時那種“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血腥現實的反映嗎？司馬光曾說:“以子房之明辨達理, 足以知神仙之為虛偽矣。然其欲從赤松子游者, 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 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之所稱者, 三杰而已。淮陰誅夷, 肖何系獄, 非以履盛滿而不止也? 故子房托于神仙, 遺棄人間,等功名于外物, 置榮利而不顧, 所謂明哲保身者, 子房有焉。”
當然，這還不是原因的全部，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張良對即將到來的權利斗爭的預感和躲避。他預感到取得勝利的劉邦統治集團中正醞釀著一場皇室與外戚的血腥斗爭，而這場斗爭對他來說真正是波譎云詭、變幻莫測的，所以他要竭力躲避這一斗爭的糾纏。但是盡管如此，他還是被深深地卷了進去。在劉邦晚年的太子之爭中，他被呂后勢力裹脅，成了他們的謀主，以請出“商山四皓”的計謀穩住了劉盈的太子地位，致使呂后勢力占了上風。
天下洶洶，各為其主。張良是一個“優美的”戰略家，在戰略實踐活動中是何等瀟灑俊逸！然而，他作為戰略家出現只是短暫的幾年光景。劉邦與張良曾經是一個最佳組合。楚漢相爭，劉邦的實力遠不及項羽，但依靠他們這個最佳組合將能量發揮到極致，終于贏得了這場比賽。比賽一旦結束，促成他們構成最佳組合的客觀條件也就不復存在。因為這個最佳組合是打天下的班底，不是坐天下的班底。劉邦為了獨掌天下，需要重組班底，這就注定了他們這個最佳組合的傾情演出，上半場是正劇，下半場是悲劇。所以，他后期實際上是一個可悲的“小人物”，身世相當凄涼。結合《史記》之外的其他漢史看，這種凄涼還延及他的家族后世：由于他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漢初這場皇室與外戚生死斗爭的漩渦，并曾是外戚勢力的謀主，所以深為兩漢歷代劉氏皇帝所暗自忌恨，身后家世相當冷落。蕭何、曹參等大功臣的后代所承襲的爵位總是除而復封，終兩漢數百年傳而不絕，而他的爵位則僅傳一世，到他的兒子張不疑就因“坐不敬”而“國除”了。這位名列“漢初三杰”之首的大戰略家，下場還不夠悲涼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