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國之薨（洪秀全的惡夢）楔
太平天國終于死了——怎么死的？餓死的。 在長達13年的太平天國“天京保衛戰”中，導致天國最后滅亡的主要原因，不是天朝高層內訌，不是清廷,不是曾國藩，也不是洋鬼子，而是缺糧！在長達13年中，太平天國所有的戰事，其最初的出發點和最后的目標，幾乎都只圍繞著兩個字——搶糧！ 第一章 坐困愁城 ⒈ 公元1853年6月，太平天國發動從南京指向武漢旨在拓展根據地的西征戰事，東王楊秀清親自掌握西征大軍的指揮權。 太平天國西征軍從南京出發，6月10日，再占安慶，駐扎集賢關的清廷按察使張印塘率軍反撲，攻陷安慶，旋即全軍退駐集賢關外。這時，西征軍主力西進，無暇顧及安慶，折而向南，圍攻南昌，因為懸軍深入，久攻不克，9月下旬，撒圍南昌，分兵三克安慶，兼克九江。9月25日，翼王石達開領兵進駐安慶，構筑營壘、戰壕、炮臺，使安慶成為南京的前衛重鎮，是西征軍的有力支撐點，隔斷了安徽長江南北岸的清軍往來，為西征軍主力開辟安徽根據地創造了有利條件。 果然，1854年1月，西征軍主力攻取廬州，底定廬州以南、長江以北各州縣，完成了開辟安徽根據地的戰略任務，同時，安徽省變成了西征軍進擊湖北的前進基地。無可否認，一舉開辟安徽省根據地，乃是楊秀清西征的得意之筆。但西征軍進入湖北后，離開南京遙遠了，楊秀清卻繼續抓住指揮權不放，進行“遙控”指揮，就難免貽誤戎機了。 太平天國輕易開辟了安徽根據地，使楊秀清產生了輕敵冒進的情緒。反映在西征軍1854年2日中旬，水陸圍攻武昌時，分兵石祥貞等進攻湖南，開辟湖南根據地，結果削弱了進攻武昌的兵力，所以直到6月下旬才攻占武昌。占領武昌之前，湖南西征軍因兵力不足，以至太平天國官兵斗志不堅，自6月1日湘譚戰役失利后，湖南西征軍便一蹶不振，即使楊秀清命曾天養軍增援湘北，也沒有扳回湘北敗局。曾國藩則乘勝追擊，10月14日，攻陷武昌，順江水陸東下，直撲九江。 這種敗局的出現，主要責任要由楊秀清來負，其原因是： 第一，軍情瞬息萬變，移步換形。如果楊秀清要掌握西征軍的指揮權，應該隨軍征戰。“遙控”指揮，徒然貽誤戎機。如1854年6月，西征軍與湘軍在湘北爭奪戰中，曾天養發現敵軍兵力強大，很有戰斗力，擬棄守岳州，打報告回南京請示東王楊秀清。報告先到安慶，須經石達開審查后再轉稟東王。翼王石達開是在西歷7月30日收到曾天養的報告的，再轉給東王，東王再研究決定下命令給曾天養，木船逆水行舟到湖南，總須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即是曾天養應在9月才接到東王的指示，而岳州已于7月25日失守，曾天養巳于8月11日戰死。遙控指揮，如何能不打敗仗！ 第二，西征軍前線的最高指揮官石鳳魁畏縮懦怯，面對與他同一級別的將領韋俊、石祥貞等，難以做到統一指揮。反過來說，楊秀清本應派威望頗高的翼王石達開作為西征軍統帥，方可以隨機應變，審時而動，何至于湖南敗績，武漢失守?楊秀清老于軍事，曾經考慮到這個問題，先后派韋昌輝、石達開去湖北前線指揮軍事，但是，派出了又把他們追回來，原因何在？舍不得交出軍事指揮權！ 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后不久，楊秀清揮舞起天父的棍棒、羞辱天王洪秀全，逼封萬歲（此處且按舊說），這是他要牢牢掌握軍權的根本原因。楊秀清和洪秀全一樣，是寧愿犧牲太平天國的全局利益，也不愿放松一點他個人的政治權勢，這才是西征軍湘北戰敗，武昌又失守的根本原因。 第三，西征軍的兵力與作戰能力，充其量只能打一個省的戰爭。安徽的軍事勝利與輕易攻入湖北，使楊秀清被勝利沖昏了頭腦，武昌還未攻下，便命令西征軍分兵出擊湖南，超過了西征軍的作戰能力。林紹璋孤軍防守湘潭，后無援軍，湘軍則水陸師兼而有之，還有地方團練輔助作戰，林紹璋哪得不敗！如果湖南西征軍真有能力的話，為什么曾天養增援湘北后，湘北爭奪戰又失敗?所以，楊秀清把湖南西征的失敗歸罪于林紹璋，顯然是很不公道的。 第四，由輕易開辟安徽省根據地而輕率冒進，武昌尚未攻下，便分兵湖南，由湘北爭奪戰失敗而武昌失守，敵軍悉銳東下。楊秀清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由輕率冒進而一下子轉化為消極防御，命令燕王秦日綱堅守田家鎮、半壁山，在田家鎮與半壁山之間，用鐵練構筑堅固的攔江工事，結果被湘軍全部摧毀，秦日綱等敗退安徽省宿松、太湖。湘軍侵占田家鎮、半壁山后，猛攻九江。險惡的西征軍事形勢潑飄大雨般澆到了楊秀清的頭上，他這才不得不授予石達開指揮西征軍的全權，終于被石扳回了敗局，1855年10月，西征軍三克武昌。 第五，如果湖北西征軍不分兵進擊湖南，而以這支兵首先掃蕩盤踞荊州的荊州將軍官文、盤據德安的湖廣總督楊霈等部清軍，建立湖北根據地，普遍推行鄉官制度，曾國藩哪能輕易攻陷武漢，直撲九江? 戰爭的勝負，不單純決定于軍事力量的強弱，還牽涉到敵對雙方面政治、經濟等條件的對比。因此，對于太平天國的門戶——安慶保衛戰，就單純從太平天國方面的軍事活動來評論得失，這就難以說清安慶保衛戰失敗的根本原因了。 1857年，太平軍退出湖北后，湖北巡撫胡林翼運用權術，交歡湖北總督、滿族權貴官文，居巡撫之位，行督撫之權。胡林翼利用他手中權力，整頓厘金、捐稅、漕稅等弊政，每月收入達40萬兩白銀，所以他能供應七八萬湘、楚軍的糧餉以及作戰費用。再加各省協餉，更見充裕。即以湘軍控制的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財力而論，早已大大超過太平天國的財力。再就地利、人和等方面來說，太平天國也屈居下風。胡林翼說：皖、鄂交界地段，“袤斜五百余里”，山勢起伏，連綿不斷。他在重要山隘關口，修筑碉卡，大型碉堡內可住的人以上，儲藏五六天的生活必需品，大有以逸待勞，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胡林翼的碉堡政策，雖不能全部限制陳玉成的馬足，但是，終究憑險依碉，擊潰了企圖跟隨陳玉成闖進湖北的捻軍，捻軍領袖龔得樹戰死。這次戰役，無異是陳玉成部與湘、楚軍的一場戰略大決戰，太平天國方面的損失是巨大的。 就將領間的關系而論，指揮湘、楚軍的是湘軍巨擘曾國藩、胡林翼，他們兩人完全通力協作，互相救援，一部分經制兵將領如滿人多隆阿等，都得聽命于官文，胡林翼既能行督撫之主權，多隆阿等對胡林翼的指揮，也就俯首貼耳。而在太平天國方面，陳玉成與李秀成面和心不和，與后來增援安慶的干王洪仁玕、覃王林紹璋等意見頗深，作戰時不能同心協力，又將如何決勝于疆埸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國退山湖北后，胡林翼全面恢復舊秩序，厲行保甲，組織團練，又輕徭薄賦，籠絡人心，所以陳玉成在1861年春統軍打進湖北后，如入無人（理睬）之境，不能在敵人的后院煽風點火，白白勞師遠征。 在軍事兵種上，湘軍擁有強大水師，完全控制了長江的制水權，杜絕安慶太平天國守軍的水上接濟。根據以上情況的對比，安慶保衛戰的前途是敗局已定。1860年夏，安慶保衛戰開始前，胡林翼告誡悍將多隆阿說：“用兵之道，全軍為上策，得土地次之。殺賊為上策，破援賊為大功，得城池次之。”多隆阿自以為兵精將悍，企圖于陳玉成軍前來解圍安慶前攻陷桐城，遂派兵強攻桐城。胡林翼一再致書多隆阿，命令他停止攻城。信中說：“惟攻堅非至謀，扒城尤非善策。驅血肉之軀與炮石相抗，精銳徒傷，士氣不振”、“老兄目前攻二壘，帶傷及不列等不報者約千令人。若再以梯攻城，不知又傷多少？”令立即停止攻城，另籌良策，說明作戰時應以保存有生力量為上，不要爭一城一地的得失。陳玉成在這點上認識不足，堅持死救安慶，不止一次率領主力沖入敵方預置陣地中去與湘、楚軍肉搏，最后，他手中的主力打光了，士氣瓦解，兵無斗志。關于這個問題，《李秀成自述》中說得很清楚，當時，連李秀成也不同意陳玉成用死拼老本的方法解安慶之圍。 從上所述，可見太平天國自定鼎南京以后，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里，戰事頻仍，雖有兩破清廷江南江北大營的輝煌勝利，但西征東討，豕突狼奔，總給人以焦頭爛額、疲于奔命的“困獸”感覺——這究竟是為了什么？ 原來，在長達13年的太平天國“天京保衛戰”中，導致天國最后滅亡的主要原因，不是天朝高層內訌，不是清廷,不是曾國藩，也不是洋鬼子，而是缺糧！在長達13年中，太平天國所有的戰事，其最初的出發點和最后的目標，幾乎都只圍繞著兩個字——搶糧！（待續） 在太平天國最后的日子，南京城厚實的城墻一度被轟開大缺口，但曾國荃親率的湘軍卻不得其門而入,而第三次清軍長驅直入的原因，竟是因為守城的太平軍已經餓得舉不起手中的刀槍！
⒉ 從戰略意義上說，由于高層人物急功近利，定都南京的決策，成為導致太平天國滅亡的最重要的原因。或許，這就是石達開最后進軍大西南的戰略意圖？可惜的是，覺悟已經太遲。 1853年3月19日，太平天國攻克南京，立即決定建都于此，從而結束了流動作戰局面，進入以南京為中心的“設官據守”的新階段。這是太平天國戰略上的一大轉折。 太平天國領導集團之所以決定在南京定都，除了“金陵為王氣所鐘”的心理因素，主要是看中江南富庶，米糧豐足。這從領導集團內部在攻克南京之初，關于建都戰略討論中得到證明，1853年刻頒的《建南京于金陵論》反映了這場討論。其中多次提到江南民情“富厚”，“天下糧食盡出于南方，如江西、安慶等省，順流而下，運糧亦順便易；至浙江、江蘇，其地更近，尤為迅速”。又有稱江南“米粟最多，是天下所不能及也”。 李秀成在《自述》中回顧這場討論時，談到洪秀全、楊秀清改變“本欲取河南為業”的初衷，而決定定都南京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聽取了一個湖南水手的意見，因為“河南河水小而無糧”，南京則“民富足余”。清朝封建文人也證實，太平天國放棄集中全力北伐，是由于“北路陸地乏糧，難于饋運；今據長江之險，舟師萬千，宜先據南京為偽都，再圖北犯……遂于金陵建偽天王府。”史實表明，豐富的糧食資源是太平天國定都南京的一個重要經濟原因。 從定都南京到1856年6月，是太平天國前期軍事上的鼎盛時期。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戰略防御之后，太平天國分兵北伐、西征與保衛南京。北伐基本重復了永安之后的運動戰策略，至1855年因孤軍深入、糧盡彈絕而以失敗告終。西征經歷了一度曲折反復，到1855年初轉敗為勝，進展順利。1856年3—6月，太平天國擊潰了清軍江北與江南大營，進入軍事上的全盛時期。 然而，從戰爭最后的結局、即改朝換代的長遠戰略目標來看，洪秀全等人定都南京，卻是戰略決策上的致命失誤： 一、江蘇南京的地理位置處在“吳（越）頭（荊）楚尾”的長江中下游，受到清朝西南方各省的經濟實力和東北方各省政治勢力的雙重夾擊，即兵家所謂“四戰（四面受敵）”之地（見本章附文）；作為清廷的財源之區，江南一旦有失，被掐住財政咽喉的清政府必然以死抗爭，決不能也不會給太平天國坐下來喘氣的機會；尤其是，太平天國這種把農業生產基地作主戰場的戰略構思，無疑會在戰爭的過程中使廣大農村變成一片焦土，即使在軍事上不斷戰勝敵人，也必然會在經濟上餓死自己（事實正是如此）； 二、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對于業已統治中國近兩個世紀的龐然大物——清朝來說，太平天國決不可能僅靠幾次戰役的勝利甚至是重大的勝利，就可以戰而勝之，取而代之。滿人來自關外，最不濟的時候還有東北三省可以依托，而太平天國就如同擺在砧板上的肉，一旦首都被圍，立即就會走投無路，成為甕中之鱉； 三、最終嚴重的問題在于：在戰事頻仍的狀態下，由于沒有鞏固而穩定的后方生產基地，解決百萬軍民的口糧，從第一天開始，就已經成為太平天國政權生死攸關的大問題！ 為了探討南京的糧食補給問題，先要回顧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前，是如何解決軍糧供給的。 太平天國初期并無一定正常的征糧制度，多采取“因糧于民”、搶割、購買等方法。征糧對象主要是地主富家，“所過粵西州邑，搜刮貲糧。每遇富室鉅家，必掘土三尺。” 太平天國起義之初，從金田—江口墟至永安的5個戰場，都是典型的防御戰局。太平天國據守在狹小的戰役基地上，沒有戰略后方，缺乏持續的糧源。金田起義時的聚糧不久耗盡，“糧食暫時短少，東西王誥諭眾弟妹概食粥，以示節省。” 為了取得給養，楊秀清多次實施戰術機動，試圖奪取黔江渡口，皆為清軍擊敗。突圍至中平，又將各村墟余糧集中儲備，以供防御軍需。清軍三路進犯為太平天國務個擊破之后，遂改行“堅堵”，斷絕交通線。太平天國只得返旆新墟，將早稻割獲充作軍糧。 在清軍前后堵剿下，太平天國“鹽糧將盡”，突圍而出，沿途就食籌糧，輾轉而至永安。李秀成自述中說：“西王、北王帶旱兵在大黎里屯扎五日，將里內之糧谷衣食等，逢村即取，民家將糧谷盤入深山，亦被拿去。” 1851年9月25日，太平天國攻克永安，駐守半年多。除沿途籌糧運入州城外，又乘清軍尚未集結，“每日仍出搶掠近處村莊”。據10月17日估計，太平天國“積谷可三、四月之守。” 同時，太平天國又發動軍民，搶割秋禾，“茲查逆匪糧米，自去歲閏八月搶割之后，倉廩甚豐。自去歲獲犯即供足敷今年正、二月之食。”當時“所有附城近處禾稻，皆為賊收，是以充足。” 太平天國永安突圍前不久，賽尚阿奏報了太平天國籌糧方法和效果，說；“查匪踞永安以來，因糧于民，擄掠附近各村，糧米無短絀。”此外，太平天國還派人采購，居民也接濟軍資，清軍根據咸豐帝多次嚴諭，“嚴行禁拿，前后獲犯不少，賊之接濟實已無多。” 以上5個戰場的戰局表明，單純防御戰略不能解決持續的糧食補給，反而因日漸消耗，糧食軍資危機不斷加劇，有限的儲備不能支持持久的防御戰局。永安突圍之后，楊秀清等人開始轉變戰略，由單純防御逐漸過渡到積極運動,太平天國從此不再固守在貧瘠的山區村墟，而是向敵人防守薄弱的內線與腹地長驅進軍，把桂林，長沙、武昌、南京等大城市作為近期攻取目標，沿途攻城略地，清軍無法再圍困封鎖太平天國了，糧食軍資補給的困難也因此得以解決。 這一階段，太平天國逐步形成了（勒令地主作）“貢獻”和“打先鋒”（打家劫舍）兩種征糧措施。在進軍途中，太平天國派遣分隊，先行數百里，“前往遍張告示，令富者貢獻貲糧，窮者效力。”如果富戶不肯貢獻，則采取打先鋒的方式，強制征收。江忠源說：“粵逆志在擇肥而噬，下戶窮管搜求不暇。且或以時詐示仁義，愚弄吾民，買飯求漿，多給市值。”太平天國“赴(桂陽)州城，所過非官吏不妄殺，見鄉民愿從者與俱行；倘不，亦不強也。居人家，每食延主人上坐，以誘致徒黨。遇賊者皆傳其不殺，頗狎之。” 可見，太平天國初期有較嚴格的群眾紀律，打先鋒的對象是官吏、富室，對一般人民秋毫無犯，買賣公平，予以保護和尊重。 由于戰略方針的轉變，太平天國嘗到了“不賈而封殖，不耕而飽食”的甜頭，便錯誤地以為，“吾以天下富室為庫，以天下積谷之家為倉，隨處可以取給。”“……則金銀五谷，來源無窮。” 因此，太平天國把重要補給來源在放在戰場上，企圖以“搶”度日。每當攻克城市，清政府糧倉，金庫，軍械庫一概沒收，成為太平天國戰利品。岳州，武昌、九江、安慶、南京等三十余座城池所有清政府搜刮的民脂民膏，皆入圣庫。以致沿江東下時，萬舸千船，皆置輜重。 1852年7月，太平天國在湘南，采取“向富戶訛索谷米銀錢”，或“代賊買辦谷米物件”，前者是要貢獻，后者為購買。太平天國撤圍長沙，進軍武昌時，“虜劫之局一變屢變。始則專虜城市，不但不擄鄉民，且所過之處，以攫得衣物散給貧者，布散流言，謂將來概免租賦三年。鄉民德之，以致富者坐視城中困守，不肯捐助一錢，貧者方幸賊來，借可肥己。” 1853年2月，太平天國從武昌，“下九江時，到處遍張告示，首以‘薄賦稅，均貧富’二語煽惑愚民，是以赍糧資賊者沿江皆是。”由于迭克城池，給養取之清政府庫藏。太平天國不再“因糧于民”，而且厚待農民，始則謂“概免租賦三年”，繼則宣示“薄賦稅，均貧富”，而且將所獲衣物救濟貧者，因而深得農民擁護和支持。 至于糧食的配給，從金田到南京，太平天國大體上采取人無私財與平均分配的辦法。張德堅在《口糧》中記載：“偽官雖貴為王侯，并無常奉。惟食肉有制：偽天王日給肉十斤，依次遞減，至總制半斤，以下無與焉。其偽朝內務官，一切衣食，皆向各典衙官取給，軍中亦然……惟禮拜錢及糧米油鹽一律皆有定制：偽官每人每七日給錢百文，散卒半之。每二十五人每七日給米二百斤，油七斤，鹽七斤而已。”據此折算，太平天國官兵每人每日分給米1．14斤(1斤2兩2錢)，油鹽各4錢。如果糧食緊張，官兵即要減少定量，例如金田起義后不久，全軍“概食粥”。在道州，“每夫一人早，晚只給飯二小碗，不能充腹。” 太平天國采取的劫富征糧、平均分配的糧食政策，保證了全軍將士“同食同穿”。這對廣大貧苦農民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李秀成說，許多貧寒之家“各因食而隨”，參加了太平天國。當太平天國進軍兩湖三江時，“富者，文弱者吞聲以填溝壑，窮者、強有力者遂甘心從賊，自去投營，以圖溫飽”。正因為滿足了渴望生存的貧苦農民的基本物質利益，從而使部隊發展至十數萬人，形成燎原之勢。 必須指出，這一時期的各種籌糧方法都不是以開辟補給基地，建立戰略后方，發展生產，保證持續糧源為前提的，而是單純防御狹小基地或流動作戰的戰略產物，雖然在當時有較大的軍事和經濟效益，但從持久的戰爭局面考慮，此種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掠奪方法，太平天國很快就嘗到其帶來的苦果。（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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