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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立群 【內容提要】 游蹤、景觀、情感是游記文體的三大文體要素，它們演進的程度與表達的詳略，直接關系到游記文體的形成與游記文類的劃分。游蹤演進的緩慢導致柳宗元“永州八記”為代表的山水游記重大文體缺陷。重游蹤，重地理記載，是地學游記的重要文體特征。重客觀之景與重主觀之情，又使文學游記分為再現型與表現型兩大部類。 游記是散文中最自由的文體之一。作家可以靈活地采用筆記、日記、書信、詩歌等種種不同的形式去記游。不同的游記或以文學描寫為主，或以地理考察為主，但不論游記的具體形態如何變化，游蹤、景觀、情感仍然是游記文體的三大基本要素，它們演進的程度與表達的詳略直接關系到游記文體的形成與游記文類的劃分。 一游蹤的演進發展與游記文體的形成 中唐作家柳宗元創立游記文體這一事實已經得到大多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的首肯，但是，研究者很少注意到柳宗元以“永州八記”為代表的游記尚存在著重大的文體缺陷。 柳宗元游記的重大文體缺陷是游蹤記寫的不明顯。游蹤是游記中最為重要的文體要素之一，游蹤的有無是區別山水游記與山水記的惟一標尺;游蹤的詳略是區別文學游記與地學游記的重要標尺之一。 山水記是與山水游記血緣關系最近的山水散文，山水記與山水游記的重要區別是山水記不寫游蹤只記方位。這種區別的實質是山水記以空間為線索組織成文，山水游記以時間為線索組織成文。游蹤的本質是以時間為線索的山水游覽歷程的文字記載，方位的本質是以空間為線索的景觀布局的文字記載。縱觀柳宗元的全部游記，不少作品的方位記載較多，游蹤記寫不甚明顯。《游黃溪記》游覽的是黃溪，但作者的文字交代卻是“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的方位介紹。《鈷潭記》介紹鈷潭的文字是“鈷潭在西山西”，這顯然是典型的方位介紹。《袁家渴記》開篇一段文字的方位介紹性質最為典型:“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姆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這段全面介紹永州山水的幽麗奇絕之處的文字，完全按方位記寫。 柳宗元游記游蹤記寫的不明確源于柳宗元的游記脫胎于記載一山一水的山水記，而且與中唐作家元結的山水記承傳關系最為密切。清末桐城派古文家吳汝綸曾精辟地指出:“次山放恣山水，實開子厚先聲”。元結寫下了許多山水記名篇，如《右溪記》等，這些山水記對柳宗元的山水游記影響甚大。這種影響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表現為二者在山水描寫上的一致，二是表現為在文體特征上的一致性。所謂文體特征上的一致，主要是指二者所寫一是純粹的山水記，一是帶有山水記胎記的山水游記。 柳宗元“永州八記”的這一文體缺憾，源于在他之前，游蹤這一文體要素相對于景觀與情感兩大文體要素，未得到充分的發展。 用散文語言寫山水之景源于晉宋地記 ① 。在晉宋地記中，山水景觀的描寫達到了很高的水準，而且其精華部分多被酈道元《水經注》與隋唐類書所汲取。《水經注·江水注》有關三峽的那段傳誦頗廣的名文出自劉宋盛弘之的《荊州記》 ② ，它代表了晉宋地記山水散文的最高成就。柳宗元通過隋唐類書與《水經注》兩條途徑均可汲取以晉宋地記為代表的山水散文的寫景成就，并將其移植于“永州八記”之中，因此，柳宗元“永州八記”在山水描寫上取得了巨大成功。這一成功雖然不乏柳宗元本人的創造，但前人在山水描寫上的成就促使了景物描寫這一重要游記文體要素的成熟也是不爭的事實。筆者僅舉一例予以說明。柳宗元“永州八記”的代表作《至小丘西小石潭記》“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一云“披拂潭中，俯視游魚，類若乘空”）”二句受到歷代讀者的鐘愛。明人楊慎曾指出這兩句本自《水經注·洧水注》的“淥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游魚，類若乘空”數句，只是《洧水注》是否源自晉宋地記，今已無考。但是，《水經注·夷水注》“東入于江”條卻給我們透露了魚游乘空源于晉宋地記的事實: 夷水又逕宜都北，東入大江，有涇渭之比，亦謂之佷山北溪水。所經皆石山，略無土岸。其水虛映，俯視游魚，如乘空也;淺處多五色石。 《太平御覽》卷六十地部“江”條載有東晉袁山松《宜都山川記》的一段文字: 大江清濁分流，其水十丈見底，視魚游如乘空，淺處多五色石 ③ 。 二文相較，《水經注》的“涇謂之比”正是指清澈的夷水涌入大江處的“清濁分流”;“俯視游魚，如乘空也，淺處多五色石”數句，恰源于“視魚游如乘空，淺處多五色石”。顯然，酈道元正是根據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記》才寫出了《夷水注》“魚游乘空”的那段妙文。因此，無論《水經注·洧水注》的“魚游乘空”是否與晉宋地記有關，我們都可以說柳宗元《小石潭記》“魚游乘空”的描寫汲取了晉宋地記的山水散文成就。至于情感抒發，可供柳宗元借鑒學習者更多。抒情詩是中國古代詩歌中最早成熟的詩體，各種抒情手法在詩歌、散文中都已大量運用。柳宗元“永州八記”中多種抒情手法的運用與這一文體要素的成熟密不可分。 在游記的二大文體要素中惟獨游蹤的演進最為緩慢。屈原《離騷》、《哀郢》、《涉江》等作品出現了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最早的行蹤記述。兩漢記行賦如班彪《北征賦》、班昭《東征賦》發展了屈原諸作的行蹤記述。兩晉南朝的詩序（如桓玄《南游衡山詩序》、廬山諸道人《游石門詩序》等）、書札（如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等）產生了真正的游蹤。但是，作為游記最重要的文體要素之一的游蹤始終未能在魏晉南北朝得到充分的發展，人們對游蹤在游記文體中重要性的認識亦嚴重不足。 在游蹤這一游記重要文體要素尚未得到充分發展的條件下，柳宗元創作了部分無游蹤記寫卻有方位記載的具有濃重山水記特征的游記當屬必然。 二景觀、游蹤的詳略與游記次文類的文體劃分 中國古代的游記可分為兩大部類:一為詩人之游，二為學者之游。前者以描摹自然景色、表現作家審美情趣為主;后者以記載地理知識，有利于地理考訂為主。這種區別導致了中國古代游記劃分為文學游記與地學游記兩大次文類。稱文學游記為詩人之游，并非指這類游記的作者不是學者，而是強調這類游記以模山范水為主;稱地學游記為學者之游，亦非說這類游記一無山水描寫，只是說這類游記更注重地理知識的記載。因此，地學游記與文學游記相互區別的主要標志，是游記文體要素中景觀描寫、游蹤記載的詳與略。 文學游記以描摹自然景色、表現作家的審美情趣為主。因此，文學游記重視模山范水，重視作者主觀感受的表達。柳宗元的《小石潭記》，蘇軾的《石鐘山記》、王安石的《游褒種山記》，都是中國古代游記中文學游記的精品。 地學游記以記載地理知識，有利于地理考訂為主。因此，地學游記重視區域疆劃、地理方位、山脈走向、水流聚分、地理沿革等地理知識的記載。地學游記的文體特征首先表現為對游蹤記載的高度關注之上。 中唐作家李翱的《來南錄》是中國古代地學游記的濫觴之作。此《錄》詳細記述了作者自長安經洛陽，入黃河，轉汴河，過長江，經富春江，越玉山嶺，渡鄱陽湖，溯漳江，逾大庾嶺，沿湞江，出韶州，至廣州，長達數千里的歷程。這篇地學游記的開山之作對行蹤的記載已非常詳盡:“四月丙子朔，翱在衢州，與侯高宿石橋。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峰直聳，似華山。丙申，上于越亭。己亥，直渡擔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游徐孺亭，看荷花” ④ 。筆者選載的四月全月的日記，表現出作者對游蹤記寫的高度關注。 李翱《來南錄》結尾有如下一段:“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衢、信，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又三十里。自洛州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自有五十里。逆流白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驚灘，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漳江。自大庾嶺至湞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大庾嶺。自湞昌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湞江。出韶州謂之韶江” ⑤ 。這段文字全面總結了李翱自東京至廣州全程的游蹤，作者對游蹤的關注是任何一篇文學游記都無法比擬的。 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記》是中國古代地學游記的翹楚，他的游記對游蹤的記載同樣非常詳盡，而且在游蹤記載中還常常穿插地理疆劃之文，這就使得《徐霞客游記》的地學游記性質更為顯豁。《楚游日記》“四月二十九日”條:“又五里，泊于黃楊鋪。黃楊鋪已屬零陵，其東即為祁陽界，其西遙望大山，名駟馬山。此山已屬東安，則西去東安界約三十里。西北有大路通武崗州，共二百四十里。黃楊有小水自西而來，石梁跨其上，名大橋。橋下通舟，入止三五里而已，不能上也。” ⑥ 文中的“又五里泊于黃楊鋪”的游蹤記載，與記寫游蹤的同時準確介紹黃楊鋪周邊的地理疆劃、道里行程相互融合，成為《徐霞客游記》游蹤記載的獨特風貌。 更有甚者，徐霞客的《游太華山日記》“二月晦”條將游蹤記載與地理形勝的總括融為—體:“入潼關，三十五里，乃稅駕西岳廟。黃河從朔漠南下，至潼關，折而東。關正當河，山隘口，北瞰河流，南連華岳，惟此一線為東西大道，以百雉鎖之。舍此而北，必渡黃河，南必趨武關，而華岳以南，峭壁層崖，無可渡者。” ⑦ 這段文字前三句的游蹤記寫，與下文對潼關一帶地理形勝的總括融為一體，形成了徐霞客地學游記獨特的游蹤記述。 徐霞客《江右游日記》“丁丑正月初三日”條的某些文字己不是游蹤記寫與地理形勝的總括，而是演變為純粹的疆劃記寫:“武功山東西橫若屏列，正南為香爐峰。香爐西即門家坊尖峰，東即箕峰。三峰俱峭削，而香爐高懸獨聳，并列武功南，若 門然。其頂有路四達:由正南者，自風洞石柱，下至棋盤、集云，經相公嶺出平田、十八都為大道，余所從入山者也;由東南者，自觀音崖下至江口，達安福;由東北者，二里出雷打石，又一里即為萍鄉界，下至山口達萍鄉;由西北者，自九龍抵攸縣;由西南者，白九龍下錢山，抵茶陵州，為四境云” ⑧ 。其次，地學游記對山脈水脈的走向分合非常關注，這是地學游記對地理知識偏好的重要表現之一。清代桐城派大師劉大 《游百門泉記》曰:“輝縣之西北七里許，有山曰蘇門山，蓋即太行之山麓。而山之西南，有泉百道，自平地石竇中涌而上出，累累若珠然，《衛風》所謂泉源者也。匯為巨浸，方廣殆數十百畝。……水自戶下出，其流乃駛，溉民田數百頃，世俗謂之衛河。自此而南，經新鄉，東逕衛輝之城，北合淇水，歷浚縣、館陶、臨清，入漕河，以達于海。” ⑨ 從涓涓細流的百門泉水，到千流百折而入海的衛河，文章交代得清清楚楚。桐城派另一位大師姚鼐的《登泰山記》:“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這篇典型的地學游記同樣表現出對水脈走向的關注。 徐霞客《游白岳山日記》開首云:“出西門，其溪自祁門縣來，經白岳，循縣而南，至梅口，會郡溪入浙。” ⑩ 此處寥寥數筆就交代了一條溪的源流。他的《游黃山日記》寫“初三日”的行程:“二十里，抵湯口。” 11 本來，寫到這里，已經夠了。但是，作者仍然順手寫了“香溪、溫泉諸水所由出者”一句，似乎作者非把“香溪、溫泉諸水”的由來補寫清楚方可罷筆。這種寫法在徐霞客手中成了一種慣例，自早期的名山游記到后期的西行日記，無不如是。《游廬山日記》“二十日”條:“越嶺東向二里，至仰天坪，因謀盡漢陽之勝。漢陽為廬山最高頂，此坪則為僧廬之最高者。坪之陰，水俱北流從九江;其陽，水俱南下屬南康” 12 。在“越嶺東向二里至仰天坪”這句游蹤之后，作者對仰天坪南北水脈走向的關切表露無遺。 徐霞客《游武彝山日記》二月二十一日條云:“西北一溪自分水關，東北一溪自溫嶺關，合注于縣南，通郡省而入海。” 13 四句話說明了兩條溪水的走向。這種筆法的進一步發展則是對山脈、水脈、地理疆劃的總結。前引《游太華山日記》開篇曰:“二月晦，入潼關，三十五里，乃稅駕西岳廟。黃河從朔漠南下，至潼關，折而東。關正當河、山隘口，北瞰河流，南連華岳，惟此一線為東西大道，以百雉鎖之。舍此而北，必渡黃河，南必趨武關，而華岳以南，峭壁層崖，無可渡者。”《楚游日記》“三月二十日”條:“由回龍庵沿江岸南行半里，水分二道來:一自山谷中出者，其水較大，乃沱水也;一自南來者，亦通小舟，發源自上武堡。蓋西界則大佛嶺班田囂去云諸山迤邐而南去，東界則東嶺苦馬云諸峰環轉而南接，獨西南一塢遙開，即所謂上武堡也。其西南即為廣西富川、賀縣界” 14 。淡化景觀描寫是地學游記的第三個重要特征。地學游記關注地理知識，強化山脈、水脈、地理疆劃的記載，必然以淡化模山范水為其代價。李翱的《來南錄》雖然是地學游記的濫殤，但強化游蹤記載、淡化景觀描寫的傾向已十分明顯，可以說這篇游記幾乎沒有山水描寫。 清康熙朝文士錢良擇的《出塞紀略》記述了作者北游的全過程，本文節選其一天的行程，見其紀游中模山范水之筆的淡化:“初三日甲戌，……十五里，至居庸關城。城門額曰:天下第一雄關。蓋京師北面之極沖。《淮南子》所謂天下九塞，居庸其一者也。出關，山峰插天，翠屏丹嶂，掩映復疊。三里至陰涼崖，山高蔽日，故名。又五里，至彈琴峽，水流潺湲。峽端緣崖置屋，若凌虛然。……又十二里，至八達嶺，乃山之絕頂也。胡嶠記:‘自居庸西北入石門關，關路狹隘，一夫可以當百，乃中國控扼契丹之險。’或以為此即石門關，元人以此為居庸北口，筑城高戍焉。《山水記》:自八達嶺下視居庸關，若建瓴，若窺井。昔人謂居庸之險，不在關城而在八達嶺，信然。逾嶺下，路漸坦。五里至岔道，即平原矣。《志》云:岔道有二路，自延慶州至四海冶，為北路。自懷來衛至宣府，為西路。八達嶺為居庸之襟吭，岔道又居庸之藩籬也。自居庸南口至岔道，計程五十里，凡過長城六層，地勢北高南下，岔道號稱平地，然已高出京師萬山之上矣” 15 。《出塞紀略》這一天的紀游，以道里行程“十五里”、“三里”、“復三里”、“又十二里”、“五里”作為游蹤紀寫的重點，最后以“五十里”收結。雖然尚有“水流潺 ”之類的模山范水之筆，但全天的重點不在山水之寫已是不爭的事實。這則記游日記實際上是以居庸關為軸心與參照系，詳細交代北京北面的軍事地理形勢。 三景、情的詳略與文學游記的分類 文學游記以模山范水與表現作家的主觀情思為主，但是，山水描寫與情感抒發分屬于客觀之景與主觀之情。文學游記或以客觀之景為主，或以主觀之情為主，造就了文學游記中的兩種不同風貌。 蘇軾是繼柳宗元之后第一位大量創作游記的作家，他的游記以表現作家的主觀情思為主。蘇軾的游記主要保存在《東坡志林》中，下文選載《東坡志林》中《游沙湖》、《記游松江》、《記游廬山》、《記游松風亭》、《儋耳夜書》五篇游記: 游沙湖 16 黃州東南三十里為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紙畫字，書不數字，輒深了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凈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間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發唱黃雞。”是日劇飲而歸。 記游松江 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于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于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歡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舉皆為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架潮，平地丈余，蕩盡無復孑遺矣。追思曩時，真一夢耳。元豐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黃州臨皋亭夜坐書。 記游廬山 仆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青竹杖，自掛百錢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又復作兩絕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憶清賞，初游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 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元寺，主僧求詩，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北十余日，以為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后與 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日，只緣身在此山中。”仆廬山詩盡于此矣。 記游松風亭 余嘗寓居惠州嘉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什么歇不得處!”由是如掛鉤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什么時也不妨熟歇。 儋耳夜書 己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酤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寢，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為得失?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釣者，未必得大魚也。 上述五篇游記基本代表了蘇軾游記的主要特點:略景存情與舍景存情。 在《記游廬山》這篇游記中，廬山勝景已淡化到可有可無境地了。“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這種概括性的語言，代替了具體的景觀描寫，這與由晉宋地記開創的以逼真細膩的散文語言模山范水已差別甚大。相反，作者全力表現的是詩人暢游廬山的主觀感受。這些感受集中反映在五首廬山記游詩中。因此，整篇游記實際上記錄的是他的廬山記游詩及其創作始末。這些詩篇有的是對山中僧俗不忘故舊的感念，有的抒發了他意欲暢游廬山的夙愿得以實現的興奮，有是對李白、徐凝廬山瀑布詩的評價，有的道出了入內出外才能了解一個復雜事物全貌的哲理。僅有的兩首描寫漱玉亭、三峽橋勝景的詩篇，作者卻一首也未寫入文中。蘇軾游記重主體意識，表現自我感受的特點，表現得相當鮮明。 蘇軾游記在景與情的關系上不求以景來維系游記的審美力，而是力求最大限度地表達自我感受。《游沙湖》，他著意抒寫得友之樂;《記游松江》，他沉緬于喪友之痛，松江夜色與涉湖美景則不得不退到次要地位，以致一筆帶過。《記游松風亭》表達的是要善于擺脫人為的拘牽，一切聽從自然。《儋耳夜書》是作者的另一感悟:欲睡則不得游，欲游則不得睡。有得必有失，敢失方可能得。這類游記都是一時游興引發了作者長期積淀的人生經驗。 蘇軾的游記多以表現作者的主觀感受為主，多數以描寫自然山水為主的游記以再現客觀景物為主。前者是表現型游記，后者是再現型游記。 文學游記與地學游記共同組成了中國古代游記。文學游記中又因偏重于情或偏重于景，形成了表現型游記和再現型游記。 四 小 結 中國古代游記的三大文體要素對游記文體的形成和游記次文類的劃分關系甚大。游蹤發展的緩慢，直接導致了柳宗元游記的重大文體缺陷。重視游蹤，強化地理知識而淡化模山范水，產生了中國古代的地學游記。在文學游記中，情與景的比重不同，又形成了表現型與再現型兩類游記。 注釋 ①參王立群《晉宋地記與山水散文》，載《文學遺產》1990年第1期。 ②參王立群:《中國古代山水游記研究》第二章，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③（宋）李 等:《太平御覽》，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290頁。 ④⑤（清）董誥等:《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854頁。 ⑥⑦⑧⑩11 12 13 14（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66頁、46頁、163頁、10頁、13頁、26頁、18頁、223頁。 ⑨（清）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7冊，第4帙，杭州古籍書店1985年版，第1031頁。15同上第3冊，第3帙，第274頁。 16本文所列5篇游記俱載《東坡志林》，中華書局1981年版。 【原載】《文學評論》2005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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