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話是一種權利，更是一種責任。“夫者存亡，嘴舌有責。”這“嘴舌”作為一個人存亡的不可忽視部分，當然與權與責不可割斷。但人有說話的權利和責任并不說明人就可以肆無忌憚地胡言亂語。古人說：“舌為利害本，嘴為禍福門。”其意就是提醒人們：一個人的榮辱，在很多時候就取決于他的說話水平。好話可以利己利人，壞話則害己害人。那么，什么是好話，什么是壞話呢？去問問“分寸”二字就行了。
我們從小就接受過有關“說話要注意分寸”的勸勉，但“分寸”到底在哪里？這個問題就連教導過我們的父母親、學校老師也未必能概括性地解釋清楚。至于那些被人認為城府極深、老于世故一向以“嘴嚴”而著稱者，他們會說，“分寸”就是說話“滴水不漏”，把話說圓！
滴水不漏叫“分寸”嗎？對于這種觀點，我不敢茍同，至少不敢完全茍同。
當然，“滴水不漏”可以做到自己不吃虧。但如果一個人活著只想著自己不吃虧而叫別人吃虧的話，那么他話說得再漂亮又有何用呢？因為只想著自己而不想著別人本身就是不講分寸。我以為，就分寸的本義而言，它就是一種不偏不倚、可進可退的中庸哲學。說話時把握好分寸，正是這種哲學的實際應用。說話關系到為人處事，把握好說話的分寸，能使人與人之間相處得和諧圓融，如果把握不好，就會導致各種不良的后果。
先說時機。和為人處事一樣，時機的“分寸”也是無所不在的。為人處事講究的是要視時機、視事件、視人物（對象）和視場合而定。說話時機的分寸同樣如此。打個比方，如果一個男子在一個女子面前吸煙討得女子的反感，這個女子想勸阻他，那么她可以說：“喂，別在我面前吸煙好不好！”那男子一定會很不情愿地將煙滅掉。但這絕對不是最有分寸的說話方式。如果她先是故意咳了兩聲，然后再說：“你看你，我都被你熏咳了。”情況又會怎樣呢？我想這個答案就不用再說了吧。后一種回答，無疑是一種理性的機宜：既恰到好處地顯示了女子的說話素養，又達到了讓男子自覺掐煙的目的。
可見，在與人相處中，如果說話的時機把握不好，他的話就很難打動他人，也更難做到愉快地與人交往。既然是交往，那么在語言上就應該與人為善，同時也應該學會維護彼此的尊嚴和權利。要做到二者兼顧，就必須把握好每一句話說出口的時機。時機是分寸的調和劑。摸清這種調和劑的真義了，你對說話時機把握的能力也就得心應“口”了。
有一位叫邁克的男孩長得又高又壯，他的父母親擔心他在學校會欺負人，對他要求非常嚴格，教他怎樣與人為善，學會忍耐。結果同學們都以為他光長個不長力，經常欺負他。邁克對父親說：“我真想狠狠地揍他們，但我知道這樣做媽媽會生氣。”父親沒有理會他。
兩年后，邁克又對父親說了自己受委屈的話。這時，父親感覺時機成熟了，就平靜地對他說：“你不必揍他們，可以通過其他的方式，讓他們知道為了維護自尊，你不能再忍受他們的欺負了。”
邁克記住了父親的話，當那幾個經常欺負他的孩子照例設法戲弄他時，邁克沒有像往常一樣站在那里忍受，而是先用語言警告他們，結果越警告他們越放肆，邁克才“被迫出手”，把其中兩個緊緊摁在籃球場上，但沒有打他倆，只等他倆告饒為止。后來，邁克和那兩個孩子都各自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并握手言和。他就是如今路人皆知的“飛人”邁克·喬丹。試想，如果喬丹的父母親一開始就允許他對欺負他的同學“自衛還擊”的話，尚未練得一定素養的他豈不對那些人早就大打出手？我想，喬丹的父親之所以會選擇那樣的時機教導喬丹“通過其他的方式”解決問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認為自己的孩子已經知道怎樣把握好分寸了。
反觀我們現實生活中總有那么多人自不量力，卻喜好幻想。幻想的東西本是虛無縹緲的，怎可當做真事亂談？你亂談，許下“以幻想代現實”之諾，到時候實現不了，那你就注定要給人留下笑柄。比如有些地方或基層官員對實際情況根本心中無數，僅僅為了搞政績，就憑著自己的想當然，根本不顧自己的身份和說話時機的理性把握，愣是把大話許在先，把大牛吹在前，結果自己所許下的一切到既定時間全成泡影。這就叫不會講時機的分寸。
2004年亞洲杯開賽之前，中國隊又有隊員不合時宜地說了大話：“不得冠軍，還做什么人？”我倒認為，得不了冠軍未必不是人，即使得不了冠軍，能知道什么叫分寸、什么叫說話的機宜，那也還像人，倒是在沒有把握的前提下把大話說得沒了余地，那才叫不像人了。
相信很多人都經歷過這類的事：在得意忘形時，說自己從來沒犯過什么錯誤，跟著就會犯錯誤；說自己多長時間沒感冒了，第二天就打噴嚏。如果說這是巧合的話，為什么這種巧合總是用于懲罰說話不講時機，尤其把大話說在時間前面的人呢？有人說這正是上帝的旨意，因為上帝是不喜歡不分時宜地講大話、吹大牛的人的。而我卻認為，巧合那是回避不了的，即使事先沒說那大話，沒吹那大牛還是犯了錯，還是打了噴嚏又怎么解釋？關鍵是此前你知道什么話該在什么時機說了沒有？我謹以此勸告那些不會把握講話時機的人，真的該好好管管自己的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