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與現代化

政黨與現代化：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實踐與現實戰略

復旦大學政治學系：林尚立

內容提要：

現代化是社會的整體發展，必須同時具備四個基本前提：一是獨立的國家、二是有效的政權、三是現代的制度、四是合理的戰略。為了使中國現代化同時具備這四個基本前提，中國共產黨在近一個世紀的奮斗中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中國現代化的機理是：以國家主導、集社會資源、基穩定秩序、借后發優勢、籍持續發展，行跨越戰略。這決定了中國現代化不能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中國共產黨成功領導了中國現代化發展，而中國現代化發展給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黨建設與現代化發展之間的有效互動已成為當今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重要動力機制。這個機制產生持久效能的關鍵是中國共產黨應在推進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不斷地發展和完善自身。“三個代表”思想為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和發展提供了新理論、新戰略，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共產黨建設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戰略價值。建設充滿生機和活力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在二十一世紀成功實現現代化的關鍵。

現代化是中國的百年夢想。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百折不撓，上下求索，終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二十年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證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必由之路。中國共產黨成功領導了中國現代化發展，而中國現代化發展給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今天的中國，政黨建設與現代化發展之間的有效互動已成為現代化發展的重要動力機制。這個機制產生持久效能的關鍵是中國共產黨應在推進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不斷地發展和完善自身。江澤民總書記的“三個代表”思想回應了這個關鍵問題，決定著中國共產黨在新世紀發展的戰略選擇。

一、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現代化發展中的歷史貢獻

從根本意義上講，現代化是一種社會發展。作為一種社會發展，現代化必須具備四個基本前提：一是獨立的國家、二是有效的政權、三是現代的制度、四是合理的戰略。中國現代化發展始于十九世紀初，至今已有兩個世紀。這兩個世紀恰好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十九世紀；第二個時期是二十世紀。在這兩個時期，中國現代化發展的現實邏輯是完全不同的。

在第一個時期，中國現代化發展的現實邏輯是：現代化的前提在不成功的現代化探索和實踐中不斷散失。民族的危亡及其所暗含的文明的危機是中國開始探索現代化發展之路的刺激力量和歷史背景。十九世紀的現代化探索和實踐就在這種歷史狀態下開始的。由于國家還有舊政權的支撐，所以，現代化探索和實踐的主題就是如何為中國現代化發展尋求一種有效的現代制度，實現制度轉型。但是，也正是由于舊政權的作祟，加上外敵的入侵，這種探索一再以失敗告終。制度轉型失敗不但使現代化的探索受挫，而且進一步導致國家的危機和政權的衰敗。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中華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國家瀕臨滅亡邊緣。現代化實踐前提因此散失殆盡，一個世紀的現代化探索和努力徹底失敗。

進入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步入第二個歷史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國社會經歷了三次歷史性革命，并最終走向上了現代化發展的正確道路。

第一次革命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這場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在中國開啟了民主共和的時代，從而為現代制度在中國的確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政治基礎。毛澤東說：“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使人們公認，任何違反這個觀念的言論和行動都是非法的。”[1]

第二次革命是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這場革命不僅實現了國家獨立、民族解放，而且使中國走上的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中國共產黨在回顧二十世紀歷史時，評價這場革命的勝利是“中國從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勝利，也是社會主義和民族解放的具有世界意義的大勝利”。[2]

第三次革命是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一場革命，這場革命不僅使中國找到了落后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道路，而且找到了中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經濟運行方式，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的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的探索和實踐因此成功地走出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

這三次歷史性的革命前后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與前一個世紀的現代化發展的現實邏輯不同，這個世紀的現代化發展，通過三次歷史性革命，終于贏得了現代化發展需要的基本前提。中華民族也因此燃起了實現偉大復興希望。從中國現代化發展必要前提的形成來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兩次革命為中國現代化發展做出了巨大的歷史性貢獻：

第一、實現了國家獨立與民族解放。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是現代化發展的前提，也是現代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步入現代化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不實現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現代化就無從談起。圍繞著“主權”和“政權”這兩個基本問題，中國人民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努力，直到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最終得到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中國的現代化發展經歷了百年曲折之后，終于能夠在獨立的國家中自主的進行和展開，而這是現代化發展的首要前提。

第二、確立了穩固政權和有效領導。和其他落后國家一樣，中國的現代化屬于后發外生型的現代化發展。在這種趕超性很強的發展中，發展主體對現代化歷史進程的積極反應和有效把握是發展的關鍵。這決定了穩固的政權及其所產生的有效領導是這種發展的必要前提。近代中國現代化發展所遇到的艱難與曲折與這個前提一直沒有解決密切相關。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確立，結束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無領導核心的歷史。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的有效領導保證和推動了中國現代化發展。

第三、創建了現代制度和現代社會。社會主義是先進的社會制度，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性超越。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制度來建立新中國，不僅符合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在邏輯，而且也符合近代以來制度文明發展的內在邏輯，從而使中國現代化發展避免了自由資本主義所必然產生的發展痛苦。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確立，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在開放中獲得了人類文明成就的有效支撐；而隨之形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內在結構和運行方式，使其在整體上逐漸從傳統社會邁入現代社會。現代制度和現代社會為現代化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前提和社會基礎。

第四、找到了發展道路和發展戰略。對于經歷了上百年的中國現代化發展來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大貢獻就是解決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道路問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終于明確了現代化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關系、明確了中國社會主義歷史使命與社會主義發展現實之間的關系、明確了中國特色與世界潮流之間的關系、明確了現代化目的與現代化手段之間的關系，明確了近期目標與長遠目標之間的關系，明確了價值追求與現實過程之間的關系。鄧小平的“三步走”的現代化發展戰略，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獲得了充分的現實性。二十年的發展事實證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戰略，不僅正確，而且有效。

歷史已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基于二十世紀的探索和積累，在新的世紀，中國現代化發展已具備比較成熟的發展條件，其核心任務是實現現代化的有效發展，正如黨在制定“十五”規劃中所指出的：“從新世紀開始，我國將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速推進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3] 于是，發展成為新世紀現代化的主題。這決定了作為中國現代化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在新世紀所面臨的任務是：如何領導現代化發展以及如何應對由發展所帶來的新挑戰。

二、中國現代化的內在機理與中國共產黨領導

從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整個歷史過程來看，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有效實踐是從新中國成立之后開始的。現代化是人類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在不同的社會，不同的國度，不同的歷史階段，其發展的具體形態是不一樣的。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時就指出了這一點：“‘現代社會’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國度中的資本主義社會，它或多或少地擺脫了中世紀的雜質，或多或少地由于每個國度的特現代化殊的歷史發展而改變了形態，或多或少地發展了。” [4] 中國現代化也有自己的形態，具體體現為四大規定性：一是形式規定性，即中國現代化是后發外生型的現代化，走跨越式發展道路；二是目標規定性，即中國要實現的是社會主義主義現代化，現代化以社會主義為根本取向；三是結構規定性，即中國是一個人口多、底子薄、歷史包袱重的超大規模社會，有其特殊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文化結構，現代化發展既不能脫離這些結構的規定，但是又必須在發展中超越這些結構；四是時代規定性，中國現代化的有效實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既經歷了冷戰的封鎖，也經歷了新技術革命和信息時代所帶來的機遇，現代化發展時常處于機遇與挑戰共存的發展環境之中。

中國這種形態現代化內含的發展機理是：以國家主導、集社會資源、基穩定秩序、借后發優勢、籍持續發展，行跨越戰略。這種機理決定了中國現代化發展，不僅需要強大的國家主導作用，而且需要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只有形成了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強大的國家主導作用才能得以具體實現。所以，堅持和發展黨的領導核心作用，不僅是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而且也是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內在要求。政黨是現代政治生活的核心力量。對于以國家為主導的現代化發展來說，形成強大的政黨領導，是現代化取得最終成功的關鍵，因為，強大的政黨能夠創造和保證現代化發展所需要的安定政治局面。對此，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在研究了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發展的經驗后指出：“一個現代化中政治體系的安定，取決于其政黨的力量。一個強大的政黨能夠使群眾的支持制度化。政黨的力量反映了大眾支持的范圍和制度化的水平。凡達到目前和預料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發展中國家，莫不至少擁有一個強有力的政黨。”[5]

新中國的建立，不僅使中國現代化發展有了獨立的國家和牢固的政權，更為重要的是使其有了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即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核心作用一方面來自社會主義社會歷史使命對黨掌握領導權的內在要求，另一方面來自黨掌握國家政權的執政現實。新中國建立后的社會主義發展和現代化實踐證明：黨的有效領導保證了新中國五十年的建設和發展。

黨的領導是通過具體的領導體制和領導方式實現的，而黨的領導體制和領導方式是依據黨領導的內在要求決定的。新中國建立以來，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總體上是有效的，但是在很長時間里，黨并沒有因此形成完善的領導體制和健全的領導方式，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關鍵原因是由于發展戰略的問題，黨的領導與中國現代化發展之間長期處于比較緊張的關系，形不成積極有效的互動：要么黨的領導超越現代化發展的內在規律，超強作用國家與社會；要么現代化發展因為出現挫折，無法為黨的建設和發展提供必要的基礎和空間。在這樣情況下，黨的領導在許多時候處于“非常狀態”，因而，往往采用“非常體制”和“非常形式”來實現領導。

中國共產黨現行領導體制和領導方式的原形，從整體上講，是在領導社會主義改造和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形成的，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歷史定位的影響，由于沒有解決落后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改革前的社會主義實踐帶有比較強的教條主義傾向和空想主義色彩，黨是以超越實際發展可能的發展目標來確定自己的領導任務，重任務必然呼喚強領導；二是發展戰略的影響，由于沒有從根本上認識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改革前的現代化發展戰略主要不是依據現實的社會運動規律和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內在機理制定的，而主要是依據主觀意志和理論教條制定的，發展戰略的失誤使現代化發展陷入曲折和困難的境地，在發展的困難無法用發展本身來解決的情況下，強化黨的作用也就成為必然的選擇；三是計劃體制的影響，計劃體制的確立以及運行，對社會的強組織性都有很高的要求，這種要求大大強化了黨對社會的組織力與整合力，強化了黨直接領導和組織社會的功能和機制。應該說，這三方面影響因素不論在客觀上還是在主觀上都強化了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核心作用，但是，它們所固定下來的黨的領導體制和領導方式卻具有比較強的歷史的和體制的局限性。概括來說，這種領導體制和領導方式具有如下三大特點：

第一、以黨的組織網絡整合社會。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位制的社會組織基本上都是以黨的組織為其核心構建起來的，組織的功能是政、經、社三位一體。在各類各級社會組織中，黨的組織是維系和領導單位組織的核心力量，對各單位組織具有很強的整合力。黨的組織網絡是社會性的，發展到社會的每個領域、每一個層面，從而將整個社會整合在黨的組織網絡之中，形成一個有機整體。在這有機整體中，黨通過自身的組織體系能有效地將整個社會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從而使黨的領導意志實現有了很強的組織保證。
第二、以黨的領導代行國家功能。黨作為領導力量和執政力量，黨是國家政治生活的核心。黨所建立的民主共和國是現代國家制度，從憲法來看，有其獨立的組織結構和功能體系。但在長期的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下，黨在領導國家，執掌政權的過程中，逐漸地以自己對社會的直接領導代行了國家組織和管理社會的功能，這一方面使黨的領導權力和領導范圍膨脹，另一方面使國家的權力和功能逐漸萎縮。在這種循環中，由于黨的領導體制實際上無法有效容納不斷膨脹的領導事務，結果，黨的領導權力和領導范圍的擴大并沒有增強黨的實際領導能力，相反，反而削弱了黨的實際領導能力。所以，改革開放后，鄧小平一再強調要黨政職能分開，激活國家管理社會的能力。

第三、黨的權力超越國家法律。民主共和的基礎是法治。新中國建立后，制定憲法和一系列重要法律，以構建社會主義的憲政。但由于種種原因，黨在這方面的努力僅僅是初步的，沒有真正建立起比較成熟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結果，黨在領導國家和社會的實際運作中，基于“一元化”領導和權力的高度集中，黨的權力往往超越國家法律，甚至代替國家法律，直接成為國家制度和社會管理的決定力量。因此，改革開放伊始，鄧小平就強調必須以民主和法制的發展來改變這種狀況，“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6]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國現代化發展道路的同時，也努力探索在新社會發展形態下如何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為此，對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進行了積極的改革，使黨和國家在整體上走向了民主與法治的發展道路。但應該看到，傳統的黨的領導體制和領導方式在與國家制度和社會生活的長期互動中，相互之間形成了極為密切和復雜的習慣性關系。這種習慣性關系一方面在客觀上維系了和保持了黨的領導，而另一方面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黨的領導的改進和發展。所以，新時期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不能簡單地從黨建自身來把握，而必須從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的全局來把握。

三、現代化發展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時代性挑戰

基于二十世紀的探索和積累，中國現代化在二十一世紀的發展將是全面而快速的。目前，中國現代化發展已經與市場化、全球化和信息化形成了強烈互動關系，這決定了現代化發展必然使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生活在未來的發展中朝著市場化、全球化和信息化方向邁進，并因此發生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

發展是硬道理。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已充分證明了這個道理。然而，現代化與市場化、全球化和信息化強烈互動的實踐表明，這種全面而快速的現代化發展要真正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力量，就必須納入一種秩序和規范之中，從而成為一種持續、穩定而安全的現代化發展。對于中國這樣資源有限、制度不成熟、社會尚未完全發育的國家來說，要有序而規范地把握全面快速的現代化發展，就必須有強大的領導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現代化發展對共產黨領導的內在要求，不但沒有隨著現代化發展而減弱，相反是日益增強。在現代化發展已全面展開的歷史時期，強大的領導力量對現代化發展成敗將起決定性的作用。強大的中國共產黨已成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關鍵。

另一方面，這種全面而快速的現代化發展局面，是中國共產黨確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戰略有效實踐的結果，因而，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內含強烈的社會主義取向。這種取向，不僅決定中國現代化的價值選擇，而且決定中國現代化的前提與內在機理。今天中國實踐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種實踐使社會主義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根本前提，失去了這個前提，中國社會就將因國家的獨立、有效的領導與有序的社會出現危機而喪失任何發展的可能。因而，二十一世紀中國發展的內在邏輯是：現代化是社會主義實踐和發展的動力，而社會主義則是現代化發展的內在要求。這個邏輯決定了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現代化發展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有效領導。

二十一世紀中國現代化發展需要中國共產黨有效領導，然而，這種發展所帶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深刻變化對中國共產黨的有效領導卻提出了時代性的挑戰，其本質是要求中國共產黨在由現代化、市場化、全球化和信息化決定的新的社會發展形態中，探索和構建與這個發展形態要求相適應的新領導體制和領導方式，全面協調黨與國家、社會的基本關系，保證黨對國家和社會的有效領導，鞏固黨的執政基礎。這種時代性的挑戰，就要求具有深厚歷史積淀的中國共產黨能夠從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全局以及所提供了發展空間和資源出發，全面構建黨建新戰略，將黨的建設與中國的現代化發展緊密結合起來，相互作用，相互促進。

面對挑戰，黨在新世紀建設和發展面臨的最核心問題就是如何重新確立黨與國家、社會關系的問題。黨與國家的關系是黨的執政方式問題；而黨與社會的關系是黨如何動員和整合社會的問題，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講，就是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問題。黨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問題本身就是黨領導與執政的核心問題，在現代化發展的作用下，目前這個問題變得尤為重要，因為，現代化發展，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深刻變化，已經極大地動搖了黨與國家、黨與社會關系的傳統基礎。在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社會發展下，通過體制和組織的力量，黨、國家和社會形成了三位一體的關系，黨的領導與黨的執政一體，黨直接控制國家與社會的方方面面。改革開放后，隨著政企分開、政社分開以及黨政分開，黨與國家、社會三位一體的結構就開始因三者之間權力關系的變化而發生松動，但由于傳統的體制慣性還比較強，因而，整體的結構并沒用因結構松動而發生大的變化。進入九十年代，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經濟和社會生活獲得了相對的自主和獨立，于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權力關系越出簡單的分權與集權的問題，轉變為國家如何與日益獨立自主的社會力量建立新的關系問題。歷史唯物主義表明，這種變化是根本性的，決定著國家的權力范圍、國家的功能定位以及國家的管理方式。國家與社會的深刻變化，不僅動搖了基于黨、國家和社會一體而形成的黨的領導體制和領導方式的政治基礎和社會基礎，而且也對黨如何領導國家、領導社會提出了全新的要求，黨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國方略，就是黨為回應這種全新要求而在治國方略上所進行的重要變革。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社會領導核心，具體體現為對國家的領導和對社會的領導。從政治學上講，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不是取決于黨自身，而是取決黨與國家、與社會所關系所處的形態以及相互之間的關系，而這一切都最終取決于經濟基礎。因而，市場經濟代替計劃經濟所帶來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變化以及國家與社會各自運行和發展狀態的變化，決定了黨必須重新調整領導國家和領導社會的體制與方式，具體來說，就是必須調整執政方式、領導、動員和整合社會的方式。不論是黨與國家關系的協調，還是黨與社會關系的協調，都同時關系的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方面就是關系到黨的領導如何立于不敗之地問題；另一方面就是關系到中國現代化如何實現穩定、有效地健康發展問題。顯然，這兩個方面的問題都是關系中國現代化發展全局的問題，關系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否最終實現的問題。江澤民總書記的“三個代表”的思想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所關照的就是在新的世紀黨如何有效領導國家與社會，從而既能有效地推動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又能使中國共產黨能通過不斷的自我發展和自我完善，立于不敗之地。所以，“三個代表”思想對于新時期黨的建設和發展具有十分深遠的戰略意義。

四、“三個代表”思想與黨的建設新戰略

中國的現代化以及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不僅需要黨的領導，而且需要黨的領導能夠隨這種發展而發展，從而形成強大而有效的黨的領導。新的社會發展形態決定了新時期黨建不僅需要理論創新，而且需要體制創新。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思想，是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的新發展，新時期黨建的新戰略。“三個代表”思想在根本上回答了在中國發展的新的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應該是什么樣的黨以及如何建設的重大戰略問題。這為新時期黨建的理論創新和體制創新提供了重要指導。依據“三個代表”的思想及其精神，圍繞著全面提高的黨先進性、代表性、領導力、凝聚力和權威性，黨建的新戰略應該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

明確價值目標――――隨著社會的變遷、時代的變化和世紀的更替，中國社會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相應地黨的建設和發展也進入新的歷史時期。與以往的歷史相比，黨在新的歷史時期所處的環境、所面臨的任務和所遇到的挑戰都有很大的不同，因而，黨在新的歷史時期要發展，首要任務是在新的環境和條件下，把黨員重新凝聚起來，為此，黨應該根據新的形勢和任務提出更為具體的、更具時代性的黨的奮斗目標和黨的基本價值體系。

樹立黨章權威――――鄧小平在1978年就明確指出：“國要有國法，黨要有黨規黨法。黨章是最根本的黨規黨法。沒有黨規黨法，國法就很難保障。”在推行依法治國的今天，這個道理對現實更具有指導意義。對于治黨來說，要從根本上提高黨的戰斗力，一定要樹立黨章的權威。黨章有權威，黨才有組織和紀律的保證，黨的形象才能得到改善，黨的領導才有權威。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需要黨的領導權威。

領導的制度化――――在中國社會，黨同時承擔領導和執政這兩個角色，由此引發了強烈的黨政關系問題。黨政關系的調整，已經經歷了以職能分開為中心的調整過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現在看來僅僅職能分開是不夠的，關鍵是如何使黨對國家的領導在職能分開的前提下做到制度化。制度化的核心是就是在充分保證國家政權依法運作的前提下，通過黨內嚴格的制度實現黨對國家政權的領導。也就是說，要使黨對國家的領導從黨的領導體制直接作用國家領導體制的過程轉化為黨組織內部的制度化運作過程。

開拓組織空間――――市場經濟的發展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社會結構和人們的社會生活方式。公共社會的發育和成長，使社區在整個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這就意味著我們的黨的組織體系建設，必須走出傳統的以單位為基礎組建的模式，積極開拓黨在社區中的組織力量，形成以社區為中心兼顧單位組織的新的組織體系格局。黨的基層組織體系構建重心的變化，必然帶來黨內組織體系結構的變化，而這也是必須進一步探討和研究的問題。

關懷參與社會―――― 關懷社會，就是黨要忠實地代表人民利益，關心人民疾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是黨的基本宗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要關懷社會，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是黨必須參與社會。所謂參與社會就是黨在執政的同時，必須全面回到社會，積極與社會形成最為密切的聯系。這是現代政治條件下，任何一個執政黨保持執政地位，實現有效執政的重要基礎。中國共產黨與社會有十分密切的內在聯系，但是，這種聯系是基于單位制的社會結構而形成的，往往體現為黨在各類社會組織中的存在。隨著改革和市場經濟的展開，傳統的政、經、社一體的社會組織解體，人們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就逐漸地從單位組織中脫離出來，回到社會本身。在這樣的條件下，黨的與社會的關系就開始逐漸產生距離。因此，在當今中國，必須重新考慮黨與社會的關系問題，重新建立黨與社會關系。在新的社會結構下，這種關系的重建對黨實現有效執政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因為，社會的相對自主性的增強使得社會對國家具有越來越強的決定作用，黨只有牢固地擁有了社會，才能牢固地擁有國家政權。

激活基層組織――――在現代政治條件下，黨的活力和戰斗力來自黨員的作用，而黨員作用的發揮，除了黨員自身素質和黨的路線、政策之外，就是取決于黨的基層組織。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的有效領導和對中國社會的有效整合，基層組織功不可沒，而且今后的黨的領導依然要靠基層組織。但是，隨著社會的變化和發展，基層組織，尤其是單位內的基層組織的作用開始弱化。因此，如何重新激活基層組織，使組織作用和黨員作用同時支撐未來黨的建設和發展就成了新時期黨建的戰略性問題。激活基層黨建的關鍵點有兩個：一是在組織和制度上真正實現黨要管黨的原則，使黨的基層組織成為動員黨員、團結黨員、發揮黨員作用的組織力量；二是重新定位黨的基層組織的功能，使其在變化的社會具有存在的價值和工作的意義。在新的功能中，要著重強化黨的組織功能和關懷、服務社會的功能。

規范人才培養――――人是決定性的力量。對于黨的執政來說，人才是黨保持活力和有效執政的決定性因素。所以，人才建設應該是執政黨建設的一項核心內容。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就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不僅明確提出要實現干部的“四化”，而且強調中國共產黨必須有一大批年輕的政治家，認為只有這樣，我們黨的事業才能興旺發達。實踐證明，鄧小平的思想完全正確。對于執政黨來說，人才的關鍵不僅在于能力，而且在于政治素質。因此，人才不僅需要網絡和挖掘，而且需要培養和鍛煉。這就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建立更為完善的人才選拔、培養和培訓體系，使黨和國家人才隊伍的建設制度化。這項工作不僅利于當前，而且利于長遠；不僅利于黨風，而且利于黨的生命力。

強化黨內民主――――在黨、國家與社會的三者關系中，黨對國家的領導，主要體現為決策的科學和政策的統一；黨對社會的領導，主要體現為黨對社會的有效整合。顯然，不論是在黨與國家的關系上，還是在黨與社會的關系上，黨的領導要能夠對黨的執政產生積極的正面效應，關鍵的關鍵是黨的領導要充分推行民主領導，其核心就是真正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最具領導效果的領導方式，問題是我們如何在領導中實現民主集中制。這是黨內民主建設必須直接面對的首要問題。在這方面，我們必須強調兩點：一是民主集中制必須以保證和實現黨員的民主權利為基礎；二是民主集中制必須實現制度化和程序化。前者是民主集中制保持民主性的基礎；后者是民主集中制形成合理集中的關鍵。

構建資源體系――――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執政是一個完整的政治過程，其前提是贏得政權，其基礎是鞏固政權，其使命是維持和發展國家與社會，其目的是實現黨所代表的公共意志。雖然執政是通過國家政權來實現的，但是對于整個執政過程來說，決定執政的最終因素不是國家政權，而是黨自身以及作為其存在基礎的社會。政黨的實力決定著政黨執政。政黨的實力顯然不是來自國家政權，而是來自社會，來自黨自身的發展和積累。因此，一個政黨要能在領導和執政地位上立于長久不敗之地，就必須有強大的資源體系予以支撐。在民主的政治條件下，由于政黨時刻直接面臨社會的壓力和挑戰，所以這一點尤其重要。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共產黨越是推進民主的發展，越是要重視黨執政資源體系的建設發展。

五、結束語

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今已八十年，領導中國現代化建設已半個世紀，在這歲月中，中國共產黨成功地實現了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把中國社會帶上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道路。今天的變化和發展，是黨有效領導所取得的成就。伴隨世紀交替，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時期，黨的領導也面臨著全新的環境和全新的發展任務。從根本上講，中國共產黨在新世紀、新發展中所面臨的挑戰，不是危機性的挑戰，而是發展性的挑戰。面對這種挑戰，黨只能以自身的發展來回應來自發展的挑戰。發展是硬道理。發展給中國社會帶來生機，發展也一定能給中國共產黨帶來新天地、新景象。強大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成功實現現代化的關鍵所在，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關鍵所在。中國共產黨是具有很強自我創新和自我發展能力的黨，發展和強大來自其不懈的自我創新、自我發展和自我完善。歷史為中國共產黨的新發展提供了機遇，“三個代表”思想為中國共產黨的新發展明確了方向，未來的關鍵取決于全黨的實踐、探索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