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與愚昧的區別

     起源于東方的宗教揭示了人性的缺陷甚或罪惡，把人類引向自我約束、自我救贖的天堂之旅，并且成功地使虔誠的教徒們從信仰、同情、感恩等高貴的品性中獲得了心靈的寧靜與喜樂。西方的哲學與科學則試圖以人的智慧認識自我與世界、以人的意志重塑自我與世界，從而尋找、發現、創造理想中的幸福與快樂，這注定是一次更艱難、更具冒險精神而且永無終點的思想旅行。

    那么，結果如何呢？人類能夠由此尋獲到他們渴望已久的快樂嗎？

    蘇格拉底說，“學習知識為主導思想的人具有最快樂的生活”，這話乍看起來仿佛與孔子的“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有幾分相似，深入了解，卻有著本質的不同。雖然都以學習為樂，然而，孔子的“學習”是一方諄諄教誨，一方洗耳恭聽，而且還要“時習之”，不容任何異議；蘇格拉底的“學習”是討論與追問，一切定論都可以重新討論，一切權威都應受到懷疑的追問，追問使思維獲得深度，追問使隱藏在思想深處的智慧閃現光芒?？鬃拥?#8220;知識”是教人如何修身、齊家、治國；蘇格拉底的“知識”卻是以追問的方式理性地探究這些概念的本質，人們津津樂道的榮譽、善行、道德、國家到底是什么意思？人是什么，如何塑造完美健全的人格？國家又是什么，怎樣建立理想的國家？……這種要求精確定義、清晰思想和確切分析的追問帶有天然的顛覆性，實際上就是對“高高在上的那些人的謊言”進行拷問。對喜愛智慧的人來說，揭露與批判總是讓人痛快淋漓，探索與發現更是妙趣橫生。

    蘇格拉底的快樂觀是崇尚理智、追求知識、懷疑權威的，他的學生柏拉圖的快樂觀則是關注社會、國家、政治的，這既是繼承，也是發展。正義、國家、教育……都是大的概念，但是，它們確實和個人的快樂悉悉相關。其實，這種認識本身即隱含著一系列與快樂相關的追問及顯而易見的答案：在一個沒有公義（正義）的社會里，人會快樂嗎？在一個由昏庸的暴君（暴民）獨裁的國家里，人會快樂嗎？一群從來未受過教育，愚昧無知的人，能夠確立社會公義（正義），建立理想的國家，并且品嘗到真正的快樂嗎？……如果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么談論快樂便是奢侈的，因為它已經失去了快樂的基本前提。

    這是希臘哲學的獨特之處，也是希臘哲學的實在之處。羅素曾經這樣比較它與基督文明的不同：

    信仰基督教的人不能改變他們生活于其中的社會或政治制度，雖然他們深信它們是罪惡的。在這些情境里，自然他會采信“個人可以在不完美的世界中完美”，以及“良善的生活是與這個世界不相干的”。我所意謂者，當與柏拉圖的“理想國”比較起來就很明顯。當柏拉圖想要敘述良善生活時，他敘述一個整體的社會，而非個人，他如此做是為了確定公義，而公義是一項基本的社會概念。（《羅素文選》，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8月第1版）

    事實上，除了篤信宗教的圣徒，很少有人能夠超越自己的生存環境、社會制度得到“獨善其身”的個人快樂。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快樂是以知識、美德、真理、正義、自由、權利、財富等許多前提為先決條件的。一個缺少智慧的人，又處于一個沒有正義，沒有平等權利，沒有思想與行動自由，甚至沒有生存保障的社會，談論快樂是奢侈的，也必然淪為一種虛妄的空談。因此，我們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哲學里很少看到關于快樂的單純論述，他們總是把快樂問題置于正義與邪惡、個人與國家、知識與幻想、獨裁與專制等因素下加以綜合考察。套用一句時下的流行語，他們始終致力于知識創新、制度創新，試圖為人類建立一個快樂的“理想國”。

    如果將這種希臘文明與中國傳統思想加以比較，則會悲哀地發現，我們不僅歷史性地缺乏公義（正義）這個“基本的社會概念”，甚至對社會與政治制度的罪惡性都沒有清醒的認識。我們歷來熱衷于制造天人合一、人間天堂、天朝上國、太平盛世的虛幻神話，陶醉其中不能自拔。

    這是知識與愚昧的區別。對統治者來說，知識始終是個可怕的東西，它能使人產生挑戰現實的力量。因此，蘇格拉底的熱愛知識，到了柏拉圖手里就發展成了的改造國家的理想：“我們建立邦國的目的并非是為了某一個階級的并不均衡的幸福，而是為了全體人民的幸福。”

    柏拉圖不僅是哲學家，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教育家。他創辦的阿卡得米學園便是中世紀以來發展起來的各類大學的前身，那里有科研設備也有圖書館，有課堂講授也有討論會，以訓練學生借理性獨立思維為教學宗旨。亞里士多德，一個影響了歷史也影響了世界的人物，就是這個學園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學生。

    這是一個輝煌的古典時代，柏拉圖在這所學園播下了哲學與科學的種子，亞里士多德則讓這些種子生根、萌芽、成長。他所涉獵的領域不僅是哲學、倫理學、邏輯學、詩學，還有生物學、物理學、天文學，他繼續著蘇格拉底、柏拉圖開創的理性思維傳統，成了改變歷史的一代宗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