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的第25兵工廠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兵工廠戰略內遷的產物。其前身是1875年成立的清政府上海江南制造總局龍華分局和民國6年改稱的上海兵工廠龍華分廠。1938年4月,該廠奉命遷往重慶,更名為軍政部兵工署第25兵工廠,由著名兵器專家馮朱棣任廠長。以制造槍彈為主,附帶生產木柄手榴彈,并代造銅皮、雷管、拉火帽等。本文所附的這枚徽章,是第25兵工廠為慶祝抗戰勝利而頒發的,它揭示了那場波瀾壯闊的“中國敦刻爾克大撤退”。
“七七事變”后,為保存國家建設力量,支援抗戰的軍需物資,補充后方的民用供應,國民政府實施了東部工廠特別是各兵工廠的戰略內遷。1937年8月10日,國民政府行政院召開第324次會議,確定“政府第一期工業政策中心工作就是協助廠礦內遷”,決定所有關乎戰時軍需民用之工業,均于最短時間移設內陸。同月,國民政府組織遷移監督委員會,上海工商界隨即成立了聯合遷移委員會,進行遷廠工作。各地內遷工廠多先遷武漢,由于日軍迅速逼近,又經武漢、中轉宜昌繼續內遷四川等地。到1940年,經政府協助內遷的廠礦有448家,機器設備70991噸,技工12164人。兵工廠的內遷再建則著眼于兩方面,一是以重慶為中心建立新的兵工生產中心,二是以洛陽、漢陽、衡陽為中心,建立臨近戰區的兵工生產點。據此,1938年2月7日,國民政府經濟部長翁文灝、軍政部兵工署署長俞大維奉令組建“鋼鐵廠遷建委員會”,主持漢陽鋼鐵廠、大冶鐵廠、上海煉鋼廠、六河溝鐵廠、鞏縣兵工廠等國防前線大型軍工廠內遷再建工作。內遷結束后,直屬兵工署的16個兵工廠,已全部分布于平漢路與粵漢路以西地區,其中位據重慶的就占了11個。
在各工廠內遷過程中,廣大民族資本家以民族利益為重,共赴國難,表現了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盧作孚創辦的民生公司投入全部可用的船只搶運,頻繁往返于宜昌至重慶段航道,“為了報效國家,兵工器材每噸只收30元到37元,……而外國輪船每噸運費卻收300元到400元,……”。宜昌大撤退中軍工物資和工業設備器材的重擔悉數落到中國輪船上,而其中的90%是民主公司承擔的。1937年下半年到1939年,僅通過民生公司運到重慶的兵工器材就達9.6萬噸。據統計,八年抗戰中,民生公司先后搶運軍工物資及廠礦器材約20萬噸,撤退人員47萬多人,民生公司船員有117人犧牲,76人傷殘,被炸沉、炸壞船只16艘,毀損6艘。親歷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陽初曾說,“這是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大撤退,在中外戰爭史上,這樣的撤退只此一例。”
大批近代化工廠的內遷,對于改變中國工業的不合理布局、促進后方經濟開發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為支援民族抗戰、保障軍需民用供給作出了突出貢獻。據統計,自1938年各兵工廠在重慶相繼復工到抗戰勝利,僅重慶的第10、20、21、24、25、50等兵工廠,就生產各種槍彈8.5億發、各種步槍29.3萬枝、輕機關槍1.2萬挺、馬克沁重機槍1.8萬挺、各種火炮1.4萬門、各種炮彈598.3萬發、手榴彈955.7萬顆,為抗戰提供了重要的支撐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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