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學大師：王守仁_2

三、泛濫詞章

王守仁人生觀和學術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經歷了前、后“三變”的曲折過程。對此，黃宗羲在《明儒學案·姚江學案》中作了簡明扼要的概述：

先生（王守仁）之學，始泛濫于詞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為二，無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圣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以后，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為學的……江右以后，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濾，出之自有天則……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是學成之后又有此三變也。

王守仁之學，以“龍場悟道”為界線，分為前、后“三變”兩個時期。第一時期始由“泛濫詞章”，再到“遍讀考亭之書”，轉而“出入于佛、老”，是為前三變；第二階段始由“龍場悟道”之后提出“知行合一”之說，“以默坐澄心為學的”，到專門倡導“致良知”之教，再到居越講學，“所操益熟”，是為后三變。以下結合王守仁的生平活動進行分述，先敘其“泛濫于詞章”階段的情況。

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王守仁年滿15歲。他懷著尚武抱國的雄心，出游居庸三關。居庸關舊指軍都關、薊門關，位于今北京市昌平縣西北部。此地為長城要口之一，控軍都山隘道（軍都陘）中樞。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建關，與紫荊關（位于河北易縣紫荊嶺，為河北平原進入太行山的要口之一）、倒馬關（位于河北唐縣西北部，為河北平原進入山西高原的要口之一）合稱“內三關”，形勢險要，向為兵家必爭之地。守仁在這里察看山川地形，訪問少數民族，打聽備御方策，又與胡人追逐騎射，胡人沒有誰敢欺侮他。經過一個多月的漫游考察，守仁“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一天，他在夢中拜謁了漢代伏波將軍馬援的詞廟，醒后有感于馬援“男兒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尸而還”的名言，揮筆寫下了一首絕句：

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

云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尚不磨。

詩中表達了對馬援為漢朝中興而戍馬邊障、建功立業的景仰之情。其后，守仁“屢欲為書獻于朝”，卻被父親斥之為“狂”而阻止，由此可以看出他對人生價值的領悟和對國家命運的關心。

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王守仁17歲。這一年秋天，他遵照父親的吩咐，前往興都（今江西南昌市）迎娶表妹諸氏為妻。諸氏是守仁的舅父諸養和（時為江西布政司參議）的女兒，似乎守仁不太熱衷于這門兄妹姻親，以致于正式結婚那一天，他閑游鐵柱宮，遇著一位道士盤腿坐在榻上，于是相與對坐，款款交談，喜聞養生之說，竟將婚禮置諸腦后，忘了歸去。家里人四處找他未見，直到第二天清晨才回家。

婚后數月，守仁一直呆在舅父官署潛心學習書法，每日練字用力甚勤，乃至耗紙數箱之多，其書法也取得了很大進步。后來他講授“心學”，常常引此事為例啟發弟子們說：“吾嘗學書，對模古帖，止得字形。后舉筆不輕落紙，凝思靜慮，擬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后讀明道先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陽明先生年譜》，以下從略。）可見，那時心學已經在王守仁早年的思想中開始萌芽了。

次年暮冬，王守仁偕同夫人諸氏返歸余姚，一路乘船到達廣信（今江西上饒），特地拜謁了年近古稀的理學家婁諒。婁先生字克貞，號一齋，曾師事崇仁吳與粥，其學“以收斂放心為居敬之門，以何思何慮、勿忘勿助為居敬要旨”。早年出任成都訓導，從事地方官學的教育工作，不久告歸，專以講學著述為事。平生著有《春秋本意》12篇、《日錄》40卷、《三禮訂訛》40卷。守仁進見婁先生，相談十分契合。婁諒“語宋儒格物之學，謂圣人必可學而至”，守仁大為信服，深受影響。因此，黃宗羲在《明儒學案·崇仁學案》中說：“姚江之學（王學），先生（婁諒）為發端也。”自此，守仁始慕圣賢之學，發憤研讀宋代諸儒著作。

弘治三年（1490年），守仁祖父王倫在故里逝世，父親王華因奔喪歸余姚，便吩咐從弟王冕、王階、王宮及妹婿等人，為守仁講析經義，磨勘八股，以應科舉考試。守仁白天隨眾課業，夜晚則搜取諸經子史勤奮攻讀，泛濫于詞章，往往深夜不寐。由此，王守仁在學業上取得了長足進步，使王冕請人誠心佩服，愧莫能及。在待人接物上，守仁一改過去的“和易善謔”，變為“端坐省言”，以仿效“圣人氣象”。王冕諸人懷疑守仁矯揉造作，故弄玄虛，守仁鄭重其事地對他們說：“吾昔放逸，今知過矣。”此后，王冕諸人也正襟斂容，隨時隨地注重自己的舉止言談。

四、究心朱學

弘治五年（1492），21歲的王守仁參加浙江鄉試得舉，隨即奔赴京師，在父親官署用功準備來年會試。其間“為宋儒格物之學”，四處尋求朱熹遺書精心研讀。‘一天，守仁忽然想到先儒所謂“衣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的話，于是就按照朱熹“格物窮理”的方法，特邀學子錢友同來官署“格竹”。據《傳習錄下》記載，“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勞神成疾”。守仁認為錢友同精力不足，難窮格竹之理，便由自己親身去格，然而“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圣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守仁經過這次格竹的失敗，認為格物窮理以成圣賢的途徑實在走不通，又轉而“隨世就辭章之學”。

次年春會試，王守仁名落孫山，士大夫相識者都紛紛前來安慰和勉勵。當朝宰相李西涯半開玩笑地對他說：“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為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王守仁聽了，當即提筆，一揮而就。在場的土大夫見之大驚，異口同聲地贊嘆道：一天才！天才！”一些心懷妒忌的士大夫卻在一旁悄悄地說：“此子取上第，目中無我輩矣！”弘治九年（1496），王守仁再次參加會試，果然為妒忌者所抑，又一次落第。有些同來參加會試的人因未能考中而感羞恥，守仁安慰他們說：“世以不得第為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為恥。”聞者無不嘆眼。雖然兩次會試都不得中，但王守仁并不因此灰心失意。他退歸余姚，結詩社于龍泉山寺，優游度日。

弘治十年（1497）夏五月，韃靼小王子攻潮河川（在今北京市密云縣東北），繼而又攻大同。其時邊報緊急，京師震動，“朝廷推舉將才，莫不遑遽”。王守仁為了報國立功，由結社吟詩轉而留心軍事，他深深感到：“武舉之設，僅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能收韜略統馭之才。”于是，王守仁又主攻兵法，凡兵家秘籍，無一不精心研讀。他“好言兵，且善射”（《明史》本傳），研究軍事簡直入了迷，乃至“每遇客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為戲”。這樣，王守仁在軍事韜略方面有了較深的造詣，雖然未被朝廷錄用為鎮守邊關的將才，但為他后來鎮壓農民起義，平定宸濠之亂奠定了基礎。

次年，王守仁27歲，開始感到自己久不得志，前途渺茫。他“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于天下又不遇，心持惶惑”。一日讀朱熹上來光宗疏曰：“讀書之法，莫貴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居敬而持志。”守仁感觸很深，頓時恍然大悟，悔恨自己二十余年來讀書雖然廣博，卻未能循序以致精，因而沒有多少收獲。于是，他通過痛苦的反省，便注重循序讀書，力求學問精進，以期“致知”、“窮理”。可是，他在實踐中總覺得“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為二”，不禁茫然失措，困惑難解。積久的憂郁情緒，又導致舊疾復發，守仁的內心十分矛盾、痛苦。經歷了上次“格竹”的失敗，又實踐循序致精的讀書方法也未能成功，他便對朱熹學說的崇信發生了根本性的動搖，從此與朱學分道揚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