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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修武縣志》記載：1750年，四十歲的乾隆皇帝沿太行山西行，途經(jīng)河南修武縣，當(dāng)他得知這里是魏晉時代“竹林七賢”聚會的地方時，不禁大發(fā)思古之幽情，揮筆寫下了《七賢詩》：
嵇生放達意真豪，嗣宗青眼夸神交。
啟事吏隱何妨濤，沛國豫流形陶陶。
小阮不愧玉樹曹，阿戎清爽舞濁醪。
竹林之游芳躅高，延之過激由去朝。
是什么原因，讓一個自負的皇帝，對這七個古人感懷不已？
其實，“竹林七賢”，指的是魏晉時代的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和王戎七位名士。由于他們曾經(jīng)在竹林中聚會，因此，得了這么個雅號。
東晉之后，“竹林七賢”的名稱開始流傳開來。
隨著時光的推移，他們逐漸演化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符號，和士人精神理想的象征。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這些名士走進“竹林”的呢？
關(guān)于這個事情，還要從漢朝末年說起。
漢朝末年，天下大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取得了政治上的優(yōu)勢。經(jīng)過二十余年時間的征戰(zhàn)，逐步統(tǒng)一了中國北方地區(qū)，為曹魏政權(quán)的建立奠定了基礎(chǔ)。
公元220年，曹操在洛陽病逝。
同年十月，曹操的兒子曹丕強迫漢獻帝以“禪讓”的名義退位，自己登基稱帝。
226年，當(dāng)了七年皇帝的曹丕病故。
臨終前，曹丕委托司馬懿和曹魏宗室、大將軍曹真等人共同輔佐他的兒子、魏明帝曹睿。
在中國，司馬懿幾乎是人所皆知的名字。 公元179年，他出生在河南省溫縣的一個世家大族。
司馬懿出山后，在抗擊東吳、蜀漢等戰(zhàn)爭中屢建奇功，成為曹魏政權(quán)的重臣和謀略家。
在《三國演義》中，對他的出色表現(xiàn)有著詳盡的描寫。
239年，曹睿去世，八歲的曹芳繼承皇位，改元正始。由司馬懿和曹真的兒子曹爽共同輔佐。
作為三朝元老，謀略和聲望都遠在大將軍曹爽之上的司馬懿，用裝病來麻痹對方。而暗中卻等待時機，準備給予對手以致命的打擊。
山雨欲來風(fēng)滿樓。
面對當(dāng)時險惡的政局，難測的宦海，為了免遭殺戮，許多士人不得不躲避于山林。隨之而來的，是玄學(xué)的盛行。
所謂玄學(xué)，就是老莊之學(xué)。魏晉時代玄風(fēng)盛行，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局不穩(wěn)，在改朝換代的變動中，士人，尤其是那些與政治有干系者，往往會成為政治的犧牲品。
因此，如何避免受害和保全自身，成為這一時期士人關(guān)心，和思考的重要問題，而老莊的“貴無“思想，恰恰有助于他們，對這一社會和人生問題的解決。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總結(jié)道，在當(dāng)時的情況下，“魏晉思想家不得不援老莊方外之觀以自慰，而其流遂漫衍矣。”
而與玄學(xué)相伴相生的，是清談之風(fēng)的興起。
著名學(xué)者林語堂說道：“魏晉清談之風(fēng)，讀書人談不得國事，只好走入樂天主義以放肆狂悖相效率……這是人權(quán)被剝奪時，社會必有的反應(yīng)，古今同然。”
史料記載，曹芳在位時的正始末年，也就是公元248年期間，嵇康、阮籍等七位名士，經(jīng)常聚集在當(dāng)時河內(nèi)山陽的一片竹林里。
他們遠離仕途，崇尚老莊，在竹林中談玄論道，縱酒行樂，過著瀟灑飄逸的生活。
嵇康是七賢中的代表人物。生于公元223年。
嵇康字叔夜，譙郡铚縣，也就是現(xiàn)在的安徽宿縣人。
還在嵇康少年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他靠母親、兄長撫養(yǎng)長大。
在講究相貌風(fēng)度的魏晉時代，他是人們公認的才貌出眾、氣度非凡的名士。
嵇康不僅長得出眾，在哲學(xué)、文學(xué)、音律等方面也很有造詣，彈琴的技藝深為當(dāng)時的人們所贊賞。
嵇康又善書畫，唐代書法理論家張懷瓘在他的著作《書斷》中，將嵇康的草書列為妙品。
作為與曹魏宗室有姻親關(guān)系的名士，嵇康明白自己很容易招來司馬氏的猜忌。
他覺得在當(dāng)時的政治環(huán)境中，“動者多累，靜者鮮患”。于是就“思丘中之隱士，樂川上之執(zhí)竿”。
于是，嵇康離開朝廷，在河內(nèi)的山陽一住就是20年。
據(jù)考證，山陽就在今天河南省修武縣一帶，它南臨黃河，北靠太行山，因在山的南麓而得此名。
在河南修武縣云臺山風(fēng)景名勝區(qū)內(nèi)的百家?guī)r，沿著古塔東面的山路前行百余米，有一塊寬約三十米、長一百米的平緩地帶。
從前人留下的碑記石刻中得知，這里就是竹林七賢的聚會地點之一。
百家?guī)r所在地的云臺山，總面積約190平方公里，景色秀麗。對于崇尚自然的嵇康來說，把家安在這里是理所當(dāng)然的了。
同時，云臺山距離當(dāng)時的都城洛陽只有二百多里。修建有貫穿全國的古驛道，交通十分便利，在這里可以聽到朝廷很多消息，因此，對于那些出仕是為了入仕的士人來說，是很好的隱居之地。
同那個時代的許多士人一樣，居住在山陽的嵇康，愛好《老子》、《莊子》，鄙棄禮教。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
嵇康雖然隱居在云臺山的百家?guī)r，但名聲還是遠播在外。
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等人都先后到這里與他結(jié)交，于是，就有了七人的竹林之游。
同嵇康一樣，阮籍也是竹林七賢的代表人物。
阮籍，字嗣宗，生于公元210年，河南尉氏縣人。
阮氏家族世代儒學(xué)，父親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著名的詩人和散文家，善解音律，曾經(jīng)做過曹操的僚屬。
受家庭中濃厚的文化氛圍影響，阮籍從小就有奇才異質(zhì)，顯得與眾不同。
《晉書》本傳說長大后的阮籍：“博覽群籍，尤好老莊，嗜酒能嘯，善彈琴，當(dāng)其得意，忽忘形骸。”
阮籍的散文寫得很出色，他尤其擅長詩歌創(chuàng)作。
作為名士的阮籍，自然是官場拉攏的對象。
大約在正始三年、公元242年前后，久聞阮籍大名的太尉蔣濟，準備讓他做自己的下屬。
阮籍聽到消息后，寫了一篇《奏記》，稱自己是“負薪疲病，足力不強”，婉言謝絕。后來，在鄉(xiāng)親和親屬的勸告下勉強就任。但是，不久他還是辭職了。
正始八年，阮籍又做了朝廷的尚書郎。但“少時，又以病免。”
可是，沒過多久，阮籍又接到大將軍曹爽的征辟。
《晉書》本傳說：“籍因以疾辭，屏于田里。”這個舉動，為他以后被司馬氏看中，埋下了伏筆。
拒絕曹爽征辟的阮籍，每天“彈琴長嘯”。他或者“游行丘陵，終日不返。”
在與嵇康結(jié)識后，阮籍大有相見恨晚之感，便欣然開始了竹林之游。
竹林七賢當(dāng)中，阮籍的侄子阮咸也是杰出的音樂天才。
阮咸，字仲容。他為人放達，不拘禮法，善彈琵琶。
阮咸和他的叔叔阮籍一樣，都鄙棄世俗。《晉書》中記載了一個關(guān)于他的有趣故事。
據(jù)《晉書·阮咸傳》記載，有一年七月七，住在路北的阮家，家家都豎起了衣架，掛滿了綾羅綢緞，十分張揚。
住在道南的阮咸，也在自家院子豎起了幾根長桿，把當(dāng)時名為“犢鼻褌”的粗布短褲，找出來掛在了上面。
而阮咸卻振振有辭地說，既然大家都在七月七這天曬衣服，我也不能免俗，就把這些衣服拿出來曬曬，又礙著誰了呢？
竹林七賢中，年齡最大的要數(shù)山濤，參加竹林之游時已經(jīng)四十三歲。
山濤，字巨源，河南省武陟人。《晉書》本傳說他：“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
《世說新語》中記載，有人這樣評價山濤：“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
同阮籍一樣，走進竹林之前，山濤也經(jīng)歷過官場，做過河南從事。
結(jié)識了嵇康和阮籍之后，山濤深感榮幸。
他曾經(jīng)對妻子韓氏贊嘆道：“此生只有他倆可以做朋友。”
《世說新語》記載，之后，山濤的妻子對山濤說，他們的才智遠遠超過你，你只能以度量和他們交朋友。山濤趕緊回答說，他們也認為我以度量見勝。
然而，走進竹林中的山濤，對《老》《莊》并沒有真正的興趣，僅僅是口頭談?wù)劧选?/span>
《晉書》本傳記載，山濤為布衣時家中貧寒，妻子常有怨言。山濤說：“且忍饑寒，我后當(dāng)做三公，不知汝堪做公夫人否？”可見，山濤對做官早有盤算。
山濤還和司馬氏有著親戚關(guān)系。
當(dāng)司馬氏集團與曹魏集團爭奪政權(quán)時，他摸不準形勢，不知道誰勝誰負，因此逃離了官場，走進了竹林。
但是，對鐘情于仕途的山濤來說，這只是權(quán)宜之計。
竹林七賢中有一位是山濤的同鄉(xiāng)，姓向名秀。
向秀，字子期，擅長詩賦，曾經(jīng)注過《莊子》。
據(jù)《晉書·向秀傳》記載：莊周著內(nèi)外數(shù)十篇，歷世才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統(tǒng)也。秀乃為之隱解，發(fā)明奇趣，振起玄風(fēng)，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
竹林七賢中，還有一位以嗜酒著稱的人物——劉伶。
劉伶字伯倫，安徽人。他愛好《老》《莊》之學(xué)，為人通達詼諧，胸襟開闊，不拘小節(jié)。
《晉書》本傳說劉伶身高六尺，僅相當(dāng)于現(xiàn)在的一米四十五。人矮小，其貌不揚，好飲酒。
至今，民間仍然流傳著許多關(guān)于他喝酒的逸聞趣事。
劉伶平常沉默寡言，不輕易與人結(jié)交，對人情世事一點都不關(guān)心。
但自從遇到阮籍、嵇康后，劉伶覺得與他們情投意合，便欣然加入了竹林之游的行列。
竹林七賢中年齡最小的是王戎，參加竹林之游時只有十五歲。
王戎字濬沖，他的老家在山東臨沂。
《晉書》本傳還記錄了王戎一個故事。魏明帝曹睿在位的時候，曾讓人弄來一只老虎，關(guān)在京城洛陽宣武場的柵欄里。
年僅七歲的王戎，也在看熱鬧的人群中。
當(dāng)勇士斷掉虎牙之后，老虎疼痛難忍，怒吼震天，扭轉(zhuǎn)著身子，拼命地沖撞柵欄，仿佛就要破欄而出。圍觀的人全都驚呆了，有的四處奔逃，有的癱坐在地上，宣武場上一片混亂。
但是，只有王戎紋絲不動，神情自若，看得津津有味。
坐在門樓上的魏明帝曹睿，見到這個小孩如此出眾，不僅暗暗稱奇，連忙派人前去打聽他的姓名。
王戎的大膽鎮(zhèn)定，因此為人所知。
王戎參加竹林之游，得益于阮籍。
還在阮籍做尚書郎時，就知道他的朋友、同樣做尚書郎的王渾，有一個被稱為神童的兒子。
阮籍比王戎大二十來歲，他們能在一起長談，可見王戎有高超的言談本領(lǐng)。
可是，參加竹林之游不久，阮籍就發(fā)現(xiàn)王戎有世俗之氣，便找機會對他挖苦調(diào)侃。
有一次，嵇康、阮籍、劉伶等人在竹林中暢快地飲酒。
等了很久，才見到王戎的身影。
看到姍姍來遲的王戎，阮籍戲謔地說道：俗物又來掃人的興！
王戎也不示弱，他微笑著甩過來一句話：像你們這樣的人，還有誰能掃你們的興呢？
就這樣，這些志趣，出身、經(jīng)歷并不相同的七位名士，面對當(dāng)時險惡的政局、難測的宦海，一起走進了幽靜的竹林。
七賢在竹林中盡情地展露真性情，琴聲、笑聲時常回蕩在百家?guī)r的上空。
然而好景不長，公元249年正月，一個發(fā)生在京城洛陽的事變，將改變竹林七賢的命運。
公元249年的冬天，竹林七賢聚會的云臺山一片肅殺，天氣寒冷異常。
史書記載，這年春節(jié)過后不久，離百家?guī)r二百里遠的洛陽打開了城門，小皇帝曹芳要到城外的高平陵，為他的父親魏明帝曹睿掃墓。
讓曹爽意想不到的是，他剛剛出了洛陽城，一直裝病在家的司馬懿立即跳下床鋪，實行早已擬定好的計劃。
司馬懿乘京城空虛的大好時機，迅速派兵占領(lǐng)洛陽各要地，關(guān)閉了城門，截斷了洛水浮橋，堵住了曹爽的回城之路。
最后的結(jié)局是，曹爽和他的重要成員，被司馬懿殺害并誅滅三族。司馬氏集團對曹氏集團的斗爭取得了勝利。
高平陵事變后，曹魏政權(quán)的權(quán)柄，落到了司馬氏家族手中。
老謀深算的司馬懿明白，他的統(tǒng)治，畢竟離不開士人的支持。
因此，那些與曹爽沒有太多關(guān)聯(lián)的士人，特別是享有盛譽的名士，成為司馬懿積極籠絡(luò)的人物。
在司馬懿籠絡(luò)的名士中，就有竹林七賢中的阮籍。
在司馬懿看來，在云臺山百家?guī)r的竹林中，與朋友們談玄論道、撫琴吟詩的阮籍不但是名人之后，還是著名的才子，文采不亞于其父阮瑀，有很重的份量。
最讓司馬懿看中的是，阮籍曾拒絕曹爽的征召。這在他看來，阮籍沒有倒向曹氏集團。所以，自然成為他拉攏的對象。
這一年，四十歲的阮籍不得不走出竹林，擔(dān)任了司馬懿的從事中郎。從此，阮籍過上了“朝隱”的生活。
公元251年的8月，七十三歲的司馬懿病故。由他的大兒子司馬師接班輔政。
阮籍繼而又成了司馬師的從事中郎。
此時，司馬氏的權(quán)勢日益膨脹，篡奪曹魏天下的企圖“路人皆知”。
公元254年，司馬師廢掉企圖除掉他的皇帝曹芳，立十四歲的曹髦為新的君主。
曹髦繼任帝位之后，司馬師為了籠絡(luò)人心，大肆封官晉爵。
據(jù)《晉書》本傳記載，阮籍也被封為關(guān)內(nèi)侯、徙官散騎常侍。
作為大將軍府里的幕僚，阮籍目睹了司馬氏的狠毒和陰險。他知道自己與虎狼為伴，必須小心謹慎。
《晉書·阮籍》傳中說，司馬氏的親信鐘會曾多次拜訪阮籍，詢問他對時事的看法，目的是尋找機會、羅織罪名。
阮籍自然明白鐘會的用意，他或發(fā)言玄遠，對時事不加評價，或大醉不醒，終于免遭陷害。
司馬昭是司馬師的弟弟。255年，司馬師病死后，由他繼任大將軍，總攬朝政。
就在這一年，擔(dān)任散騎常侍的阮籍，主動向司馬昭請求，要到外地去做官。
他向司馬昭說，我過去到過山東東平，很喜歡那里的風(fēng)土人情，想到那里去做太守。司馬昭高興地答應(yīng)了。
于是，阮籍就騎著毛驢到東平上任去了。
這就意味著，阮籍原來由司馬氏的屬官，而轉(zhuǎn)變?yōu)榛实鄣某紝佟Ｕ紊吓c皇帝有直接的關(guān)系。
如果按照職務(wù)的要求，擔(dān)任散騎常侍的阮籍，就應(yīng)該竭誠地為曹魏皇帝服務(wù)和效忠，這無異是把自己置于司馬氏的對立面。
這對阮籍來說，等于是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知道了這個背景，就知道他去東平的真正目的，是為了跳出權(quán)力斗爭的漩渦。
司馬昭也擔(dān)心，阮籍真的和曹魏王室綁在了一起。因此，對于阮籍到東平赴任的請求，他自然表示歡迎。
《晉書·阮籍傳》記載，見到從東平歸來的阮籍，司馬昭十分高興。把阮籍安排到自己身邊，讓他重新做了從事中郎。
誰知沒過多久，阮籍又主動向司馬昭提出做步兵校尉，其原因又是何在呢？
《晉書》本傳記載的是：“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
照此說來，阮籍出任這一職務(wù)的目的，是看中了那里儲藏的美酒。
作為曹操故吏的后人和有正義感的名士阮籍，對曹魏王室在司馬氏父子接連不斷的打擊下，日趨衰敗，一蹶不振的局面，從心里產(chǎn)生了深深的惋惜和憐憫之情。
生活在險惡的環(huán)境中，阮籍既要保持那份正直與良知，但又不能抒發(fā)心里的愛與恨，因此他的內(nèi)心異常苦悶。
于是，阮籍以游戲、放誕的方式開始了官場生涯。
高平陵事變后，司馬氏竊取了朝中大權(quán)。當(dāng)時的朝廷主人雖然姓曹，但實際的權(quán)柄卻由司馬氏一家掌握著。
為了統(tǒng)治人心，司馬氏又重新打起了儒家“名教”的旗號，提出以“孝”治理天下。
公元256年，阮籍的母親去世了，他是怎樣表現(xiàn)的呢？
得知母親去世的消息，阮籍正在和別人下圍棋。聽到噩耗，跟他對棋的人趕緊說不下了。
《晉書》本傳記載，母親將要下葬時，阮籍蒸了一頭小豬，喝了二斗酒之后，才去向母親做最后的訣別。
接著，他舉聲一號，又是吐血數(shù)升，以致毀瘠骨立，殆致滅性。
出殯之前，一個叫裴楷的官員前去吊唁。按照禮法，作為孝子的阮籍必須陪同他一起哭泣。
可是，阮籍散著頭發(fā)，叉著兩腿，坐在床上，一聲不吭。
裴楷只管按照禮儀的規(guī)定，獨自一人哭悼阮籍的母親。
阮籍的母親死后，嵇康的哥哥嵇喜前來吊唁。
嵇喜在朝為官，在阮籍的眼里是禮法之士，所以，阮籍就給了他一個白眼，弄得嵇喜很不高興地退了出去。
等到嵇康帶著酒，拿著琴前來吊孝的時候，阮籍十分動情。馬上露出黑眼珠，熱情地迎了上去。
阮籍在居喪期間違背禮教的表現(xiàn)，自然引起了一些禮法之士的反感。
阮籍的行為，任誕不羈。雖然有悖于名教和司馬氏所提倡的“孝”。但他只是停留在生活方式上，他對政治上的是非無所議論，對當(dāng)時的人物無所品評，對司馬氏的政權(quán)，不可能產(chǎn)生實質(zhì)性的損害。這也是司馬氏所以能夠容忍阮籍，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保護的原因所在。
就在阮籍的母親去世后的第二年，曾經(jīng)在云臺山百家?guī)r聚會、竹林七賢中的的王戎，被司馬昭征為相國掾。
為了保全自己，減少政治沖突帶來的危害，《晉書》本傳記載他為官時“與時舒卷”、“與時沉浮”，不大過問政事。
王戎的這種為官態(tài)度，是他處在危亂之世、旨在避禍的一種策略，或者是一種韜晦之計。
學(xué)者們研究發(fā)現(xiàn)，在竹林七賢中，像他這樣采取韜晦之計的，是一種普遍現(xiàn)象。
據(jù)史書記載，王戎把日常事務(wù)都放權(quán)給下屬。他自己卻穿起便裝，走出家門，騎著小馬，到處游山玩水。
同阮籍一樣，王戎在居喪期間，不拘禮制。依然喝酒吃肉，
他走出靈堂觀看別人下棋。
王戎在母喪期間的做法，有人說，他是在模仿阮籍。從思想上講，王戎是主張自然與名教統(tǒng)一的。那么，他不拘禮制的表現(xiàn)，可理解為是崇尚自然思想的反映。而他容貌毀悴的至孝行為，則可以理解為，在他的內(nèi)心深處是信奉儒家禮法的。
在竹林諸人中，王戎最佩服的人是山濤。
《世說新語》記載，王戎曾經(jīng)這樣贊譽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其名器。”
雖然，山濤在竹林中與朋友們談玄飲酒，但是，他會經(jīng)常瞇起雙眼、看山云翻滾。
他的耳朵，時常都在注意來自京城洛陽的消息。
由于當(dāng)時司馬氏與曹氏集團的斗爭日趨白熱化，不知“鹿死誰手”的山濤，
只好放棄官職，隱居在竹林中觀望形勢。
高平陵事變后，局勢明朗。山濤主動離開竹林到洛陽找司馬氏求官。
當(dāng)時司馬懿的長子司馬師熱情接待了這位表親，并用玩笑的口吻說道：“呂望欲仕乎？”
司馬師說的呂望，就是商朝末年的姜太公。
相傳他垂釣于渭水之濱。八十歲遇見周文王以后才步入仕途，終于找到了一展雄才大略的機會。
走進官場的山濤謹慎勤勉，深得司馬氏信任。
公元264年，司馬昭親自率領(lǐng)大軍西征平息叛亂。
當(dāng)時，曹操的后人、魏氏諸王都居住在鄴城。司馬昭擔(dān)心他們會趁機鬧事，就讓山濤擔(dān)任鄴城的行軍司馬，并派出五百名士兵鎮(zhèn)守。
出征之前，司馬昭囑咐山濤說：“西邊的事我自了之，后事深以委卿。”
待到司馬昭西征歸來，鄴城果然平安無事。
于是，司馬昭對山濤也就更加信任倚重。
山濤擔(dān)任過的一個重要官職是尚書吏部郎，職責(zé)是為朝廷選拔官吏。他在這個職位上干了十來年。
雖然，山濤曾經(jīng)一度步入百家?guī)r的竹林中，和嵇康、阮籍等人談玄論道，但他真正信奉的是儒家思想。孝，在他身上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
據(jù)說，得到母親生病的消息，山濤立即告假回家。看見面容憔悴、病重臥床的母親，山濤失聲痛哭。責(zé)怪自己沒有盡到孝子的責(zé)任。
山濤整天守護在母親身邊，喂湯喂藥。
連給母親做的飯，他都要親口嘗一嘗，看看香與不香。
《晉書》本傳記載：母親去世之后，山濤雖“年逾耳順”，但“仍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
山濤還準備在墳?zāi)古赃吔Y(jié)廬而居，為母親守墓。這與阮籍、王戎居喪期間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
山濤不是沒有看到司馬氏的劣行和朝中的兇險，他想借母喪的機會告老還鄉(xiāng)。沒想到他的請求被朝廷駁回。
山濤的家鄉(xiāng)河南武陟縣，距離他與朋友們聚會的那片竹林只有四十里。
一旦想起在竹林中聚會的美好時光，他腦海里首先出現(xiàn)的是嵇康彈琴的身影
向往自然、淡薄名利、隱居在山林中的嵇康，常常面對著潺潺流水、青青翠竹，撫琴自娛。
史書記載，嵇康的琴藝超倫，負有盛名。
嵇康最喜愛彈奏的是《廣陵散》。
《廣陵散》是一首古琴曲，嵇康能夠得到它，還有一個故事。
《廣陵散》聲調(diào)絕倫，不同凡響。客人彈奏完畢，便將這首曲子傳授給了嵇康。臨別時，他再三叮囑，千萬不要再將這首曲子傳給他人 。
于是，聽嵇康彈奏《廣陵散》，也就成為朋友們聚會時難得的享受。
嵇康不但彈琴的技藝精湛，而且對音律也有很深的造詣和研究。他是當(dāng)時杰出的音樂理論家。
他撰寫的《琴賦》，不但為當(dāng)時的人們所推崇，東晉時，人們已將它作為音樂之賦的寫作參照尺度。
他還撰寫了《聲無哀樂論》，著重探討音樂的本質(zhì)、音樂與情感的關(guān)系、音樂與教化功能等三個方面的問題，也就是音樂自身的規(guī)定性問題。
嵇康認為音樂是自然的產(chǎn)物，仿佛氣息滋味存在于天地之間一樣，不會因為人們的喜怒哀樂而有所變化。因此，在音樂與情感的問題上，嵇康以為音樂本身并不蘊涵快樂與悲傷。
嵇康對琴情有獨鐘。他不但經(jīng)常彈奏和吟誦，還在《琴賦》的序言中強調(diào)：
“眾器之中，琴德最優(yōu)”。
由于嵇康的渲染和推崇，琴，被賦予了文人閑雅超逸的精神追求。
因此，琴，在后代詩歌繪畫中出現(xiàn)時，往往和飄逸寧靜的生活聯(lián)系在一起。
作為魏晉玄學(xué)的代表人物，嵇康不僅是詩人，也是文章大家。流傳至今的有十五篇。
箴，是古代一種特殊的文體，主要目的是為了勸誡。
嵇康撰寫了一篇《太師箴》，并以太師的身份，通過稱頌上古帝王君道自然、譴責(zé)后世的衰敗，進而對當(dāng)今的君王加以規(guī)勸。
嵇康從道家思想出發(fā)，認為，上古社會民風(fēng)淳樸，君主寡欲少私，清凈無為，而萬民則自足自樂。
然而，隨著歷史的進程，古老的統(tǒng)治所依賴的自然、社會及文化環(huán)境逐漸發(fā)生了變化。
于是，后世的統(tǒng)治者就試圖用倡導(dǎo)仁義來改造社會。
嵇康認為，好的社會形態(tài)是保持“君靜于上，臣順于下”、“群生安逸、自求多福”的和諧關(guān)系。
嵇康的《釋私論》，也是針砭當(dāng)時社會現(xiàn)實的文章。
針對當(dāng)時的偽善風(fēng)氣，嵇康在《釋私論》中提出“無措是非”、“越名教而任自然”。試圖找出回復(fù)人之真性的道路。
嵇康的“無措是非”、“越名教而任自然”，不是指人們在欲望的驅(qū)使下可以為所欲為。相反，他認為回復(fù)到自然的本性，就體現(xiàn)為自覺接受法則，在觸景而行、任心而動中體現(xiàn)善的準則。
但是，在一個崇尚名教的社會里，追求名聲的過分舉動往往為世俗所認可；后人看起來不近情理的事情，在當(dāng)時人眼里卻有著充分的理由。
像嵇康這樣的有識之士，敏銳地覺察到這類行為的虛偽，憤然鄙薄世俗虛名。 他隱居山林，專注地探尋自然和事物之理。
然而，嵇康畢竟是一個憤世嫉俗之人，他的文章見解精辟，筆鋒犀利，風(fēng)格清俊。
同嵇康一樣，竹林七賢中的代表人物阮籍，也是魏晉之際著名的玄學(xué)家和文學(xué)家，他創(chuàng)作《詠懷詩》八十余首，為世人所重。被王夫之譽之為“曠代絕作”。
與嵇康不同的是，阮籍無緣享受“濁酒一杯、彈琴一曲”的隱居生活。高平陵事變后，他受到司馬氏的征召，極不情愿地進入朝廷做官。
生活在這樣的氛圍中，不愿意與之同流合污的阮籍，感到異常地孤獨和苦悶，使他更加懷念在竹林中度過的快樂時光。他的詩作中，反映了這種心境。
詩言志。從阮籍的詩中，人們不難發(fā)現(xiàn)，少年時代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他，建功立業(yè)的決心和期望長大成人后，有一番作為的理想抱負。
可是，自從曹芳繼位后，曹氏集團與司馬氏集團走向分裂，政局動蕩不安，阮籍的英雄夢也變得虛無縹緲。
與此相應(yīng)，阮籍的政治和生活態(tài)度也經(jīng)歷了痛苦的轉(zhuǎn)變。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生活在春秋末年。
他見周朝逐步衰亡，就騎著青牛出走函谷關(guān)，到人們不知道的地方隱居了起來。
這首詩，明確表示了阮籍對老莊道家哲理的向往，和要以前代的隱士為楷模，做萬載垂清風(fēng)之士的決心。
阮籍認為，現(xiàn)實社會既不安全又不快樂，既沒有自由也沒有幸福。
于是，他主張“飄搖于天地之外，與造化為友”。這在他的文章《大人先生傳》中得到充分體現(xiàn)。
阮籍在《大人先生傳》中，還設(shè)計了一個崇尚名教的人物“士君子”。并用“士君子”之口，對大人先生提出了質(zhì)疑，認為“大人先生”是“身處困苦之地”，并不能真正獲得自由、幸福和歡樂。
最后，阮籍這樣總結(jié)：“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shù)耳。” “而乃目以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過乎！”
“大人先生”式的人格與理想，正是阮籍的追求。
阮籍在他的另一篇文章《達莊論》中，又一次寫到了一位逍遙在神游境界中的老莊式人物：
先生“徘徊翱翔，迎風(fēng)而游…恍然而止，忽然而休。”
先生以為“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視之，則萬物莫不大。”
《達莊論》中的先生具有萬物齊一的思想境界，阮籍以此為基礎(chǔ)，走上了無是非、任自然的人生。并把這種思想帶入了他的散文創(chuàng)作。
有學(xué)者這樣評價：在魏晉玄學(xué)史上，真正把理想人格的建構(gòu)、或理想境界的所在凸顯出來的，是以阮籍為代表的玄學(xué)家。他根據(jù)自身對于時代的感受和對于現(xiàn)實苦難的體會，傾盡全力去探討自我意識與自然的關(guān)系，希望擺脫壓迫而獲得精神的解放。
作為魏晉時期玄學(xué)哲學(xué)家的阮籍，除了《大人先生傳》、《達莊論》之外，他寫過的哲學(xué)著作還有《樂論》、《通易論》、《通老論》、等篇。
從這些文章中看出，阮籍從傾向于自然與名教的結(jié)合，到崇尚自然而貶抑名教的痛苦轉(zhuǎn)變過程。
同阮籍一樣，嵇康也寫過一篇名為《卜疑》的文章， 文章里的“弘達先生”，也是一位虛擬的莊子至人式的人物。不同的是，“弘達先生”沒有阮籍筆下的“大人先生”那么多虛幻飄渺的神采。
嵇康、阮籍創(chuàng)作中的玄學(xué)化傾向，對后世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阮籍描寫的“大人先生”式的生活是無比自由的。但實際上也曲折地影射了現(xiàn)實社會的不自由。因此，阮籍的內(nèi)心十分痛苦。
《晉書》本傳記載：阮籍經(jīng)常一個人駕著車子，載著酒，漫無目的地四處游蕩。
直到走到路的盡頭，再也無法前行了，他開始走下車來號啕大哭，哭夠了，才按照原路返回。
于是，阮籍常常用酒來麻醉自己。
專家考證，中國的飲酒之風(fēng)興盛于東漢末年。正始年間玄學(xué)產(chǎn)生后，酒就開始普遍進入士人的生活。
竹林七賢和酒密切相聯(lián)。他們聚會在竹林，肆意酣暢。
而在七賢中以飲酒聞名于世的，還要數(shù)劉伶。
關(guān)于劉伶的好酒，可以從這幅古畫中窺見一斑。
畫的作者是唐代的孫位，畫名為《高逸圖》，右上角的題識為宋徽宗的墨跡。最早著錄于《宣和畫譜》。
近人研究發(fā)現(xiàn)，此畫所繪內(nèi)容，正是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
畫中的劉伶，正回頭準備漱口，而雙手仍然端著酒杯，似乎對杯中之物戀戀不舍。
學(xué)者研究發(fā)現(xiàn)，劉伶是把酒后的玄意寫入散文的第一人。
學(xué)者們認為，竹林七賢對后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就文學(xué)的影響而言，則更多地表現(xiàn)在審美情趣上。比如中國文學(xué)崇尚高逸淡雅之美、自然之美，傳神之美。都與竹林七賢密切相關(guān)。
竹林七賢中另一位以飲酒著稱的人物是阮咸。
阮咸雖然在文學(xué)上沒有高深的造詣，但卻“妙解音律”，是一位天才的音樂家。
阮咸不但“妙解音律”， 還善彈琵琶。
阮咸在那個年代里發(fā)明的琵琶，一千多年來，一直給人們帶來快樂。
史書記載，竹林七賢中的山濤，也是一位寫文章的好手。曾著有《山濤集》，可惜今已不存。
魏晉士人思想的解放、玄學(xué)的追求、放達的行為反映到書法上，就進入到一個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自覺時期。
從此，中國的書體從單一的篆隸，演化出楷、行、草，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其中就有竹林七賢的功績。
他們的書法放任、灑脫、飄逸，如行云流水，鯤鵬展翅。
字如其人，透過墨跡，人們看到了他們“大人先生”式的精神境界。
著名美學(xué)家宗白華先生評論道：“這種高超的藝術(shù)，只有晉人瀟灑超脫的心靈，才能心手相應(yīng)，登峰造極。”
其中，嵇康的書法特別為人稱道。
唐代書法理論家張懷瓘評論說：“叔夜善書，妙于草制。觀其體勢，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筆墨。若高逸之士，雖在布衣，有傲然之色。”
人們難以想象，在充滿殺戮與殘暴的魏晉時代，卻活躍著一群超凡脫俗的士人，他們用智慧和情感，開創(chuàng)了深奧的玄學(xué)思潮，創(chuàng)作了獨具魅力的文學(xué)、詩歌、書法等藝術(shù)。
他們在詩酒風(fēng)流、山光水色中，去尋找生命的真我，盡情地展示自己的才情。
在竹林七賢中，最能代表玄學(xué)人生旨趣的是嵇康。
嵇康天資卓越，才識超凡。而追求的是一種超脫世俗之外、自由閑適的恬靜生活。
因此，當(dāng)阮籍、山濤走進司馬氏掌權(quán)的朝廷做官之后，嵇康仍然隱居山野，堅守在竹林中。
史書記載：隱居在山林中的嵇康，除了彈琴自娛之外，還和竹林七賢中的向秀，經(jīng)常在自家門前支起爐灶、打鐵為樂。
嵇康雖然家中貧寒，卻從來不收取金錢。
嵇康有一位好朋友名叫呂安。
呂安，山東東平人，他氣概不凡，不喜仕宦。
據(jù)《世說新語·簡傲》記載，嵇康與呂安交情很深，每當(dāng)他想念呂安的時候，即使相隔千里，也要立刻坐車去拜訪。
后來，把嵇康看成知己的呂安，干脆從東平遷來山陽，與嵇康朝夕相處。
但是，生活在那個時代，即使隱居在山林，也會被打擾。
嵇康正和向秀在門前打鐵，他們一個人扶砧，一個人掄錘，干得叮當(dāng)作響，十分熱鬧。
忽然來了一位不速之客——貴公子鐘會。
史書記載，鐘會曾經(jīng)撰寫過《四本論》，書中討論人的才干與性格的同、異、合、離問題。
此時，只比嵇康小一歲的鐘會，擔(dān)任朝廷的司隸校尉。
《晉書·嵇康傳》記載：嵇康對前來拜訪的鐘會不理不睬，“鍛而不輟”。
有的學(xué)者認為，由于嵇康的傲慢，給鐘會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種子。
熱衷于打鐵的嵇康和向秀，閑暇之時，還對養(yǎng)生問題進行交流和探討。
這是一組典型的辯論文章。有的學(xué)者認為，這也是嵇康、向秀玄學(xué)清談的真實記錄。
嵇康對那些長生不死的神話并不真正感興趣，而是關(guān)注如何通過養(yǎng)生來延長壽命。
在嵇康看來，一般的人是由于疏于保養(yǎng)，所以不能夠達到神仙的境界。
嵇康以為，人世間存在著“特受異氣，稟之自然”之人，這類人活千歲不難指望。
他的理論是，人要長壽，既要養(yǎng)形，又要養(yǎng)神。
嵇康相信，在自然界里，確實存在某種特殊的藥物，能延長人的壽命。然而，許多人只知道食用五谷，而沒有認識到這些藥物的作用。或許知道了也不能堅持服用，因而達不到預(yù)期的效果。
把養(yǎng)生的見解寫成了文章的嵇康，還身體力行。
嵇康的山間別墅，在云臺山下的百家?guī)r。
云臺山峽谷幽深，人跡罕至，自古以來就是道家、高僧的修行之所。
同時，云臺山山林茂密，藥材眾多。
《晉書》本傳記載：為了養(yǎng)生，嵇康時常到深山采藥。并服食一種叫“五石散”的藥物。
魯迅先生考證：五石散包括石鐘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和赤石脂等。
魏晉時代的名士們冒著生命危險服用“五石散”，一是為了延年，二是暫時忘卻精神的痛苦。可是，讓大名士嵇康苦惱的事還是接踵而至。
公元255年，司馬昭想起了隱居的嵇康，想把他征召到朝廷裝點門面。
厭惡官場的嵇康得到消息后，只好離開竹林，躲到了河?xùn)|，一走就是三年。
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講究服食養(yǎng)生的嵇康，在大山里遇到了隱士王烈。于是，就有了他們交往的記錄和傳奇的故事。
王烈，河北邯鄲人，他常年在太行山一帶的深山里修行，研究養(yǎng)生之術(shù)。
據(jù)記載，當(dāng)時已經(jīng)三百多歲的王烈，看上去卻像一個青少年。
嵇康與王烈相識后，十分高興，他們兩人經(jīng)常一起到山里采藥。
258年，躲避官場的嵇康，還在大山里遇見了另外一個大隱士孫登。一些史書也記載了他與孫登交往的逸事。
嵇康與孫登相處長達三年，可多次向他請教問題，孫登都不予回答。嵇康時常為此嘆息。
孫登接著告誡嵇康：你有才能，卻缺少遠識，要在當(dāng)今之世免除災(zāi)難是很難的。今后你要謹慎做人，一定要少發(fā)表議論。
后來發(fā)生的事情證明，孫登的確有先見之明。
公元261年，在朝廷擔(dān)任吏部郎的山濤，將升遷為散騎常侍。讓誰來接替自己原來的職位呢？
山濤不由地想起了仍在百家?guī)r隱居的朋友嵇康。
山濤清楚，在247年，嵇康娶了曹魏宗室的長樂亭公主后，被朝廷“遷郎中、拜中散大夫”。但這只是一個閑職而已。
有人認為，山濤是考慮到嵇康的名氣太大，如果再不出仕，會引起司馬昭的猜忌，有性命之憂。他推薦嵇康做官，是對嵇康的保護。
不過，也有人認為，自從山濤走出竹林進入仕途后，很快就成了司馬氏的寵臣和心腹。
他那塊竹林名士的牌子，不僅能招徠熱衷清談的士人，還可以分化那些依附曹魏的名士為司馬氏所用。
因為山濤知道，嵇康不會出來為司馬氏服務(wù)，更料定他會“標不屈之節(jié)”來回絕。果然，嵇康這樣做了。
得到這個消息，嵇康決定給山濤寫一封信，來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和立場。
山濤，字巨源。因此，這封信的題目就叫《與山巨源絕交書》。
信中寫道：足下舉薦我做官，恐怕不是想要真的抬舉我，而是因為足下獨自做這樣的官感到害臊，所以要拉我去做你的助手。就像廚師不好意思一個人獨自屠宰下去了，要拉一個祭司去幫忙一樣。
在絕交書中，嵇康一一列舉出自己難以做到的、官場上的“必不堪者七。”
接著，嵇康又說明了自己不能進入官場的“甚不可者二”是：每每非議商湯王、周武王而鄙薄周公、孔子，為禮教所不容，此為甚不可者一；
性情剛直、放肆直言，遇事便忍不住，此為甚不可二也。
因此，嵇康責(zé)怪山濤不了解朋友的天性，強人所難。
嵇康表示自己“愿守陋巷，飲酒彈琴，教養(yǎng)子孫，也絕不出來做官。”
《與山巨源絕交書》，實際上也是一篇拒絕與司馬昭合作的宣言書。為嵇康被殺害埋下了禍根。
不久， 一個讓司馬昭捉把柄的機會到來了。
嵇康的好朋友呂安的妻子，被他同父異母的兄長呂巽，用酒灌醉后奸污。
可是，呂巽卻做賊心虛。他惡人先告狀，反咬一口，以虐待老母親的罪名，把呂安告上了法庭。
呂巽的禽獸行為，讓“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fā)”的嵇康拍案而起，他憤然寫了一封給呂巽的絕交書。
嵇康的絕交書寫得極其悲憤，他怒斥呂巽誣陷無辜、包藏禍心；后悔自己以前無原則地勸呂安忍讓，覺得自己對不起呂安；而對于呂巽，除了決裂，無話可說。
可是，當(dāng)時擔(dān)任大將軍司馬昭相國掾的呂巽卻毫無悔改之心。在他的蠱惑下，呂安獲罪，并被判發(fā)配邊疆。
呂安的內(nèi)心激憤難平，他給嵇康寫了一封信。信中有“顧影中原、憤氣云踴”，“披艱掃難、平滌九區(qū)”的詞句。
這樣的文字，不能不使人聯(lián)想到“掃平司馬氏政權(quán)”的意思。
在司馬氏專斷獨行、滿腹猜忌的魏晉時代，這樣的信件很容易授人以把柄，招來司馬氏的嫉恨。
現(xiàn)在，輪到司馬昭給嵇康判罪的時候了。
司馬昭心里也明白，他們父子提出以孝治國，只不過是用來篡奪曹家政權(quán)的一個幌子而已，其實，對于孝與不孝，司馬昭自己并不在意。
司馬昭在意的，是嵇康的那封《與山巨源絕交書》。
在司馬昭看來，這是一封與他決裂的公開信和挑戰(zhàn)書。嵇康在絕交書中把官場仕途說得一無是處，這等于是對他把持朝政的不滿和攻擊，他實在咽不下這口氣。
正在這時，鐘會求見司馬昭。
自從拜訪嵇康受到冷遇后，鐘會一直懷恨在心，這時他便趁機跑到司馬昭面前進讒言。
鐘會接著對司馬昭說，您知道嵇康給山濤寫絕交書的背景嗎？據(jù)我了解，嵇康想幫助別人謀反，由于山濤反對沒能成功。因此，他才與山濤絕的交。
鐘會列舉了姜太公、孔夫子都誅殺過名人的例子之后，建議說：嵇康、呂安這些人言論放蕩，誹謗圣人經(jīng)典，這是任何一個帝王都不能容忍的。現(xiàn)在如果不除掉嵇康，將難以淳正風(fēng)俗、清潔王道。
聽了這些讒言，司馬昭勃然大怒，決定殺掉嵇康。
但是，沒有想到嵇康非常不給面子，竟然寫了一封絕交書，把他的態(tài)度公示天下。
嵇康在絕交書中，還提出“非湯、武而薄周、孔”，這一下子就更刺到了司馬昭的痛處。
嵇康、呂安最終被判死刑。
在監(jiān)獄里，嵇康浮想聯(lián)翩，想到孫登的囑咐，他不免有些懊悔。
自知難于免禍的嵇康，在監(jiān)獄里給十歲的兒子嵇紹寫了一篇《家誡》。
在《家誡》中，他囑咐兒子說：
小事不必計較，人情世故的細瑣方面，不必認真；
不要強勸別人飲酒，也不要力拒別人的勸酒；
人們的閑談，大可不必介入；
官長的家不可常去，也不可留宿；
官長送人們出來時，你不要在后面，因為恐怕將來官長懲辦壞人時，你有暗中告密的嫌疑……。
教導(dǎo)孩子如此瑣碎，與秉性高傲的嵇康判若兩人。
262年8月的一天，嵇康被帶到了刑場。
面對即將到來的殺戮，嵇康鎮(zhèn)定自若，神色不變。
他環(huán)顧日影，見臨刑的時間還沒到，就要來一把琴，當(dāng)場彈奏了一曲《廣陵散》。
彈奏完畢，嵇康感嘆道：“早先，袁孝尼一再要向我學(xué)習(xí)這支曲子，可我始終不肯教給他，《廣陵散》從今絕矣！”
說完，引頸受刑。
史書記載，嵇康被殺，“海內(nèi)之士，莫不痛之”。
就這樣，一代名士嵇康悲壯而又瀟灑地、走完了四十歲的人生歷程，他給世人留下的是千古絕響。
公元262年8月，伴隨著一曲《廣陵散》，嵇康走到了生命的終點。
嵇康死后，竹林七賢其他人的命運和歸宿又是如何呢？
嵇康被殺后，向秀在家中閉門沉思。
不久，他來到洛陽，叩響了大將軍府的大門。
據(jù)說，當(dāng)時司馬昭正在與臣僚在府中議事。
《晉書》本傳記載：見到向秀，司馬昭故作驚訝地問道：“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
傳說堯帝要讓位給巢父、許由，他倆不接受，就逃到箕山隱居，因此，箕山之志就是隱居之志。
向秀回答：“巢父、許由是狷介之士，不理解堯帝的一番苦心，不值得欽慕和效法”。
向秀的這番回答，司馬昭聽了非常高興。
從此，向秀走入仕途。先后擔(dān)任過“散騎侍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等職。
因為是不得已而出仕，向秀只是做了一個“朝隱”之士。《晉書》本傳說他：“在朝不任職，容跡而已。”
一個寒冷的黃昏，向秀路過昔日與嵇康、呂安等人聚會的山陽舊居。
伴隨著遠處傳來的清越高遠的笛子聲，向秀邁著沉重的腳步，慢慢地走近曾經(jīng)與朋友們聚會的那片竹林。
故地重游，觸景生情，向秀又仿佛看見了嵇康、呂安等人的身影。
272年，嵇康被誅殺后的第十個年頭，四十五歲的向秀在憂郁中離世。
向秀的墓地就在他的家鄉(xiāng)附近。雖然經(jīng)過一千多年的風(fēng)雨侵蝕，墓冢依然醒目。
嵇康被殺后，阮籍依然每天以酒為伴。
263年的10月，曹髦死后繼任皇位的小皇帝曹奐，被迫加封司馬昭為晉公。阮籍知道，司馬昭邁出了這一步，離改朝換代的日子就不遠了。
一個叫鄭沖的官員提議，《勸進表》由大名士阮籍執(zhí)筆。
最后，派去的人在袁孝尼家，找到了醉酒酣睡的阮籍。原來，他只顧喝酒，竟把這件事忘到了腦后。
來人趕緊叫醒阮籍，說《勸進表》等著急用。
其實，阮籍心里不愿意寫《勸進表》。想用醉酒的辦法搪塞過去，但是，他心里明白，這一次是躲不過去了。
于是阮籍帶著醉意，伏案疾書，一氣呵成，寫好了《勸進表》。
司馬昭看了《勸進表》后，滿心歡喜，愉快地接受了封爵。
寫了《勸進表》的一兩個月后，在一個寒冷的夜晚，五十四歲的阮籍，在痛苦、失望、憂郁、自責(zé)中離開了人世。
臨終之前，阮籍又想起與朋友們聚會的那片竹林 ，想起了自己作的那首詠懷詩：
一日復(fù)一夕，一夕復(fù)一朝。
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
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
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
但恐須叟間，魂氣隨風(fēng)飄。
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阮籍去世兩年后，265年8月，司馬昭病死。
四個月后，司馬昭的兒子司馬炎逼迫曹奐退位。然后，率領(lǐng)文武百官在洛陽南郊設(shè)壇祭天，舉行了隆重的“受禪”典禮。
司馬炎登帝位，改國號為晉，建都洛陽，史稱西晉。
隨著司馬炎登基，竹林七賢中的山濤，官也越做越大。后來，他終于當(dāng)上了司徒，成為早年夢寐以求的三公。
山濤為官清廉。他雖然身處要職，但與家人一直住在只有十幾間屋子的舊房里。
283年秋天，七十九歲的山濤得了一場大病。不久，就去世了。
死去的山濤葉落歸根，安葬在他魂牽夢繞的家鄉(xiāng)。
山濤在世的時候，曾經(jīng)在司馬炎面前，推薦過竹林七賢中的阮咸。
走進官場以后的阮咸，還經(jīng)常彈琴長嘯嗎？還瀟灑地飲酒嗎？在始平太守的職位上，他又有何建樹？因為史料的欠缺，這一切都不得而知。
在《晉書·阮咸傳》的結(jié)尾，知道他“得以壽終”。
《晉書》本傳說竹林七賢中的劉伶：“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而機應(yīng)不差。”
同向秀一樣，嵇康被殺害后，劉伶也被迫走進了仕途，當(dāng)上了建威參軍。但是，他依舊嗜酒如故。
劉伶整日喝酒，不謀其政，每當(dāng)朝廷詢問時，他總是以無為而治來搪塞。
最終，司馬炎把他罷黜免職。
據(jù)有關(guān)資料記載，罷官后的劉伶并沒有回到老家安徽，而是和妻子在河南獲嘉縣境內(nèi)、黃河岸邊一個叫桑古寺的地方，開酒店做起了生意。
“桑古寺”靠近古驛道，加上劉伶酒名遠揚，善于經(jīng)營。因此，他開的酒店每天賓客盈門、生意興隆。
隨著劉伶的后代繁衍興盛，“桑古寺”曾一度叫做“劉伶村。”后來，又更名為劉固堤村。
大約在公元300年，八十歲的劉伶病逝。
劉伶死后安葬在劉固堤村東北方向約一公里的地方。
公元305年，王戎病逝，享年七十二歲。
《晉書》本傳記載：王戎生前也到過昔日與嵇康、阮籍等人聚會的地方重游，并對陪同他的人發(fā)出這樣的感嘆：
我過去與嵇康、阮籍曾經(jīng)在此暢飲，共為竹林之游。自從他們兩個逝去，我便為時務(wù)所羈絆了。今日舊地近在眼前，當(dāng)年的事情卻邈若山河了。
西晉以來，嵇康、阮籍成為名士的楷模，名聲日盛。
東晉之后，人們將嵇康、阮籍等人的清談游賞稱之為“竹林之游”。
專家考證，大約東晉時已經(jīng)有“七賢”的稱呼了。
東晉時期，玄學(xué)理論走上沒落之路，而凸顯的僅僅是玄學(xué)外化的形式——縱放狂誕的生活態(tài)度與行為。因此，人們對玄學(xué)的抨擊也多著眼于此。
東晉思想家、醫(yī)學(xué)家葛洪對此批評道：“世人聞阮嗣宗傲俗自放，古人所謂‘通達’者，謂通于道德，達于仁義耳。豈謂通于褻瀆而達于淫邪哉！”
魯迅指出：因為他們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就學(xué)起來，而學(xué)得無非是表面，他們實在的內(nèi)心卻不知道。因為只學(xué)他們的皮毛，于是社會上便有了很多沒意思的空談和飲酒。
到了東晉，一些有識之士對西晉覆滅的教訓(xùn)，進行認真的反思。
認識到了仕不事事，也就是在其位不謀其職，以及放蕩無度的生活態(tài)度帶來的極大危害。
縱觀歷史，對于竹林七賢，一直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
對竹林七賢持否定意見的人們，有的站在儒家之學(xué)的立場上，批評他們崇尚道家虛無思想，致使圣人之學(xué)淪喪；
有的站在維護教化的立場上，批評他們放蕩無羈，破壞了綱常 ；
還有的站在經(jīng)世致用的立場上，批評他們中的某些人缺乏對社會的責(zé)任感，以致清談?wù)`國等等。
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顧炎武，傾向于把西晉滅亡、甚至魏晉禪代的原因，直接歸之于竹林諸人。他說：
“正始十年則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一時名士風(fēng)流，棄經(jīng)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即此諸賢為之倡也。自此以后，竟相祖述。”
魯迅指出：后人就將嵇康阮籍罵起來，人云亦云，一直到現(xiàn)在，一千六百多年。
盡管歷史上對竹林七賢評價不一，但從兩晉南北朝一直到清代的一千多年間，竹林七賢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他們宏放曠達的精神風(fēng)貌、生活情趣或行為，一直在文人士大夫階層有著巨大的影響。
1960年5月，南京地區(qū)西善橋南朝大墓里，出土了《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畫像磚。
榮啟期是春秋時代的名士，其作為與七賢頗為相似，因而被放在了一起。
在畫像磚上的七賢，有的撫琴嘯歌，有的頜首傾聽，有的高談玄理，有的舞弄如意，人人寬衣博帶，孤傲高雅；崇尚老莊之情，追求個性之心，溢于畫面。
士族知識分子自由清高的理想人格，在畫像磚上得到充分的表現(xiàn)。
這些磚畫出現(xiàn)在皇親國戚的陵墓中，清楚地表明，當(dāng)時社會上層對魏晉玄學(xué)的推崇，以及對竹林七賢的景仰。
據(jù)《續(xù)高僧傳》記載：有一位南朝后梁的僧人，非常景仰阮籍，其生活態(tài)度也頗似名士。
南北朝之后，嵇康的歷史形象漸漸定型。
在后人的歌詠中，他鐘情山水，飲酒彈琴，不受羈絆，不肯隨俗，桀驁不群。成為高士形象的代表。
杜甫在《入衡州》一詩中寫道：
我?guī)燂逡梗蕾t張子房。柴荊寄樂土，鵬路觀翱翔。
白居易也在一首詩中寫道：
張翰一杯酣，嵇康終日懶。塵中足憂累，云外多疏散。
陸游在《自嘲》一詩中吟唱道：
華子中年百事忘，嵇生仍坐懶為妨。病于榮宦冥心久，老向端閑得味長。
似水流年，經(jīng)過歷史長期的沉淀，阮籍的人格形象，已經(jīng)演變?yōu)椤半x經(jīng)叛道”的人格典型，成為一種特定的思想文化形態(tài)，并影響著后人。
在魏晉士人中，魯迅先生特別推崇嵇康。
嵇康正直、剛毅、高傲、反叛，不肯隨俗。在他身上，魯迅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1913年，魯迅開始重新修訂《嵇康集》。
他歷時二十多個春秋，參考多種版本，經(jīng)過數(shù)十遍的校對，終于使《嵇康集》有了一個相當(dāng)精善的本子。
魯迅校訂《嵇康集》以及對魏晉時代研究的重視，從整體上提高了對嵇康的評價以及魏晉思想、文學(xué)的地位。
時光飛逝，斗轉(zhuǎn)星移，今天的人們該怎樣評價和看待魏晉時代的“竹林七賢”呢？
為了維護封建統(tǒng)治，儒家提出、設(shè)計了一整套的禮制法度，并推行相關(guān)的思想觀念和倫理道德規(guī)范。
但是，如果將它們強調(diào)到極端，陷于僵化的境地，就會成為人們思想和行為的束縛，使人們喪失自我，喪失獨立的人格。
魏晉時期，隨著玄學(xué)的興盛，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的思想家，借助于先秦道家的思想形式，重新肯定了個體層面上的人的自我意識，找到了失落已久的個性自我。
可以說，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在本質(zhì)上顯示的，是一場個性解放的運動。
當(dāng)然，竹林七賢的思想和生活態(tài)度也有極為消極的一面。他們中的一些人，片面地強調(diào)自己的個性，而忽視了人在社會層面上的價值和意義。
著名哲學(xué)家張岱年認為，包括阮籍在內(nèi)的玄學(xué)哲學(xué)，作為立國之道，作為治國安邦的學(xué)說，是很難行得通的，是沒有實效的。
任何事物都是一個矛盾的統(tǒng)一體，在某一個人的身上也往往如此，竹林七賢自然也不例外。
時光越千年，但是，他們仿佛還沒有走遠。
可以肯定的是，已經(jīng)被人們談?wù)摿松锨甑闹窳制哔t，今后，仍會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和被關(guān)注的一個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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