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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至詩歌中的情與理（2009年第4期）

北京大學中文系　　艾江濤

　　
    作為詩人的馮至為我們留下了許多經典詩篇，他與卞之琳一起被認為是中國新詩史上的現代派大家。他在《贈之琳》一詩中對卞之琳有這樣的評價：“這星座不顯赫，卻含蓄著獨特的光輝。”其實這同樣可以看做詩人的夫子自道。
    在馮至漫長的詩歌創作生涯中，有兩個為研究者十分關注的關鍵階段，那便是他創作詩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的時期和創作詩集《十四行集》的時期。對此文學史也早有定評。對于前者，最著名的評價莫過于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中極力褒揚的“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對于后者，朱自清先生也以其“詩里耐人沉思的理，和情景交融成一片的理”做出了很好的總結：“聞一多先生說我們的新詩好像盡是些青年，也得有一些中年才好。馮先生這一集大概可以算是中年了。”〔1〕
    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是，在20年代還是“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的馮至，為什么在40年代的詩作中卻以“耐人沉思的理”而引人注目，難道說二十多歲的年齡確實是適合抒情的年齡，而中年時期的詩人所作的也應當是真正沉潛的中年寫作？如果是這樣的話，又該如何理解徐志摩這道始終“迸濺不止的生命泉”，還有一出手就顯得理智而成熟的穆旦？或許，真正回歸到詩人的文本來探究他所抒的“情”究竟是什么情、所達的“理”究竟是什么理，二者之間在文本內又是如何滲透、轉化與呈現的，以及它們與作者生活的密切聯系，從而來探討馮至和他的詩歌世界，才有可能更接近問題的真實。我們這里所作的“情”與“理”的劃分，純粹是為了論述的方便，一旦落實到具體作品的分析中，便有可能顯得生硬和僵化，但是不管怎樣，還是讓我們先走進馮至的詩歌世界吧。
    一、抒情的少年
    馮至在創作第一首詩《綠衣人》時只有十七歲，〔2〕這時作者對新詩的認識也僅限于讀了一些郭沫若與胡適的早期詩歌。這首詩和其他收入《昨日之歌》中的詩歌相比，雖然有初期新詩的清淺質樸，但一些冥想的調子和節制的表達也已初露端倪。這樣的詩在他的早期詩作中還有一些，但分量很少，在下面的論述中將會對它們進行單獨分析，這里要談論的是他早期詩歌中的一個主流，包括他的幾首敘事詩在內。如果我們借用卞之琳晚年對徐志摩的評價，便可以說馮至早年基本沒有跨越出浪漫主義的“雷池”一步，無論是他的詩歌還是生活情思。
    從這一點上講，馮至的早年詩作基本上也是當時時代風尚和社會思潮的直接反映，正如當時的許多文學青年一樣，在詩集《昨日之歌》中，馮至抒發的主要情緒不外乎愛情、友情、別離羈旅之思、少年迷亂之感，我們這里想著重探討的是《歸鄉》（3首）和《殘余的酒》（13首）兩組詩，它們在整個集子中占很大的比重。
    組詩《歸鄉》的內容無需深究，我們只需引幾段便能大致體味，比如：“我有一顆明珠/深深藏在懷里/恐怕它光芒太露/用重重淚膜蒙起//我這顆明珠/是人們掠奪之余；/它的青色光焰/只照我心里酸凄”，“我不能容忍了/我把我的胸懷剖開/取出血紅的心兒/捧著它到人叢處”，“夜深了，神啊——/引我到那個地方去吧/那里無人來往/只有一朵花兒哭泣”，這里采用的表現手法比較顯豁直接，“我”與“人們”“人叢”并置，表現出那種雖孤獨落寞卻又懷揣“明珠”寧愿到“無人來往”之所的高標自立。
    組詩《殘余的酒》的序詩這樣寫道：“‘上帝給我們，/只這一杯酒啊！’/這么一杯酒，/我又不知愛惜——/走過一個姑娘，/我就捧給她喝；/她還不曾看見，/酒卻灑了許多！/我只好加水吧，/不知加了多少次了！//可憐我這一杯酒啊！/一杯酒的殘余呀！/那些處女的眉頭，/是怎樣一杯濃酒的充溢！/我實在有些害羞了，/我明知我的酒沒有一些酒力了，/——我還是不能不/把這杯淡淡的水酒，/送到她們絳紅的唇邊，/請她們嘗一嘗啊！”可以說，作者這杯生命的酒正是這樣不斷地澆灑給愛情（《懷——》《殘余的酒》）、友情（《別友》），還有那些幽微的情思與曼妙的夢境（《追憶》《歌女》《新的故鄉》《小船》《狂風中》《初夏雜句》等）了。
    除此之外，在該集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我是一條小河》這樣的抒情之作，籠罩全詩的淺淡輕柔的情緒伴隨著流暢波動的詩形，正如一條緩緩流淌的溪流，向我們傳達出青春少年的喜憂。應當說，在《昨日之歌》中，馮至已經表現出了優異的抒情才華，甜美的語調、流暢的節奏都已被他用得非常圓熟了，但同時，這些詩中的許多感受卻大抵來自作者對浪漫主義作品的閱讀感受及對生活所作的夸張化、藝術化想象，正如作者在后來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所說：“我一天總要看一兩點鐘浪漫派的小說，什么尼庵呀，騎士呀，森林呀，我完全沉迷在那里邊！”〔4〕
    《昨日之歌》下卷是幾篇取材于民間故事、神話的敘事長詩，包括《吹簫人的故事》《帷幔》《蠶馬》《寺門之前》。在這里，憂郁鋪陳的抒情轉化為恬淡節制的娓娓述說，但詩歌傳達的仍是藝術、愛等浪漫主義的永恒命題。馮至寫于20年代的這些“堪稱獨步”〔5〕的敘事詩不僅豐富了當時的中國詩壇，也為詩人自身的成長與轉變埋下了伏筆。
    在《昨日之歌》中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承襲《綠衣人》下來的《蛇》這樣的篇目，它將熱烈的情緒具象化為一個冰冷的意象“蛇”，似乎也為作者處理自己的情感找到另外一種途徑。此外，《工作》《永久》《在陰影中》等詩中那種對永恒性命題的思索也表現出作者內心冥想氣質的抬頭。
    1927年到1929年，詩人創作了《北游及其他》這部詩集，它由《無花果》《北游》《暮春的花園》三輯組成，也包含一部分譯詩。也許是作者生活面的開拓，收入這一集子的詩減少了早期作品中直抒胸臆的表達，而增添了對自己詩歌與生活的警醒與自覺，正如《無花果》這首小詩中所表達的“正如我思念你，寫出許多詩句，/我們卻不曾花一般地愛過……/我的詩也沒有悅耳的聲音，/讀起來，舌根都會感到生澀”。這些詩中，馮至明顯增加了對各種生活場景的描述和展現。長詩《北游》就是一個例子，雖然此時詩人眼中看到的都是些荒涼的、荒誕的、“陰沉沉”的世界，但詩句中也出現了像“秋已經像是中年的婦人/為了生產而憔悴”“生和死，是同樣地秘密，/一個秘密的環把它們套在一起”這樣的情理交融、引人深味的表達。
    就形式而言，馮至早期的詩作除了某種大致整飭的詩行、回環復沓的節奏以及用韻外，還有一些特點頗可注意，比如頂針句法的應用。在《別友》中作者這樣寫道：“滿城的急風驟雨，/都聚在車站/車站的送別人/送別人的心頭了。”而《瞽者的暗示》中則有“我這在深深的/深深的巷子里，/尋找我的遺失”。然而，某種學徒式的表達也讓他的詩作不經意間流露出許多其他詩人的痕跡，比如《狂風中》之于郭沫若，《初夏雜句》之于周作人，《夜半》之于聞一多。但過了不久，詩人便宣告“我已經完全把舊的‘形式’同‘韻’拋開了”，〔6〕只是實踐的結果幾乎要等到十年以后才能看到。
    二、中年的沉思
    《十四行集》創作于1941年戰時的昆明，一共有27首，基本寫于作者蝸居昆明附近山中時每周往返于村居和城里的一段路程中。詩人在山徑、田埂中步行，耳聞目睹許多東西，又回想起諸多人事、經驗，“看的好像比往日看得格外多，想的也比往日想得格外豐富”，于是“從歷史上不朽的人物到無名的村童農婦，從遠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飛蟲小草，從個人的小一段生活到許多人共同的遭遇”，凡是那些“和我的生命發生深切的關聯的”，都“寫出一首詩”，“留下一些感謝的紀念”。
    這些詩中有對小昆蟲的贊頌，有從鼠曲樹、原野上的小路、初生的小狗、案頭的用具引發的思索和感嘆，有原野上農婦的哭聲、戰士、遠方走來的馬隊，也有對威尼斯的記憶，對蔡元培、魯迅、杜甫、歌德、梵高等偉人的謳歌，正如朱自清所說的：“馮先生是在平淡的日常生活里發現了詩”，〔7〕“從敏銳的感覺出發，在日常的境界里體味出精微的哲理”。〔8〕下面我們便從具體的詩作入手，去探究一下馮至在詩中抒發的哲理、思索以及蘊涵其中的“情理交融”的藝術手法。
    馮至在寫作這組詩歌時，受留學期間得以深入研究的幾位德語大詩人的影響甚大，其中第十三首詩《歌德》便是理解全部《十四行集》的一個關鍵。在這首詩的后兩段詩人這樣寫道：“從沉重的病中換來新的健康，/從絕望的愛里換來新的營養，/你知道飛蛾為什么投向火焰，//蛇為什么脫去舊皮才能生長；/萬物都在享用你的那句名言，/它道破一切生的意義：‘死和變’。”“死和變”不僅是這首詩的詩眼，也是《十四行集》所要集中闡發的思想。
    要深入理解這一點，便需要回到歌德的《幸運的渴望》一詩，其全詩是這樣的：“別告訴別人，只告訴智者，/因為眾人愛信口雌黃；/我要贊美那生存者，/他渴望在火焰中死亡。//在愛的深夜的清涼里，/創造了你，你也在創造，/有生疏的感覺侵襲你，/如果寂寞的蠟燭照耀。//你再也不長此擁抱，/在黑暗的陰影下停留，/新的向往把你引到/更高一級的交媾。//沒有遠方你感到艱難，/你飛來了，一往情深，/飛蛾，你追求著光明，/最后在火焰里殉身。//只要你還不曾有過/這個經驗：死和變！/你只是個憂郁的旅客/在這陰暗的塵寰。”詩中深刻剖析的這種死亡和新生的辯證關系，對身處40年代中國艱苦卓絕抗戰之中的馮至別有深味，因為戰爭一面是死亡和掃除，一面也是新生和重建。而位于當時抗戰大后方的昆明的一山一水帶給馮至的可能是一些更為切實生動的感受，相對遠離戰火洗禮的靜謐空間也給了他深思的機會。
    詩人幾乎寫作于同時期的一些散文完全可以作為理解《十四行集》的輔助材料。《一棵老樹》中那個孤獨沉默的放牛老人在老牛病死、小牛被雨淋死后也糊里糊涂地死去，作者寫道：“這如同一顆老樹，被移植到另外一個地帶，水土不宜，死了。”《一個消逝了的山村》中描寫了一個已經廢棄的村莊，歷史與現實的一切在山水中交融，那些靜靜流淌的小溪流、默默生長的鼠曲草、高高聳立的加利安樹，使作者覺得“人和人，只要是共同吃過一棵樹上的果實，共同飲過一條河里的水，或者共同擔受過一個地方的風雨，不管是時間或空間把他們隔離得有多么遠……彼此的生命都有些生息相通的地方。”而鼠曲草、加利安樹等每個生命也都各自獨立地“擔當著一個宇宙”，此時此刻，宇宙萬物和作者仿佛都取得了意味不盡的聯系，這種關于“死和變”的經驗無疑帶給作者對生命新的認識。
    我們再回到《十四行集》，無論是第一首詩中對小昆蟲的贊美，還是第二首詩中對蛻殼的蟬蛾的類比，還是三四兩首詩中所寫的加利安樹、鼠曲草，整個集子所寫的內容都反映出上述哲思的痕跡。但《十四行集》中還流淌著另一條非常重要的暗涌，要理解它需要回到另一個對馮至影響巨大的詩人里爾克那里，那便是一句箴言式的信條——為里爾克所欽佩的偉大雕塑家羅丹的信條——“忍耐與工作”。詩人身處的時代與社會是苦難多災、風雨飄搖的，但同時自有那些英勇抗戰、堅信勝利的戰士存在，也有像詩人這樣兢兢業業投身教育工作的人存在。這一切在詩人的眼里又往往多了一份歷史的思索，這便是收入《山水》中的《人的高歌》所展現的內涵：山野海灣間的一條道路、一座燈塔，處處可以看出人類堅實忍耐的工作與人性的高揚。正是這份對歷史、對現實的判斷，使《十四行集》流淌的哲思中多了一份亮色，多了一種堅定，多了一些能夠“把握的事體”，于是有了“彗星的出現”（詩一），有了“一脈的青山默默”（詩二），有了“偉大的驕傲”（詩四），有了“你的向上，你的曠遠”（詩九），有了“新鮮的夢的養分”（詩二十），有了在深夜中“吠出”的“光明”（詩二十三）；而在詩十九中所描述的“別離”主題下，除了那種“我們就這樣生活著，并不斷別離”的淡然外，更有了對過去的感謝和“初生”與“降生”般的全新體驗。
    與此密切相關的是詩人借鑒自里爾克的關于“物詩”的詩歌觀念，即利用有形物（“物詩”之物）表現外化的自我。〔9〕這種寫法代表的也是詩人早在30年代便十分傾心的理想詩歌，他在當時給友人的信里寫道：“我去年暑假在北平時，我曾經幻想我的將來的詩，要望那方面努力：做一首詩，像是雕塑家雕塑一座石像。想不到來到德國遇見Rilke的詩，他后半的詩多半是一座座的雕刻。——我簡直為了它而傾倒了。”〔10〕在《十四行集》中，詩人絕少直接的抒情和描摹，而只是通過某種十分經濟的文字，將個人的情緒與深思都寄予到那些能夠外化的事物、片段上。我們一再讀到這樣的詩句：“我們的生命在這一瞬間，/仿佛在第一次的擁抱里/過去的悲歡忽然在眼前/凝結成屹然不動的形體”（詩一）；“歌聲從音樂的身上脫落，/歸終剩下了音樂的身軀/化作一脈的青山默默”（詩二）；“像整個的生命都嵌在/一個框子里，在框子外/沒有人生，也沒有世界”（詩六）。而在最后那首著名的詩中，詩人直接用富有元詩意味的詩句，希望“這些詩像一面風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體”（詩二十七）。正是這樣的處理，使詩人的詩產生了一種情理交融的效果，而十四行體這樣一種外來詩形也得以在漢詩寫作中完全確立。
    上面對馮至兩個時期詩作的討論使我們形成一種感覺：似乎前期的馮至確實以抒情見長，而后期的馮至則以哲思冥想見長。盡管我試圖在二者間勾連出某種轉變的痕跡，但根本上我仍然認同詩人的早年知交廢名的判斷：“他是一個赤裸裸的詩人，詩人而又是一個凡人。”〔11〕作為一個詩人，他服從于他那天然的詩思，而作為一個凡人，他又不斷磨煉著自己的詩藝，拓展著自己的生活與感受。我們要做的，也許只是用心欣賞他的詩，體悟他所走過的藝術追尋之路。
    〔1〕〔8〕朱自清《詩與哲理》，見《新詩雜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25～27、24頁。
    〔2〕《馮至年譜》，見《馮至全集》第1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22頁。
    〔3〕《馮至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所引詩歌如未注明出處則全部引自該卷。
    〔4〕馮至1924年11月15日致楊晦的信，見《馮至全集》第1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頁。
    〔5〕朱自清《詩話》，見《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影印版，第28頁。
    〔6〕馮至1930年5月12日致楊晦的信，見《馮至全集》第1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頁。
    〔7〕朱自清《詩與感覺》，見《新詩雜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16頁。
    〔9〕綠原《里爾克詩選·前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頁。
    〔10〕馮至1931年4月10日致楊晦的信，見《馮至全集》第1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頁。
    〔11〕廢名《論新詩及其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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