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 華
孫犁自己也說過，他的作品大都是根據真人真事寫的。下面可以再舉幾個例子，以說明真人真事與藝術創作的關系，以供有興趣的同志研究孫犁作品時參考。
其一，短篇小說《第一個洞》、《“藏”》的故事來源。1938年底，日本鬼子占領冀中的所有縣城，對敵斗爭十分艱苦；平原上無險可依，很多人為此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后來，七分區蠡縣的群眾開始挖地道，可是，讓地委書記吳立人知道了，說是“退卻路線”，報告了區黨委，區黨委組織部長劉亞球來調查，后來把縣委書記王夫也撤了。直到1941年，冀中軍區政委程子華來這里調研，才肯定了這種斗爭形勢。在冀中軍區司令員呂正操、冀中區黨委書記黃敬的支持下，1942年3月20日，冀中軍區司令部、冀中武委會發出《關于開展地道斗爭的指示信》，地道戰這種形式才在冀中蓬勃發展起來。
地道最早從蠡縣開始發展。1938年11月，日本鬼子占領了蠡縣，反復捕殺我抗日軍民，很多干部、群眾被敵人殺害。蠡縣一區的一些村級黨員干部，這時想出一個辦法，就是在村外的樹林里、荒僻的曠野或林木叢生的古墓地——總之，是在離公路較遠，不易被敵人發現的地方，向地下挖一丈多深斜形的洞，里邊鋪些干草，到天晚的時候便披上一件破大衣，偷偷到洞里睡覺，天亮時再回村堅持工作。但因為那時候還是冰天雪地的時節，每到洞里住宿一夜，第二天清早，洞口便向外噴出水蒸氣，被敵特發現以后，敵人常在拂曉的時候，到村外找洞掏我們的干部或工作人員。這樣一來，野外的洞不能住了，在環境日漸殘酷，抗日工作又必須堅持的情況下，地動便開始從野外轉移到村里。
一區某村的一個干部，全家和和睦睦，對抗戰工作都很熱心，1939年春夏之交，似乎夜間開會很多，常常整夜不回家，天亮時才回來。以前即便開會，到半夜或天要亮時，總是回家的。家里人有些懷疑，尤其是他妻子，以為他在外邊有了情人。問他為什么老在外邊住，他總是用“開會”來搪塞。又由于這時敵特活動厲害，該村干部不敢在家住宿的次數自然多起來，家里人不了解詳情，所以常常為這件事爭吵，弄的一家人也不像以前那么和睦了。一天晚上，他又要出去，妻子悄悄的跟在后面，看他到后邊的一個閑院里，向四面張望了一下之后，便偷偷地鉆進草棚子，于是她也輕輕地急走過去，靠近草棚子凝神地聽著，只聽到棚子里子里嘩啦啦地柴草響，過了一會兒，便寂然無聲了。她偷偷地開了草棚門去看，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燃起火柴一照，里面雜亂的農具和柴草等物品還是照常放著，卻找不到她的丈夫。她喊了幾聲，也無人應答。妻子慌了，回去喊婆婆和小姑子來，大家驚奇的來到草棚，燃起燈來，又連喊多聲，既不見人，也無人應答。姑嫂二人用木棍再三的翻騰，穿插柴草，搬動農具雜物，仍是找不到。最后，還是母親安慰兒媳婦說：“咱們今天不找他了，明天他總要出來的。我們把柴草的門鎖死，天明前來等他，不說明怎么一回事不讓他出來，不讓他吃飯。”第二天天將發白，妻子和婆母、小姑子一同到草棚子門前守候著，時間不長，棚子里柴草又響，隨之該同志走到門前一拉門，發現門鎖著，大吃一驚。這時他母親嗔怒道：“你禿小子到哪里過夜了？不說不放你出來，飯也不能吃……”該同志支支吾吾地答道：“我就在草堆里睡著了。”他妻子、母親、妹妹哪里會信，又經過再三追問，他才說明在草棚地下有一個他個人藏身的秘密洞。從此，在村里挖洞藏身一傳十、十傳百的秘密傳播出去，普及到蠡縣各個區、村。以后冀中區大力發展地道，成了神出鬼沒打擊日本鬼子的都有名的地道戰。
孫犁根據此故事，1943年5月，寫了短篇小說《第一個洞》，發表在1943年5月19日《晉察冀日報》上。這是最早以文學的形式寫冀中地道戰的作品，甚至在此之前，也只有新華社《地道戰在冀中》等三四篇通訊發表。現在，抗戰時期的冀中地道戰，因各種文藝形式的表現和傳播，已經為廣大國人所知，但在當時那種復雜的抗戰形勢里，孫犁卻最早利用文學的形式表現冀中的地道戰，可見他有獨特、敏銳的藝術感覺、觀察、取舍能力。
1946年5月，孫犁在河間工作，編輯《平原雜志》，并且在八中教著語文寫作課，與此同時，寫了短篇小說《鐘》和《藏洞》，5月29日，托張庚帶原稿給正在張家口編《工人報》的康濯，看康能否在張家口找到發表的地方，孫犁還給康濯寫了一封信，專門要康問候丁克辛。丁克辛1946年正處在一個特殊的時期：丁克辛在晉察冀也是著名的作家，到張家口后不久因在《時代婦女》創刊號上發表短篇小說《春夜》而飽受公開的批評，因此建國前再沒有作品發表，此事我已經在寫丁克辛的文章里詳細敘述過了，此不贅言。建國后，丁克辛轉到鐵路部門工作，還有零星的作品發表，晚年定居在天津，與孫犁還有來往。我的藏書里，就有孫犁先生贈給丁克辛的兩本書，《晚華集》與《秀露集》，可見兩人感情之深。張庚當時是張家口華北聯合大學文藝學院的主要負責人，編輯有《秧歌劇選集》三冊，于1946年6月由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印行，1947年東北書店重新印行一次，寒舍有藏；這年張庚到冀中區考察，孫犁就托他康濯帶信和稿件。康濯可能沒有把《藏洞》和《鐘》找到發表的地方。1946年10月孫犁把《藏洞》重新修改了一次，1949年4月24日，在致康濯、廠民（即詩人嚴辰）的同一封信中，孫犁還向康濯索要《藏洞》原稿。1950年3月21日下午，孫犁在致康濯的信中，已經把《藏洞》改稱為《“藏”》。此后，再沒有見到孫犁的文章中提到這篇小說。1949年6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在“群益文藝叢書”中出版了孫犁的短篇小說集《蘆花蕩》，里面第一次收錄了《“藏”》，可見孫犁又把這篇小說寄給了正在上海的周而復，使它得以和世人見面，也就是說，《藏洞》在此時被改稱為《“藏”》，孫犁還在給康濯的信中說感覺此作品也不錯。事實上，這篇作品確實不錯。1958年4月，康濯為孫犁編選的散文小說集《白洋淀紀事》，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在“播種文藝叢書”中出版，也收了《“藏”》這篇小說，使更多的讀者知道了這篇作品（卻沒有收錄《第一個洞》）。我收藏的這個版本的《白洋淀紀事》，是著名電影導演、孫犁的戰友凌子風用過的，里面很多作品凌先生都有閱讀時勾畫的線，因為凌先生一直想把孫犁寫的有關白洋淀的作品拍成電影，當初茅盾先生同意了，而周揚卻不同意，說其中的想象成分多，讓拍孔厥、袁靜寫的《新兒女英雄傳》，因為這個作品當時緊貼政治，正紅的發紫，連郭沫若也作序稱贊。孫犁在給康濯的信中說不拍他的作品，“其中好像涉及到《（新）兒女英雄傳》，但我想，好在那一本書里，也有《荷花淀》。然而，我不同意周揚同志的批語，以為我寫的只是印象，而且是想象的印象有`許多`。老實講，關于白洋淀人民的現實生活，憑別人怎樣不是想象的吧，我以為它不能超過《荷花淀》的了，這點我是自信的。”1981年4月9日，孫犁先生在《我寫過的電影腳本》里還寫到，周揚否定了茅盾要拍孫犁作品的意見，說他對孫犁的作品印象是想象的成分多，要拍“別一部作品”（其實就是《新兒女英雄傳》——段華注），孫犁談到這個作品時說：“也是寫白洋淀的當時頗流行。我翻看了一下，其中實錄部分固然不少，卻發見我的一篇作品，也被改頭換面，采錄在內。這是有書可查、有目共睹的事，絕不是出于我的’想象’。”
歷史已經證明，經過六十年的歲月洗禮，孫犁的《荷花淀》仍在中國文學史上綻放著熠熠光輝，成了中華民族文學畫廊里的一張奇畫。
孫犁留給周揚作品想象的成分多的印象，是因為孫犁受到“客里空”錯誤批判的緣故。客里空，是蘇聯著名話劇《前線》中的一個專門吹牛拍馬、胡編亂造的新聞記者的名字，該劇曾在延安與各抗日根據地演出，“客里空”成為虛假新聞的代名詞。1948年1月24日，《晉察冀日報》刊登了周揚的文章《反對“客里空”作風，建立革命的實事求是的新聞作風》。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以后，孫犁參加了以艾青為團長的華北文藝工作團，經過三個月的艱苦跋涉，于11月8日到達晉察冀解放區首府張家口。文藝家門在這里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不久后，孫犁告別此地的舒適生活條件和親密的戰友，步行15日，回到了家鄉冀中區體驗生活，準備創作。當時的《冀中導報》發表了一條小消息，說他這個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荷花淀》引起轟動、《晉察冀日報》又重新轉載的這篇文章的作者、“著名作家”孫犁回來了，引起本地個別人的嫉妒，說這條消息稱孫犁為“著名作家”是很“駭人聽聞的事情”。1992年3月24日，孫犁在《我的仗義》里就說：“現在，我可以說，當時有些本地人是排外的”。其實，孫犁就是本地人，因為長期在晉察冀山地和延安戰斗、生活、工作，回到家鄉也被排擠。1947年春天，孫犁又到白洋淀采風，寫了《一別十年同口鎮》、《新安游記》等散文、小說。由于他事前沒向當地的宣傳部門打招呼，住到了安新縣端村鎮冀中隆昌商店，因為老朋友、曾在新世紀劇社工作過的劉紀在那里當經理，引起了當地有關部門的某干部不滿。在《一別十年同口鎮》的末尾，孫犁寫了老朋友陳喬的家庭情況，說他的老朋友家庭盡管是地主，但現在是自食其力了（這在當時也是符合政策的）；在小說《新安游記》里，他把一個街道的方向寫錯了——因為是小說，寫錯了又有什么呢？其實，就是寫散文，把一個街道的方向寫錯了能有什么呢？但在不久后開始的土地改革中，孫犁就開始受到批評，由那位當地的宣傳干部親自出馬，寫了《孫犁同志在寫作上犯“客里空”錯誤的具體事實》，發表在1948年1月10日《冀中導報》上，占了一個整版，把這兩件事情上綱上線，差點置孫犁于死地，使孫犁受到很大的傷害。我在其他的文章里已經寫過他受傷害的情況，此處就不多說了。孫犁對這次批評雖心有余悸，但內心是不服的。真是冤家路窄，新中國成立后，孫犁到天津市南郊區（現在的津南區）白糖口一帶采訪，又在這里遇見那位寫他整版大批判文章的干部。那干部在此搞“運動”，使工作組的成員，他特別注意孫犁的采訪，好像要看看，經過他的批判，孫犁在工作上有沒有進步。有一次，孫犁到食堂喝水，正和人們閑聊，那干部嚴肅的對孫犁說：
“到北屋去，那里正在匯報！”
孫犁認為僅僅聽匯報寫不出好文章，多了解實際情況，才能寫出不是“客里空”的文章來，就沒搭理那位干部，轉身走開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未料那位干部和孫犁同住一間牛棚，一同推糞拉土，遭受斥責辱罵，共嘗一勺燴的滋味，不知道他是否還認為孫犁的作品是“客里空”的典型了？
我在這里多寫一下有關情況，有利于廓清，為什么建國初期孫犁的作品并不那么受重視，以及孫犁先生為什么晚年，也不愿意參與他的作品改編為電影、電視的原因，他甚至于不愿意電視再拍他。
回過頭來說，短篇小說《“藏”》也是根據上述蠡縣地道故事寫成的。與《第一個洞》兩篇小說，從各個不同的側面敘述了這個真實的抗戰故事。
此事可以參閱程子華《地道戰是人民創造的》（《程子華回憶錄》第213頁，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王夫《冀中地洞的發祥地》（《冀中的地洞和堡壘戶》第6——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3月版）及《蠡縣地道斗爭》（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冀中地道戰》第273——287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冀中軍區司令部等《關于開展地道斗爭的指示信》（《冀中地道戰》第11——33頁，），呂正操《地雷戰和地道戰》（《呂正操回憶錄》第286——287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3月版），梁斌《烈火青春》（《一個小說家的自述》第251——252頁，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6月版）。
其二，《荷花淀》、《采蒲臺》與雁翎隊的故事。雁翎隊是抗戰期間安新三小隊的俗稱。1938年初，白洋淀所在地中共河北省安新縣委戰地動員委員會主任熊煥章（安新城里人，兼任新安鋤奸團團長）和三區區長李剛毅（又名李仁，安新郭里口人），在大張莊把自愿入伍打日本鬼子的20名青壯年組建了白洋淀水上游擊隊，隊長陳文漢（又名陳萬，郭里口人），隊員多是打野鴨的獵戶，全隊裝備打野鴨的大抬桿火槍40支，小排子船（平底、直幫、吃水很淺，架抬桿的小船）22支，手槍兩支。后來以這支水上游擊隊為基礎組建了三區區小隊。1939年的一天，安新縣委書記侯卓夫（高陽縣人，1942年9月26日犧牲在安新尚村）和三區區委書記徐建來區小隊，看到每支大抬桿槍的信口上都插著雁翎，既可以防止露水打濕火藥，又可以在發射后用以捅開信口用，就高興地對大家說：咱們這個小隊，就叫雁翎隊好不好？指戰員們齊聲喊：好！從此，雁翎隊的名字就叫了起來。
1941年日本鬼子對白洋淀地區連續進行掃蕩，有一天，日本鬼子二十多人和三十多個偽軍，從安新縣城到趙北口運東西，下午三點多返回。雁翎隊得到此消息，就埋伏在大張莊村東、王家寨村西的大葦塘，等待敵人。太陽西斜，敵人來了，雁翎隊迅速出擊，消滅了這股敵人。附近據點里的敵人紛紛趕來，包圍了這片葦塘，滿以為能把雁翎隊消滅，卻沒料到連個人影也沒見。其實游擊健兒們就在敵人的眼皮底下頭頂大荷葉，泅水沖出敵人的包圍圈，分別回到了王家寨了。
1978年11月5日，孫犁在《關于<荷花淀>的寫作》中說：“從冀中平原來的同志，曾向我講了兩個戰斗故事：一個是關于地道的，一個是關于水淀的。前者，我寫成《第一個洞》，后者就是《荷花淀》。”（《孫犁文集》第六卷第613頁，百花文藝出版社1982年3月版）。
此故事可參看趙波《巧劫包運船》（《雁翎隊的戰斗生活》，《星火燎原》第十輯第128——132頁，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11月版7，安新縣地方志辦公室《水上“雁翎隊”》，（《白洋淀志》第278頁，中國書店1996年2月版）。徐健及雁翎隊的老隊員劉剛、孫革、鄭少臣、槐澤民、趙波等都有回憶文章，在《保定文史資料》、《天津文史資料》等上面發表。
其三，老船工與《蘆花蕩》。抗戰時期，一位正在乘船打漁的老大爺，在一個夏日炎炎的正午，遇見正在洗澡的五個日本鬼子，他就一邊剝著清香的蓮蓬，一邊把他們引到了布滿魚鉤子的水域。忽然，一個個日本兵殺豬般的嚎叫起來，原來他們被魚鉤子勾住了。老大爺笑咪咪的舉起竹篙，狠狠地砸著敵人的腦袋，砸一下罵一聲，很快就把那幾個家伙消滅了。
此事見楊成武《初到白洋淀》（《反攻進行曲》第三十頁，華岳文藝出版社1990年6月版），沈冶英，黃義國《戰斗在白洋淀上》（《星火燎原》第十輯第143——144頁），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其四，同口的姑娘與《白洋淀邊一次小斗爭》。同口是白洋淀邊的大鎮，每年秋后，幾萬頃的蘆葦收割完捆成捆，用船運到這里垛起來，一部分運到外地，一部分慢慢織成席子。有一回，三個日本鬼子為追老百姓一只雞，一直追到這里，雞猛地飛到一個草垛頂上，一個日本兵上去沒抓住雞，倒發現那里藏著一個年輕漂亮的姑娘，高興極了，連忙撲過去，不料被那姑娘用力一推，從那葦垛頂上仰面朝天跌了下來。下面的日本兵剛剛圍攏過去，就從葦垛頂上落下一顆手榴彈，把三個日本鬼子炸上了西天。街上的日軍聞訊趕來，架起機槍朝葦垛猛掃，掃的葦垛著了大火，但那姑娘早就跑到淀里去了。
此事見《楊成武回憶錄》。（《楊成武回憶錄》第770頁，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6月版），孫犁據此寫成散文《白洋淀邊一次小斗爭》，發表于1945年6月2日重慶《新華日報》，解放后曾被編入中學語文課本。
（原載2010年第7期《天津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