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魯迅

六月雪 2010-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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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魯迅

一　解題

　　《語絲》五七期上語堂②先生曾經講起“費厄潑賴”（fair play）③，以為此種精神在中國最不易得，我們只好努力鼓勵；又謂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補充“費厄潑賴”的意義。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這字的函義究竟怎樣，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這種精神之一體，則我卻很想有所議論。但題目上不直書“打落水狗”者，乃為回避觸目起見，即并不一定要在頭上強裝“義角”④之意。總而言之，不過說是“落水狗”未始不可打，或者簡直應該打而已。

二　論“落水狗”有三種，大都在可打之列

　　今之論者，常將“打死老虎”與“打落水狗”相提并論，以為都近于卑怯⑤。我以為“打死老虎”者，裝怯作勇，頗含滑稽，雖然不免有卑怯之嫌，卻怯得令人可愛。至于“打落水狗”，則并不如此簡單，當看狗之怎樣，以及如何落水而定。考落水原因，大概可有三種：（1）狗自己失足落水者，（2）別人打落者，（3）親自打落者。倘遇前二種，便即附和去打，自然過于無聊，或者竟近于卑怯；但若與狗奮戰，親手打其落水，則雖用竹竿又在水中從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不得與前二者同論。
　　聽說剛勇的拳師，決不再打那已經倒地的敵手，這實足使我們奉為楷模。但我以為尚須附加一事，即敵手也須是剛勇的斗士，一敗之后，或自愧自悔而不再來，或尚須堂皇地來相報復，那當然都無不可。而于狗，卻不能引此為例，與對等的敵手齊觀，因為無論它怎樣狂嗥，其實并不解什么“道義”；況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聳身一搖，將水點灑得人們一身一臉，于是夾著尾巴逃走了。但后來性情還是如此。老實人將它的落水認作受洗，以為必已懺悔，不再出而咬人，實在是大錯而特錯的事。
　　總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覺得都在可打之列，無論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三　論叭兒狗尤非打落水里，又從而打之不可

　　叭兒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卻稱為西洋狗了，但是，聽說倒是中國的特產，在萬國賽狗會里常常得到金獎牌，《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幾匹是咱們中國的叭兒狗。這也是一種國光。但是，狗和貓不是仇敵么？它卻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⑥似的臉來。因此也就為闊人，太監，太太，小姐們所鐘愛，種子綿綿不絕。它的事業，只是以伶俐的皮毛獲得貴人豢養，或者中外的娘兒們上街的時候，脖子上拴了細鏈于跟在腳后跟。
　　這些就應該先行打它落水，又從而打之；如果它自墜入水，其實也不妨又從而打之，但若是自己過于要好，自然不打亦可，然而也不必為之嘆息。叭兒狗如可寬容，別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因為它們雖然非常勢利，但究竟還有些像狼，帶著野性，不至于如此騎墻。
　　以上是順便說及的話，似乎和本題沒有大關系。

四　論不“打落水狗”是誤人子弟的

　　總之，落水狗的是否該打，第一是在看它爬上岸了之后的態度。
　　狗性總不大會改變的，假使一萬年之后，或者也許要和現在不同，但我現在要說的是現在。如果以為落水之后，十分可憐，則害人的動物，可憐者正多，便是霍亂病菌，雖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卻何等地老實。然而醫生是決不肯放過它的。
　　現在的官僚和土紳士或洋紳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說是赤化，是共產；民國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說康黨，后是說革黨⑦，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榮，但也未始沒有那時所謂“以人血染紅頂子”⑧之意。可是革命終于起來了，一群臭架子的紳士們，便立刻皇皇然若喪家之狗，將小辮子盤在頭頂上。革命黨也一派新氣，——紳士們先前所深惡痛絕的新氣，“文明”得可以；說是“咸與維新”⑨了，我們是不打落水狗的，聽憑它們爬上來罷。于是它們爬上來了，伏到民國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⑩的時候，就突出來幫著袁世凱咬死了許多革命人，中國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現在，遺老不必說，連遺少也還是那么多。這就因為先烈的好心，對于鬼蜮的慈悲，使它們繁殖起來，而此后的明白青年，為反抗黑暗計，也就要花費更多更多的氣力和生命。

　　秋瑾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暫時稱為“女俠”，現在是不大聽見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鄉就到了一個都督，——等于現在之所謂督軍，——也是她的同志：王金發⑿。他捉住了殺害她的謀主⒀，調集了告密的案卷，要為她報仇。然而終于將那謀主釋放了，據說是因為已經成了民國，大家不應該再修舊怨罷。但等到二次革命失敗后，王金發卻被袁世凱的走狗槍決了，與有力的是他所釋放的殺過秋瑾的謀主。
　　這人現在也已“壽終正寢”了，但在那里繼續跋扈出沒著的也還是這一流人，所以秋瑾的故鄉也還是那樣的故鄉，年復一年，絲毫沒有長進。從這一點看起來，生長在可為中國模范的名城⒁里的楊蔭榆⒂女士和陳西瀅先生，真是洪福齊天。

五　論塌臺人物不當與“落水狗”相提并論

　　“犯而不校”⒃是恕道，“以眼還眼以牙還牙”⒄是直道。中國最多的卻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這其實是老實人自己討苦吃。
　　俗語說：“忠厚是無用的別名”，也許太刻薄一點罷，但仔細想來，卻也覺得并非唆人作惡之談，乃是歸納了許多苦楚的經歷之后的警句。譬如不打落水狗說，其成因大概有二：一是無力打；二是比例錯。前者且勿論；后者的大錯就又有二：一是誤將塌臺人物和落水狗齊觀，二是不辨塌臺人物又有好有壞，于是視同一律，結果反成為縱惡。即以現在而論，因為政局的不安定，真是此起彼伏如轉輪，壞人靠著冰山，恣行無忌，一旦失足，忽而乞憐，而曾經親見，或親受其噬嚙的老實人，乃忽以“落水狗”視之，不但不打，甚至于還有哀矜之意，自以為公理已伸，俠義這時正在我這里。殊不知它何嘗真是落水，巢窟是早已造好的了，食料是早經儲足的了，并且都在租界里。雖然有時似乎受傷，其實并不，至多不過是假裝跛腳，聊以引起人們的惻隱之心，可以從容避匿罷了。他日復來，仍舊先咬老實人開手，“投石下井”⒅，無所不為，尋起原因來，一部分就正因為老實人不“打落水狗”之故。所以，要是說得苛刻一點，也就是自家掘坑自家埋，怨天尤人，全是錯誤的。

六　論現在還不能一味“費厄”

　　仁人們或者要問：那么，我們竟不要“費厄潑賴”么？我可以立刻回答：當然是要的，然而尚早。這就是“請君入甕”⒆法。雖然仁人們未必肯用，但我還可以言之成理。土紳士或洋紳士們不是常常說，中國自有特別國情，外國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適用么？我以為這“費厄潑賴”也是其一。否則，他對你不“費厄”，你卻對他去“費厄”，結果總是自己吃虧，不但要“費厄”而不可得，并且連要不“費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費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對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費厄”的，大可以老實不客氣；待到它也“費厄”了，然后再與它講“費厄”不遲。
　　這似乎很有主張二重道德之嫌，但是也出于不得已，因為倘不如此，中國將不能有較好的路。中國現在有許多二重道德，主與奴，男與女，都有不同的道德，還沒有劃一。要是對“落水狗”和“落水人”獨獨一視同仁，實在未免太偏，太早，正如紳士們之所謂自由平等并非不好，在中國卻微嫌太早一樣。所以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費厄潑賴”精神，我以為至少須俟所謂“落水狗”者帶有人氣之后。但現在自然也非絕不可行，就是，有如上文所說：要看清對手。而且還要有等差，即“費厄”必視對手之如何而施，無論其怎樣落水，為人也則幫之，為狗也則不管之，為壞狗也則打之。一言以蔽之：“黨同伐異”⒇而已矣。
　　滿心“婆理”而滿口“公理”的紳士們的名言暫且置之不論不議之列，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現今的中國，也還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護壞人。因為當壞人得志，虐待好人的時候，即使有人大叫公理，他決不聽從，叫喊僅止于叫喊，好人仍然受苦。然而偶有一時，好人或稍稍蹶起，則壞人本該落水了，可是，真心的公理論者又“勿報復”呀，“仁恕”呀，“勿以惡抗惡”呀……的大嚷起來。這一次卻發生實效，并非空嚷了：好人正以為然，而壞人于是得救。但他得救之后，無非以為占了便宜，何嘗改悔；并且因為是早已營就三窟，又善于鉆謀的，所以不多時，也就依然聲勢赫奕，作惡又如先前一樣。這時候，公理論者自然又要大叫，但這回他卻不聽你了。
　　但是，“疾惡太嚴”，“操之過急”，漢的清流和明的東林(22)，卻正以這一點傾敗，論者也常常這樣責備他們。殊不知那一面，何嘗不“疾善如仇”呢？人們卻不說一句話。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還不能作徹底的戰斗，老實人誤將縱惡當作寬容，一味姑息下去，則現在似的混沌狀態，是可以無窮無盡的。

七　論“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23)

　　中國人或信中醫或信西醫，現在較大的城市中往往并有兩種醫，使他們各得其所。我以為這確是極好的事。倘能推而廣之，怨聲一定還要少得多，或者天下竟可以臻于郅治。例如民國的通禮是鞠躬，但若有人以為不對的，就獨使他磕頭。民國的法律是沒有笞刑的，倘有人以為肉刑好，則這人犯罪時就特別打屁股。碗筷飯菜，是為今人而設的，有愿為燧人氏(24)以前之民者，就請他吃生肉；再造幾千間茅屋，將在大宅子里仰慕堯舜的高士都拉出來，給住在那里面；反對物質文明的，自然更應該不使他銜冤坐汽車。這樣一辦，真所謂“求仁得仁又何怨”(25)，我們的耳根也就可以清凈許多罷。
　　但可惜大家總不肯這樣辦，偏要以己律人，所以天下就多事。“費厄潑賴”尤其有流弊，甚至于可以變成弱點，反給惡勢力占便宜。例如劉百昭毆曳女師大學生(26)，《現代評論》上連屁也不放，一到女師大恢復，陳西瀅鼓動女大學生占據校舍時，卻道“要是她們不肯走便怎樣呢？你們總不好意思用強力把她們的東西搬走了罷？”(27)毆而且拉，而且搬，是有劉百昭的先例的，何以這一回獨獨“不好意思”？這就因為給他嗅到了女師大這一面有些“費厄”氣味之故。但這“費厄”卻又變成弱點，反而給人利用了來替章士釗的“遺澤”保鑣。

八　結末

　　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會激起新舊，或什么兩派之爭，使惡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罷。但我敢斷言，反改革者對于改革者的毒害，向來就并未放松過，手段的厲害也已經無以復加了。只有改革者卻還在睡夢里，總是吃虧，因而中國也總是沒有改革，自此以后，是應該改換些態度和方法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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