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把啟功先生揣摩透？

誰能把啟功先生揣摩透？

《收獲》第六期刊登了一組巴金和曹禺的通信，漫不經心地翻著翻著，突然就有了觸動，原來我誤解了曹禺。談到生命，曹禺感傷而頹唐，一幅認老服輸的姿態，而他的文學領路人巴金總是鼓動他寫作，不要辜負才華。提及死亡，巴金用的是這樣的句子：“看到全集出齊，簽了名，親自送到朋友手里，我就滿意了。”“靠藥物延續的生命，我不能浪費。唯一的目標是生命是開花。”“我還可以拖下去，只希望再拖兩三年，寫出一本小書。”……所以，我無從知道巴金的遺言，他在死亡面前的態度，他對人生的檢討。巴金是在2005年走的，晚年黃袍加身，死后哀榮備至，不幸的是試圖說真話的《隨想錄》被閹割，設立“文革博物館”的建議無人理睬。更可悲的是，他是在無意識狀態下度過生命的最后六年。

不服老，不知死，不畏死。這或許是中國當代的一大文化奇觀。愈是有知識的人，愈是會產生一種自我迷戀：相信自己不同凡響，可以逆自然規律而動。他們似乎忘記了神靈、天意，凸顯出自己與命運抗衡的特異功能。研讀莊子的畫家范曾對央視女主持人宣告，他人生的下半場從七十歲開始，他的愛情日日常新。東方文化學者季羨林信心百倍奔赴108歲。2009年７月11日，９８歲的季羨林先生離世時，依舊沒有遺囑，他知道前面就是墳地，但似乎很不愿意正視那個地方，“人生在世一百年， 天天有些小麻煩。最好辦法是不理，只等秋風過耳邊。”這其實還屬于是走夜路唱歌，驅除自己對死亡的恐懼。在他兒子季承的新書《那些不為人知的事情》里，有這樣明確的表達： “死亡一直是個禁忌。他也沒有遺書和遺囑……父親對死亡沒有準備。”“父親很少談身后事。主動談是沒有的。一則，他相信自己身體好，另外，他不愿意談身后事。”

他們高壽的夭折耐人尋味，巴金是因為那個春節探望的人太多，造成呼吸道感染，以至于一病不起；身披上百個頭銜的季羨林老人，也和某些啃名人高手的頻繁拜訪有關——題字，口述，拍照。

啟功先生也是在2005年走的。他早已看穿了死亡的把戲，活得自在，圓滿。晚年其實是陪大家玩兒。早在1978年風頭正健之時，他就自撰《墓志銘》曰：“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名雖揚，實不夠。高不成，低不就。癱趨左，派曾右。面微圓，皮欠厚。妻已亡，并無后。喪猶新，病照舊。六十六，非不壽，八寶山，漸相湊。計平生，謚曰陋。身與名，一齊臭。”他說：“這個世界上面對我的字大體有三種人，有一種是不認識我的人，他們對我的生存是無所謂的；另一種人是對我感興趣并且已經拿到我的字的人，他們盼我趕緊死；第三種人是對我感興趣但還沒拿到我的字的人，所以他們盼望我先別死。 ”

他的超脫通達甚至達到令人詫異的程度。當得知一個素來交惡的人即將西行時，他欣然預備了一副溫情的挽聯，“玉我于成，出先生意料外；報怨以德，在后死不言中。”李可講先生認為此說“盡釋前塵”，現出啟夫子高遠的佛學修養——“所謂的恩怨，就是你不度他，你和他就不能得度”。啟功先生認為“某先生是命里有緣的朋友”。這種解釋真是令人信服。

晚年的張中行先生暴得大名，他間或帶著幾位女性晚學向啟功先生求字，“有好事者背后嘀咕：是桃色故事嗎？夫子張口就道：不是。不過是蹭桃毛！”李可講先生在書里評曰：“私下回味，夫子這隨口一比，其喻事傳神，實在精妙。”

啟功先生是真人，一個遵從本性生活著的人；其次，才是學者和書法家。他不是為了成為大師而來到人世的，他也不是為了身家排行榜而揮毫潑墨的。被人詬病的“自謙”與“自賤”集于一身，恰是啟功的智慧之處。他要跟俗世保持距離，又不愿傷害別人，就使出了此招，委屈的是仁者自己。

啟功先生的故事，可以有這樣的敘述法，可謂別開生面。文字讀來趣味橫生，滿口留香。雖也有幾近拍案而起為大師辯護之處，但作者大體以委婉解讀飛白，謹慎小心，生怕誤讀了大師，誤導了讀者。如此這番對大師人生的解讀，不能不令人敬佩。本事有案可查，但有系統的解讀，此書當算第一本。

在動亂頻仍的中國社會里，如何安身立命、保有真性情，啟功先生可謂范例。作為中國文化的守護者和符號，他儒雅、內斂，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在俗世與內心之間設置了一道厚實的隔離墻，治人者即使能感覺到他不馴服的存在，卻很難抓到一點把柄。在七十七歲時，他就這樣應對所遭遇的那場政治考驗。

好的傳記，除了陳述主人是什么，精彩之處就在于講清楚主人公的不得不。從這個意義上說，此書稱得上一部別致的啟功先生傳記。在《服膺啟夫子——揣摩啟功先生的人生智慧》一書里，作為一個目擊者，李可講先生所言應該不虛。

活著，但隨時可以從容離去。這本書獨家披露的八十余幅照片里，啟夫子圓潤、本真的笑容，讓人看到了一個被中國文化浸潤而成正果的生命。他令人喜悅，讓人即刻卸下了人生的重負。人生的境界在晚年才見分曉，在啟功先生面前，那些自戀的名流“國瑞”及“準國瑞”，真的難以讓人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