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義元勛蔡濟民珍藏武昌首義軍旗：九角十八星旗原件（現藏湖北省博物館）
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簡稱“辛亥首義”）紀念日：10月10日，海峽兩岸同慶，一百一十年歷代承襲。新華社北京10月7日電：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將于10月9日上午10時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你可曾知道，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初年確定的紀念日——10月10日，是怎樣成為國家紀念日？
武昌首義成功后的軍政府
武昌首義這個紀念日，是兩湖（湖北、湖南）革命黨人打出來的。在清末年間，革命黨人通過八年艱苦卓絕的“抬營主義”，以八個小時的浴血奮戰，打碎了清廷在兩湖的國家機器——湖北總督府，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政體——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即湖北軍政府；在武昌城頭插上了第一面共和旗幟——九角十八星旗；制定了第一部共和法典——《鄂州約法》。
法國人鏡頭下的黎元洪大都督－1912，陳勇珍藏
楚通九省，亡清必楚。在辛亥革命志士武將奮勇爭先，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同時，文士在議場上也捷報頻傳。亦即，10月10日這個同慶紀念日，也是武昌首義志士舌戰群儒，力排眾議，并通過中華民國國會立案、審議通過，由民國大總統宣布實施的法定國家節日，又稱“雙十節”。
楊衛東、涂文學主編，裴高才、鄧正兵主筆《辛亥首義百人傳》中國社科201109
那是1912年7月，辛亥首義志士李廉方在“征集全國教育家于北京”的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上，面對北洋政府提案擬定了三個日期作為國慶時候選：清廷下詔遜位日、袁世凱就任大總統日和南北議和協定日。他當即提出抗議，另提“武昌首義日案”（《教育雜志》12號“記事”，1912年12月）。他申述預案三個日期之非，以及武昌首義日當為惟一國慶日之理由。
李廉方文存－書影
起初，與會者對“首義案”，不盡同情革命，頗多附和北洋政府反對李說。后經李廉方引經據典，歷述法國大革命與美國共和國慶均是首義日，全場態度為之一變，湖南、安徽、江蘇代表紛紛表態力挺。在表決時，與會者四分之三舉手通過，推李廉方、黃炎培、賈豐臻三人修正提案《國慶日及紀念日咨詢案》，提交臨時參議院審議。
中華民國大總統孫文宣言書－原件
1912年9月24日，臨時參議院審議通過《國慶日及紀念日咨詢案》。法案稱，法、美兩國分別以革命爆發和宣布獨立之日為國節，“我國國節亦應效法法美”，故提出以武昌起義之日為國慶日。此咨詢案的內容包括國慶日應行之事：一、放假休息；二、懸旗結彩；三、大閱；四、追祭；五、賞功；六、停刑；七、恤貧；八、宴會等。9月25日，由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發布：武昌首義日——10月10日——為中華民國國節或國慶日，又稱“雙十節”。
章開沅在中國近代史研究所上致詞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每逢十年大慶均要舉行的紀念活動。在學術界，又經辛亥革命史學泰斗章開沅先生發起并組織，自1961年起每逢十年大慶，由中國史學會組織海內外學者在武漢舉行辛亥革命學術論壇。一言以蔽之，從武昌首義到“雙十”節的確定，到十年大慶學術研討會，均反映了“首義之區”的“首義精神”——敢為人先、追求卓越！
值此辛亥革命110周年降臨之際，根據讀者的要求，特將筆者此前在《中華讀書報》“瞭望”版所發一文，就“首義”的來龍去脈贅述如后——
緣何武昌稱“首義”？
裴高才
史書論及辛亥革命，對同盟會領導的前十次起義均稱“起義”，惟獨對文學社與共進會發動的武昌起義，稱為“首義”。學界對此鮮有系統論述，直到在武漢舉行的辛亥百年論壇上，這一問題再次成為熱門話題，筆者在此予以闡發。
“首義”的緣起
筆者曾在海峽兩岸查閱了大量文獻典籍，發現最初稱武昌起義為武昌首義者，源于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中華民國開國大典上就任臨時大總統的誓詞。他向世人宣示：“武昌首義，十數行省，先后獨立。所謂獨立，對于清廷為脫離，對于各省為聯合。”（孫中山，《中華民國大總統孫文宣言書》）
中華民國大總統孫文宣言書－原件
在此前的一段時間內，一般均稱武昌起義。諸如民國初年的大型紀錄片《黎元洪起義師》，又名《武昌起義》等。對同盟會領導的前十次起義，大都稱“起義”或“起事”或“之役”。諸如：廣州起義、惠州起義、潮州起義、黃岡起義、七女湖起義、防城起義、汕尾起義、鎮南關起義、河口起義與黃花岡之役等。
自從孫中山明確提出“武昌首義”后，兩岸三地的辛亥革命回憶錄、辛亥革命史與中國國民黨黨史等，幾乎皆沿用孫說或“武昌革命”或“湖北革命”。諸如，國學大師章太炎的《武昌首義紀念詞》，創辦湖北第一個革命團體——花園山聚會的李廉方著《辛亥武昌首義記》，資深同盟會員曹亞伯著《武昌革命真史》，日知會員張難先著《湖北革命知之錄》等。
“首義”的標志
在一次辛亥革命論壇上，筆者曾向著名史學家皮明庥先生請教此問題。皮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因為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一舉成功，而且全國紛紛響應，產生了質變。故人們便稱武昌起義為辛亥革命武昌首義，或稱辛亥首義。”
由此可以看出，武昌首義可詮釋為“辛亥革命武昌起義首次一舉成功”。這里的“首義”，不能簡單地以辛亥年起義時間先后界定。因為在辛亥年，武昌并非是率先起義之地。同年3月29日，在廣州發生的黃花岡起義，比武昌要早半年；同年爆發的保路運動中，四川還發生了成都起義，且有四川各州縣與鄰近省份起而響應。
那么，黃花岡起義為何不叫廣州首義或黃花岡首義？成都起義不叫成都首義呢？關于這個問題，學術界鮮有權威的解讀，很少有學者專門論述。皮明庥先生在行將繡梓的《辛亥武昌首義紀實》一書中，作出了明確回答。他指出，辛亥革命武昌首義，是全國性的革命運動，而且是由全國各省相繼響應，相繼獨立和起義的組合行動。否則，就無所謂“首義”了。
的確。盡管辛亥年的廣州起義早于武昌起義，但因為沒有推翻清廷廣東當局的統治而夭折；在辛亥年掀起的四川保路運動中，雖然鄂、湘、粵三省紛紛響應，只可惜遭到四川總督趙爾豐的鎮壓而失敗，未能推翻清廷在四川的統治。繼而，黨人又在四川資州起義，同樣未能動搖全川的清朝統治。
而武昌首義有別于其他的起義，它一舉砸碎清廷湖廣總督的國家機器，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政體，實現了辛亥革命的初步目的。筆者綜合皮先生的觀點，將武昌首義的主要標志概括為如下六個方面：
武昌起義取得了革命性勝利。攻克了湖廣總督署，光復了武漢三鎮：武昌、漢陽與漢口。“因武而昌”的武昌，是湖廣地區的政治中心，湖廣總督府與布政司設于斯；“漢水之陰”（本想按方位更名漢陰，因陜西有漢陰縣在先，只好以“漢陽”將錯就錯了）的漢陽，是近代中國軍事工業與民用工業重鎮，也是漢陽府所在地；全國第二大通商口岸漢口，設有漢黃德道、江漢關道與湖北巡警道。
武昌起義得到全國各省、海外華僑與海軍的響應。自武昌首義到漢陽失守的48天中，先后有湖南、陜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貴州、江蘇、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四川等13個行省，先后宣布獨立；清軍海軍反正。海內外各種志愿團體相繼率敢死隊、義勇軍、奮勇軍等紛紛來漢投身戰斗。就連駐漢外國領事，也發表聯合聲明，承認起義軍為交戰團體。最后迫使清朝政權土崩瓦解，清帝退位。
武昌起義建立了新政權。11月11日，革命黨人在武昌建立了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即湖北軍政府，廢止了清朝國號、國旗與紀年，恢復黃帝紀年，九角十八星旗軍旗飄揚在武昌城頭。緊接著，全國各省推舉首義都督黎元洪為中央大都督兼海陸軍大元帥。繼而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正式成立中華民國。
首義都督黎元洪手札
武昌起義成功后，湖北軍政府制訂、頒布了民主共和的第一部法典《鄂州約法》。由首義人士主持，宋教仁起草的這部法典，為中國實現共和奠定了法制基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頒行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就是以《鄂州約法》為基礎制訂的。
全國各地紛紛效法“武昌模式”。由于武昌首義后的軍政府都督，是推舉前清頗孚眾望的“南洋名將”黎元洪為都督，獨立各省大部分都是推舉前清開明人士擔任都督。組織機構也效法武昌模式。
武昌起義日為民國國慶日。1912年7月，辛亥首義志士李廉方在“征集全國教育家于北京”的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上，面對北洋政府提案擬定了三個日期作為國慶時候選：清廷下詔遜位日、袁世凱就任大總統日和南北議和協定日。他當即提出抗議，另提“武昌首義日案”（《教育雜志》12號“記事”，1912年12月）。他申述預案三個日期之非，以及武昌首義日當為惟一國慶日之理由。當時與會者，不盡同情革命，頗多附和北洋政府反對李說。后經李廉方引經據典，歷述法國大革命與美國共和國慶均是首義日，全場態度為之一變，湖南、安徽、江蘇代表紛紛表態力挺。在表決時，與會者四分之三舉手通過，推李廉方、黃炎培、賈豐臻三人修正提案，提交臨時參議院審議。同年9月28日，北京政府將李廉方的提案，交由臨時參議院審議，正式通過以武昌首義日——10月10日——為中華民國國慶日，又稱“雙十節”（賀覺非、馮天瑜，《辛亥武昌首義史》）。
“首義”的領導
誠然，對武昌首義一舉成功，也有人認為是僥幸取勝。其理由是發難時間的偶然性，清廷湖北當局沒有進行有效的抵抗。就連孫中山一度也持此種觀點。有人甚至說是孫中山或同盟會領導的武昌首義。
裴高才（左一）會同史學家馮天瑜、蕭致治與京滬漢湘辛亥后裔相聚在共進會舊址
在筆者看來，武昌首義是湖北革命的必然結果。辛亥武昌首義不僅有堅實的革命組織，持續的革命運動與完備的起義計劃，而且在軍隊、學校與會黨中有普遍的群眾基礎。早在1903年，吳祿貞就在武昌建立了第一個革命團體——花園山聚會，繼而有以呂大森為所長的科學補習所、劉靜庵領導的日知會，直至擔任發動武裝起義的兩大革命團體文學社與共進會，歷經多次失敗才成功。起義司令部在1911年9月24日就已經確定了舉義日期，只是10月9日發生了孫武炸彈爆炸意外事件而改期。在進攻督署過程中，民軍遭到了清軍的負隅頑抗，歷時8小時后才以血的代價得手。
其次，武昌起義的發動者是共進會與文學社，并非同盟會或1911年7月成立的同盟會中部總會。盡管共進會、文學社，與同盟會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其宗旨、目標大體一致，都視孫中山為精神領袖。但共進會與文學社是兩個獨立的革命團體，有自己獨立的組織、領袖與旗幟等，與同盟會只是合作關系，但不存在隸屬關系。這也就是說，同盟會同共進會與文學社的關系，如同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關系類似，或者說就像當今臺灣的中國國民黨同親民黨、新黨的關系一樣。
不僅如此，同盟會及其領導人，對文學社與共進會，乃至湖北革命不甚了解。當時曾經鬧了一個笑話。那是辛亥年春，同盟會員譚人鳳帶著1000元革命經費考察湖北，他按照事先黃興交待，湖北革命是同盟會員居正負責，就給了居正800元。接下來，通過接觸共進會后，方知孫武是領導人，無奈就將僅剩的200元交給了孫武（柯文翔，《譚人鳳》）。當他見文學社社長蔣翊武其貌不揚時，不僅分文未給，甚至不想再見。殊不知，蔣翊武實際領導著3000人的軍隊革命同志。而且同盟會多數領導人主張在南方及其邊疆舉事，只有同盟會中部總會諸君主張在長江中下游舉義。在醞釀武昌起義時，同盟會中部總會只是配角，發動時沒人參加，直至成功后，同盟會的主要領導才紛紛趕到湖北共襄盛舉。至于孫中山，當時人在國外，而首義后武漢的《大漢報》與《中華民國公報》上的“孫中山告同胞書”，都是革命報人胡石庵、蔡良村等人杜撰的。故我以為，要尊重歷史事實，不應張冠李戴，將武昌首義說成是孫中山領導或發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