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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國的統一，原因是多方面的，是諸多有為國君戰略思路協調的偶然，是六國與秦之間征戰的偶然，更是歷史的必然。在本人看來，這首先是民心所向，其次是秦國所積累的實力、武力與戰斗力所決定的，更是準確的心理分析與謀略所決定的。 自從周朝衰敗，進入春秋戰國，已經幾百年的征戰殺戮與紛爭。 比如國與國之間接壤的地方就經常會發生戶籍的變化，昨天還是魏國人，今天就成了秦國人，到了明天也許又回到了魏國的手中的情況經常發生。諸侯國內部私斗與諸侯國之間的戰爭，所導致的黎民涂炭，生活苦不堪言，這就早已使得和平成為眾望所歸的事情。百姓盼統一如久旱盼雨，即使那統一是建立在戰爭的基礎上，也是百姓的福音。 因此，戰亂的時間久了，追求統一本身就是民心所向，就是歷史的進步與必然。 商鞅變法之前，老秦人以游擊戰、遷徙的生活狀態為主，對外僅有秦穆公時代“霸西戎”的暫時的強盛，也是曇花一現。但數百年的積淀，使得大秦帝國積累了非常優厚的物質基礎與精神財富。 商鞅變法，廢棄井田制，廢除奴隸制，確認自耕農的土地所有制，擴大政府擁有土地的授田制度，促進小農經濟的發展，增加地稅收入。采取按戶按人口征賦的辦法，這是為了獎勵開墾荒地，發展農業生產，增加賦稅收入。擴大了畝制，重農抑商，獎勵一家一戶男耕女織的生產，鼓勵墾荒，這比美國的西部運動早了兩千多年，更促進了秦國小農經濟的發展。 變法執行了“百畝給一夫”的授田制度，用法令形式保護了土地私有制。這一點在2300年之后的今天都未必會做得到。 商鞅同時為秦國制訂了更有效而且更為易于中央集權的政治管理制度，把許多鄉、邑、聚(村落)合并為縣，建置了四十一個縣，縣令是一縣之長，縣丞掌管民政，縣尉掌管軍事。以便于鞏固統治，發展小農經濟。縣制的普遍推行，是為了把全國政權、兵權集中到朝廷，制定了法律，統一了度量衡制，建成了中央集權的君主政權。 他禁止私斗，獎勵軍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這有利于加強軍隊戰斗力。他打擊反對變法的舊貴族，并且“燔《詩》《書》而明法令”，使變法令得以貫徹執行。由于這一切，秦國很快富強起來，奠定了此后秦統一全中國的基礎。 遷都咸陽，修建宮殿。更是為日后的疆域拓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秦孝公頒布《求賢令》，不僅帶來了商鞅，而且開啟了“六國人才聚秦國”的局面，這一點與老秦人的勇猛團結相結合，那之后的秦國就一直是有勇有謀。更重要的是秦國從“赳赳武夫”變成了智勇雙全的人才，從文臣到武將，從謀士到兵勇，有大智大勇的名字不勝枚舉。正是商鞅變法以郡縣制代替分封制，以解放奴隸、廢除井田來解決老百姓的吃飯問題，并為軍事提供充沛的糧草，以軍功爵制造就了虎狼之師。 勇自然不必說，秦國的虎狼之師是出了名的，卻很少有人關注過秦國的謀。其謀略的執行更多的是縱橫家的貢獻。 商鞅之后，不能不提縱橫家的功勞。 縱橫家不像法家那樣從改革政治、經濟和謀求富國強兵入手;他們重視依靠外力，缺點是還過分夸大計謀策略的作用，把它看作國家強盛的關鍵。但恰恰是縱橫家的幫助，使得謀略成為大秦統一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可以說，秦最終成就霸業、統一中國，是綜合策略與心理戰的勝利。不管是反間計還是隔岸觀火都應用得爐火純青。而兵法講究“上兵伐謀”。 張儀弱楚、蘇秦弱齊，范睢的“遠交近攻”，五國伐齊等等，都在大秦統一的進程中功不可沒。而且都是智謀取勝。統一需要寬闊的胸襟，單純從這一點，縱觀戰國七雄，趙魏韓就有先天的劣勢，而僅剩下燕國、齊國、秦國、楚國了。 秦人善戰但一直到戰國初期秦一直是一個比較弱的國家，也許正因為它地處偏僻，因此它一直沒有受到其他國家的重視。秦欲擴張必須在鄰國楚、魏、韓中確定一個攻擊對象。形勢要求秦首先要破壞上述各國的聯盟關系。昭王選楚為目標，秦與楚結盟的目的是為了孤立楚，然后擊破之。 楚國是七國中疆域最廣闊的大國，到威王時國力復振。特別是公元前306年，楚懷王滅越，秦秋時屬吳、越兩國的大片土地和眾多人口歸入楚國，實力再增，成為僅次于齊的強國。雖然，后來懷王昏聵誤國，信用奸佞，國力有所削弱，但總體實力仍然很強。張儀在秦國推行連橫策略是獲得成功的，達到了對外兼并土地的目的，使得秦惠王能夠東“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散六國之從(縱)，使之西面事秦”。 連橫與合縱雖然是對立的，但合縱需要以楚國為出發點，至少北上聯合魏韓燕趙等四國，才能夠向西對抗秦國，向東對抗齊國，五國中的任何一個都要瞻前顧后，時刻提防腹背受敵。加之五國之間利益取向不同的心理作用，使得幾乎每次聯兵攻秦都成為烏合之眾、一盤散沙。由于合縱的失效，最終都成為秦國削弱六國的重要手段。 齊國的貪圖安逸與君王軟弱使其成為五國謀秦的掣肘，楚國圖謀霸業，是以秦國為假想敵的。但很遺憾的是張儀的欺詐，導致楚齊斷交。因而孤立并就此一蹶不振。
秦國總數幫助近鄰拓展地盤，待其兩敗俱傷之后，坐收漁翁之利;比如魏國先后攻打趙國與韓國，均由于齊國的插手，而導致魏國在桂陵、馬陵之戰先后兩次敗給齊國后，就已經一蹶不振，而燕趙與齊國更是有世仇，韓國更是不起眼。 秦國在合縱連橫運動中趨利避害、贏得勝利的典型事例，還有聯合燕、韓、魏、趙共同伐齊一事。 齊是秦的頭號強敵，兩國雖無直接疆域沖突，但它是秦統一天下時遲早要消滅的潛在對手。而齊國又受蘇秦的蠱惑，由于滅了宋國而引起了六國伐齊，并一度導致臨淄失陷。當時機到來時，秦國毫不猶豫加入各國聯軍伐齊，幾乎滅掉齊國，此為近交遠攻的成功戰例，表面上似被燕所用，實際秦國借力打力，提前借各國之力給齊以毀滅性打擊，為以后滅齊作戰略鋪墊。后來齊雖勉強復國，可是昔日風光不再，失去當年稱東帝時的實力和地位。 從戰略高度看問題，最后坐收漁人之利的是秦國，歷史后來證明了這一點。 長平之戰，也是近交遠攻的典型戰例。秦越過魏、韓與趙決戰，消滅趙軍主力的絕大部分，長平戰后秦軍圍攻邯鄲，趙頻頻求救，各國不敢輕舉妄動，即使是答應援趙的魏楚軍隊也顧慮重重裹足不前舉棋不定，魏王受秦王書信威脅，命將軍晉鄙作壁上觀，楚春申君的援軍行動遲緩，進至新中，戰爭已結束。近在咫尺的齊國按兵不動，不敢趁火打劫撈取好處。 這幾國都是受秦嚴重打擊后軍力不濟軍心虛怯而不敢積極援趙，這都是秦交替運用兩種策略取得的效果，更是謀略與心理戰的勝利。 秦有時不直接發動進攻，而是善于利用東方國家互相之間的矛盾，捕捉時機，然后推波助瀾，火上澆油，或明或暗地“幫助”一方去攻擊另一方，坐收漁翁之利。 作為遠方的齊國對燕趙宋，楚國對魏國，都期望瓦解秦國與他們的對手的聯盟，因而也樂于跟秦國建立盟友關系，如此更能夠實現范雎在秦國提出的遠交近攻的國策。 比如，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楚國將軍景翠進攻韓國，秦助韓攻景翠。同年，秦助魏伐燕。更元十四年，秦將樗里疾助魏伐衛，昭王四年(公元前303年)，齊、魏、韓攻楚，秦又去救楚。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秦國卻又佐韓、魏、楚伐燕。如此多變的“招數”，不免令人眼花繚亂。 在聯軍作戰的時候，秦國更多的是“敲邊鼓”，以巧破千鈞之力，或者主動爭取與被動接受六國的結盟，或者用金錢賄賂、用反間之計，或者用遠交近攻。 從《戰國策》中記錄的張儀與秦王的一段對話，頗能窺見秦國使出這些“招數”的意圖。“楚攻魏。張儀對秦王說：不如助魏一臂之力。這樣，魏若取勝，就會感激于秦國而聽命于您，并將西河之外的土地獻上。如果不勝，魏國也就沒有了守衛的力量，那時您就可以奪取它。”(《秦策一》)后來秦王采納了張儀的建議，選派皮氏率軍1萬，車百乘，助魏。魏國好不容易戰勝了楚威王，卻也因此被弄得精疲力盡，便更加畏懼秦國，只得乖乖地將西河之外的土地獻于秦王。 秦國先后蠶食韓、魏，已經形成了難以遏制、不可阻擋之勢。然后是燕國、趙國相繼陷落，再等楚國被滅之后，齊國就已經不戰而降了。 另外，在統一道路上，鄭國渠明明是列國想拖住秦國的后腿的計謀，卻被秦國所利用;李冰的都江堰從根本上治理了四川的天災，不僅使得川蜀成為糧倉，更是打通了滅掉楚國的水路，可謂一舉多得。 我們現在談論歷史，不過是為了給現世與未來一些啟發罷了。就是說要有恒心，才能合理布局，更會更為有智謀地去做適合的選擇。 就如本人在《造成齊國滅亡的五部曲》文章中所分析的，齊國之滅亡很大程度上在于防御心態與文明戰爭心理，40年無戰事，刀槍入庫，馬放南山。防人之心不可無，居安思危才能讓自己立于不敗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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