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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夏商周時期玉器
二里頭文化玉器為代表的夏代玉器
近幾十年以來，隨著考古發掘和研究的不斷深入，特別是河南省偃師縣二里頭文化的發現，人們對中國古史中的夏文化的認識，才有了實物的依據，對夏代歷史的研究也有了新的突破。 二里頭文化的考古發現分為四期，目前考古界有兩種意見：一是主張該文化的四期都是夏文化遺存；一是主張一、二期為夏文化，而三、四期則為商代早期的文化。值得指出的是，迄今所發現的考古資料說明，該文化的三、四期發現有玉器，而一、二期尚無玉器。據此，若按上述第一種說法，則夏文化晚期已發現玉器；若按后一種說法，則夏文化未發現玉器，所發現的玉器屬商文化早期物。筆者認為，迄今所知材料說明，前一說是可信的。我們可視二里頭文化即是夏文化。 二里頭文化發現的玉器品種有鉞、戚、牙璋、刀、戈、矛、圭、柄形器、珠、管、墜等。其用途或作佩飾，或作儀仗。其中儀仗器是繼新石器時代已有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在造型上并無多大的變化，只是器形較寬，有的還飾有紋圖，側邊有若干個齒狀脊牙，玉鉞刃邊作多角等，而與此前玉器略有差別。 二里頭文化玉器中，數量較多且為首次出現的是所謂“柄形器”。鑒于此類器物前有榫，考古界推測其可能作某種器之柄而定為“柄形器”。最近十年以來，因此類器從未發現其榫端有器物，故對其定名又提出懷疑，有的稱其為刀具，有的稱其為死去祖先的牌位。筆者發現，這類物曾數次見到其榫前端有數十塊小玉片等組成的某形體物，且制作精美，甚至有下面嵌托黃金片者。出土時，有的置于棺槨內和蓋上，有的置于墓葬周壁問的墓道口，顯然有某種特殊作用和意義，可能是一種辟邪壓勝物。 二里頭文化玉器的飾紋，亦有新的發現，一件柄形器上的花瓣紋、人面紋、雙鉤飾紋和人面紋上的“臣”字形目等最引人注意。它不僅為此期的創始，而且對其后玉器的飾紋有著重大的影響。 二里頭文化玉器說明，隨著夏王朝作為第一個統一的奴隸制國家出現，不僅玉器有許多創新，而且為顯示君王至高無上的權威，不惜工本以當時最名貴的玉料制作儀仗器。當時的玉器。集其前代和周邊地區同時期各文化玉器之精華于一身，并從以周邊地區為主體的玉器制作和使用，向夏王朝腹心地帶轉移，顯示夏王朝強大的地位和實力。以河南省為中心發現的商代早期玉器 商代是替代夏代的第二個奴隸制王朝。先前人們只了解以安陽為中心的殷墟(商晚期的都城)遺址及其出土遺物情況，最近幾十年來，隨著考古事業的發展，有關商文化早期的情況，亦有所發現和了解。其主要的發現是河南省鄭州市二里崗等地發現的商早期文化遺存，早商文化的分布范圍已大大超過了夏文化，除現今的河南省一帶外，往西已到達關中平原，往東已推到淄河、彌河流域，往北一度越過燕山而抵達河北宣化盆地，并影響到河套一帶，往南到達長江岸邊。 早商文化的玉器，主要發現于商湯亳都的鄭州商城和偃師尸鄉溝商城及其附近地區。此外，在早商文化分布范圍內的湖北省黃陂盤龍城商城、河北省藁(g6。)城臺西等遺址亦有發現。早商玉器品種與夏文化基本相同，仍以兵儀仗器為主，計有玉戈、玉戚、玉鉞等，不同的是玉戚明顯減少，而玉刀已基本消失。此外，在二里頭文化新出現的玉柄形器、大汶口和龍山文化已有的玉璇璣形環(又名“牙璧”)也有所見。玉佩中，此前出現的玉王央、玉珠、玉墜、玉鐲和玉璜等也仍在制作和使用。值得指出的是，早商文化雖范圍擴大，但玉器數量較夏文化的玉器少且制作不精，也未出現更多新的玉器品種。甚至有個別玉器品種已消失或減少。當然，這些情況，也可能與此期大型墓葬尚未發現有關。此期發現的青銅曲內柄的玉戈和玉鉞多呈梯形且兩側有扉牙等，有日于夏文化的同類作品，顯示某些向殷商文化過渡的特征。河南安陽殷墟出±玉器為代表的晚商玉器 河南省安陽市，原是商王盤庚從洛陽遷都至此的都城，因該地原稱殷，故此處遺址稱為“殷墟”。殷墟的發現已有很長的時間，它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已很著名。特別是近幾十年以來，該遺址得到了大規模的清理和發掘，并出土了一大批玉器。其中完全不同，所見獠牙人首，是受到時代較早而地域與其接近的石家河文化中同形玉器的影響。而羽人可說是當地文化的獨創，且對西周玉器有某種影響。大洋洲玉器飾紋，如雙鉤飾紋法和“臣”字形目紋及蟬紋等，幾與殷商巾原地區玉器飾紋相同。這說明，早越文化與其前的石家河文化和同期的商文化有直接的淵源關系，而與四川的廣漢二星堆文化似無直接關系。 西周玉器的重要考古發現及其用料 西周都城在今陜西省長安縣灃水兩岸，周武王都灃水東岸，名鎬京。與此同時，又在今河南省洛水之陽營建洛邑，稱成周。 西周時期，處于中國玉器史上自大殷商起的第二個發展高峰的后期，并取得了新的成就，出現一大批精美佳作，有專門供王室貴族享用的玉器。重要的玉器出土地有陜西寶雞弓魚國墓地、河南浚縣辛村衛國墓地、平頂山應圍墓地、三門峽虢國墓地、山西曲沃晉侯墓地、北京房山燕國墓地等。此外，在山東等地亦有零星的發現。從上述墓地、遺址和一部分傳世玉器情況看，其主要有如下一些基本情況。1976年發掘的婦好墓就出土玉器755件，幾乎包括了商王朝中心地區主要的玉器品種。現以該墓玉器為主線，對商代晚期玉器作如下探釋。 據考，婦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廟號“辛”，是一名武將，并為武丁時的征戰立過汗馬功勞。婦好墓出土玉器中，有“六器”(即禮器)中的璧、琮、璜三種及近似璧形器的瑗(大孔璧)和環；此外，有雖非“六器”，但在當時可作禮器用的尚有立體器皿類的簋、盤和似作祭祀用的璇璣形環狀器等；有作儀仗器的戈、斧、矛、鉞、大刀等；有作工具用的鏟、鑿、錛、鋸、小刀、彎錐形器、紡輪、鐮等；有作實用的和佩用的杵、臼、調色盤、笄、梳、耳勺、匕、鐲、柄形器、管、珠、墜、扳指(古名韋枼(shè)、器座形器、拐尺形器等。 婦好墓出土玉器中最令人矚目和嘆為觀止的，莫過于所發現的一大批人神器和像生器等精美藝術品或玩佩，既有圓雕、片雕器，亦有鏤雕器。其中人神中的造型，有人面或人頭形、兩面不同形態人頭、兩面不同性別的直立人、側身蹲踞式人和撫膝跪坐式人等。它們為當時人物造型和服飾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像生器中既有寫實性的，亦有一些是神異性的，計有龍、鳳、怪鳥、怪獸、虎、象、熊、猴、鹿、馬、牛、狗、羊、兔、鴿、鷹、鶴、鸚鵡、燕、鸕鶿、鵝、魚、蛙、鱉、龜、蟬、螳螂等數十種。 晚商時期中心地區玉器風格特點 從上述商晚期中心區出土玉器，并參照大批出自同時同地區其他墓葬和遺址及傳世的玉器，可知商王朝統治區內的玉器有如下一些特殊情況和風格特點：一是玉料除包括了新石器諸文化已見的主要玉料外，首次經科學驗測證實已用產自新疆一帶的昆侖玉及產自河南南陽地區的“獨山玉”等作器。二是制作技藝大大提高，其中多件立體器皿和大件圓雕器的制成最具代表性。三是品種造型與早商及以前時代相比較有增有減。就整體而言，早期已有的玉器類別，如工具、儀仗、禮器、玩佩、生活用具等類，均仍保留，較夏文化和早商減少的有梯形刀。動物形器不僅大大增加，而且從新石器時代至唐代同類玉器看，也是空前絕后的，幾乎在生活中能見到的動物皆有表現。四是玉器風格大為改觀，主要表現在首次出現“俏色”器；繼承并大量應用雙鉤飾紋和“臣”字形目紋；邊沿采用不規則為飾的扉牙；既有寫實又有在某些部位或器官作夸大表現的人神和鳥獸魚蟲器；普遍使用青銅器作砣具等帶動解玉砂制作玉器；首次出現銘文玉器及某些紋圖等。 凡此說明，殷商時期玉器，是中國玉器史上一個大變革時期，并進入第二個發展高峰。它不僅繼承其前代玉器的總體成就，而且對同時代周邊非商王朝統治區玉器及其后的周代玉器的發展有重要影響。 相當于商晚期的三星堆文化玉器 三星堆文化位于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年代相當于商代晚期并延續至西周早期。三星堆文化玉器，從故宮博物院清宮舊藏玉器看，最晚在清代已有出土。但對三星堆遺址的正式發掘，是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的，其中兩個祭祀坑的發現及發掘清理出土的玉器尤為引人注意。兩個祭祀坑內除埋藏玉器外，還有一些精美絕倫的青銅器和少許陶器、骨器等。 該文化出土玉器的品種，有禮器類的琮、璧等；儀仗器中有戈、矛、戚、刀等；工具或仿工具類器有斧、鏟、鑿、錛等；佩飾類中有墜、管、鐲等。這些玉器中，以玉儀仗器居多而令人矚目，有些器型為前所未見。如發現一件玉大刀，長達1米，上有含義豐富的紋圖；一件似戈似戚的前端鏤雕一側身鳥的玉器；一件兩面皆刻有戚紋的玉戚等。它們的發現，為古玉史增添了新的資料。 三星堆文化玉器與其前各文化和夏商玉器比較，主要有如下一些特點。一是此處玉器以工具和儀仗器為主，頗有新石器時代晚期和夏文化的遺風，說明該文化雖受中原文化影響和年代相當于殷商或稍晚，但同類玉器制作和使用時間則較中原地區延后，表現出中原地區以外“文化因素的滯后性”。二是此地玉器很少見到殷商文化玉器中的獸面紋、人神器、龍鳳紋和像生器等，反映出玉器制作和社會生活的局限性。三是此地雖出土一批精美青銅器，甚至有比殷商青銅器更美更雄偉之作，但玉器中則很少有像殷商玉器那樣，在造型和飾紋上都與青銅器有密切關系者，說明三星堆文化玉器有本身的固有特色。 大洋洲商墓出土的早越文化玉器 大洋洲大墓是1989年發現的，位于江西省新干縣大洋洲的贛江東岸，應屬早越文化，年代約相當于中原殷商文化二期，為近年來在江南地區發現的重要墓葬，對吳城文化的淵源和早越文化的研究有重大意義。 該大墓發現玉器1072件，計有禮器中的琮、璧、璜等；儀仗器中的戈、矛等；佩飾中的鐲、柄形器、珠、管、項鏈、笄、墜等；人像和像生類中的玉獠牙高冠人首、活環套鏈的羽人和玉蟬等。其中玉高冠獠牙人首器，形式很似石家河文化同類器，唯頭戴高冠者為前所未見。活環套鏈羽人亦很特別，有3個活環套鏈為迄今所知最早遺物，在琢玉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大洋洲出土玉器，與殷商和三星堆文化玉器的年代不相上下，但其風格各有特色。此處玉器以佩飾為主，與殷商時中原地區相似點多，而與三星堆文化有較大差別。大洋洲玉器和中原殷商玉器皆有人神器發現，從品種看有相似之處，但其造型西周玉器的選料，較前期略講究質地美、所見大多為新疆產昆侖系玉，少量為遼寧產的岫玉。關于使用昆侖山產玉料的情況，不僅有大量的實物為證，且從史書中有關周穆王在昆侖山瑤池會見西王母的神話傳說，稱其在該地看到玉山之說加以證實。西周玉器大量用最堅硬的昆侖山系玉料，表明所用工具較前期先進，琢玉技藝大為提高，在其他方面則與殷商時期基本相似。 西周玉器的品種及其發展變化 西周玉器的最大變化，表現在玉器品種上。新石器時代至商代盛行的實用或不實用的玉制工具，此時已多消失。仿實戰武器的玉制儀仗器中，玉刀、玉牙璋等至少在中原地區已不見，而玉戈、玉鉞等，亦步入衰亡期。具體表現是不僅數量少，且器形也向小型化發展，大多從以往數十厘米長減縮至10厘米長左右，而其用途也變為象征性的，或作珍寶和財物收藏。禮器中的玉琮，在西周王室所在地，特別是今陜西省周原一帶有大批發現。玉璧多已趨向小型化，玉璜，玉琥(即寫實的玉虎形器)則突然增多。值得注意的是，“六器”中的典型玉圭，首次在玉器群體中出現，而玉璋則仍未見實物。此期的玉佩件，一個重大變化是突破以往主要以單個為佩的習慣，而向成組和有一定規律格式的組佩方向發展，其形式多由若干件玉璜和甚多不同質色的管珠成組串綴而成，佩掛時由胸前至腿足，給人以一種光彩奪目和富麗堂皇的新鮮感。此外，以獸面為本摹作的嵌飾品和專供死者陪葬用的綴玉覆面(又名玉面罩)首次出現也給人以深刻印象。一件嵌玉柄鐵劍的發現，在玉具劍發展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此時玉制人神器，除少量的整形直立式寫實人形器外，尚見眾多人龍復合形器，形作蹲地式，通體有若干龍或作某部器官，呈側視或個別呈正視狀，其形制奇特，極富時代感。玉制寫實性動物，雖數量極可觀，但品種較殷商期少，即由殷商期的數十種減至十余種，常見者有牛、羊、豬、兔、鳥、虎、鹿、龜、蟬、蠶、魚、螳螂等。非寫實性的神鳥神獸，如新石器時代開始出現的鳳，經夏商一度中斷后，復又出現，且數量突然多起來。鳳形作頭頂有棒槌式高冠，冠呈直立或向前傾彎，鉤嘴，圓目，尾從背側上翹至頭頂，若直立前視狀。龍之形亦有很大的發展變化，除一部分保留殷商問瓶形角和雙足龍外，還新出現了兩龍或多條龍相互盤結式和口吐長舌的無足龍。這些神鳥神獸的突然增多和更加變態神秘，說明當時的人們從早期崇奉自然和寫實動物為主轉向崇奉神靈為主。 西周玉器品種的創新，最主要的有玉劍把和專供死者埋葬用的玉面罩兩種。前者雖僅發現一例，出自河南省三門峽西周晚期虢國國王墓，形式和結構與此后同類品差別甚大，但它是迄今所知用玉器飾于劍上的最早遺物，證明玉具劍飾物的年代從以往定在始于春秋晚期又向前推進了二三百年。 面罩，是以若干件玉器按人面部大小形態縫綴起來，專供死者覆面的用器。此類器，迄今所見，最早出現在西周，已發現多件套，形式各不相同，有的是專門而作，有的似用其他已有定型的舊玉器改作或合并而成，每套中綴合玉器的件數不等，且呈扁平狀，邊角有小孔供縫綴用，使用時凡有飾紋部分皆朝死者面部。 此外，西周時亦發現一些以往不多見的玉器，常見的有玉獸面、玉圭、玉束帛形器等。其中玉圭的新出現尤引人注意，形作扁平尖首無刃狀，與文獻記述中的圭形相合。還必須指出，青銅器銘文中，“圭”字的出現亦在西周，因此，把這種玉器的最早歷史，定位在西周是不成問題的。這也說明，以往把西周以前首端有刃的玉斧、石斧定名為圭，并將其始創年代定在新石器時代是不妥的。 西周玉器的絞飾的特點 西周玉器大多有紋飾和圖案。其飾紋頗具特色，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飾紋相對簡化，具體表現是在一件玉器上往往以數道陰線表示主要紋圖，有“畫龍點睛”的特殊美感和效果，所謂簡樸典雅者即指此；另一種是飾紋布局繁密，其特點是表現人物或像生時，其眉發、羽毛和足爪等，無不形象具體，一絲不茍。 西周玉器紋飾的另一特色，是無論飾紋簡繁，初看與殷商期相似，既有單陰線，亦有雙鉤線，但細加審視，其刻紋的表現手法是有差別的。如單陰線多用斜砣琢飾，線條兩側深淺不同且呈坡狀，形同斜刀剖刻而成。若為雙鉤，則其雙線粗細不等，細者與商代相似，似用直立刀刻而成，兩邊無深淺之別，而粗者形如上述單陰線表現法，亦用斜砣琢飾。 西周玉器上的人神和或像生紋的眼睛形式與殷商時相似，亦慣用“臣”字形目，唯此期的“臣”字形目，往往在兩側眼角有一段延長線紋。此外，西周玉器飾紋多以龍紋、鳳紋或人神紋為主，講究紋圖的神秘威嚴、抽象變形和線條流暢等藝術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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