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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吐蕃的傳播，自從公元7世紀中葉松贊干布時期算起至赤松德贊登基王位前，已經經過了一個世紀，但是佛教在這一百年間未能在吐蕃立足，更談不上藏傳佛教的形成。所以，我們將這一時期稱之為佛教在吐蕃的傳播時期較為妥切。從嚴格意義上講，藏傳佛教的形成，是在公元8世紀中葉吐蕃贊普赤松德贊時期開始，佛教傳入并最終立足于吐蕃，從而拉開了藏傳佛教形成的序幕。赤松德贊的興佛業績
赤松德贊是吐蕃王朝史上出現的一位名副其實的法王，他在位期間（711～797年）積極扶持佛教，使佛教最終在吐蕃立足，為佛教得以在吐蕃弘揚作出了巨大貢獻，故在藏文史籍中稱赤松德贊為圣文殊菩薩之化身，并同寂護與蓮花生一起尊稱為“師君三尊”，成為藏傳佛教史上最著名的法王，也是吐蕃時期的三位法王之一（其他二位即松贊干布法王，為觀世音菩薩之化身；赤熱巴堅法王，為大持金剛之化身），其塑像常同寂護與蓮花生一起供奉在藏傳佛教寺院。 赤松德贊是赤德祖贊之子，公元742年生于札瑪地方，至13歲即公元755年繼承王位，執政達43年之久，于公元797年逝世，享年57歲。赤松德贊幼年即位，雖懷有扶持佛教的宏愿，但當時吐蕃臣民對佛教還持有一定的敵視心理，特別是一些大臣極力反對在吐蕃傳播佛教，如獨攬大權的大臣瑪尚仲巴杰是一位當時阻止佛教在吐蕃傳播的代表人物。著名藏族學者東噶·洛桑赤列說：“開初由于赤松德贊年幼，由父王在位時的大臣瑪尚仲巴杰掌握全部大權。瑪尚仲巴杰信奉苯波教，不喜佛法，故頒布法令：‘宣揚來世報應之說均為虛假，不可信，而今生避免鬼神之迫害，只有求助于苯波教。倘若誰信奉佛教，不僅沒收所有財產，而且流放到偏遠地區。今后只準信奉苯波教，不可信仰佛教。人死后不許舉辦佛事活動，小昭寺內的漢地佛像送回原地。’另外，拉薩喀札的佛殿和札瑪鄭桑的佛殿被拆毀，大昭寺內的不動金剛佛像，由于三百人也沒能遷移遠處，便就地埋在沙土里。同時又把大昭寺和小昭寺內的佛祖像運往阿里的吉仲地方，還把住在拉薩的所有漢族和尚送回漢地，將大昭寺和小昭寺分別改成作坊和屠宰場，甚至把被宰殺牲畜的腸子等內臟掛到佛像身上，剛剝下來的皮子披在佛像上晾干。” 由此可見，當時以瑪尚仲為首的大臣借赤松德贊年幼未能掌握實權之際，發動了一場反佛運動，如遣返外地僧人、禁止佛事活動、迫害佛教信徒、拆除佛殿、玷污佛像等，對尚未立足的吐蕃佛教進行了一次嚴厲的打擊。這是一百年來吐蕃佛教所遭受的最嚴重的一次挫折，同時又是一次為恢復苯波教正統地位而采取的政治行動。然而，隨著赤松德贊成年親政，又逐漸改變了反對佛教支持苯波教的局面。赤松德贊首先請信奉佛教的大臣桑希開展佛事活動，并讓他主持翻譯佛經的工作，但又遇到信奉苯波教的瑪尚仲等實權派大臣的阻擾，不得不停止此項興佛工作。之后，赤松德贊只好派桑希去遙遠的阿里地區，在一個叫芒域（即今西藏日喀則地區的吉隆一帶）的地方協助早已逃避到那里的信奉佛教的大臣巴賽囊，開展興佛活動。同時，赤松德贊又與信奉佛教的大臣秘密策劃，最終剪除了瑪尚仲等不喜佛法的大臣，為從事佛教活動掃除了障礙，與此同時，巴賽囊等在邊疆尋求迎佛取經的途徑，他們經尼泊爾到印度佛教圣地進行朝禮，尤其是巴賽囊在歸途中遇見當時印度著名的佛教大師寂護，后來這位大師指明了佛教在吐蕃如何發展的方向。 寂護又名靜命，出生于孟加拉，是當地的薩霍爾王之子，后于那爛陀寺依止智藏論師出家，受具足戒，是一位中觀自續派論師，著有《中觀莊嚴論》。寂護在當時的印度佛教界有一定的知名度。比如，在印度佛教史上被稱為隨瑜伽行中觀宗，就是以寂護和他的弟子蓮花戒為代表，而且寂護和他的戒師智藏及弟子蓮花戒，在當時的印度合稱為東部三中觀師。可以認為，寂護不但是一位古印度著名的佛學家，而且在藏傳佛教史上有著東方三中觀師之一的美稱。因此，當時巴賽囊將這位大師迎請到吐蕃傳授佛法的意愿稟報于赤松德贊，很快得到贊普的允許。當巴賽囊和寂護順利抵達吐蕃時，受到赤松德贊的熱烈歡迎。寂護大師在吐蕃宣講佛教十善法和十二緣起，但寂護講法數月后，吐蕃地區卻遭受一場空前的自然災害，如洪水爆發沖垮桑耶地區的龐塘宮、拉薩紅山上的宮殿遭雷擊、莊稼遭冰雹襲擊，以及流行傳染病和發生牲畜瘟疫等。吐蕃大多數臣民則認為此次災難是宣講佛法、信奉佛教所帶來的報應，強烈要求贊普立即遣返印度僧人。在廣大臣民們的壓力下，赤松德贊將寂護送回尼泊爾。寂護返回時向贊普推薦了另一位適合于到吐蕃來傳法的高僧，這就是后來的蓮花生大師。 為此，赤松德贊遵照寂護的舉薦，又派遣德哇莽布智和桑果拉隆二人去尼泊爾的一個叫拘勒雪的巖洞中迎請鄔杖那國的蓮花生（藏語稱白瑪迥乃）大師。相傳蓮花生在進藏途中，一路降服鬼怪，為在吐蕃傳播佛教開辟道路。比如，蓮花生在吐蕃境內首先遇到一條毒焰火龍欺身，他從容地口誦佛教大明咒六字真言，火龍立即縮小為一個蜥蜴，皈依蓮花生；到一個叫香波的地方又碰到一頭由惡煞化身的大白牛，鼻孔一呼氣，天地即刻變色，降雨刮風。蓮花生不慌不忙地口誦自己的密咒，大白牛惡煞立刻被繩索捆住，不能動彈，只好皈依順從；有一次一個大惡鬼變成一位老人，頭戴猴皮帽，以邪術搬弄刀槍弓矢，箭如雨下，蓮花生搖身變為忿怒金剛相，化箭雨為萬朵天花，飄落地面，惡鬼嚇得不知所措，率領惡鬼群皈依蓮花生。 由于蓮花生具備比苯波教法術高出一籌的功法，從而使佛教在吐蕃取得揚眉出氣的實際地位。隨后赤松德贊又派人請回居留在尼泊爾的寂護大師，并同蓮花生一起在吐蕃籌劃弘法措施。 寂護和蓮花生兩位大師在吐蕃得到贊普赤松德贊強大的政治和經濟支持，在吐蕃舉行各種規模空前的傳教活動，如寂護主要宣講中觀、律學等佛教基本理論；而蓮花生發揮自己的特長，并顯示神通，調伏苯波教的諸多兇神，特別將苯波教神靈家族中的主要成員十二丹瑪降服，十二丹瑪后被接納為佛教護法神之一；同時向吐蕃臣民傳授佛教密法，尤其對一些父母俱在的青年男女首次傳授了一種稱為圓光法的使鬼神附體的法術，此乃佛教密宗的特異功法第一次在吐蕃公開傳授。藏族著名學者東噶·洛桑赤列教授曾指出：蓮花生傳授的這一法術，就是后來藏傳佛教中著名的降神術的開端。 特別是在赤松德贊倡建吐蕃第一座正規寺院的過程中，寂護和蓮花生作出了重要貢獻。寂護和蓮花生在赤松德贊的大力支持下，于公元774年動工興建桑耶寺，經五年于778年竣工。桑耶寺是以古代印度波羅王朝高波羅王在摩揭陀所建的歐丹達菩黎寺為藍本建造的；也有認為這是以佛教徒想象中的所謂世界的結構做起來的；此外還有認為是仿照佛教密宗的壇城，即密宗曼陀羅建造的。此三種觀點均有一定的理由，因為桑耶寺中心的主殿是一座三層大殿，代表佛教中的象征宇廟中心的須彌山；主殿四周按不同方位建四座佛殿，代表世界四大洲；在四座佛殿的每座附近又各建兩座小佛殿，代表世界八小洲；主殿左右兩側又特意各建一座佛殿，代表日月；主殿四角附近又專門各建一座佛塔，共四座佛塔，分別由白、紅、黑和青四種顏色來象征其內涵意義，如白色為菩提塔、紅色為法輪塔、黑色為舍利塔、青色為天降塔，它們標志著征服一切兇神邪魔、制止所有天災人禍。整個建筑物以橢圓的圍墻圍住，圍墻四個方位設有四個大門，東門為正門，圍墻象征著佛教中的鐵圍山。主殿三層大殿分別采取吐蕃（藏地）、漢地和印度三種不同文化形式建造，如底層為吐蕃建筑形式，中層為漢地建筑形式頂層為印度建筑形式，而且佛殿中的佛菩薩的塑像也是以三個不同地區的文化特色而塑造的，如底層中的塑像是模仿藏族人的形象塑造的，中層中的塑像是模仿漢族人的形象塑造的，頂層中的塑像是模仿印度人的形象塑造的。說明桑耶寺是一座多元文化構成的佛教大僧院。桑耶寺竣工后，寂護和蓮花生為寺院舉行開光安座儀式。 之后，為了試驗吐蕃有無能充當出家僧尼者，從印度迎請講解說一切有部和中觀分別說的比丘共十二人，由寂護任堪布（為出家僧尼舉行剃度儀式的主持），為藏族人巴·賽囊、桑布、瑪·仁欽喬、昆·魯意旺布松、巴郭·比若札那、恩蘭嘉蛙卻央、拉松·嘉威祥曲七人剃度并授比丘戒。這是藏傳佛教史上產生的第一批藏族僧侶，史稱“七試人”，或叫“七覺士”。由于“七覺士”出家為僧的表率作用，隨之吐蕃本族僧侶迅速發展到三百多人。 可以看出，桑耶寺的順利建成，為推動吐蕃佛教的進一步發展打開了新的局面。桑耶寺不僅成為吐蕃王朝的宗教活動中心、文化教育中心，而且又是翻譯佛經的專門場所。當時赤松德贊從印度、漢地等地邀請許多佛教學僧和大師到吐蕃，與吐蕃本族的學僧一起在桑耶寺譯經殿從事翻譯佛經的工作。當時翻譯佛經的場面，在《桑耶寺簡志》中是這樣描述的：當時“譯經僧人均盤腿相向而坐，一人誦經，一個口譯藏語，居高位的年邁高僧厘正譯語，最后由青年僧人以竹筆寫在梵策形經紙之上。當時聚集于桑耶寺譯場翻譯佛經的，除西藏初出家的‘七覺士’和印度的寂護、無垢友、佛密、靜藏、清凈獅子等諸大論師外，還有內陸和尚帕桑、瑪哈熱咱、德哇、摩訶衍、哈熱納波等。漢人不僅翻譯佛經，而且還翻譯漢地醫著和無形算等。這些各地來的譯師在札覺加嘎林廣譯三藏教典。這時所譯的佛經編目，先手編定成《登迦目錄》、《欽樸目錄》和《龐塘目錄》等”。這段話是根據桑耶寺原譯經院即札覺加嘎林中的壁畫寫成的。因為譯經院的東、西、南三面回廓的墻壁上，繪有數十組反映當時譯經場面的壁畫，而且每組壁畫都栩栩如生地表現了當時真實的情況，為人們了解和描述過去的歷史提供了極為形象的材料，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這在許多藏文史籍中都可得到印證，當時由印度、漢地等地的許多大師以及吐蕃本族的學僧，在桑耶寺譯經殿里翻譯了諸如《律藏》、《經藏》、《密續部》等大量重要佛教經典。可見，這是自從佛教傳入吐蕃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譯經。 總之，在赤松德贊時期，佛教由于得到贊普（國王）強有力的扶持，因而在吐蕃有了突飛猛進的大發展。例如，吐蕃有了第一座規模宏大的正規佛教寺院，即桑耶寺，并有了吐蕃本族的僧侶集團，而且還奠定了以藏文書寫的佛教典籍的基礎。這一局面的形成標志著佛教戰勝苯波教而完全立足于吐蕃。同時，我們又要看到，赤松德贊時期佛教雖然在吐蕃取得正統地位，但是當時宗教派別間的斗爭依然尖銳，特別是佛教與苯波教間的矛盾更為激烈。正如藏族著名學者東噶·洛桑赤列教授在《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所講：“于是信佛大臣和漢地和尚、印度大師等人說，佛教與苯波教比如水火，無法共處，同一地方興兩種宗教不祥，應該讓佛教和苯波教雙方比試辯論教理優劣，如苯波教獲勝我們各回家鄉，如佛教勝利則應廢止苯波教，在吐蕃弘揚佛教。在雙方爭執不下時，贊普決定讓佛教與苯波教辯論，獲勝者可得弘揚，失敗者被禁廢。約公元759年，在墨竹蘇浦地方江布園宮室前，舉行了佛教與苯波教僧侶流放到阿里象雄地方，把苯波教經籍全部收集起來，或拋入水中，或壓在桑耶寺一座黑塔下面，禁止苯波教殺牲祭祀為活人和死者舉行祈福儀式，只準信奉佛教，不準信奉苯波教。”這是佛教與苯波教之間的第三次爭斗，也是最后以佛教的勝利而告終的。 此外，當佛教在吐蕃得勢邁向發展之際，其內部又產生派別，主要是從印度和漢地引進的佛教之間出現矛盾，特別是兩地學僧在解釋或修習佛教的教義儀軌方面產生分歧，甚至相互間拉幫結派，當時的吐蕃佛教以寂護為代表的印度佛教占主導地位。而寂護是印度大乘佛教中觀派清辯論師的五傳弟子，屬印度佛教顯宗的正統，以大乘佛教的中觀思想為佛學觀點，以發菩提心、修六波羅蜜多為修持宗旨，并遵循佛教根本戒律，即別解脫戒。正因為如此，當時吐蕃特意從印度迎請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十二位比丘僧，協助寂護向吐蕃本族的第一批出家人即七覺士授比丘戒。根本說一切有部是當時印度勢力較大的一個小乘佛教宗派，許多印度大乘佛教徒以此為正統戒律，在該派僧侶處受比丘戒。之所以寂護在吐蕃享有聲譽，其關鍵還是于他為佛教立足于吐蕃作出了巨大貢獻。 比如，他即舉薦蓮花生進藏降伏苯波教諸神靈，為佛教的順利發展開辟道路，又主持桑耶寺的創建工程，為佛教的弘揚奠定良好的外部條件，還親自任堪布為吐蕃本族出家人授比丘戒，建設僧侶隊伍，使佛教的發展具有組織保障。所以，寂護在當時的吐蕃佛教界擁有崇高地位。然而，寂護去世后，從漢地迎請的以摩訶衍那為首的不少和尚，在吐蕃宣講佛法，闡述佛學觀點，尤其是倡導一種簡便易行的修持佛法的法門，而且得到許多吐蕃出家人的信奉和支持，其跟隨信徒與日俱增，頓時在吐蕃蔚然成風，大有形成一大宗風之勢，從而導致與追隨寂護的中觀宗一派之間的直接沖突，釀成吐蕃佛教內部的第一次斗法事件。這就是發生在赤松德贊時期的最著名的佛教宗派之爭，在歷史上稱其為“頓、漸之爭”。對此事件大多藏傳佛教史書都作了詳略不等的記述，如《布頓佛教史》中是這樣記載的：“蓮花戒到吐蕃后，贊普坐于中央上座，和尚一派安排在右排座位，蓮花戒在左排座位入坐，‘漸門派’一行跟隨其后。贊普將兩個花圈分別送給兩派大師，并下令讓他們發誓，敗者向勝者獻花圈，而且敗者不能留住吐蕃。摩訶衍那講道：‘奉行善業或不善業，可入善趣或惡趣，而不能解脫輪回，甚至成為佛之障蔽。這就像烏云或是白云都可遮蔽天空一樣。如誰對任何無念、無思的話，他將會解脫輪回。對任何無念、無分別、無觀察，此乃無執著。由于可頓入禪定，猶如直達菩薩十地。’蓮花戒辯道：‘如此對任何無思維，實際上就是舍離妙觀察智。而妙觀察智是清凈慧的根本，因而舍離妙觀察智就等于擯棄了出世間之智慧。如無妙觀察智，任何瑜伽行者均處于無分別境’。如果一切法是無念、無思的話，其所有實踐者，則不能無念、無思維。如果自以為我可以不念佛法，這本身就是一種很強的思維活動。如果僅作為無思維的話，當處于昏迷狀態之際，就是無分。沒有一個以妙觀察智之外的方法，使其入住無分別境。抑制思念且無妙觀察智，如何能將一切法視為無自性。如同無證得空性，不能斷離障蔽一樣。因此，以清凈慧遠離一切假象；在思念中不可無念；如無思念與思維，怎能成為記憶往昔住處和通達一切者，以及如何脫離煩惱。所以，以清凈慧抉擇勝義的瑜伽行者，知一切三時內外皆自性空，即刻寂靜分別心而舍離一切邪見，依此圓滿方便和智慧，斷除一切障蔽，通達一切佛法”。 以上只是漢地和尚和印度僧人之間辯論的一部分，從中可以看出各自的主要佛學觀點和修持立場。根據藏文史料，這場辯論會規模大、規格高，由吐蕃贊普親自主持，雙方參加者越百人，而且雙方在辯論前作了充分的準備。如摩訶衍進《般若廣品》等深奧經研習，并整理出《修法不需經典睡眠即可》、《禪定睡眠輪》、《禪定復述》、《禪定再復述》、《理成觀見》、《義立論八十種經源》等理論依據：蓮花戒也著有《修行三次第論》等；最后以摩訶衍和尚為首的頓門派的失敗而告終。但在敦煌漢文佛教文獻《頓悟大乘正理決》中又認為，摩訶衍為首的漢僧在頓、漸辯論中獲勝。實際上，當時吐蕃贊普判定以蓮花戒為首的漸門派獲勝，將摩訶衍等和尚遣送回漢地，有關頓門派的經典埋在地下成為伏藏。同時還頒布命令，從此吐蕃僧人不準修習頓門派之法，奉行十法行和六波羅蜜多，遵循律學，在密宗方面，除修持事、行、瑜伽三續外，暫不可多譯無上瑜伽續。至于吐蕃佛教頓門派與漸門派辯論的最終勝負問題，王森教授也作過考證：“從現在的資料看起來，禪宗在西藏的影響并沒有斷絕，并且一直影響到后來的寧瑪、噶舉等派，而在當時目錄上看，卻是蓮花戒等所傳中觀宗居于主流，可以說，在當時大概是印僧占了上風”。在吐蕃發生頓、漸之爭后，雖有不少佛教唯識宗學派僧人到吐蕃宣講其佛學觀點，但主要依然弘揚寂護大師及其弟子蓮花戒論師等的大乘中觀自續派之見修。可以說，寂護大師所開創的大乘佛教的中觀思想始終是藏傳佛教前弘期的主流思想。 簡而言之，由于赤松德贊為佛教立足于吐蕃作出突出貢獻，藏傳佛教徒對他評價很高，頌揚赤松德贊是圣文殊菩薩的化身，是吐蕃三大法王之一。赤松德贊去世后，其子牟尼贊普繼位。雖然這位贊普執政時間只有一年零九個月，但是他嚴格奉行父王赤松德贊的興佛國策，為推動佛教的進一步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比如，牟尼贊普制定臣民定期供養桑耶寺經典的制度，以及定期舉辦供養律藏和論藏的法會。曾三次改革平衡臣民的貧富懸殊，大力倡導臣民積極向佛法僧三寶布施，爭取僧俗及政教雙雙興旺發達。牟尼贊普去世后，由其弟赤德松贊繼位，繼續推進佛教的發展。赤德松贊在位期間，維修和擴建歷代贊普創建的寺院與佛殿，以及開始校勘以前所譯佛經，統一佛經翻譯規則，厘定藏文詞語，創建一座名為噶瓊多杰洋的寺院，同時在大昭寺和桑耶寺等寺院建立了十二處講經院，在耶爾巴和青浦等圣地建立了十二處修行院。因此，在赤德松贊時期，吐蕃佛教有了很大發展。赤德松贊去世后，由其子赤祖德贊繼位。 藏傳佛教的形成——赤祖德贊時期的弘法措施 赤祖德贊（又名熱巴巾，公元815～814年在位）時期，是吐蕃佛教的鼎盛時代。這位贊普在前任幾代贊普奠定的良好基礎上，將吐蕃佛教推向發展高潮。赤祖德贊主要采取了幾項有利于弘揚吐蕃佛教的措施：第一，敕令核訂舊譯佛經，使譯經工作走向標準化、正規化。因為以往的佛經大多是從印度、漢地、尼泊爾、西域、迦什彌羅等不同地區的不同文種翻譯而來，而且都是不同時期由不同地區的僧人翻譯，不但譯經的語詞不統一、無規則，而且語義艱澀難懂。這對在吐蕃社會中傳播佛教極為不便，尤其對吐蕃人通曉譯經內容帶來很大困難。所以，赤祖德贊邀請大批外籍僧人，主要是從印度引進的高僧大德，他們協助吐蕃學僧厘定佛經譯語，以及解答佛經翻譯中出現的疑難問題。在此需要說明的是，厘定佛經譯語或藏語言文字的工作，是在赤德松贊時期開始的，當時首先將佛教大小乘中的宗教術語從梵文譯成藏語，并厘定藏語名詞，然后編輯成一部目錄大集，即《翻譯名義大集》。 實際上，《大集》是一部新制定的譯語的詞匯集，既是一部梵藏對照詞典，又是一部規范梵藏翻譯的工具書。據藏文史籍記載，吐蕃時期共三次厘定藏語，其中最后兩次就是在赤祖德贊在位期間進行的。三次厘定，共編輯了三部工具書，即《翻譯名義大集》以及《兩卷本譯語釋》。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礎上再次增補和訂正的一部既有列舉大量譯語又有準確釋疑的大型工具書或翻譯理論書。比如，在《兩卷本譯語釋》中列出許多梵文和藏語的疑難詞匯，并對其解釋，指出正確的譯法。這些翻譯理論書或工具書都收錄在藏文大藏經中。經過三次厘定譯語，吐蕃的譯經事業更加繁榮。赤祖德贊在完成厘定譯語的工程之后，便頒布命令，無論何時，均不得逾越厘定譯語的規則翻譯佛經；譯經人員必須學習厘定譯語的規則，將過去翻譯的佛經，以新厘定的譯語或術語來重新審定或訂正。 隨著厘定譯語規則的出臺以及嚴格實施，吐蕃的譯經事業走向正規化。現存藏文大藏經所收錄的吐蕃時期的佛教典籍，幾乎都符合新厘定譯語的規則。無疑這些都是在赤祖德贊時期完成的。當譯經工程基本結束，并積累一定數量的佛經之后，對此進行編輯目錄，就成為自然的事。赤祖德贊時期，吐蕃組織學僧編纂佛經目錄，大約在公元824年，第一部佛經目錄終于誕生。因為這部目錄是吐蕃學僧在堆塘的丹噶宮殿中編篡而成，故名《丹噶目錄》。之后，又相繼編篡了《青浦目錄》和《龐塘目錄》，這三部目錄成為后來編纂藏文《大藏經》的依據和雛形。其中《龐塘目錄》的重要意義還在于它是按照經部和論部的分類編纂而成，對以后大藏經的編纂體例產生一定影響。遺憾的是，《青浦目錄》和《龐塘目錄》后來都先后失傳，只有《丹噶目錄》流傳至今，成為后來編纂藏文大藏經的主要依據。它現被收錄在藏文大藏經之中。三部目錄的產生，為藏文大藏經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與此同時，赤祖德贊又特意在拉薩河中游的南岸，創建了吐蕃歷史上最著名的九層金頂宮殿，稱為“烏香多宮殿”，它既是宮殿又兼作寺院。烏香多宮殿的建筑形式，《西藏王臣記》有記載：“底部三層用石料，中部三層用磚料，頂部三層用木料筑成”。可見，其建筑形式別具一格，壯觀無比，“形如大鵬沖天飛翔”。烏香多宮殿的頂部三層中供奉著贊普的本尊神像，并在頂層走廊內安排僧人講經說法，中部三層中居住著被供養的僧侶，底部三層中設立王臣住處。 此外，赤祖德贊時期，為出家僧侶創造優厚的物質生活條件并給予特權。比如，贊普擬定僧侶在烏香多等宮殿或寺院里時常念誦佛經的制度，同時法定每七戶人家供養一位僧侶，并制定刑法，如有人反對佛教或輕視僧侶，便用刑法來懲治。甚至在吐蕃王朝中設立宗教大臣，由缽闡布貝吉永丹擔任，位居其他大臣之前，可直接干涉對內對外的軍政大要。為了提高整個僧眾的社會地位，赤祖德贊還以身作則，將自己的發髻上系一條長長的絲巾，絲巾下端敷于僧座，令僧眾坐在上面。 由此可見，佛教及其僧侶在赤祖德贊時，受到極高的禮遇，從而激發佛教僧侶的積極性，使佛教在吐蕃得以發揚光大。值得提出的是，赤祖德贊時期，使佛教寺院在吐蕃社會中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實體。因為許多寺院不僅擁有屬民和特權，而且占有土地、牧場和牲畜。這說明佛教僧人在赤祖德贊時期，已經成為吐蕃社會中享有崇高地位的社會階層。正如藏族著名學者東噶·洛桑赤列教授在他的《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所講：“到赤祖德贊時期，對一些寺院賜給了土地、牧場、牲畜等，從這開始，佛教僧人中的一部分開始轉化成擁有寺屬莊園的地主階級”。另據傳說，至赤祖德贊時期，吐蕃王臣在吐蕃境內及外地已經建造一千零八座寺院。因此，后來佛教徒贊揚赤祖德贊十分崇信佛教，吐蕃人民幸福安樂，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法王，為金剛持菩薩的化身；他為推行佛法、供養三寶、積聚資糧作出貢獻，依佛法護持國政。然而，由于赤祖德贊在吐蕃推行佛教至上的政策，如在政治上向佛教僧人賜予特權，在經濟上扶持寺院建設等等，激起不少臣民的不滿情緒。最后導致贊普赤祖德贊被謀殺，佛教面臨一次巨大的厄運。 吐蕃王朝眾松贊干布開始，對于政治、經濟、文化諸領域，采取自由開放的政策，從而加劇了藏族傳統文化（主要指苯波教）與外來文化（主要指佛教）之間的斗爭或融合，最終形成藏傳佛教這一打上苯波教烙印的佛教支派。 藏傳佛教的形成——朗達瑪贊普的滅法事件 赤祖德贊對于佛教的過分推崇，又引起許多臣民的不滿。其中主要是贊普規定每七戶人家為一組去服侍一名僧侶，并頒布法令如有人惡視僧人抉其目，惡指僧人斷其手，惡言僧人割其舌，偷盜寺院及僧人財物罰款八十倍，等等。這一系列推崇佛教的措施，直接損害不少臣民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從而引起這部分臣民的強烈不滿。他們在私下秘密策動推翻現政權和取締佛教的政治運動，最后這些不喜佛法臣民的陰謀屢屢得逞。 如他們首先謀殺了宗教大臣缽闡布貝吉永丹，之后又將赤祖德贊的哥哥、崇信佛教的臧瑪陷害，最后謀殺了贊普赤祖德贊，推舉不喜佛法的赤祖德贊的哥哥朗達瑪繼任吐蕃贊普，掃除一切障礙后，便拉開了毀滅佛教的序幕。《西藏王統記》描述道：“此后，王之疆土猶如冬水，日漸下落，十善法律，如壞麥束，繩斷分散，藏民福德，如油盡燈，利樂王治，如虹散空，罪惡行徑，如大漠風沙，狂吹亂起，行善之心，如服徑無人，各返鄉里。所翻經典，其未竟者，亦唯棄之而已。諸喜樂佛法臣民，徒有悲傷而亦無可如之何也”。這里敘述的就是朗達瑪時期發生的佛教法難事件，以比喻的手法表達了后世佛教徒對當時法難懷有的一種惋惜或悲傷之情。朗達瑪的滅佛事件，幾乎所有藏傳佛教史書中都有詳略不等的記載，因而在藏族地區家喻戶曉。這是佛教在吐蕃經過二百年的傳播、發展之后正處鼎盛時期而不幸遭遇的法難事件。 藏文史籍均認為，佛教在朗達瑪贊普執政（公元841～846年在位）時期，遭遇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法難事件。實際上，這是由反佛大臣策劃、朗達瑪贊普親自下令掀起的一場聲勢浩大的滅佛運動。此次滅法運動，不僅取消了昔日由吐蕃王室保護廣大僧眾的一切法令，而且剝奪了寺院及僧眾的所有財產和享有的一切政治特權，從而使佛教在吐蕃的整個組織都被徹底粉碎，佛教僧侶皆從寺院驅逐出去，并強迫僧眾還俗，甚至讓佛教僧侶或去狩獵或當屠夫，不從命者皆被殺戮。 所以，僧人大都逃向民間，不得不重新回到世俗生活，成為負擔差稅的普通平民。贊普還下令封閉所有寺院和佛殿，首先從大昭寺、小昭寺和桑耶寺等著名寺院動手，將所有佛寺內的佛像或埋在地下（如大昭寺和小昭寺內的不動金剛像與釋迦牟尼兩尊佛像就埋入地下）、或拋入水中、或搗毀。佛教經典也同樣遭到毀壞、或燒毀、或投入河中，當然也有不少佛經被信佛群眾藏匿起來。寺院和佛殿里的佛教供品被搗毀之后，他們用泥巴把寺院和佛殿給封閉起來。從此，吐蕃佛教進入瀕臨滅絕的所謂的黑暗時期。朗達瑪的滅法事件，尤其對佛教教團組織來說，是一次毀滅性的打擊。因此，朗達瑪的滅法事件，在藏傳佛教史上是一個具有劃時代的歷史事件。后來史家以此為界，將藏傳佛教通史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斷代史。即“前弘期”和“后弘期”。“前弘期”是指公元７世紀中葉（從松贊干布算起）至９世紀中葉（朗達瑪滅法為止），這段時期長達二百年之久。 隨著朗達瑪的滅法事件，吐蕃王朝在政治上的統一局面也開始全面崩潰。以朗達瑪贊普為首發動的滅法運動，大大傷害了廣大佛教信徒的宗教感情。當時佛教信徒對朗達瑪贊普恨之入骨，從而又導致另一場佛教徒謀殺吐蕃贊普的殘酷事件。朗達瑪逼迫佛教僧侶脫下袈裟上山打獵的情景，被一位山中修煉佛教密宗的大師看見，并在忿怒之下產生殺害贊普的念頭。這位密宗修煉者叫拉隆貝吉多杰，他當時在吐蕃的著名佛教修行處之一札耶爾巴修煉，看見佛教徒遭遇的慘狀，便攜帶弓箭下山去伺機刺殺迫害佛教徒的頭號敵人，即朗達瑪贊普。根據藏文史書記載，朗達瑪贊普在拉薩大昭寺前閱覽碑文時，被拉隆貝吉多杰以叩見贊普為由射箭殺害了朗達瑪贊普。刺殺成功后，拉隆貝吉多杰夜以繼日地逃離吐蕃政治中心，到達了安多地區。 朗達瑪贊普被刺殺后，吐蕃王室內分離成兩派，各自支持兩位年幼王子來繼承贊普位。于是發生內戰，且一發不可收拾，隨之爆發平民起義，吐蕃王朝很快被推翻。結果不但沒能重新建立新的王朝，而且以前統一的吐蕃王朝分裂成若干個小邦，從此吐蕃地區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即現在許多著述中所說的藏族地方割據勢力時代。藏傳佛教雖然早已進入所謂的百年黑暗時期，但是并沒有因朗達瑪的禁廢而壽終正寢。反而因為吐蕃王室的覆滅及社會上的大動蕩給以后藏傳佛教的復興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 因此，在藏族地方割據勢力時代，藏傳佛教走向民間，完全成為公民個人自由信仰的宗教，不再像以往那樣受王室權力機構的統一領導，也不再聽命于宗教團體的嚴密管理。也就是說，朗達瑪贊普時期發起的滅法運動，不但沒有徹底撕毀佛教在吐蕃的基礎，而且在客觀上將佛教推向民間。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佛教在“前弘期”內已經贏得吐蕃人民的普遍信仰，并在廣大低層群眾中有相當的影響。所以，后來的藏傳佛教在藏族地區的復興或發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也就是說，吐蕃王朝的覆滅以及藏族地方割據勢力的形成，為藏傳佛教的復興或發展創造了一個嶄新的自由而廣闊的空間，隨之出現了藏傳佛教史上的“后弘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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