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和諧發展論析[1] 秦廷國[2] [內容摘要] 人的和諧發展是考察人的發展問題的一個新視角,是人的發展的又一基本維度,它與人的全面發展、人的自由發展構成人的發展的三種基本形式。人的和諧發展主要有兩層意思:一是人自身的身心統一,二是人與客觀外在的統一。而人與客觀外在的統一又包含人與自然的統一、個體與類的統一。人的和諧發展的現實基礎是人的生產生活實踐。人是實踐的存在物,人在實踐中把握人的活動規律,找到了實現人的和諧發展的基本的現實路徑,即生產力、制度和文化。 [關鍵詞] 人的和諧發展 依據 現實路徑 人的和諧發展是考察人的發展問題的一個新視角,是全面自由發展的補充,甚至可以說是人的發展的又一基本維度。人的存在與發展就是為了尋求人的和諧。人的和諧發展就是人的自然性、社會性、自我性的有機整合。討論人的和諧發展與人的全面發展、自由(個性)發展、可持續發展的關系,可得出人的和諧發展的本質就是追求人的自由的實現,追求人的主體性的實現。黨的十六大提出構建和諧社會,標志著執政黨從斗爭哲學向“和”哲學的轉變。人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和諧社會首先要求人必須是和諧發展的。因此,研究人的和諧發展,不僅有利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而且有利于深化馬克思主義的人學理論。 一、人的和諧發展的涵義 人的全面發展、人的自由發展與人的和諧發展,是馬克思關于人的發展的三種基本形式。以往人們之所以不能正確理解人的全面發展的含義,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搞清楚全面、和諧與自由這三種發展方式之間的關系。進一步弄清楚這三者的關系之間對社會主義新人的培養,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在馬克思那里,人的全面發展是指人在各方面的充分或最大限度的發展,是指由片面到全面、由畸形到完整、由貧乏到豐富、由潛在到現實的發展,它主要側重于“變化”及其“程度”,是一個“質變—量變”范疇。人的自由發展是指個人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愿、興趣和社會的需要相對自由地發展自己,而不受任何強制或消極限制,因而它主要側重于性質、方式,是“性質—方式”概念。而人的和諧發展則是指人的各方面關系的最佳狀態,即在人的發展中,人的各方面都能得到卓有成效和協調一致的表現。從這種意義上說,它主要側重于關系和狀態,是“關系—狀態”范疇。 人的和諧發展主要有兩層意思:一是人自身的身心統一。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完整的人,人是身心的統一體;二是人與客觀外在的統一。而人與客觀外在的統一又包含這樣兩個涵義:首先,是人與自然的統一。“天人合一”的觀點就向人們揭示了這樣的道理:自然本身要求人與之和諧,因為大自然的規律是協調有序的,如天地運轉、四時循環等都呈現出有序狀態,而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故“人道”應遵從“天道”,必須是和諧的。同時,人又具有與自然和諧的要求,表現出合道而行,人天合一。人主動適應自然并改造自然,讓自然合乎自身的要求,既遵循自然規律又具有改造自然的能力。這樣,和諧就表現為人與自然或自然與人之間的雙向交流和溝通。自然環境遭到破壞,生態平衡受到威脅,人自身也必然表現為失調和畸形。其次,是個體與類的統一。人在本質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3]。人與人之間不是相互封閉和對抗的,而是建立在個體獨立性之上的類的融合。人的主體地位的確立不是以個體為存在形式,而是類主體的表現。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和密切,講競爭更講合作,許多領域需要共同參與,相互協作,取長補短。人具有個體與類的兩重性:一方面每一個人既是一個獨立的、區別于他人的個體,表現為對個體價值的確認,具有獨特性;另一方面生活在社會群體之中的人,表現為對社會共有價值的肯定,是社會類本質的承擔者。 因此,人的和諧發展的主要內容包括個人的身心和諧發展、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人與人的和諧發展以及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個人的身心和諧發展就是個人的生理和心理、物質和精神、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的協調發展;個人的身心和諧發展是社會和諧的基本條件。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就是建立人與自然的共生關系,確立生態意識,建設生態文明。人與人的和諧發展就是以誠心和愛心為紐帶構建和諧的社會主義人際關系,人與人的和諧發展是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就是正確處理個人與社會以及與其他共同體的利益關系,以人權、公平和正義為基礎構建人與社會共同發展的和諧互濟的關系。最后,和諧發展的人——和諧的人的塑造。和諧的人就是人的發展的各方面的關系處于最佳狀態,協調平衡、互動共振,人成其為完整的和諧發展的人。就個人來講,和諧的人就是個人的身心兩個方面的關系處于最佳狀態,個人成為全面和諧的個人。和諧的人是和諧社會的細胞。塑造和諧的人的基本途徑是以科學發展觀為引導,處理好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身的關系。 二、人的和諧發展的依據 人的和諧發展何以可能,即人的和諧發展的根據是什么?人的和諧發展的現實基礎是人的生產生活實踐。人以社會實踐活動方式而存在,從中形成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人自身的諸矛盾關系,也蘊涵著人與世界關系完美和諧的發展訴求。另一方面,人的和諧發展作為人的一種理想的發展方式,本質上又是人的一種價值取向,具有價值合理性。 (一)人的和諧發展的現實基礎是人的生產生活實踐,實踐形態決定著人的存在發展樣式 人的實踐活動是人和世界關系的基礎。人正是通過自己的實踐活動而與周圍世界發生著豐富多樣的關系,表現、確證和實踐著自身的存在和發展。在人與世界的關系及其和諧發展中,人的實踐活動無疑地具有基礎的地位與作用。 人是實踐的存在物,對象化實踐是人區別于其他動物而存在的現實存在形式。“動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而“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并以此“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4]
人在通過對象化實踐活動不斷創造出自己的生產力,生產和創造出自己的社會關系、自己的社會存在和社會本質的同時,也實現著人的歷史的生存和發展。因此,人“是怎樣”、“怎樣生活”與他“怎樣生產”是一致的。[5]
正是把人看作通過自己的勞動實踐而誕生和發展的社會歷史存在物,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人的存在發展三種形式學說,即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人的依賴關系”的形式(簡稱“人的依賴”)、以商品經濟為基礎的“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獨立性”的形式(簡稱“物的依賴”)和以產品經濟為基礎的“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
的形式(簡稱“自由個性”)。[6]
即在馬克思看來,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決定了人的存在方式和發展狀況。有什么樣的社會生產生活實踐形態,就有什么樣的人的存在發展樣式。 人對世界的現實實踐把握和變革,是一種物質的、能量的、信息的相互交換的統一過程,是現實人的整個生命、全部本質力量的對象化過程,因而它是人對世界的全面的、整體性的把握。而且,從實踐活動范圍看,它不但涉及到人和自然的關系,還涉及到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以及實踐主體人和自身的關系,它是人和世界的總體性關系。 馬克思的實踐思維視界超越傳統哲學與西方現代哲學的絕對的實體主義和相對主義思維視界,科學地揭示了人以實踐的生存方式而雙重地存在著,即人是受動與能動、自然與社會、科學與文化的雙重存在,并以此合理地解答了人與世界的關系,揭示了人與自然關系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人與人關系的個體與類的統一,人與自身關系的科學與人文的統一。 當代哲學的人本主義發展趨向表明,構建科學的人學思想理論是合理的思維視界之使然。馬克思的實踐人學之所以超越傳統哲學與現代西方哲學,其實質在于馬克思對人的理解定位于科學的實踐思維視界,從而使哲學明確地回歸到人的現實生活世界,回到人本身。因為馬克思始終相信:“人就是人的世界”,[7]“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8]“人是人的最高本質”,[9]人在現實生活世界中的實踐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 馬克思立足于實踐的思維視界對現實的人的存在方式及人與現實世界的關系給出了科學的說明解答,而且實踐思維視界還具有永恒的生命力,這是由于馬克思洞見到實踐思維視界的功能性本質特征,具有“革命的、批判的”深遠價值和意義,它揭示出現實中的人不迷信現存的任何虛假意識和對彼岸世界真理的妄求,只有通過實踐的方式才能改變自己的現實存在方式,否棄不合理的非人性的存在方式,而且人能超越現實,不斷調整和提出更符合人類本質存在的理想生存方式,去追求人與世界的最完美的和諧。總之,實踐思維視界的革命性、批判性特征,充分體現在馬克思對自己哲學的價值評價上:“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 人以社會實踐活動方式而存在,從中形成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人自身的諸矛盾關系,也蘊涵著人與世界關系完美和諧的價值追求。而近代工業文明以降,由于人對自我存在方式的科學性、社會性、預見性和終極價值不能給予唯物辨證的把握,而陷入存在方式的誤區。對人身陷生存誤區的反思,從馬克思主義哲學視角界定人理想的存在方式應是:人立足于自然、社會、人類的網系中,堅持從當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權益出發,追求和實現以人與自然、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人與人自身和諧發展為終極價值目標的社會實踐活動方式。它具有科學、理性、公平、文明、開放等特點,是人的一種理想的存在方式。而面對生存危機,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探索建施以人的和諧發展為宗旨的存在方式則是時代的課題。 (二)人的和諧發展作為人的發展的一種理想狀態,本質上又是人的一種價值取向 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之一,是人對價值的追求和選擇。動物與它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除了物種為其所規定的現實生存條件之外,它不知道還有其他什么生活世界,因而動物根本不存在什么價值追求和價值選擇問題,而人卻不同。人作為一種實踐的存在,其實踐本質決定了人永遠都不會滿足于現狀和現存世界,而必然要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理想世界,由此才產生了價值及其價值追求和價值選擇問題。 高清海教授認為,價值固然有滿足需要的屬性,但價值問題本質上是一個目的性問題和超越性問題。現實世界不會自動滿足人,人必然要通過自己的實踐活動去改造世界,實現目的,超越現實,追求理想。人的實踐活動,是一種改造世界實現目的的目的性活動;人的實踐本質,是一種超越現實追求理想的超越性本質;人的實踐方式,是一種變革舊世界創造新生活的創造性生存方式。正是人的實踐的這種目的性活動、超越性本質和創造性生存方式,才產生了惟有人才會具有的對價值的追求、選擇、創造和實現活動。在這個意義上說,所謂價值,雖然不排除滿足需要的涵義,但它并非只是這樣一個表示這類直觀意義和簡單涵義的概念,本質上它是一個表現人的主體性、超越性和目的性的范疇,它意味著人的實踐活動所追求的那個目的之物和超越之物。 人有一個被給予的、與生俱來的、與動物相類同的自然生命存在和自然生命本質,還有一個后天形成的、自我創生的、與動物根本不同的自為生命存在和自為生命本質。前者,我們稱之為人的“種生命”和“種存在”;后者,我們則視之為人的“類生命”和“類本質”。人的雙重生命本質,決定了人的“雙重生命價值”。基于人的自然生命本質,人必然要去追求自然生命價值;由于人的自為生命本質,人也不可避免地要去追求自為生命價值。自然生命價值對人來說是重要的、寶貴的、不可缺少的,舍此,人將不可能存在。但是,僅僅滿足于自然生命價值的追求,而放棄自為生命價值的創造,那樣的生命活動和生活方式,無異于動物的生命存在與生存方式。不僅如此,人的自然生命的價值和“種生命”存在的意義,還取決于人的自為生命的價值和“類生命”存在的意義。前者只不過是后者實現的自然前提和物質基礎,只有后者才是人之為人的生命與生活的終極關懷和最高目的。人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就人與動物的區別來講,人是一種沒有先在本質的存在,是一種自我創生自己本質的存在,是一種本質尚未完成的存在。所以,人只有通過自身實踐活動及其自為生命價值的不斷追求和不斷選擇,去不斷創造和實現自己的自為生命本質,他才能逐漸生成人之為人的本質,才能使自己不斷生成為“人”。因而,根源于人的“雙重生命本質”和“雙重生命價值”,價值追求的就是人自己,是人自身本質的實現,也就是要使人成為“人”。價值選擇的也就是人對人的本質的選擇。“價值之謎”實際上是“人之謎”。對人的本質的追求、選擇、創造和實現,是人的價值的追求和選擇的終極關懷和最高目標。 在人學視域,價值選擇包含著某種“崇高意味”。有價值的東西肯定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但是,人之區別于動物的本質特點在于,人并不以需要的滿足為滿足,總是要提出比需要滿足更高的價值追求。從“人作為人”的價值追求來說,當然也包括對物的價值的追求,但是人的價值追求的最高目標不是物,而是人自己,是人自身本質的實現,也就是要使人成為“人”。人把其他目標對象視為價值之物也不是由于別的什么緣故,而只是因為它們是實現人的本質的必需之物,因而也被看作為其本質自身之物。“價值之謎”實際上是“人之謎”。價值追求本質上是人對人的本質的追求,價值選擇實質上是人對人的本質之選擇。這應當成為我們解決其他所有價值問題的思維前提和觀念基礎。據此,可分析人的和諧發展的價值本質和價值取向。 1.“人的和諧發展”是有價值的,它能滿足人的自我完善、自我實現的需要。但是,如上所述,價值除了滿足需要的屬性外,還有其本身的目的性質和超越本性。其實,價值問題本質上是一個目的性問題和超越性問題。由此,“人的和諧發展”的價值本質就是通過人的自覺的實踐活動去改造人與世界的關系,實現人的自我完善、自我實現的目的,超越人的不和諧發展的現實,追求人的和諧發展的理想。 2.“人的和諧發展”是一種價值取向,它追求的就是人自己,是人自身本質的實現,也就是要使人成為“人”;它選擇的也就是人對人的本質的選擇。“人的和諧發展”作為一種價值取向,它的目標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10]使人成為“完整的人”、“和諧的人”、“自由的人”。
3.人的和諧發展作為人的發展的一種理想狀態,對于不和諧發展的人的現實來說是一種理想性價值取向,同時,人的和諧發展作為一種不斷克服人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的矛盾和沖突現象的現實運動,又具有現實性價值取向,這兩個層次的價值取向引導著人的和諧發展的理想和現實。作為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性訴求和對人的本質的充分占有、展現,人的和諧發展具有價值導向功能,但作為現實運動,它又必須尋求現實的實現途徑,即進行克服不和諧、解放人的實踐活動。 三、人的和諧發展的現實路徑
人的和諧發展的實現是一個歷史過程,有諸多方面的條件。人是實踐的存在物,人在實踐中把握人的活動規律,找到了實現人的和諧發展的基本的現實路徑,即生產力、制度和文化。 (一) 生產力與人的和諧發展 和諧生產力能夠促進生產關系的和諧,從而促進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的和諧。[11]
因為生產力是指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人與自然對象和自然力之間的關系,即所謂的人與自然的關系,所以,它就有一個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不是協調配合的問題。我們把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叫做生產力的和諧,而把人與自然的非和諧相處叫做生產力的不和諧。所謂和諧,是指人與人、人與物或者物與物的關系協調、配合得當;如果關系不協調,配合不得當,是謂不和諧。因為生產力是由勞動力、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三部分構成,所以生產力的和諧就是指三者的關系協調、配合得當,如果關系不協調、配合不得當,是謂生產力的不和諧。如果勞動力的素質低、數量大,勞動資料或者勞動對象的質量高、數量少,三者的配合就很難說是協調或者得當的,反過來也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生產力難以實現和諧。只有勞動力的素質和數量與勞動資料或者勞動對象的質量和數量相互協調,三者的配合才有可能得當,生產力的和諧才有可能實現。在這里,隱含著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就是勞動力、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都能夠實現可持續性利用。所以,生產力的和諧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前提:一是勞動力、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關系協調與合理配置,或稱有效配置;二是勞動力、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可持續性利用。勞動力、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關系協調和有效配置能夠增強三者的可持續性利用;反過來,后者又是前者的必要條件。上述兩個前提缺其一都不能說是生產力的和諧。 1.生產力的和諧在微觀層次上能夠促進生產關系的和諧,從而促進人與人關系的和諧 勞動力、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在微觀層次與宏觀層次的關系協調和有效配置,既是生產力和諧的一個重要內容,又是經濟效率得以提高的充分必要條件。依據微觀經濟學原理,生產者在成本一定,勞動力價格、勞動資料價格和勞動對象價格不變的條件下,只要將三者配置在單位貨幣所能購買的三者邊際價格相等的數量水平上,就可以實現最大化的產出。以一定的成本獲得最大化的產出是謂有效率,它能為生產關系的和諧從而人與人的和諧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因為我國的生產力水平較低,生產力不和諧的問題也比較突出,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所以,要解決我國經濟社會和人的發展中的問題和矛盾,關鍵在于發展生產力,尤其是要保持生產力的和諧發展。 2.生產力的和諧在宏觀層次上能夠促進生產關系的和諧,從而促進人與社會關系的和諧 勞動力、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在宏觀層次上的關系協調和有效配置,指的是三者在企業之間、部門之間、地區之間或者國與國之間的合理流動。在市場利益的導向作用下,生產要素總是從邊際生產力低從而收入也低的企業、部門、地區流向邊際生產力高從而收入也高的企業、部門和地區。這種流動在提高生產力的整體水平的同時,也使得企業之間、部門之間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縮小。從這種意義上說,勞動力、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在宏觀層次上的合理流動,即宏觀意義上的生產力和諧有利于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生產關系是人們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結成的相互關系,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公平正義。所以,生產力的和諧對公平正義的促進作用,就是對和諧社會生產關系的促進作用。 3.勞動力、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可持續性利用是生產力和諧發展的又一個重要內容,是生產關系和諧的重要條件 我們知道,人與人之間的利害沖突源于資源的稀少性。如果生產力的構成要素非常豐富,豐富到生產者想要使用它就可以隨便拿過來,而且不會影響他人的使用,人與人之間就不會出現利害沖突,生產關系就是和諧的。哲學家休謨就認為,“自然賜給人類那么豐裕的各種外界產生的便利品,以致完全靠得住,不需要我們操心或勞力,每個人都能夠隨心所欲地滿足愿望,不管他的食量多么大,或是欲望多么奢。……在這樣的幸福狀態中,顯然其他各種社會美德一定會發揚,提高十倍;小心謹慎的斤斤計較的所謂‘公道’的美德,一定永遠不會有人想到。”[12]
休謨所說的社會美德一定會發揚,是建立在自然豐裕的基礎之上的,如果自然不再豐裕,人與人之間就會斤斤計較,利益矛盾不可避免。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和不斷進步,生產力構成要素稀少性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可持續性發展成為現代社會理論探討和實踐活動的主題。胡錦濤同志充分認識到了生產力構成要素的可持續性利用對生產關系和諧的重要性。他認為,“如果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人們的生產生活環境惡化,如果資源能源供應高度緊張、經濟發展與資源能源矛盾尖銳,人與人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是難以實現的。”[13]
由此可見,生產關系乃至人與社會的和諧離不開勞動力、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可持續性利用,或者說離不開生產力的和諧發展。 可見,生產力與和諧生產力是兩個既相聯系又相區別的概念。生產力是指人們同他們用來生產物質資料的那些自然對象和自然力的關系。和諧生產力是指人們同他們用來生產物質資料的那些自然對象和自然力的關系的和諧。如果說得具體一點,就是人和自然對象、自然力的關系協調、配合得當。生產力包含和諧生產力,但不等同于和諧生產力,因為人們同他們用來生產物質資料的那些自然對象和自然力的關系可能協調,也可能不怎么協調;配合可能得當,也可能不怎么得當,但都有生產力,只不過是前者對生產關系與人的和諧的促進作用不如后者。 構建和諧的社會關系,和諧生產力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促進作用。生產力構成要素的有效配置能夠提高效率和生產力水平,為生產關系的和諧發展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生產力構成要素的可持續性利用能夠緩和生產中的利害沖突,有利于生產關系的和諧。生產力構成要素的關系協調與有效配置有助于它的可持續性利用,而它的可持續性利用又為生產力構成要素的有效配置提供條件。構建和諧社會的生產關系,必須堅持生產力的和諧發展。 (二)制度與人的和諧發展 制度是人在存在和發展過程中為了調整、規范自身的行為、關系而約定或制定的規則體系。良好的制度設計,是各種因素綜合的結果。制度設計首先是基于一定的人性預設,調整人的行為的結果。不同的人性預設,就有相應的制度安排,就有相應的結果。制度的產生,就是源于對人性的不信任。制度的人性基礎在于人的個體性與社會性的矛盾。作為個體性的人的善、惡的預設和作為社會性的個人角色定位,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代,構成不同制度設計的基礎。 1.無賴的假設 在探討制度的必要性的功能設計時,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大衛·休謨提出了一條著名的“無賴原則”。這條原則認為,在公職領域,人們在考慮制度安排時,必須持定“人人應當被假定為無賴”這樣一種假設。休謨說:“政治學家們已經確立了這樣一條準則,即在設計任何政府制度和確定幾種憲法的制約和控制時,應把每個人都視為無賴——在他的全部行動中,除了謀求一己的私利外,別無其他目的。”[14]
這一假設的目的,在于立足于各種理性的制度安排,在公共領域盡可能減少發生“無賴”行徑的機率。在這種假設下,制度設計必須達到以下效果:不僅要對“無賴”行徑實施有效的鉗制,而且要能預防人們萌發各種損公利己的“無賴”沖動,使人“規規矩矩”地服務于公益。 在制度設計時,必須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地采取消極預防措施,“最佳情形”和“道德圣賢”的假設是不能作為制度設計基礎的。在政治生活中,沒有更好的辦法保證“正義”成為政治家們長期的無條件的行動準則。在休謨看來,制度設計既難以排除人惡的動機,也不能克服人惡的本性,而只能控制其后果。如休謨所言,我們顯然不能靠改變人性來把人的罪惡動機變成善良的后果,我們只能通過改變惡的方向來控制它。就是說,人類社會在設定各種所需求的政治規則時,不能基于一種圣賢的道德觀,而只能以消極的防御觀為基本依歸。這亦如杰斐遜所說:在權力問題上,不要再侈談對人的信任,而是要用憲法的鎖鏈來約束他們不做壞事。 1.經濟人的假設 這是源于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理論。該理論認為人是“經濟人”,人的行為動機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利,人在本質上是追求最大的經濟利益,工作是為了物質上的報酬。亞當·斯密的理論揭示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沖突和諧的人性基礎:良好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能夠給那些既有益于個人完善又有助于他人幸福的品質提供培養和發揮作用的環境,同時又能夠有效地控制那些損人利己的惡劣品質和行徑。 傳統社會主義認識的誤區之一就是過分仰賴“公仆”的道德心和才智。經濟體制上的單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這就要求管理公有經濟的人都能一心為公,并有足夠的聰明才智來協調生產與需求的關系。“道德人”的假設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是極為危險的。即使有足夠的公心,我們也很難保證其制定戰略是足夠的理智和科學的。因此,對人的私欲要有清醒的認識并應有抑惡的制度約束。人性是否自私,是善還是惡,是形而上學問題,這里不去討論,但人有私欲是不爭的現實。恩格斯就曾說:“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15]
一個運行良好的和諧社會就是能夠最大程度滿足人的各種正當需要的社會。當然,私欲常常會越出一定的范圍,侵害他人利益、危害社會。這時就需要制度來加以約束。我們的傳統政治文化缺乏對權力作惡清醒的認識,總希望有圣人來實行仁政。而西方近代以來,主要是堅持抑惡原則,即假想人性是惡的,并發明種種制度來抑制其膨脹。在制度建設上還是把人當作“經濟人”為好。假想人性中有為惡的一面,并進行制度和輿論約束,反而清廉的人更多。[16] 3.有限理性人的假設 有限理性人的假設之一是假設人是理性的動物,而理性的人是計較功利的。19世紀的一些政治思想家直接從人性的自私推出私有制的必然性和實行民主的必要性。功利主義者邊沁認為,人的本性是計較功利的,國家存在的理由就是保護私人利益。為了使公民能夠追求最大的功利,政府的職能應該盡量限制在保護人身安全和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范圍內。盡管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受到新自由主義的挑戰,但這種主張私有制并要求盡量減少國家干預的主張仍然很頑強,保守自由主義者哈耶克就強烈地主張:哪里沒有財產,哪里就沒有公正。有限理性人的假設之二是假設決策者是理性的人。政治和管理行為歸根結底是決策行為,決策具有對理性追求的傾向。決策理論按理性的作用分為三類:一是絕對理性決策;二是排斥理性的非理性決策;三是有限理性決策。人是理性的動物,但實際上人的理性會受到交往中的信息獲取、認識能力等因素的制約,一個決策不可能在絕對信息狀態下做出,因此,絕對理性的決策是不可能的,而排斥理性的非理性決策是狂妄的,惟有有限理性是決策的真實前提。有限理性的決策,需要一系列制度的保障,排除非理性行為,盡可能獲取充分的信息,確保決策質量。信息公開、參與程序等等制度就是克服有限理性弊端的必要選擇。 制度是一種規范,是一種固化的社會關系,制度所具有的功能形成一種既定的力量,作用著人的和諧發展。制度是人為設計的一種社會行為規則。著名經濟學家斯諾認為,制度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或博弈規則。或者更規范地說,制度是構建人類相互行為的人為設定的約束。制度維護秩序,秩序鼓勵信賴和信任,并減少合作成本。人們生活在制度普遍存在的社會中,人的發展離不開制度的影響。 制度具有激勵作用,它激勵著人們追求能力的全面發展。制度是一種激勵機制,通過提倡什么和反對什么,引導人們的活動向著有益于人的能力發揮的方向發展。制度的激勵機制還通過物質的、精神的獎勵去激發人的熱情,達到自我實現。自我實現是人的需要的最高層次,是一種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潛能并完成某項工作或某項事業的欲望。這種欲望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能動性,使人的潛在的能力發揮出來,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利用一切因素去提高自己的素質和能力,使自己的能力趨向全面。 制度具有形塑作用,它塑造著人的自由個性的形成。人的自由個性的形成不是任意的發展自己的個性,自由個性的形成脫離不開現實的社會生活,
更脫離不開現實的制度。人是在制度的范圍內自由發展個性的各個方面。個性的形成有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制度在導引著人們按照制度的規則行事,這種遵循制度規則的生活方式,就培養了人的個性,指引著個性的發展方向。只有在制度指引下養成的個性才是符合規律的、適合社會生活的,這就避免了個人和社會的矛盾沖突,這樣的個性才能健康發展。 制度具有規范作用,他規范著人與世界的關系協調發展。人與世界的關系需要協調的發展,這是共識。具體來說,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不是單純的個人行為,而是人類與自然,人與人之間在發生關系,單靠個人的自律和理性是不能協調這些復雜關系的,制度的規范作用就發揮了它的功能。制度規范了人的活動方式。在一定意義上,把人的活動納入到有序的范圍,制度用規則的形式解決這些關系中的矛盾,協調著這些關系,避免了人與世界的諸多矛盾,從而使人們在一個穩定有序的環境中生存發展。 (三)文化與人的和諧發展 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理論把文化的實質與人的發展作統一的理解,認為文化主要展現的是人的智力與能力以及趣味、愛好和需要,是人的尺度和人的發展的程度。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理論認為文化的實質即人化,是人類在改造自然、社會和人本身的歷史過程中,賦予物質和精神產品全部總和以及人的行為方式以人化的形式的特殊活動。文化當然包括著物質和精神產品本身,但是無論哪一個時代、哪一個民族的文化,它更主要展現的是人的智力與能力以及趣味、愛好和需要,是人的尺度和人的發展的程度。 1.文化的產生與人的產生、社會的產生,是同一過程的不同方面 文化的發生和發展是一個社會歷史過程。人類在勞動活動中,不僅改造了自然界,而且創造了人和社會,從而形成了文化本身,人類社會也因此而較快地發展起來。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人類是一種特殊的文化存在物。人與動物的區別,人的需要、才能和發展程度,都在文化存在中反映出來,形成人類生存的具有“文化意義”的世界。人們通常把文化作為一種存在的東西劃分出來,是相對于自然物的存在而言。在這個意義上,文化表征著人類有意識的活動所創造的“第二自然”,代表著通過物質、精神活動及其全部成果所展現出來的人的發展的方面。在這里,必須對文化存在與社會存在作出區分。社會存在揭示社會生活的物質基礎方面,它是以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社會物質關系的總和。社會存在相對于社會意識,是社會意識的基礎和決定性因素。文化存在則滲透于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之中,它的內核在于揭示人與動物的區別,揭示“文化物”與“自然物”的區別,以及基于這一區別的人類發展的程度。因此,文化存在歸根到底也為社會存在所決定,但又與社會存在概念有著不同的意義。文化存在意指人的發展,它揭示出只有在文化存在中并通過文化存在,才有人的歷史、人的社會經歷和人的生活。 2.人創造文化,文化又塑造人,構成文化發展的內在動力,形成文化與人類和諧發展的相輔相成的歷史過程 人類與文化的關系,是主客體的雙向建構關系。一方面,人類是創造文化的主體。人類在滿足自身需要的對象性活動中創造了文化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是文化的主體,人類所創造的“第二自然”是人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于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面前的人的心理學。”[17]
另一方面,文化本身又具有超越主體的客觀形式,具有自己特定的結構和功能,形成人類社會特有的遺傳機制。人的社會素質不是通過生物學遺傳機制形成的,它通過文化而實現人的社會化。借助于文化,社會經驗從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不斷地傳遞,并實現著國家之間、民族之間的交往傳播。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又在塑造人,每個人身上都留有文化的印記。 文化發展的歷史表明,人類作為特定的文化存在物,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獲得自身的意義的。這是人類從異己的自然和社會的控制下不斷解放出來,從而獲得自身完全意義的歷史過程。只有從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來考察文化發展和文化存在,才能全面理解文化的意義,掌握文化的實質和內涵,即文化不是別的東西,而是人自身的發展。離開了文化,便沒有人及其全面和諧而自由的發展,反之也一樣。[18]因此,積極進行文化創新,努力繁榮先進文化,是實現人的和諧發展的路徑之一。 結語:和諧是人的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總之,和諧是世界發展的顯著特征,而人類社會作為世界構成的一部分及人與自然的有機統一,必然要尋求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總體性和諧發展。和諧是人的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人與自然作為物質世界的兩個要素,人總是基于自身的需要通過實踐改造自然,而自然界又反作用于人類自身。尤其是自工業革命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人類認識自然能力的提高,人類對自然的影響和作用不斷加強,自然界的生態系統遭到破壞,與人類生存利害攸關的全球性問題凸現。因此,為了人類自身的可持續發展,保護環境,關愛自然,在堅持人的發展的同時實現對自然的保護,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已經成為當今社會人類的共識。同時,促進人的發展必須實現人與社會發展的和諧統一。社會進步和人的發展是一個內在統一的進程,人的發展是社會進步的核心和標尺。另外,人的發展又是人與人之間和諧關系的建構和完善,實現人與人之間的互惠共生關系,消除人與人之間各種人為的障礙,形成一種和諧融洽的人際環境,是實現社會進步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必然要求。 [參考文獻] [1]黃楠森:《人學原理》,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2]袁貴仁:《馬克思的人學思想》,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 [3]韓慶祥:《馬克思人學思想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4]吳向東:《制度與人的全面發展》,《哲學研究》,2004年第8期。 [5]楊芷英:《論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馬克思主義研究》,2005年第 3期。 [1] 該文摘自作者博士后研究報告《人的和諧發展——和諧社會的價值取向》第四章、第五章。 [2] 作者系哲學所2007年進站博士后研究人員,現已出站,副研究員。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P56。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P46。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P67–68。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P107–108。 [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P1。 [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P9。 [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P9。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P297。 [11] 李松齡、杜彥瑾:《和諧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求索》,2006年第3期。 [12] 康芒斯:《制度經濟學》上卷,商務印書館,1962年,P171。 [13] 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人民政協報》,2005年6月27日版,A1、A2版。 [14] [美]斯蒂芬·L·埃爾金、卡羅爾·愛德華·索烏坦:《新憲政論》,周葉謙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P27–28 [1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P235。 [16] 陳永森:《公私觀與和諧社會的制度安排》,《甘肅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 [1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P306。 [18] 孔德華:《人的和諧發展的人學意蘊》,《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 |
|